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12月3日午夜過後不久，顧准孑然一身在風雪飄零中去世。
對這位顧准，百度百科是這樣介紹的：
"顧准（1915-1974），字哲雲，男，漢族，江蘇蘇州人，1915年7月1日生於上海，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4年12月3日病逝於北京。中國當代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會計學家，歷史學家。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
"歷任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等校教授，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上海分會主席、總會宣傳部副部長，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副書記，山東省財政廳廳長，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著作有《中華銀行會計制度》……《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譯作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經濟論文集》等。"
01
顧准於1915年7月1日生於上海的一個小商人家庭，父親陳文緯做棉花生意，後來破產而家道中落，身為二房長子的顧准隨的是母姓。顧准在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今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勉強讀了兩年初中後，便因家境貧寒無力再求學了，所幸受到愛才的校長黃炎培推薦，十二歲時去了大名鼎鼎的潘序倫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當學徒，十五歲寫出中國會計業的最早期教育材之一，顧准成了公認的"整個大華東地區找不出他這樣有才幹的人"。
此後七八年中，顧准在財經工作領域一路擢升，直到1949年解放上海後達到個人政治生涯巔峰，出任上海市第一任財稅局局長，兼上海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兼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
那一年，他34歲。
02
天才往往有重大缺陷。顧准不服管，頂撞領導的事情，從他十幾歲當練習生開始就沒有斷過，不識抬舉讓他吃了很多虧。
1951年財政部想調他進京擔任預算司長，陳毅曾徵求他意見，他表示願意留在上海，還對人說："入了閣，就成為盆景，長不成喬木"。
顧准就連穿戴也不入時，在那人人穿黃布軍裝的年代，他卻身穿背帶褲，玳瑁眼鏡！
性格決定命運，牆倒眾人推，"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些古訓都應在顧准身上。
顧准如今樹大招風，又不善配合，結果風光沒兩年，他的人生就開始一路下滑往低谷跌落。
1952年2月29日晚，上海市委宣布顧准等8名高級幹部為"三反"鬥爭中的"大老虎"，接受批判，"決定予以撤職處分，並令其深刻反省。"
撤職當天，他一句話不說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晚上，他的秘書陪著他坐了整整一個通宵，天亮之後，他使勁推開了門，走了出去。不知道這個熱血青年頭腦里在"反省"些什麼？
顧准在日記里說，那段時間裡"別無一事……夜不能成寐，臥聽馬路上車聲雜沓，漸漸沉寂，到又有少數人聲的車輛開動的聲音時，也就是天色慾曉了"。
顧准成了"現行反革命"。那年，他37歲。
顧准一直不服，多次要求組織上給予複查，但均被駁回。再後來，顧准連請求的機會都沒有了。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顧准被打成右派，58年4月，顧准被開除黨籍，5月下放農村勞動。
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鋤，有時只能雙膝跪在泥里，靠雙臂支撐著爬行，雙膝破損，臂膀全部紅腫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但他寫道："也只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才有機會學習我國的農村經濟這門課。"
1959年秋冬，勞動隊三餐只吃紅薯葉子，但在他眼裡"已經是天堂"，日記的大量篇幅都在紀錄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東西。他難以掩飾自己的卑微之感："人變得下流了"。
食不果腹的情況下，顧准已經沒有餘心再像一九五六年那樣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激憤了，他在日記里寫下所見的只是當時鄉下的實際情況。
他寫這些時"心臟一陣陣絞痛"。他當然有憤怒，但他不迴避它，也不想裝扮成漠然的旁觀者，他只是從憤怒出發，向遠處走去了。
他為饑荒遍野時卻努力求溫飽感到羞愧，但是，他說他要保存自己，"至少應該記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後代一個經驗教訓。"
03
連貶數級的顧准，早已被時代拋棄，但也是從此開始，他的精神世界卻宣告獨立。
在農村勞動改造四年之後，1961年，顧准暫時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中國科學院經濟所工作。這時候，他以每日超過10個小時的時間撲在辦公桌前。除完成所里派給的會計研究任務，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哲學、歷史、國際經濟方面的期刊和資料，乃至當代西方學術最前沿的著作，為他日後光芒四射的思想做了鋪墊。"從憤怒出發，向遠處走去"是他的座右銘。
一月之後，他開始學習數學。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很容易得其要領，他為數理中的邏輯感到狂喜，以至於沉醉其中，深夜受寒……不久他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正好又趕上中央黨校在學術上的黃金時期，書儘管有限，但他已經可以直接閱讀到凱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動手改譯資本論。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什麼都幹不了，也不存什麼經世致用的念頭時，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顧死活"的方式讀書，作筆記，下蠻力，用笨功夫，來解開思想上的迷惑。
他無論如何在邏輯上不可能認同計劃經濟體制，"目前這一套規律，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沒有邏輯上的嚴整性的"，他斷定這個理論體系是"註定要垮台的"。
他已經看到了那條醒目的紅線，他在日記里規勸自己"可是不能繼續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可是他還是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他使勁推開了馬克思所說的"地獄與科學共用的大門"——這扇門一旦推開，從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猶豫。
推門而入時，他已經看到了未來會發生什麼，1964年，他精確地預言："中國的政治空氣的大改變將從一年以後開始"。"在屋檐底下躲暴風雨，一定要躲過去"，他告誡自己。
那是一個會把人席捲而去的時代，他怎麼能在風暴中趴在地上緊緊扣住這兩顆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連氣息都不沾染？顧准後來說過，這一年的生活讓他養成"讀史"的習慣。這種習慣的好處就是"樣樣東西都要自己學著去判斷"。
但是，命運偏偏與顧准作對，他終於沒有躲過暴風雨，終於沒有等到那一天。
正當他全身心地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的時候，因為與張聞天、孫冶方的私交和工作關係，而張孫二人政治上又出了問題，顧准又一次被打成右派，成了全國唯一（沒有之一）兩次被打成右派的人。
就這樣，1965年春，顧准在家中被再次帶走下放勞改。
1960年之後，到他第二次被劃為右派為止，將近十年，顧准沒有日記留世。只能找到他的紀錄片段。所以，文革中紅衛兵讓寫他罪行交代時，他在自己的大字報上只寫了兩個字"讀史"，貼在牆上。
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調人員要他寫材料說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瓜葛。顧准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對方當即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後，終於打不下去了。
與他一起下放的吳敬璉說："我也還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時的神態"。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潑污。
04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結婚的時候，他們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顧十九歲，她二十歲，一起流亡，他當時發表文章的筆名多是"懷璧"，情意拳拳。顧准說過，她是他唯一可傾訴一切的人。
他被撤職後，"我對她說有些寂寞之感，她說讀書了就不寂寞了，這是對的"。
每周六，她都準備一冊小說讀給他聽，他喜愛《安徒生童話》。她出差，他在日記里寫"鬱鬱寡歡"。他被打成右派到商城後，日子已經難熬起來了。"接秀信，語句公式化，來商城後第一次半夜嗚咽"。
這話讓人心碎。她讓顧准用自己的四十元的生活費買書，她自己的工資用來撫養五個孩子和一個老人。他記下唯一忘憂的時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點半，在外廚房幫著燒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時腦袋中想起想寫的東西都忘卻，簡直是陶醉了"。
顧準的母親這時已經八十多歲，在屋子裡只語無倫次地重複一句話："我怎麼還不死呢？我怎麼還不死呢？"他從被關押地回來把母親送到山西的妹妹家，臨走的時候，他的母親"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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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們母子的最後的訣別。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離婚，他痛快地答應了。方采秀給家人的信中曾說，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復婚，顧准對此抱著迷信般的希望。他們商量過，為了保護孩子，寧可讓他們認為父親是錯的。
他們之後只見過一面，看見她滿口的牙都脫落了，嘴癟著，一臉病容，極度憔悴。
冬天冷，顧准寫信說回來取衣服，到了門口，發現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門外，門關著，他久敲不開。走的時候，他把一張存摺和糧票從門下塞了進去。回到單位，他收到一張四個孩子簽字的脫離父子關係的紙，把他的戶口和糧食關係也轉來了。他在日記里寫寫道："從此以後，就連他們每月寄糧票來的字跡也看不見。我想念他們。"
1969年，他預感到妻子出事了。
是的，她已經不在了。汪壁是因為被揭發在五年前曾經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資料"而自殺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濕，揉爛，再放到馬桶里用水衝下去，資料太多了，以至於全樓的下水道都發生了堵塞。
她的遺書只有一句話："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她對孩子都沒有留下遺言。兒子說，她離婚是為了我們孩子，內心非常痛苦，在提出離婚之前，已經有自殺的念頭。只有顧准明白"她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
他寫道，知道死訊後，"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後的日記里，他再也沒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幾乎看不到他任何個人化的議論和描述，僅有三次從夢裡"痛哭而醒"的紀錄，都是關於妻子的回憶："此生所有歡樂場面，都是她給的。"
據駱耕漠回憶："那時，顧准手頭拮据，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檯燈。問他，為什麼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妻子汪璧，仿佛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
吳敬璉說："就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他還跟我說了一句，他說他一輩子只愛過一個人。"
顧准臨終前，簽了認罪書，他哭了，他說這對他是奇恥大辱，但也許能改善孩子們的處境。
顧准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樓里工作過，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附近的河裡，因為暮年時，他常常在這條河邊上漫步，他那時仍然穿著背帶褲，一直戴著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裡，沒人知道為什麼，也沒人問過，他也許是為妻子服喪。不知道在這條河的邊上，在他的頭腦暫時歇息的時候，暮色四合中，他一個人走回去的時候，是怎麼樣的無望和悲愴？
但那還是1974年，他的孩子沒有在他臨終前來看他。
12月3日，一個大風雪天，他去世了。"我已經原諒了你們，希望你們也原諒我。"這是他最後一句留給孩子的話。
05
顧準是1972年夏天回到的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經在四年前自殺，而子女們與他斷絕了父子關係。他如一隻喪家之犬，只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間斗室中。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裡，他天天跑北京圖書館，大量閱讀與做筆記。
黑暗如磐，一燈如豆，顧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
他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熱戀般的熱情"寫下厚厚的筆記，用他說的"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寫下《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吳敬璉說，他對一切的研究其實都指向"娜拉走後怎麼辦？"——無產階級的革命之後，政治和經濟向何處去？
顧准自己寫道：哪怕在這個深夜，只有我一個人還在讀書寫字，人類就還有救。
從文革開始之後，顧准與中科院經濟所的同事們被集體下放到幹校勞改。那些日子，無論是夏天還是秋天，他頭戴寬邊草帽，腳上穿著破綠軍鞋，整天奔忙在貧瘠堅硬的田地上，做著毫無效率可言的農活，他瘦弱的身影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顯得那麼的渺小和可笑，沒有人知道，在這具已經被拋棄的軀體內正流淌著一股倔強而清醒的血液。
這時候的顧准，早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顧准了，苦難讓這個人的靈魂變得更加的純淨，而思維的深度更是讓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時代人，這位早年的會計學教授開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韓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紀以來的法國革命史，進而上溯到希臘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類在追求民主制度時所面臨的種種抉擇與思考方式。
1974年11月，顧准自知末日即將降臨。當時，那場"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秋風蕭瑟中，顧准把44歲的"幹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他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與你作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准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
十多天後，顧准去世，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這位日後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回憶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傷神……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顧准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顧准用自己的苦難經歷講述了生命的堅硬和韌性，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後，他就被那個時代所拋棄了，隨後的22年裡，他的生活凌亂而慘澹，他的身份卑賤而可鄙，他的聲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厭惡而顯得多餘。但是最終，他的存在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後一抹尊嚴。
我們無從知道：如果他有一個還算平靜的時代，有一張書桌，他將能創造出什麼？
幾乎就在他埋頭工作的同時，寫出過《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國人哈耶克正因他的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成為西方聲名最隆的經濟學家，他將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全球思想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徹底清算已經進入了倒數計時。
改革開放後，當吳敬璉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先驅後，他說："顧准改變了我的全部人生"。
1980年2月9日，顧准被"恢復名譽，徹底平反"，當日，中科院為他和妻子汪璧召開追悼會。顧准最終成了那個沒有到達目的地的人。
06
反思顧準的挨整，雖然每次都有具體的原因，但卻都是無理的，荒謬的。然而，在當時，卻又是必然的,或者說是順理成章的。顧准天性不合時宜，卓爾不群，才華過人而又好學深思，思想使人受難，受難又反過來使人進一步思想。幾度挨整，推動著顧准越來越深入地反思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而且，他的反思並不是就是論事，淺嘗輒止，而是進一步深究使他受難的哲學基礎和歷史根源。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了重返人類文明主流的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為了推動這個進程，一批知識分子，成了走在民族覺醒的前列的燃燈者，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擎起了照破黑暗、引領未來的火炬。然而顧准卻在曙色微露之前，告別了這個世界。雖然如此，他的思想，卻參與了民族覺醒的進程，他的遺著，就像火種，被後人用於點燃火炬。在今後中國文明的進程中，顧準的思想還會發出顯現出它的光芒。
"文革"初期，孫冶方坐牢之前，曾與顧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准對孫冶方說："反正我是受了那麼多罪，再也不要連累你了。我的手上沒有血。"這後一句話，大概只有度過非常年代的人才明白它意味著什麼。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很多弄潮者們都收穫了一身污濁，再也難以清白，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顧准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夠反思革命、理想主義，是一個聖徒。李慎之說，顧准就是中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唯一還像樣的知識分子。
1994年9月，《顧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顧准日記》出版。顧準的書籍出版後，在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颳起了"顧准旋風"。李慎之先生說，顧准其實是拆下自己肋骨當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