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運，軟禁到死
他是二○○五年一月十七日走的。當天他女兒雁南給我打電話，說他「終於自由了！」
想想這句話有多重的份量吧。我不是說公正不公正，我們根本談不到這一點。而是說他連做做樣子的法律手續也沒有經過，因此他和他的家屬一則都不知道除了正在執行的軟禁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更痛苦的處境等著他，比如坐牢；二則不知道這個軟禁有沒有期限，是不是一直要軟禁到死。
直到二○○五年一月十七日這一天，他們都知道了，也許包括他自己。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軟禁到死。」一共十六年！這個詔書沒有文字，既不念、也不說。不到死了的那一天，誰也不知道。
這位偉人逝去四天之後，我家裡來了一個越洋電話，一位自稱在美國的女記者要求訪問我，要我談談這位偉人。這位偉人逝去一年了，現在我寫這篇文章，再一次表示我深切的悼念。
那天的訪問中，我隨問隨答，只講了這位偉人那些已經大致做成或已經開始做的事，而忽略了他的思想和事業中最重要因此障礙重重還沒能開始做的事，那就是黨政分開。
要「弱化黨的作用」
他自己自然十分重視這件事，念念不忘。他在軟禁中我去看望他，有一次他就談到這件事，說別人是要強化黨的作用，他是要弱化黨的作用，這件事只有從黨政分開做起。我曾經想，僅僅這一條，就足以叫鄧公容不了他，非除掉他不可。堅持和鞏固黨的領導權和領導地位，就是堅持和鞏固自己的領導權和領導地位，當然是一點兒也不可以放鬆，必須抓得緊而又緊的。
趙公早已系統地提出他這個意見。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十二屆七中全會預備會上他再次提出這件事，他說：黨政分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關鍵。「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領導體制改革。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這個問題不解決，整個政治體制改革都無從展開。」
我認為，這是趙公政治思想中最重要、最輝煌的部份。而且重大的阻力已經不再存在，事情比較好辦了。現在我在此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他說，在黨政不分的程度上，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我們是搞得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撇開中央一級、地方各級的情況不說，至少在基層，在企業事業單位中，我們從五十年代後期起，一直是強調黨委對企事業單位的一元化領導，甚至把是否承認這種體製作為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領導的標誌之一。每搞一次政治運動這種體制就強化一次，以致使黨委包攬了許多行政事務，並且相應地建立了相當龐大的辦事機構，配備了許多脫產幹部。所以，對我們的同志來說，從一元化領導到黨政分開，這個彎是拐得相當大的。
「逐步撤銷政府各部的黨組」
他說，今後要做的，在中央，是把政府各部的黨組逐步撤銷，國務院提請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決策的議題不再經過中央書記處「過濾」，同時注意改進領導方式、工作方法。地方各級，過去設立了一些與政府對口的機構，而且還配了一些工業書記、農業書記、財貿常委、文教常委等等，包攬政府的工作比中央多，實行黨政分開的工作量就比中央大。但是，既然中央一級可以實行黨政分開，地方上就不應該有什麼黨政分不開的理由。問題在於基層，過去配了那麼多的專職黨務幹部，包攬了那麼多的行政事務，要轉過來，就得有很堅決的態度，做很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轉變過去那種黨委包攬一切的老習慣、老傳統。
他這篇講話十分精彩。從道理到實施，講得很全面，很系統。
他說，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不是「鐵板一塊」，各種社會成員當然具有共同的利益，但決不能無視他們的特殊利益。有矛盾，就要協調。政府固然要協調各種利益、各種矛盾；黨委更要善於做協調工作。地方黨委的五條職責中，就有一條叫做「協調本地區各種組織的活動」。黨委自己包辦了政府的工作，又包辦了各種經濟文化組織的工作，什麼都是黨委自己決定、自己執行，就使黨委變成了當事人的一方，毫無迴旋餘地，實際上使自己喪失了本來應該具有的協調矛盾的資格。
黨政不分使黨委自己成了執行者，黨政分開才能使黨委真正具有監督的職能。為了提高效率，必須強化行政系統，但也唯其如此，必須加強監督。自己不能監督自己。你自己包攬了行政工作，就失掉了監督行政的資格。在我們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中，克服官僚主義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黨委包辦行政工作，自己就會成為滋長官僚主義的溫床；相反，黨政分開以後，黨委不管日常行政工作，就能使自己真正成為同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力量，以免「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集權體制不適應商品經濟」
他講了四條道理。這四條道理，都是說明為了不降低黨的領導作用，為了使黨委具有協調各方和監督行政的作用，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至於具體的形式、方法，他說那是技術性的問題，應該在實際中探索。幹部配備，那是根據黨政工作的具體特點如何適當調整的問題，也不應該成為黨政不分的理由。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其他各項措施也就能夠較為順利而又平穩地逐步展開。
他說，黨政不分這種狀況，要作歷史的分析。過去採用這種體制，有過去的歷史條件、歷史背景。這種體制，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是在頻繁的政治運動中強化的，是與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相適應的。現在情況不同了。現代化建設需要發揮各種組織和各個方面的積極性，需要把各種組織的正常秩序建立起來。戰爭年代的體制不能適應和平時期的需要，群眾運動的體制不能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高度集中的體制適應不了發展商品經濟的需要。形勢、任務起了變化，領導體制就不能固守原來的那種方式，這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不是哪一個人的責任。
實行黨政分開，千萬不要把做黨的工作的同志搞得灰溜溜的，好像犯了什麼「錯誤」。其所以必須實行黨政分開，是因為形勢發展了，黨的事業發展了，對黨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家要高高興興地投入這場改革，實現這一歷史性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