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四百萬美國政府工作人員的個人信息資料被來自中國的駭客竊取，這是兩天前在社區「鄰里守望」晚餐聚會上一位美國同行，美國媒體退休編輯告訴我的。『四百萬』!他重複回答我說，『是從美國掌管國家安全的人事部門資料中竊取的。』這顯然不是個人行為，是國家行為。我問他，『美國政府如何對應這種情況?』他搖搖頭，不置可否。一個鄰人突然大咳不知，嗆下氣管的水噴在他近旁的摺疊椅上，但是他的目光沒有離開我的臉，略帶客氣的微笑著，似乎在我的表情中上尋找答案：這是誰的麻煩?誰的過?我也笑笑，有些尷尬，把『「別了，司徒雷登」其實是你們自己造成的』這個句到嘴邊的話，跟沙拉一起吞回去了。
事後我從英文媒體上確認了此訊，同時看見另一個相關的信息令人添堵：紐約時報在報導白宮發布的這一消息時說，國家安全部已經擴大了對外國駭客的無證監控範圍。所謂『無證監控』(warrantless surveillance)意思是，在沒有法院授權的情況下收集他人信息。一般而言，在公共場所收集私人信息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涉及隱私，就必須有相應的法律手續。沒有這種手續而涉獵他人隱私的監控，在美國是違法行為。但是自『911』之後，為保衛國民安全，經國會批准，美國政府成立國土安全部，擴大了無證監控的範圍。毫無疑問，不這樣做，難以追查那些在公民中潛藏的恐怖分子。誰都知道，911恐怖分子們當年是以合法身份在美國相關機構受訓的，換言之，美國以自己的科技力量和公民空間培養了恐怖分子，增強了他們的實力。為此，美國公民在享有自由的時候付出的是生命代價。美國政府因此開始合法地實施原本非法的手段，監控範圍擴大到任何他們認為可疑的空間。針對這次的再擴大，6月4日的紐約時報報導說：此一努力，將網羅無辜的美國人的信息。意思是說，美國公民的隱私權為此將暴露在政府監控下。
自由是美國的傳世珍寶。但是當自由與生存安全發生衝突時，自由受到的挑戰相當嚴峻，矛盾非常尖銳。納粹時代，一位兩個孩子的猶太母親曾經被迫在焚屍爐前做出選擇：捨棄哪一個孩子納粹扔進焚屍爐?這樣的抉擇殘酷得令人窒息。而被迫在人身自由與人身安全之間做出選擇，對於這個珍愛自由同樣珍視生命的民族而言，理論可以做到，實際上同等殘酷。布希政府、歐巴馬政府，都毫不猶豫地選擇擴大監控範圍，以便在國土安全上防患於未然。政府的職責之一是保證國民安全，而且政府有擴大自己權力的天然衝動。
可是我清晰地記得美國老百姓的聲音。我的一位美國朋友，是位專業心理醫學看護，記得在911之後的一次聚會上，她激烈地反對政府建立國土安全部：『我們的權利會被政府蠶食!』這位如維納斯一樣美麗溫柔的女性，在那次聚會上突然變成了憤怒女神呂薩，她大聲辯駁說：這個政府沒有權利監視我們，更不能進入我們的私人生活領域!燒烤箱的周圍是一群來自另一個大陸的流亡學者和作家，習慣了以麻木對付無所不在的政府監控，對她的敏感不大以為然：你不讓政府擴大監控範圍，它怎麼保護你的安全?人身安全沒了，自由就是空頭支票。畢竟美國政府是選票選出來，它的權力受制於國會。那次美國朋友激憤的話題與燒烤之後的烤箱爐一起，被擱置在後院，沒有成為屋裡餐桌上的話題。
不過政府不光擴大監視範圍，也要求人們相互監督。『See it, say it.······』(看見就說······)，這是911之後不久，華盛頓市區地鐵站里經常播放的警訊的開頭，後面的大意是，若看見車廂里有物品比如說提包或手提箱等無人照料，你不要去觸動，而要立即報告鐵路當局採取措施。我兩年前遇見過這類事情，不過不是在地鐵上，是在華盛頓市區美國PBS電視新聞總部門前。那天我從『See it say it』地鐵出站不久，來到這裡，發現整條個街區都被封鎖了，兩條黃線隔離，警員把守，街道兩頭所有行人不能進入，街區兩邊所有建築內的任何人不得出。接著我看見光禿禿的街面上陳著兩個大手提包。顯然是手提包惹得禍。幾輛警車已經橫在街心，警員們面色冷峻，來回穿梭，無線對講不斷，有警員小心翼翼對那提包做排險處理。看來一時半會無法可想，所有人都做無奈狀。大約兩個小時過去，直到三、四輛警車、一大堆警察把那兩個神秘的大包解除「武裝」，終於放行，人們獲悉是一場虛驚。不知道哪個粗心的攝製隊員出行前忘了把攝影器材裝上車!這次瞎忙，無疑是反恐意識深入人心，路人舉報的結果。結果是草木皆兵，因為你不知道行李無人認領或地鐵突然冒煙是不是恐怖行動;也必須假定那些時而出現這裡那裡的全副武裝的軍警情報準確。
牽扯我神經的是市區景觀的變化。911之後不久，華盛頓市區憲法大道(Constitution Ave)一側的各政府機關辦公建築前，出現了一排排水泥隔離墩，拉起了防護鐵鏈，不久我又注意到，隔離墩和防護鏈之內，還有暗藏著看不見的鐵坨墩，能夠發出隆隆的響聲，從地下上升到突然裂開的地面，它尖角可以調整方向，有效阻止任行跡不軌的車輛。一些政府大樓前，還有警車和警察24小時值班，警燈閃爍不熄。所有一切都嚴陣以待、分秒必爭、警惕著平地不安、禍從天降的危機。無論白天夜晚、清晨黃昏，每次我路過這些『敵戰區』，望著閃爍不斷的警燈，我就情不自禁地嘗試著想像如此景觀能夠常態化為路邊的樹木或街上的交通燈，每次努力都失敗：這是水下潛泳時的屏吸狀態和開槍瞄準前的高度凝神狀態，何以長久?可是，這種景象自從出現就沒再中斷過，延續至今已經不是一周兩周、一個月一季度、一年數年，而是十數年了，它已經長入憲法大道政府各機關大樓，成為它們的一部分了。要到世界恐怖主義壽終正寢才能結束，可是恐怖主義正方興未艾。
世界自由之都華盛頓的氣脈匯聚之地，它的莊嚴、安詳、美麗、自信，被這些醜陋的安全設施碾碎了，而且似乎永遠碾碎了。
波士頓爆炸案可能與蓋達組織或伊斯蘭恐怖分子有關
不久我聽見了美國人的反應。一位美國外地遊客寫信給《華盛頓快報》(Washington Express)說：······多年後我再度訪問華盛頓首府，感覺難以名狀：我們的政府建起了自我隔離的屏障，而我們的警察竟隨時可以叫住路上任何一個公民，詢問他的來歷，檢查他的身份證!他們憑什麼這麼做?僅僅是因為他們看著他可疑嗎?這個城市變得如此粗鄙醜陋蠻橫。這位遊客最後傷感而憤怒地表示：我在這裡沒有安全感。不，這不再是的祖國，這不再是我的首都!
我是在地鐵上讀到這封讀者來信的全文的，感覺僅次於遭到一次真正的恐怖襲擊，突然想起布希總統在紐約雙子塔倒塌後不久發表的聲明，其中說：恐怖主義是對我們自由生活方式的詆毀。這句簡單陳述句當時就烙進我心，卻沒有進入我大腦。分享美國公民的憤怒，我才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句帶血的呻吟!只有生於自由，創造自由、護衛自由，與自由融為一體的人們，才能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一分鐘發出這樣的呻吟。
從前，在美國航班的空中航線上，駕駛艙是開著的，平穩飛行時，悠閒的乘客可以走進去跟機長聊天，好奇的孩子可以站在駕駛位置後，觀望白雲在艙外漂浮，光線在前方閃爍，提出各種好奇的問題讓機長叔叔解答。現在，駕駛艙永遠對乘客關閉了!你甚至不再知道機長長什麼樣，只能聽見他從話筒傳來的指令。美國政府任何建築包括那些政府資助的博物館、圖書館、展覽館永遠不能自由進出了，你必須交出所有攜帶的物件接受檢查!登機的檢查最嚴格，不僅所有流質物品必須裝進透明塑膠袋封閉才能過安檢，大衣、外套、夾克等須脫掉，首飾、鞋子、甚至腰間皮帶也得解開卸下，不管你是何方神聖，只能光著腳丫子，提著褲腰，悻悻然通過檢查區，到了中間還得放下褲腰，舉起雙臂，岔開兩腿，以投降狀接受儀器掃描，好像你就是他們等候已久的恐怖分子。末了你過關了，箱子沒過。他們把你的箱子打開翻亂，一一捏弄，板著面孔問你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再把所有物什一團亂麻地塞回去，蓋不上蓋也要使勁蓋上。你一手捏住護照和機票，一手拎提著兩隻鞋、一隻眼睛盯住傳送帶上的手錶手機首飾手提電腦，另一隻眼睛盯住你的呲牙裂嘴的箱子，扭著身子骨，抻著脖子，等候安檢放行。有時候等來的不是放行，是重頭再來一次。安檢警員很客氣，有時候還微笑，不過仔細一看，他們無論男女，眼睛裡全是不信任的凶光。有一次在杜勒斯國際機場安檢處，我看見我後面那個男人幾次不過關：每次搜查完畢，無論他怎樣規規矩矩再做投降狀，重新掃描的圖像總顯示他的前胸後背布滿陰影。他上身就一件襯衫，翻來覆去仔細摸索，還是那件襯衫。安檢員們把那男人折騰得沒了脾氣也沒了表情，最後勉強放行。那男人不是恐怖分子，我肯定他的胸腔沒裝自殺炸彈而全是對這個國家的敬意，他的心臟也沒按裝金屬瓣膜只有對自由的嚮往，因為那人是我家人鄭義。我問警員為啥你的掃描機總顯示陰影?警員聳聳肩說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恐怖主義何時攻擊、專制主義怎樣滲透，我們再也不能確定我們的手機是否正被監聽?信件是否已被檢查。有一次一位援華抗戰的美國老兵告訴我，他的信箱被監控了。我以為是因為與我往來導致中共當局涉入，結果他說天知道!他說更可能是美國國土安全部!他說，他們的邏輯很奇怪。又說，可是你有什麼辦法!
為了保證人身安全，人們必須交出部分自由。否則，你就得承受恐怖分子隨時出現的恐懼，做好喪命的準備。
這個年輕的、只有勝利只有歡樂以至於在古老中國眼裡單純到傻模傻樣的民族，從此有了憂傷，有了懷疑，有了困惑，他們的可口可樂再也不全是從胃口直衝鼻腔的搖滾怪味，也有了榨乾身體鈣質的苦澀。麥卡錫時代，即便為了清除共產因素而公開自我審查後又自我批判，美國也沒有這樣的傷感過。歲月不是年齡的唯一標識，恐怖襲擊的間接後果是美國開始揮別青年時代。步入中年的美國，文學不再是清一色的英雄主義，情節不總是遵循勝利法則，結局開始擺脫大團圓俗套，典型的例子是廣受歡迎的電視連續劇《國土安全》，那是他們咀嚼苦澀、慢慢吞咽的津液，也是這個民族性格開始走向老成的標誌。
在那個夕照下的周六，為紀念二戰勝利七十周年，我穿梭於中國抗日的戰火硝煙，在近三百名被遺忘的國軍殉國將領故事裡，把心情烤的焦黃，本想加入林蔭草坪間男女長幼，分享美國院落的清爽與安詳，卻不期然再度看見從遠處逼近的焦愁，911後不久美國院落的那個烤箱爐沒有被遺忘，現在它冒著煙，擺在美國家裡了。這煙燻火燎的痛苦多年前就被變成『呂薩』的『維納斯』不幸言中，再也無法忽略了。而這次的冤家不是中東恐怖主義，卻是東方專制主義，這個主義不僅遮蓋本國歷史，也偷竊他國現實。
亨廷頓從上個世紀末就發出過文化衝突的預言，其一是說儒家文化將與西方文化分庭抗禮。冷戰結束這些年了，他的預言沒有成為現實，威脅除了直接來自恐怖主義，中國專制主義始終不肯從所謂的經濟增長中消停，持續對自由世界構成卑鄙的威脅。而它在世界各地推銷『孔子學院』的可疑行動，類似魔鬼的『死吻』(余英時語)，不過再度讓中國傳統儒學蒙受不白之冤罷了。
冷戰遠去了，意識形態的衝突從美國左派們的紙面上煙消雲散了，專制中國因此逃過一劫，而且賺取了大把紅利起死回生。美國這個全世界最有力也相當低效的政府，除了擴大非證監控範圍，除了消極防範，如今面對來自中國的卑劣蠶食，依然需要回答近七十年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返美後國會一度辯論的那個苦澀之題：誰丟失了中國?這個問題不應該永遠咽在肚了里，四百萬政府現任和前任工作人員信息被偷竊，呂薩的憤怒和冒著煙的燒烤爐一起從院子進家門了，此題銜接美國外交和內政、歷史和今天，是美國對華政策乃至東亞政策從長久徘徊於『三八線』，從凱旋走向失敗的關鍵。不能正確回答這個問題，即使對中國的質疑成為一道當今美國學界的景觀，美國也難以找到更有力的措施保護自己的安全、守住國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