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迎馬列
俞頌華（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七），明將俞大猷之後，留日生。一九二○年，由張東蓀、梁啓超促成，俞頌華以京滬二報特派記者赴俄，瞿秋白僅為其所雇譯員，曾採訪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赤俄領導人，首批感受了「社會主義優越性」 ──供給制，免費食宿（有時也挨餓）。俞頌華連續發回報導，與瞿秋白一起將馬列主義「販運」回華。其後，俞頌華任《申報》總編，三七年四月進入延安採訪毛周朱張，發表長篇報導。二八至四九年，俞家經常為瞿秋白（三五年逝）、范長江等中共黨員提供掩護。其學生有范長江、石西民、陸怡、沈昌煥（國府外長）。抗戰後國共內戰，俞頌華上了國民黨暗殺黑名單。
但他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不遠萬里販運回華的這個「主義」，非但沒有長宜子孫、澤被後人，反而肇禍連連，其子其孫竟成為直接受害者。俞家三代一滴淚，一滴那麼滯墜的國淚！
子死五七
第二代，其子俞彪文（一九二六至一九五七），東吳大學及滬江大學經濟系畢業生，四九年拒赴台灣，參加開國大典，任中國保險公司辦公廳副主任（十四級），得財長李先念好評。因對保險工作提出一些改進意見，而被劃右，五七年七月十九日，「偉大反右」高潮中跳樓自殺（三十一歲）。
俞彪文「與人民對抗到底」，上海外灘中國銀行骨幹的母親（四九年參與接管），被迫提前退休，工資減半（三十七元），直至八六年去世。妻子（重慶大學經濟系畢業生、馬寅初學生）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七九年七月，中國保險總公司人事處長到俞家宣布「改正」：「你的父親過去犯了錯誤，現在寬大為懷就不算了。」民政局按五七年標準發放撫恤金三百六十元（七九年標準應為一千五百元）。這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寬大為懷」！
二○○三年，其妻臨終前告訴二子：她當時也想自盡，曾多次徘徊故宮護城河邊，實在不忍拋下兩個四歲與一歲的幼兒，才堅強活下來。「中年喪夫，老年兩個兒子分別得精神病與蒙冤入獄，我這輩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艱難。」
孫陷冤困
第三代，俞梅蓀（一九五三出生）、俞頌蓀（一九五六出生）從小生活在「狗崽子」的屈辱中。頌蓀中學三次自殺，精神抑鬱，十一年喘息於精神病院。其祖居被長寧區前政協委員惠進德（梅蓀江西插友）構陷侵吞，官司一拖四年，要回祖產，征途漫漫。
俞梅蓀七九年入黨，八四年北大法律系畢業，中南海辦公十年，任國務院辦公廳經濟法規研究中心綜合秘書組長、中國經濟法研究會研究部主任、《經濟法制》編輯部主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顧明（曾任周恩來秘書）之秘書，著有《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十多家報刊轉載，中國社科院優秀論文獎）。八八年正處，九一年副研，九三年北大法律系兼職副教授。九二年，依慣例向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主任出示《十四大徵求意見稿》，為其搞好法治宣傳提供便利。因一時疏忽，文件被盜印，再牽扯到一筆與本案無關的兩千元資料費，被控犯罪，九四年一月底被捕。
泄密並未造成任何後果，反而產生正面良效，且由江平大律師（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無罪辯護，首長顧明也伸手相援，但仍判刑三年，一生就此被毀。
他入獄後，表現良好，本可減刑一年，因不認罪，蹲滿三年。九七年一月出獄後因不認罪，片警「依法」不讓申請低保，且各方推諉，不解決其生計。應聘求職，屢因「刑釋人員」遭拒。如今歲垂六旬，生存無著，老婆離去。為照顧弟弟、要回祖產，俞梅蓀長年流浪於滬，備嘗艱辛，哀嘆「偌大上海灘，已無我倆的棲身之地。」
兄長入獄，其弟受驚，精神病復發，再入上海精神病院。如今，祖居被吞，弟弟無家可歸，長年滯留精神病院，多次自殺，電擊休克治療使其喪失記憶。○八年後，參與立法十年的俞梅蓀，竟也淪為求告無門的訪民（為祖屋被占），落難江湖，深陷困境。
出獄後，俞梅蓀致力底層法律，發表法治文章數十篇，替失地農民維權、出席「右派」聚會，成為警方「重點保護對象」，家門口一度探頭伺候（探架猶在），「敏感時期」警員全天候陪住。俞見警員大冬天瑟縮於傳達室，迎入家中食宿，方便人家「執行公務」，儘管有時對抗激烈。
○九年，北大法學教授、維權律師擬以俞家房產案為例召開「上訪個案研討會」，校方批准，京滬法治報刊紛紛報名參加。警方以「六十大慶」維穩為由，強令取消研討會，並將俞梅蓀「限居」在家近一月。
將一位黨員高知「培養」為苦大仇深的流浪漢，一位本可為國盡力的棟樑之才淪為求告無門的弱勢訪民，一次次領受唾面自乾的羞辱，甚至常因活不下去產生楊佳式衝動──同歸於盡。俞梅蓀現在特別理解雪夜睡在最高法院信訪辦大鐵門外的訪民，「個個艱苦卓絕，比我艱難困苦得多。我淪為訪民後，才真正理解他們的苦大仇深和萬般無奈。」
淚痕難干
俞家三代「一滴淚」，為國家提供了一份十分獨特且極其珍貴的人文標本。祖迎、子死、孫冤！大陸現狀，直接來自「光芒萬丈」的馬列主義。改革開放三十年，每艱難挪走一步，最強大的阻力均來自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