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看到一位南京大學的學生寫的校內日誌，讀來叫人心酸：
——1956年，北大北師大成為全國重點大學時，這所學校不是重點大學。這所大學的老校長在國家教委門前的雪地里坐了一夜，才僥倖與北大北師大一起辦起了研究生院。
——霍金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沒有去過這所大學，儘管他的論文中曾經數十次引用過這所大學天文、物理系發表在《science》、《nature》上的論文。
——這所大學的學生不能確定自己的母校是不是被國人尊敬。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年風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長曲欽岳先生在校廣播裡致新年賀詞和辭職聲明：「國家對教育口惠而實不至，我已身心疲憊，萬難繼續校長的工作。」學校的黨委書記因為全校帳上只剩下5萬塊錢，不得不四處借款給老師發工資。
——這所學校20年前動工興建的新校區到現在還沒有圖書館，只有一個用建築工寮組成的閱覽室。新校區裡的很多建築和景觀都是歷屆師生義務勞動建設起來的，裡面的一草一木，國家沒有投資一分錢。
上面說的這所大學就是南京大學，我的母校。她曾經是民國時期的國立中央大學，這就是她的原罪。（此處引用時對原文作了壓縮）
「這就是她的原罪」——正是帖子中的這句話引發了我對國立中央大學的興趣。當了解了她的短短几十年的歷史之後才明白，原來她才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最高學府！
一、羅家倫就任中央大學校長後指出：大學應該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中央大學的目標應該是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等這些國立大學裡一流的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
這裡說的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而不是民國時期，是因為民國時期應當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為北洋政府時期，首都為北京；後期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首都為南京。前期中國的最高學府應當是北京大學，後期的中國最高學府才是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的近代校史肇始於1902年張之洞、劉坤一等人創辦的三江師範學堂，歷經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國立江蘇大學幾次更名。前身主流意見為南京東南大學，建校歷史一般從1915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算起。南京東南大學是20世紀20年代初在張謇、蔡元培、蔣夢麟、黃炎培等人士上書教育部後建立的。當時她是與北京大學並駕齊驅的著名綜合性大學。司徒雷登曾稱稱其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國立高等學府。1927年3月，北伐軍攻占南京，6月，以國立東南大學為基礎，併入原由該校衍生的河海工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和江蘇法政大學、江蘇醫科大學及江蘇境內四所公立專門學校，在首都南京改組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5月16日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不僅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最高學府，也是整個民國時期國立大學中規模最大、系科設置最全的大學。
如蔣夢麟之於北京大學，梅貽琦之於清華大學，創建國立中央大學的關鍵人物是羅家倫。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浙江省紹興人。1914年入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文科，成為蔡元培的學生。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印刷傳單中的白話宣言《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在5月26日的《每周評論》上第一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一直沿用至今。1920年赴美留學，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習歷史，又轉往倫敦大學、柏林大學和巴黎大學深造，1925年回國，任東南大學教授。翌年參加北伐，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中央黨務學校代理教育長。1928年濟南「五三」慘案發生，蔡公時等18名中國外交人員遭日軍慘殺。羅家倫時任戰地政務委員會教育處長（蔡為外交處長），受命與日軍的師團長交涉，其膽識為世人所稱道。三個月後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時，被任命為首任校長，時年僅31歲。1932年，羅家倫35歲時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至1941年去職，任職長達10年之久。這10年，是中央大學危難深重而又發達鼎盛的10年，而羅氏便是這一時期中央大學整頓和發展的總設計師。
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可說是「受任於動亂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此時的中央大學是一個爛攤子。因為經費及學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長，以致校政無人，陷於混亂。最高當局甚為震怒，為此一度解散了中央大學，教育部派員接收中大，教員予以解聘，學生聽候甄別。羅家倫原本不想接下這個燙手的山芋，無奈前任中央大學校長、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秉承蔣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門力勸，「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出於愛國心，羅「不忍在國難期間，漠視艱危而不顧」，於是抱定「個人犧牲非所當惜」的勇氣，挑起了這副千斤重擔。
羅家倫能夠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固然是得到了蔣介石的賞識，同時也與他「五四」學生領袖的形象，濟南「五三」慘案善後處理中的個人魅力乃至其獨特的留學經歷有關。這樣的校長易為學生所接受。於是，中大的「易長風潮」便以羅家倫的到任而告平息。
羅是天生的大學校長。1932年10月11日，上任伊始的羅家倫在中央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題目為「中央大學之使命」。他認為，「創立一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學若不能負起責任來，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一個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創造，一定要趨於滅亡，被人取而代之的」；他由此提出：「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羅家倫曾先後留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倫敦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在他心目中，這些大學都是各國民族精神的體現，代表了各自「民族的靈魂」。他長校中大，志在要中大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為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他為中大設立的目標是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這些國立大學裡的一流大學。而要負起上述使命，他認為一是要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協調在這一共同意識之中。他以柏林大學為例，當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崙的軍事擠壓時，一代學者積極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貢獻綦大而影響深遠。在有了這樣的意識之下，羅家倫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謀中央大學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這就是首先要創造一個「安定」的教學環境，再進行師資、課程、設備諸方面的「充實」，以求得學校的「發展」。他預計每個時期大約需要3年，同時又辯證地提出，「在安定的時期應當有所充實；充實時期應亟謀發展；就是到了發展時期，也還應當安定。」
他為國立中央大學撰寫的校歌歌詞為：「國學堂堂，多士蹌蹌；勵學敦行，期副舉世所屬望。誠樸雄偉見學風，雍容肅穆在修養。器識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增加人類知識總量。擔負這責任在雙肩上。」並從歌詞中取出「誠樸雄偉」四字作為新學風。「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以它為升官發財的途徑，不作無目的的散漫動作，守著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地走去；「朴」，就是質樸和樸實，力避纖巧浮華，反對拿學問充門面，「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雄」，就是無懼無畏的氣魄，改變中華民族柔弱委靡的頹狀，善養吾浩然正氣，男子要有雄風，女生須無病態；「偉」，就是偉大崇高，力避門戶之見，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誠樸雄偉」後來被定為中央大學的校訓。
適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羅家倫激勵中央大學師生學習柏林大學前輩，「建立有機的民族文化」，葆有獨立精神，復興中華民族。要引導師生回歸到學術中去，校紀就不可松馳，為此他採取四項措施：一是「鬧學潮就開除」，二是「鎖校門主義」，三是「大起圖書館」，四是「把學校搬到郊外」。羅家倫本身是五四學運領袖，靠鬧學潮起家，現在卻反對學生鬧學潮，且措施極為強硬，這恐怕是他對學潮的反思所致。此舉確實耐人尋味。這讓人想起五四運動時蔡元培對學運的態度。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一向抱有「成見」，所以五四剛過，立即請辭北大校長。因為他預見到五四之後的北京大學已經難於走上「研究高深學問」的道路了：「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於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就難以滿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蔡氏對於學生運動自有一種難言之隱，既同情，也不滿。羅家倫現在反對學生鬧學潮，與蔡元培自有一致處，不過他比他的老師更強硬。其中的是非當另作別論，但在由於學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長的中大，也確是「安定」學校局面的必要之舉。
由於創辦世界一流大學非同尋常的自我期許，羅家倫自然將學校的師資聘任和學科調整擺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
羅家倫認為，大學校長的第一要務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頓校務的第一步就是延聘師資。當時大學的教師分專任和兼任兩種，而羅家倫則主張教師隊伍以專任為主，其原則是「凡可請其專任者，莫不請其專」，以求其心無二用，專心在中大授課。數年之後，中大兼任教師即由110人減至34人。而這些為數不多的兼任教員，均為某一學科的專家，為政府或其它學術機關所倚重，「本校所欲羅致而事實上又不可能者。」就聘人問題他曾經有過這樣的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撫躬自問，不曾把教學地位做過一個人情，縱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傑對此看得最為清楚：「政府中和黨中許多人向他推薦教職員，倘若資格不合，不管是什麼人，他都不接受。」羅家倫自然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後來於1941年掛冠而去，即與此有關。羅家倫的知交方東美教授這樣說過，羅為了嚴格聘任中央大學的教師，不降格以求，往往無視一些黨政上層人士的情面，推卻和婉拒了不少內部介紹，以致得罪了一些人。處在和平時期尚能相安無事，而到了戰時便不免要尋找藉口為難羅氏，其中主要是在經費方面施壓，羅無奈只得掛冠求去了。
羅家倫重師，還體現在對教師切身利益的關心上。當時公教人員斷薪是司空見慣的事。可羅家倫為了解除教職員的後顧之憂，在經費吃緊，時有短缺的情況下，總是極力維持定期發薪，絕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項，也毫不含糊。這在內憂外患之際，實屬不易，這也因此提高了中大的向心力，是中大成為群英薈萃之地。1933年中大僅理學院就新聘了10餘位著名學者擔任教授，如留美的數學博士孫光遠和曾遠榮，化學博士莊長恭，生物博士孫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羅宗洛；留學法國、授業於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煥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華大學教授胡坤院、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師就任過教授的張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學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後被羅家倫選聘為教授的還有：經濟學家馬寅初，藝術大師徐悲鴻，詩人、美學家宗白華，農學家梁希、金善寶，天文學家張鈺哲，醫學家蔡翹，建築學家劉敦楨和楊廷寶等。
尤為可貴的是，作為一個文科出身的大學校長，羅家倫卻將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理工學科放在優先配置的考量之中。方東美回憶說：「志希是學文科的，他雖然寫過《科學與玄學》的論文，但是他的科學也只是玄學式的科學，對真正的自然科學，他不會有很深的了解的。但是凡有新型的學術會議，他無有不到的，而且是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退席。當時我就笑他不務正業，校長該辦的公事有多忙，哪有這許多時間來參加這些外行的會議。他回答我說：『這你就不了解了。學問之事是個人的事體，可以很專門，但是在學術會議上，這些專家學者必須把他們的專門之學，用文字語言表達出來，來使人懂，而不會亂說話的。譬如彈道學，我完全是外行，但是我聽了彈道專家的講演，他用他的方式來表達他的專門之學，我聽了之後，至少可以抓住他的見解之要點。我認為這是一位做教授的人的首要本領。教授必須要有學問，同時要能表達，這樣才能領導學生。所以，我對這樣的學術會議，絕不放過。無論我對這些學問是如何的外行，沒有退過一次席。我的目的是在為中大求師。』就因為志希如此用心地訪求人才，他請到了北洋大學出身、後來留美成績都極優異的盧孝侯（即盧恩緒）為工學院院長，盧在工學院教學的成績也是最好的。」
羅家倫辦中大，雖然師承蔡元培，但他並不沿襲蔡元培重文理、輕實科的做法。中央大學原有文、理、法、教育、工、農、醫、商8個學院。由於1932年將設於上海的商、醫二學院劃出，因此，中大實設6個學院。羅家倫掌校後，根據國家需要和學科發展趨勢，對中大的院系設置不斷地進行調整和充實。鑑於國難深重、國內航空事業近於空白這種狀況，羅電邀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科的羅榮安回國，來中大創辦自動工程研究班（後改為機械特別研究班），培養了我國最早一批航空工業專門人才，並於1938年成立了國內第一個航空工程系。1935年，考慮到當時中國亟需醫務人才，再度創辦了醫學院。形成了中大七院的格局。後來，又先後添設或恢復了心理學系、化學工程組和畜牧獸醫專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學院改為師範學院的同時，又在該院增設了國文、英語、史地、數學、理化、體育和公民教育7系。從此，中央大學以7院40餘科的規模成為當時中國高校之最。
為了繁榮學術和促進高深學問的研究，在羅家倫的倡導下，中大創辦了兩種學術刊物。一種是「國立中央大學叢刊」，登載專門研究之著述，分為《文藝叢刊》、《社會科學叢刊》、《教育叢刊》和《農業叢刊》；另一種是「國立中央大學專篇」，對於特別有價值的著作，專印成冊。同時，為了服務於國家與社會的實際需要，羅家倫不遺餘力地謀求中大與社會事業和學術機關的合作。如，與江寧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與中央棉產改進研究所合作棉作實驗，在江蘇省推廣純良棉種，開辦中等學校教職員暑期講習班，與實業部合編《中國經濟年史》，進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調查和滇邊地理考察，等等。這一系列研究活動，既有利於國計民生，又拓寬了學校研究經費渠道，還增強了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
由於羅家倫具有「長於建設，勇於擔當」的長處，且盡職盡責，很快，中央大學在各個方面都有了跨越式的發展。至抗戰前夕，他任職僅僅五年，中大已頗有最高學府的恢宏氣勢。僅僅圖書雜誌一項，即可見其一端。接受東南大學圖書館時，中西文藏書共有4.8萬冊，而到1937年，中大圖書館收藏圖書已達40.7萬冊（中、西文各半）。1932至1937年間所購中文書中善本極多，不勝枚舉；西文書中也大多是較珍貴者，如Ceographical Journal，連續刊行134年。最貴的雜誌達7000元一套，但為了研究的需要，羅家倫均不惜巨資，全部購齊。此外，由於院系學科眾多，教學研究所需的儀器、設備、標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學亦大量購進。
羅家倫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實」，1934年時，他認為「中大發展的時機到了。」因為抗戰前，中央大學校址原在南京城內，車馬喧囂，不適於修養學問，而且地址狹小，只能容納一二千人。所以，羅家倫打定注意要在市郊另覓校址，建造一個能容納5000至10000學生的首都大學！按照他的設想，學校裡面還有近代式的實習工廠和農場。他把這稱為自己的「玫瑰色的大學夢」。他的這一設想得到了蔣介石的首肯。國民黨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築費暫定為240萬元，並訓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接月撥付遷校建築費8萬元。新校址最後選定在南京南門外約7公里處的一片叫石子岡的地方。那裡氣象宏大，山林起伏，非常時期還宜於防空；同時離秦淮河上游不遠，有一支流從此經過，不僅增加校景，而且還有工程和農業上的用處。此外，北面是龍盤虎距的紫金山，南面是樹木蔥蘢的牛首山，東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見滔滔長江，照羅家倫的說法，「這二水三山的中間，正是理想的學術都城！」
按原定計劃，一年以後工學院和農學院就可以先期遷入，30個月以後新校即可全部完工。但新校址動工半年後，便發生了盧溝橋事變。1937年8月，日本人攻占了上海。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淪陷，中央大學西遷，羅家倫「玫瑰色的大學夢」因而破滅。
但他並不死心，為此特地留下了自己的「文化遺囑」：希望「於抗戰勝利以後，每個愛護中大的人，是一定要把它實現的！」
遺憾的是，抗戰勝利後內戰很快爆發，所以他的這個遺願也就終未實現。如今，石子崗一帶已成為火葬場的所在，人們何曾想到，此處深埋著一個大學城的輝煌夢想，而這一大學城的夢想之地竟然成為火葬場的所在，又是一種多麼讓人哭笑不得的諷刺！
二、就在這間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裡，他照舊辦公，並且撰成《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一文，亮出精神之劍：「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一般的規律，教育發展的黃金歲月是國家戰亂甫定之後的和平建設時期，戰爭頻仍的年代，教育能夠勉強維持已屬不易，而要想發展，自然是不現實的幻想。
但是，國立中央大學卻超越了這個慣例，把幻想變成了現實。就在八年抗戰的「炸彈下」，她的發展不但沒有停步，反而達到了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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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如今，當國人回眸中國抗戰時期的高等學府，立即便會想到西南聯大。的確，聚集在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的許多知名學者更易於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而從這所學府走出、日後榮膺國際頂級大獎的佼佼者也為其母校增添了耀眼的光環。但是，人們卻常常忽視了如下事實：在抗戰初期的1938年開始實行全國「聯考」即統一招生的幾年中，當時全國考生總數的三分之二將中央大學作為報考的第一志願。截止到1941年中期（即羅家倫離校時），中央大學設有七個學院（文、理、法、工、農、醫、師範），一個研究院，五十六個系科，九個研究部，一個專科學校，一個附屬中學，以及醫院、農場、工廠等一系列下屬單位；有專職正、副教授183人，講師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學生3153人，全校開設課程共829種。而上溯到抗戰開始時，上述最後兩個數字卻分別為1072人和524種。顯然，這不僅是戰時，也是其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全國高校中院系最多、門類最為齊全、規模最大的一所大學。另外，四十年代初，國民政府教育部選聘若干「部聘教授」，在前兩批的45名中，中央大學入選12人，超過其總數的四分之一。這樣一組數字，無可置疑地說明中央大學才是抗戰時期中國高教界的龍頭老大。而領導這所「超級大學」的羅家倫作為抗戰期間中大的校長，其個人的戰略眼光、歷史責任感和「勇於擔當」精神都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抗戰一開始，位於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先後四次被炸。第一次被炸後，羅家倫就開始準備遷校。其實，對遷校之事，羅早有準備，「七七事變」一年前，他就叮囑總務處，造500多隻木箱，箱裡釘上鉛皮，準備將重要的圖書儀器裝箱，以備遷移之用。七七事變發生後，日軍剛侵入華北，很多人認為中日會有「和」的可能，認為羅的遷校之舉是「動搖社會人心」，是逃兵之舉，指責之辭不絕於耳。對此，羅一本初衷，並不解釋。關於新校址，大家也意見不一。有的主張遷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張遷上海租界，有的主張遷武昌珞珈山，而羅家倫當時就清醒地看到，中日戰爭會持續很久，如果遷校，最好一步到位，遷至重慶。因為重慶為戰時陪都，從南京到重慶有水路可以直達，而且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由於未雨綢繆，所以中央大學的遷移最為順利。學生們都坐船離開了南京，全校的圖書儀器都運出來了，就連航空工程係為教學用的三架飛機，醫學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屍體，都按計劃有條不紊地轉移到了重慶。
就在南京淪陷一天前，羅家倫還最後一次巡視了學校本部和農學院所在的丁家橋，看到那兒畜牧場中有許多良種的雞、鴨、豬、牛、羊等，當時已無法帶走，不得不忍痛作出決定：放棄禽畜，員工轉移。但這些禽畜都是學校花錢從外國進口的良種，場長不捨得放棄，於是連夜發動員工用船把它們運到長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數省，輾轉千里，歷時兩年。當他們帶著這些一隻不少的禽畜奇蹟般地出現在重慶沙坪垻時，一個個衣衫襤褸，羅家倫見到後也忍不住落淚，竟孩子一樣與那些「遠道歸來」的牲畜相擁親吻。聞知此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感慨道：兩個大學有兩個雞犬不留——南開大學雞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飛機投彈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學雞犬不留，卻全部都搬到重慶了。
羅家倫在壓力之下做出的遷校決定，實際上為中國保存了一個完整的大學。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學在重慶沙坪垻複課。在炸彈如雨的戰爭年代，安定已無從談起，但即使得不到經費的全額支持，中央大學仍然有較大的充實和長足的發展，學生人數從一千多增加到三千多，為此還開辦了柏溪分校。有一次，日機轟炸沙坪垻中大校舍，炸塌了二十多座房屋，羅家倫的辦公室也在其中。就在這間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裡，他照舊辦公，並且撰成《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一文，擲地有聲地亮出精神之劍：「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他向學生演講「新人生觀」，多達十五次，其內容包括「動的人生觀」、「創造的人生觀」和「大我的人生觀」。1942年，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新人生觀》，羅家倫將它作為戰時的精神禮物，「獻給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熱忱的中華兒女，尤其是青年」。他希望中國人具有「理想」、「智慧」、「人格」、「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運動家的風度」和「文化的修養」。此書出版後，五年間再版二十七次，是名副其實的暢銷讀物。一位重慶時期的中央大學學生憶述的一件「凡常小事」也足以展示他的責任心之重：「一天下午，敵機來襲，緊急警報已發出，大群的同學們仍在人行道上游來游去。羅校長身著夏布長衫，兩臂伸張，不顧自身的危險，跟在同學們的後面追趕大家進入防空洞，像個牧羊人要保護他的羊群不受傷害一樣，那景象感動人極了，也美極了。」
有人認為，在羅家倫的大學理念和辦學實踐中，他在承認大學「知識的責任」的同時，更加突出了大學對於民族國家建設的重要性，強調培育服務於國家政權需要的現代國家公民，以及在教育過程中灌輸主流的意識形態和黨派價值觀。而實際情況是，集政、學於一身的羅家倫雖然注重用「政」來統馭「學」，但在教育實踐中，即使在抗日戰爭這一最需要實行集中統一的非常時期，也始終沒有從根本上放棄「教育獨立」、「學術自由」這一世界大學教育之通則。在重慶期間，中大各院系負責人雖迭有更動。但變動並不太大。許多院長、系主任人選雖有調整，但作為知名教授仍然在學校執教，絲毫不影響學術研究和教學計劃的安排。當時，各院系實行的基本上還是教授治校，一切大政方針均由教授會研究決策後執行，例如對教務、總務、訓導三長的調整．均徵求教授會的意見和建議，院長、系主任人選由院系教授們磋商決定。也有的系主任是經過協商後輪流擔任的，如農經系曾先後由張德粹、吳文暉、劉世超、劉慶雲等教授擔任；農學院長先後由薛培元、馮澤芳、羅清生等教授擔任。當時的教授們都以研究學術、重視教學質量、培養優秀人才為主要任務，對官銜名位不感什麼興趣，這種優良質樸的風氣深受學生們的崇敬。
圖書館是高等學校學習的主渠道之一，也是衡量大學辦學層級的主要指標之一。這一點中大得天獨厚。抗戰期間50餘萬冊中外圖書並沒有受到戰火的波及，全部西遷來渝。修建在重慶松林坡頂的圖書館是一座簡易的平房，不足1000平方米，只能容納500個座位，而學生超過數倍，這就產生了僧多粥少的現象。占座位、搶圖書就成了司空見慣的常事，各系教授指定的必讀原文參考書成了「搶」的重點目標。大家珍惜圖書館晚上開放的寶貴時間，每晚都要「搶座位、搶參考書、搶燈光（因電燈光微弱，要搶距電燈近的位置）」。學習條件已相當困難，而生活條件就更加艱苦了。儘管戰區流亡學生可以申請貸金，吃飯不必自己掏錢．然而其他生活和學習的必需品自是不能缺少。解決的辦法．有條件的可靠親友的資助，一般則靠自力更生、勤工儉學等辦法來解決。抗戰中後期物價飛漲，教授們待遇菲薄，維持不了最低生活，有友邦願意為教授們提供補助，然而中大的教授卻在1942年11月12日聯名發出了「致全國大學教授書」，委婉謝絕友邦給予的生活補助費，以顧全國家的體面和民族的尊嚴，顯示了中國知識人的骨氣和志氣，令國人肅然起敬！
在頭頂敵機炸彈，生活極為艱苦的環境中．中大的老師、同學們「以教育對教育」，堅持開展學術研究，不斷提高教學質量，以酬愛國抗日之志。全校427名正、副教授、85名講師，同時開設共900餘門專業課，門類之齊全，涉及專業之廣泛，國內罕見，在此基礎上，全校各院系的學術活動頗為頻繁。當時校內常以院、系或院會、系會的名義來主辦各種學術活動。也常有跨院系的講演，如由教育系許恪士教授發起組織的「沙磁區星期學術演講會」等，該會自1941年4月舉辦第一次演講到1945年5月結束，前後長達4年，共進行了兩百餘次演講，講演的內容廣泛，涉及到國際形勢、國內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教衛生、思想品德修養等等。講演的地點或在柏溪分校，或在松林坡本部大禮堂或101教室，也有設在重大禮堂或南開中學禮堂的。在柏溪分校的學術演講，有方東美教授主講的《中西文化上之幾個對比》、工學院院長楊家瑜教授主講的《世界大戰與工業建設》、電機系主任陳章教授主講的《工程師與工業化》、許恪士教授主講《從話說天下事說到我們青年當前的責任》和《太平洋戰局之分析與戰後處置日本問題》、教育系胡家健教授主講《大學精神》、藝術系陳之佛教授講《美育與科學》、中文系李長之教授講《文藝批評家所需要的學識是什麼》等等。在松林坡大禮堂或其他地點的學術演講，其涉及範圍更廣泛，視野更開闊，學術性更強。如羅家倫校長講《二十二年之回憶》、顧毓琇校長講《戰時中國工業之新發現》、歷史系繆風林主任講《歷史的教訓與國家的前途》、機械系陳大燮主任講《什麼叫機械化》、氣象系黃廈干主任講《氣象事業與國計民生》、歷史系繆風林主任講《戰鬥至上論——從國史證明戰鬥至上為歷史的真理》、常任俠教授講《近三十年中國文學之變遷》，等等。講演者並不限於中大的知名專家、教授。也邀請有社會各界名流主講。如請周恩來講《第二期抗戰形勢》，鄧穎超、李德全講《婦女與抗戰》，孫科講《抗戰國策之再認識》。翁文灝講《科學思想為近代進步之基礎》，美國駐華大使講《動盪中的國際形勢》，實驗劇院王泊生院長講《明末戲劇在政治上的策動》，中央研究院朱家驊院長講《國際形勢的演進》，黃少谷講《青年在現階段應負的使命》，張伯苓講《九一八的感想》，重大葉元龍校長講《物價問題》，衛生署長講《國民營養問題》，漫畫家豐子愷講《藝術與生活》，美學家朱光潛講《謙虛與自尊》，劇作家洪深講《歷史與戲劇》，昆蟲學家鄒鍾琳教授講《昆蟲與人生》，化學家高濟宇教授講《化學戰爭》，郭沫若講《二期抗戰中國青年應有之努力》，馮玉祥講《抗戰建國》等等。這些演講內容深入淺出，既有面對世界和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又有與中大地位相稱的學術的重量和理論的高度，對校內外的廣大青年學生極有吸引力，所以聽眾踴躍．每次演講都被師生們圍擠得水泄不通。這樣的學術演講活動為中大營造了濃重的學術氛圍，同時也使中大贏得了戰時首都學術中心的地位。
1939年春，周恩來在重慶推動一批科學界的專家學者，組織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中大知名教授金善寶、梁希、潘菽、涂長望、干鐸等人均為座談會的固定成員。他們交流信息、宣傳科技知識，動員廣大科技工作者為抗戰多做貢獻。在周恩來等人的指導下，1945年7月1日在中大正式成立了「中國科協工作者協會」，選舉竺可楨任理事長，李四光任監事長，涂長望任總幹事。這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總會設在沙坪垻。西北、西南一些大城市先後成立了分會，在美、英、法等國亦設有分會。後由中國科技協會發起成立了「世界科協工作者協會」，涂長望代表中國科協參加．並被選為理事。中大在國內和世界科學界的地位也由此奠定。
戰時的中大在藝術創作方面的學術活動也極其頻繁。中國畫壇上的知名畫家，如徐悲鴻、傅抱石、陳之佛、呂斯百、黃君璧、張書祈、吳作人、王臨乙、馬銑繁等，均薈萃於中大藝術系，並組織成立了嘉陵美術會、蜀光美術會等。他們用畫筆為抗日吶喊，為和平呼籲。他們在校內外公開舉行畫展，如徐悲鴻的馬、呂斯百的風景、倪則穌的「何處是家園」，等等，異彩紛呈。徐悲鴻的《雞鳴圖》受到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來士的讚賞，徐乃以之相贈。為了爭取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持，花鳥畫大師張書旂精心繪製「百鴿圖」精心繪製「百鴿圖」，畫長4．5米，寬2米，畫面上襯相思樹，下配杜鵑花，圖中繪有羽毛豐滿、千姿百態、丰神秀逸的和平鴿，色彩鮮艷典雅，格調和諧靜逸，和平之春的意境洋溢紙上。我國以此畫贈給美國總統羅斯福，讚譽他為促進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貢獻。1941年秋，張書旂赴美舉辦個人畫展．當場表演中國的繪畫藝術，受到美國各界人士的好評，並被譽為「神筆」。
中大師生們的物質生活雖然艱苦，但精神生活卻豐富多彩。校內課外戲劇活動頗多，校本部組織有平（京）劇社．可與專業水平比美。話劇則更為活躍。校內組織有萬歲劇社、春秋劇社、風雲劇社、南友劇社和戲劇學會等，先後演出的劇目有《清宮外史》、《棠棣之花》、《風雪夜歸人》等．楊村彬、吳祖光、曹禺等專業戲劇作家曾親臨指導，有些劇目曾公開對外演出，頗得好評。而最為普及且經常活動的是課外音樂會。在人人大唱抗日救亡歌曲的基礎上，一些有一定音樂素質的同學紛紛發起組織歌詠團，如全校性的伶倫歌詠團，與重大合組的嘉陵歌詠團，與五大學合組的聯合歌詠團（中大、重大、政大、音樂院、藝專），以及本校各院、系的歌詠隊等。這些歌詠團隊經常組織正規的音樂會，演唱形式多樣：從抗戰初期的齊唱曲，逐步發展到重唱曲（二重、三重、四重唱等）、合唱曲（男聲、女聲、混聲合唱）和四部大合唱等等。曲目內容豐富多彩，既包括抗戰歌曲的大合唱，如《抗敵歌》、《旗正飄飄》、《黃河大合唱》等，也有抒情性藝術合唱曲，如《墾春泥》、《長恨歌選段》；既有民歌合唱如《阿拉木圖》、《半個月亮爬上來》，也有《聖母頌》、《馬賽曲》等世界名曲合唱。在獨唱方面，既有民歌獨唱如《康定情歌》、《馬車夫之歌》，也有藝術水平較高的創作曲獨唱如《思鄉曲》、《嘉陵江上》等。在整個抗戰過程中，流亡三部曲的《松花江上》、《離家》、《上前線》，從抗戰初期一直傳唱到抗戰勝利；電影插曲的《漁光曲》、《熱血》、《畢業歌》等更是從進校一直唱到畢業，歷屆中大的學子真正做到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中央大學當時所在的沙磁區是重慶學術、文化中心，而中央大學是這個文化區的核心。[2]
從九一八事變起，抗日救亡之火就在中大校園內熊熊燃燒。遷渝不久，沙磁區各界成立救國會。中大學生黃天明出任總幹事，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宣傳活動。次年1月．中大學生自治會創辦《全民抗戰》周刊，更加深入地開展抗日救亡宣傳，並介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與內容。抗戰不久，敵機即開始大肆狂轟濫炸後方各大城市的和平居民，重慶、成都和四川各縣也屢遭空襲，傷亡慘重。中大市中區辦事處中燃燒彈被焚，學生多人被炸死；松林坡校本部也多次被敵機轟炸、騷擾。在如此艱困的條件下，全校師生一方面堅持勤奮學習．以此報效國家，同時師生們節衣縮食，甚至變賣衣物、書籍和珍貴的紀念品，以全部所得踴躍獻金，支援抗戰。1944年沙區各校的獻金熱潮中，中大獻金總額名列第一。當時國民政府為適應戰事需要，抽調畢業班學生任盟軍譯員，中大四年級同學一致踴躍應徵，當他們整隊去浮圖關接受入伍訓練時，隊伍經過沙坪垻、小龍坎，市民們「夾道歡送．盛況空前」。
三、面對大學裡的學潮，教授的清高，蔣介石雖為一國領袖，但也只能「戒急用忍」，還得想辦法討好教授。請有名望的大學教授吃年夜飯，就是他採取的拉近跟教授們關係的方法。
講國立中央大學，不能不提蔣介石。因為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身為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陸海空三軍統帥的蔣介石，曾經兼任過中大校長，並因此留下了一些發人深思的故事。
其實，蔣先生兼任中大校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此之前，中大校長已幾次難產。自1932到1941年，這所國民政府時期的全國最高學府一直由羅家倫擔任校長。羅任校長，使重大穩固發展了近10年。1941年，羅家倫辭任校長，受命去雲南為遠征軍出國作戰做準備工作，蔣任命原北大教務主任顧孟余為校長。1943年初．顧孟余因拒絕去中央訓練團受訓，再加上在辦學理念上與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產生了矛盾，因之憤而辭職，學校也因此鬧起了學潮。在校本部的全體同學經過討論一致決議罷課，並徒步去歌樂山林園．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請願，要求挽留顧校長，拒絕教育部另派他人來校接任的訓令；並提出「教授治校，學術自由．黨派退出學校」等一系列民主要求。經過一段時期的堅持，教育部無法解決。後來陳立夫先是想調復旦大學校長吳南軒前來任職，被中大師生集體反對，接著又想自己兼任校長，誰知學生們聽說後反對之聲更加激烈，在校內貼出大字報，批評陳立夫一介黨棍來當校長，簡直是污辱中大。中央大學的抗議影響很大，陳立夫忙向蔣介石求救。當時正值抗戰，蔣為了儘快平息事端，便親自兼任校長，並調湖南省教育廳長朱經農來任教育長，常駐校內代行校長職務。這樣，一場「校長風波」被平息下去了。從此，學生自治會門前一帶就形成了「民主牆」。
「校長風波」雖然平息，但蔣介石這個校長當得卻並不愉快。以一國元首的身份來當大學校長，換做今天大陸的任何一所高校，都會受寵若驚而感到臉上無上榮光，可是當年中大的很多教授卻不服氣，認為以蔣的學歷當大學校長，是不夠格的，當時就有教授揚言要辭職。教授開會要點名，但是逃會不給蔣校長面子的老師也不在少數。不但教授們牛氣，連學生們也清高。中大舉行學生畢業典禮，蔣介石高高興興地前來，準備親手授予學生畢業證書，以示師生情誼。可是點名點了好多個，只有一個學生上來，還是代領，惹得蔣先生扔下證書，拂袖而去。
這樣的尷尬事還有許多。但面對大學教授的清高和學生們的狂氣，蔣介石雖為一國領袖，卻並沒有以勢壓人，以權整人，反而放下架子想辦法討好教授。請有名望的大學教授吃年夜飯，就是他採取的拉近跟教授們關係的方法。這種習慣一直到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後，每年教師節或年初，蔣介石都會約請各大專院校資深教授聚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國知識分子與領袖及政府的關係。知識分子普遍還是具有獨立人格，起碼是在努力維持或追求這種獨立人格，而政治人物也都還保留著禮賢下士的傳統，並以此為政治美德，整個社會也還存在著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生存空間。
蔣校長也不搞「外行領導內行」，所以基本不過問教學上的事，學校里的實際教務由教育長負責。作為校長，他最喜歡的事情是巡視學校食堂和學生宿舍。他非常重視這些場所的清潔衛生。有一次他巡視到宿舍樓洗臉間時，因為天熱，幾個學生正在沖涼，忽然看到蔣來了，抱著盆愣在那裡，和校長「赤誠」相見，也忘了行禮，蔣也並不介意，只是笑了笑說：「你們的體質還是很不錯的嘛。」
蔣先生任中大校長期間，還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抗議，抗議活動是因學生伙食而起。因為抗戰，即使中大這樣的重點學校，伙食也急劇下降。學生們貼出大字報，抱怨「物價飛漲，貸金過低，以致伙食太壞」。當時學生們吃的主食米飯因摻有沙子、煤屑、稗子、稻穀而號稱是「八寶飯」，難以下咽。教育長和訓導長向蔣校長反映情況時，說學生們是以伙食為藉口「倒孔（祥熙）」。當時傳言孔家二小姐從香港撤退時用飛機艙位裝洋狗，西南聯大和中大同時醞釀抗議，中大已經有人貼出「擁護蔣主席，反對蔣校長」的大字報。事情已經衍化為政治時間，且矛頭直指最高領袖。可蔣聽後只說了一句：「哪天我到中大學生食堂吃一次飯，看學生還鬧不鬧了。」
這天中午，蔣校長來到食堂，逕自走到大飯桶前，盛了一碗「八寶飯」，取了一份菜開始就餐。吃了一口被硌了下，但還是咽了下去，然後又到大飯桶前盛了第二碗，一面吃一面問學生：「你們每天都吃這樣的飯菜嗎？」同桌的學生回答：「一年四季都是這樣。」蔣對隨行官員說：「米質太差，菜里的肉太少，要設法改進。他們正處於長身體、長知識的階段，不能虧了他們。」三扒兩扒又吃完了，還把下飯的青菜、蘿蔔份菜吃了一大半。接著，又到飯桶去盛了第三碗，把份菜倒進飯碗裡，全都吃光了。時年57歲的國家元首蔣介石居然比學生還能吃，而且和學生一樣，吃的是「八寶飯」，一下子把學生都給鎮住了。食堂抗議最終也平息了。當然，那之後，中大學生的伙食確實有所提高。
1944年8月，蔣介石正式辭去中央大學校長職務，隨後由教育部次長顧毓琇接任，中央大學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上任時，顧毓琇向報界發表談話說：「今後的中央大學應注重學術研究，提高研究風氣，改善研究人員待遇。蓋注重學術為教育人才和培育文化的根本原則」，「學校行政方面，應以教授為第一，尊重教授的地位及其學術上的成就」，「避免學校機關變成行政機關」。
1948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世界大學排名中，中央大學超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居亞洲第一。
蔣介石辭去中大校長職務後，一直保留著中大終身榮譽校長的名分。他對中大的最大貢獻是以身示範，確認了政治與學術的平等地位，確認了教育、學術與知識階層的獨立地位，而這，正是現代大學成其為大學的根本所在，也是民國時期大學所普遍堅守的通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