編者註：本文1萬7千多字，首次系統揭開中共國家安全部第十局的真面目。作者為深耕情報領域多年的研究者，長期追蹤中國情報與影響力活動。本文披露的第十局內部架構、人事、運作模式與真實案例，為目前中英文公開資料中最詳盡、最權威的版本。
隨著中國國力提升和全球布局的推進，國家安全體系的海外延伸已成為國際安全和情報學界關注的核心議題。中共國家安全部（MSS）作為中共體制下最為隱蔽且具全球觸角的情報機關，其內設各局承擔著多樣化且專業化的安全任務。尤其是第十局，以「對外保防偵察」之名，系統負責海外華人社區、流亡異見人士以及外部威脅的預警、干預和鎮壓。近年來，全球多國不斷揭露中共針對僑界與異見群體的大規模監控、跨國施壓甚至選舉影響行動，將第十局推向輿論與政策的風口浪尖。
1. 歷史背景及第十局的設立
國家安全部（MSS）於1983年成立，由中國共產黨中央調查部與公安部反間諜部門合併而成。此項重組由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提出，並於1983年6月20日批准，旨在「保護國家安全，加強反間諜工作」。自成立之初，國家安全部的任務反映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共對外國滲透和內部異見的高度關注。MSS各局結構旨在應對外部和內部安全威脅，符合中共認為內部反對勢力常與外部「敵對勢力」相聯結的觀點。
其中關鍵單位之一是第十局，其使命隨著時間演變。早期外部分析（約20世紀90年代）將第十局描述為「科技情報局」，專注於從西方收集經濟、科技情報。這反映了中國80～90年代獲取外國技術的推動（類似俄國及東歐情報機構的做法），並從毛時代單純政治情報轉向技術情報。然而，權威中國資料及後續調查顯示，第十局核心職能並非單純技術間諜，而是「對外保防偵察」——即面向境外的反間諜和安全行動。中文稱為「對外保防偵察局」，常譯為「對外安全與偵察局」。其設立源於監控和消除海外華人社區及外國實體中被視為威脅的需求，特別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海外異見人士大量流散，角色尤為重要。至90年代末，MSS正式明確第十局職責為「監控駐外機構人員及海外留學生，調查海外反動組織活動」，表明該局可能於80年代中期設立或改組，專門防範「外部顛覆勢力」及海外異見。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MSS結構的公開信息稀少且有時矛盾。例如，1997年香港一份報告誤將第十局定位為科技情報局，而1998年中共內部組織記錄明確將其定義為對外反顛覆單位。此差異或因MSS優先級變化，或為誤導——MSS局名通常故意模糊。總體來看，至2000年代，第十局已確立為MSS海外反間諜及政治安全部門。其設立與演變反映了中共安全戰略的轉變：從單純收集外國情報支持發展，轉向積極防範來自海外的中共統治威脅。
示意圖。2024年3月6日，北京全國人大期間，保全人員站在人民大會堂西藏廳外的玻璃門後面。(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2. 領導層、結構及關鍵人員
領導層：MSS各局局長身份高度保密，但與第十局相關的少數高層官員已為人知。著名者如馬建——國家安全部職業官員，曾任第十局局長。其任內明確負責監控海外中共官員及留學生，調查海外「反動」組織。2006年，馬建升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顯示其職務的重要性。2015年，馬建因腐敗被拘捕並定罪，成為習近平反腐運動中首位被公開罷免的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其倒台與其和富商勾結有關，暴露內部嚴重腐敗，也體現習近平整頓安全系統的決心（此前安全系統受周永康等人影響）。此後第十局一度缺乏公開領導人，至2025年局長仍未公開。MSS的保密文化使局長通常僅在升至副部長級或爆發醜聞時才為外界所知。
歷史上，MSS由部長及數名副部長領導，每位副部長可能監管多個局。第十局可能向主管反間諜或政治安全的副部長匯報。例如，2000年代初晉升的邱進曾主管第八局反間諜調查，雖非第十局出身，但其晉升軌跡表明了局長晉升路徑。馬建被免後，可能由第十局內部或省級部門高級官員接任，但無公開資料證實。
結構與分支：據專家分析，第十局內部按地區或目標類別劃分多個部門，具體細節未公開。其中文名「對外保防偵察」字面含義為對外保護與偵察，表明雙重職責：保護海外中共利益及人員、偵察境外敵對勢力。實際工作包括：
– 按地理區域劃分的海外華人社區及留學生（如北美、歐洲、亞太等）
– 境外異見或分裂運動（藏墮胎亡團體、維吾爾活動家、台灣獨派網絡、民主組織）
– 監控駐外中共官員及僑民，防止叛逃或針對他們的間諜活動
– 反間諜聯絡，與其它局或本地線人合作監視涉華僑的外國實體
各部門可能與駐外MSS站點或外交掩護官員協調。省級國家安全廳也支持第十局任務，如廣東、山東MSS官員曾在美國監視異見人士案件中擔任操控者，表明省級單位參與海外行動（可能針對本省籍僑民）。儘管指揮鏈不明，第十局總部負責指揮這些行動，整合中央與地方情報。
關鍵人員：除馬建外，少有第十局人員公開。2022年美國起訴的四名MSS官員（Feng He, Jie Ji, Ming Li and Keqing Lu）來自廣東、青島，雖未明確所屬局，但其任務與第十局職責相符，可能受第十局或其省級分支指揮。
無公開組織圖顯示第十局副局長或部門。2010年代MSS共設18個編號局，第十局在反間諜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其與第七局（反間諜情報）、第八局（反間諜調查）、第九局（對內保防偵查）協同，第十局專注境外，常與第九局（對內保防偵查）形成陰陽配合，也與第二局（外交掩護）密切合作。
綜上所述，第十局領導層神秘，歷來由資深反間諜官員執掌，結構按全球華僑區域及目標群體劃分。其人員是MSS海外間諜大軍的一部分，據估計全球約4萬人，低調行動，確保中共「眼睛和耳朵」遍布全球華人社區。
3. 第十局的行動範圍與領域
任務範圍：第十局涵蓋反間諜、政治安全及情報收集，涉及海外中國公民及利益。官方表述為「監督和監控境外中國機構人員（如使館、企業、學生會），調查海外敵對或反動組織活動」。職責跨越兩個領域：
– 保護性安全：保護國家機密及海外人員免受外國間諜或叛逃威脅
– 進攻性反顛覆：監視並破壞北京視為威脅的境外團體
主要關注領域：
– 華僑及留學生：緊密監控海外華僑，尤其是學生和訪問學者。中國資料稱其「負責監控駐外機構人員及海外留學生」，監督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CSSA）及其它僑團，確保其遵循中共路線。局官員或代理人參加社區活動，監視異見人士、報告反共情緒，既為情報收集，也為政治影響。Mattis和Brazil指出第十局「管理海外中國學生組織」，意在引導或滲透這些群體。
– 境外「敵對」組織：北京將多種流亡或反共團體視為「反動」或「敵對勢力」，第十局針對包括：
– 民主異見網絡：如1989年學生運動海外分支、人權NGO
– 民族分裂運動：藏墮胎亡政府及倡導團體、維吾爾世界大會、蒙古等
– 台灣獨派組織：雖台灣情報部分由其它局負責，但第十局監控海外台獨活動並反制
– 中國被禁宗教或精神團體：
– 反共媒體及活動家：海外華語媒體批評中共、知名異見人士（作家、YouTuber等）
該局收集情報並採取措施消除「威脅」。美國起訴書顯示，自2011年起，MSS官員指揮代理人在美搜集「民主活動家、台獨倡導者及維吾爾、藏人活動家」信息，這是典型的第十局行動。
– 防止叛逃及忠誠監控：防止中共官員或公民海外叛逃泄密。監控駐外外交官、科學家、留學生。用語「駐外機構人員監控」暗示MSS派駐使館的「安全官」觀察中共外交人員及訪問團，防範叛逃或被外國間諜接觸。第九局負責國內類似保護，第十局則延伸至海外。
– 經濟與科技情報（次要）：雖非主責，但第十局可能通過僑界渠道收集經濟科技情報。早期誤認為其為科技情報局，因海外華人學者可能是先進技術源。實際上，第三局負責政治經濟科技情報收集，常通過外交官和工業間諜。第十局支持監控海外學者，尋找招募或技術轉讓機會，可能與第十三局（網絡技術）協作，如需黑客攻擊異見者通訊。分析指出第十局與網絡單位合作滲透僑界，參與影響行動。
方法與手段：
– 線人網絡：招募僑界成員為線人或代理，可能是同情者或被脅迫者。如紐約學者王書君為秘密資產，向MSS報告異見者。通過愛國情懷、金錢激勵或威脅家屬培養資產，學生和訪問學者是重點。
– 臥底官員：MSS官員在海外以官方掩護（外交、媒體、學者）或非官方掩護（商人、旅客）身份活動。第一局管理「秘密線」（非官方掩護），第二局管理「公開線」（外交掩護），第十局利用兩者。例如，官員可能偽裝科技公司代表接觸華人科技專業人士，或使館文化參贊暗中監管學生團體。約4萬海外中共情報人員多用新聞、學術、商業掩護，非職業間諜而是契約工或兼職資產，降低暴露風險。此「群眾戰術」是MSS的故意策略，利用大量名義無害的中共代理人壓倒外國反間諜。
– 監視與竊聽：第十局可調用MSS技術部門進行海外目標監控。第十四局負責郵件及電信攔截。針對僑界異見者，MSS可能指使黑客攻擊其郵箱、電話，安裝惡意軟體，常被歸因於國家黑客。FBI指出江蘇安全部門關聯黑客針對維吾爾活動家。第十局協調此類網絡入侵以監控政治異見。
– 秘密行動與騷擾：除情報收集外，第十局被認為參與破壞或恐嚇海外批評者，如匿名威脅、組織親中反抗示威，甚至脅迫行動。2021-2022年，美國指控MSS策劃破壞一位華裔異見者（天安門事件倖存者）參與國會競選，試圖雇私家偵探詆毀或傷害這位候選人。此類大膽行動顯示第十局為消除海外異見不惜跨國鎮壓。
– 聯絡與統戰策略：第十局與中共統戰部（UFWD）並行，後者公開拉攏海外華人及影響外國精英。第十局向統戰部提供情報，有時藉助統戰網絡掩護行動。MSS第十二局專責統戰工作，表明情報與影響行動緊密協作。統戰部用「軟」手段（文化活動、鄉親會、商業聯繫）影響僑界；MSS則提供秘密「棒子」，監視並於必要時壓制異見。
第十局覆蓋海外華人安全情報全領域，是中國海外秘密警察和反間諜機構，嚴密監控西方大學留學生及流亡異見者。其工具從傳統間諜手法（招募代理、信息死信箱、加密通訊）到現代網絡間諜，體現MSS內外安全融合，將僑界視為潛在資產與威脅，確保「黨的眼睛觸及每個海外中國人」。
4. 重要行動、任務與事件
由於MSS高度保密，第十局的具體行動通常僅在被外國反間諜機構揭露或內部泄密時曝光。以下為與第十局職責相關的若干著名任務和事件：
– 監視美國境內異見人士（2011–2022）：2022年，美國司法部公開起訴四名MSS官員及一名中共代理人，指控其長達十年的監視行動，針對中國異見人士、人權領袖及民主活動家。該中共代理人是紐約73歲的學者王書君，王書君潛入華人民主社區，秘密向MSS報告。法庭文件顯示，他被指示搜集香港民主倡導者、維吾爾和藏人活動家及台獨支持者的個人信息。MSS官員遠程指導其目標和報告內容，甚至讓其撰寫「日記」形式的談話記錄。此行動被美國稱為「獵狐行動」，與公安部的同名項目不同，體現第十局典型作風：利用社區內部人士監控僑界異見。FBI稱此案「揭示中國政府對沉默批評者的嚴肅態度，目標遍及美國及全球」。這可能是迄今最明確的第十局針對海外華人異見的行動案例，且與廣東、山東省級MSS辦公室協作。
– 騷擾與脅迫海外異見人士：多起事件顯示協調恐嚇或遣返異見者：
– 針對國會候選人的陰謀（2021）：據美國司法部文件，一名中共MSS代理人（盧建旺）在中國雇用紐約私家偵探，企圖破壞熊焱競選（美軍退伍軍人、天安門事件倖存者）。該代理人建議使用「美人計」或暴力手段詆毀或傷害熊焱。此陰謀被FBI挫敗，顯示MSS為懲罰反共立場不惜跨境使用骯髒手段，類似冷戰時期蘇聯的克格勃。此類針對美國選舉參與者的行動凸顯第十局活動已涉入外國政治，超越單純監控。
– 跨國鎮壓（「獵狐行動」）：中共政府全球追逃行動主要由公安部領導，MSS有時參與，尤其針對政治人物。2020年，美國指控七人（含疑似MSS資產）在新澤西跟蹤騷擾一名中國流亡者，逼其回國。FBI官員稱此類行動旨在「限制言論自由、攻擊異見，維護共產黨權力」。此類行動，公安部通常利用法律手段（如國際刑警紅色通緝令），而MSS負責秘密監控和恐嚇。第十局自然參與了定位異見者及協調秘密脅迫。
– 書商與富豪失蹤案：雖細節不明，但MSS被懷疑參與多起海外中國大陸或香港公民的失蹤案。如瑞典籍書商桂民海2015年在泰國失蹤，後被拘押到中國。2017年，億萬富豪肖建華疑似在香港被綁架。此類行動可能由省級MSS局（如廣東）執行，屬對外安全工作。2020年前香港特殊，官方不公開MSS活動，但第十局與第四局（港澳事務）可能秘密運作，抓捕政治敏感人物。此類事件體現第十局的極端職能——違反東道國法律的跨境綁架，反映北京最高層指令「無所不用其極」地消除威脅。
– 西方學術與產業滲透：第十局也參與模糊情報收集與影響活動。典型模式是招募西方華人學生或科學家為實驗室或企業線人，竊取技術或專有信息。儘管大部分技術間諜歸咎於中共軍方網絡單位或MSS技術局，但第十局提供人力網絡。例如，MSS官員曾接觸華裔科學家，傳遞研究數據回國。2018年，江蘇省安全廳副處長徐炎鈞在比利時被捕，涉嫌竊取航空技術，招募通用電氣內部人員。雖屬省局案件，但反映了MSS全球技術竊取努力。第十局支持此類任務，提供旅行掩護、背景調查及安全渠道。
– 與統戰部影響行動協作：第十局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影響行動中扮演幕后角色。2019年澳洲叛逃者王立強稱曾協助中共情報干預台灣選舉、滲透香港抗議運動，涉及資助親中候選人及控制學生會。雖其可信度受質疑，但澳大利亞安全機構證實了廣泛的中共間諜活動。加拿大2023年情報泄露指控中共干預選舉，主要通過統戰部和外交官，MSS提供情報支持。第十局雖未公開露面，但極可能監控華裔政治人物，向北京反饋「培養」或打壓對象。
– 反間諜成效：防禦方面，第十局在防範外國間諜滲透上取得一定成效。中共官方媒體偶爾披露破獲間諜網或逮捕雙面間諜案例。2021年，MSS公布一名中國籍雙面間諜被捕，雖細節少，但可推測其在海外被接觸，第十局可能監控並最終將其拘捕。MSS聲稱外國情報機構持續試圖通過海外渠道滲透中國科研領域、國家安全機關積極破壞。每當中國籍疑似CIA線人曝光（如2010-2012年美國間諜網絡），都是第十局在僑界監控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習近平上台後強調「嚴打內鬼和外國間諜」，2017年後情報機構權威大增，顯著增強第十局能力。
第十局活動戰略清晰：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政權，跨越國界。無論間諜、破壞還是綁架，目標均為北京擔憂的可能組織反對或削弱中共權威的個人與團體。此類事件引發國際反彈——FBI逮捕、外交醜聞等，罕見揭示該局面貌。美國等國公開指責MSS「在全球範圍內以數十年未見的規模和節奏進行激進行動」，稱中共間諜「如同蘇聯的超級版本」。第十局是這一全球影響力的核心，負責近年來多起最具爭議的海外間諜案件。
不確定或推測關聯：部分事件僅推測與第十局有關，缺乏官方確認。如土耳其維吾爾流亡者遭壓迫、加拿大華人教會被監視等報導，難以明確是第十局、省局還是統戰部操作。本報告將此類聯繫標註為「未確認」。但整體證據顯示，凡涉及華僑或海外異見者的中國情報活動，多與第十局有關。
5. 情報收集方法與技術
第十局結合傳統間諜手法與現代技術完成任務，已知及推斷方法包括：
– 人力情報（HUMINT）：人力情報是第十局行動的核心，包括招募目標社區代理人、培養線人、派遣掩護官員。多數代理為海外華人，因語言文化相通易於接觸。局方常利用學生監視同學，或拉攏社區領袖報告政治態度。面對面會晤常在中國境內進行，如紐約代理王書君被指示赴中國與操控者會面，借家訪或學術會議掩護，確保全全溝通。
– 安全通訊：第十局官員使用加密應用、郵件及密碼語言與資產聯繫。美國異見監控案中，操控者通過「加密通訊應用和郵件」指揮代理，代理撰寫加密「日記」文件供MSS遠程訪問。雲郵件草稿、隱寫術、死信郵箱是常用手法。MSS官員頻繁更換手機和帳戶規避偵查，常用中國平台（QQ、微信）端到端加密，雖易被西方信號情報截獲。第十局可能與第十三、十四局技術部門協作，提供加密及網絡安全支持。
– 電子監控與網絡行動：人力情報同時輔以網絡間諜。第十局可請求黑客攻擊或電子竊聽。中國網絡單位（含APT40、APT17等MSS關聯黑客）被捕時常針對海外華人異見者郵箱、聊天群及手機。網絡安全報告揭示針對藏維活動社區的惡意軟體攻擊，疑為國家安全機關策劃。2020年美國起訴兩名與MSS合作的中國黑客，涉及全球竊取新冠研究等數據。天津國家安全局（MSS省級機構）與APT10黑客團伙有關，顯示省局具備網絡能力。第十局可能與此類單位聯動，針對目標通訊或僑界論壇實施監控。DNS劫持、釣魚攻擊、手機間諜軟體均被用於海外華人活動家，體現高度技術融合。
– 實地監視：MSS官員及本地線人對目標實施實地監控，包括參加公開活動（集會、會議）、尾隨目標。典型任務如監視海外天安門事件紀念活動參與者。曾有報導指中共特工赴美異見者家門前留恐嚇字條、安裝GPS追蹤器，符合MSS恐嚇手法，雖當時公安部人員亦涉案。第十局海外行動可能與當地私家偵探或華裔雇員合作，減少中共官員直接曝光的可能性。西方反間諜機構認為MSS利用龐大僑界作為「地面眼睛」，普通遊客或學生可被動員觀察異見活動，實現「群眾外包」。
– 技術裝備：MSS使用多種間諜設備。第十三局負責研發和配備間諜器材。第十局可能使用微型錄音設備、隱蔽攝影頭、IMSI捕獲器（手機監聽器）及郵件攔截。中國資料稱第十四局負責「郵件檢查和電信控制」，暗示MSS可截獲國際郵件或包裹。異見者寄送材料時郵件失蹤事件疑為MSS干預。2019年波蘭曝光一名MSS二局官員攜帶疑似間諜電子設備，技術手段與第十局有交叉。
– 開源情報（OSINT）：僑界動態大量依賴開源情報，包括新聞、社交媒體、出版物。第十一局通過其對外形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CICIR）開展廣泛開源分析，研究海外華人政治趨勢，為第十局提供目標優先級和策略。社交媒體監控尤為重要，MSS追蹤推特、臉書、微信、Telegram等平台上的異見網絡。近年來，國家安全官員警告外部利用社交媒體煽動動亂，反映對這些平台的密切關注。第十局官員可能以化名潛伏華人聊天群，收集基層輿情。
– 與當地合作夥伴聯合行動：部分國家，尤其與北京關係友好的東南亞、中東、非洲國家，MSS可藉助當地情報或警方協助拘捕或驅逐異見者。第十局協調此類案件。2006年烏茲別克斯坦引渡維吾爾活動家尤素甫切利爾，即疑由中共特工與當地安全部門合作。泰國應北京要求遣返中國避難者亦疑有MSS參與。
可以顯示出，第十局運用人力、電子、心理多重手段，務實採用有效方法。若異見者親屬在中國受脅迫，第十局可聯動公安部施壓。若加拿大學生群策劃抗議，第十局可派網絡單位黑客攻擊微信群，同時內部線人報告計劃。此多管齊下策略使目標難以規避，實質將中共監控延伸至海外華人家門口。
6. 與其它國家安全部局、中共軍方單位及國家機關的協作
在國家安全部內部：第十局並非孤立運作，而是MSS多個局組成的矩陣之一，常在案件中協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