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我們標題相答應的，那個人們極其熟悉的口號，當然是，"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這個打倒，產生了什麼後果呢？就是打倒後產生的奴役。含，整個經濟政治文化和人文，幾乎一切領域的極權主義奴役。
這個歷史，人們很了解，很熟悉，只是，未見在政治定義上，來得準確地給予分析。這個分析，我們稱之為，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之間很重要的區別。
極權主義——英文：totalitarian。
依據有學者援引，極權主義之內涵，可以表述如次——
"極權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的統治形態，過去任何專制獨裁制，無論如何殘暴，都沒有如極權主義一般，把人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而以"集中營"或"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過去的專制政權僅止於迫害反對此政體的"政治敵人"，但極權主義毫無留情地殲滅服從它的"順民"；過去沒有一個政體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條，如"你不應殺人"與"你不能做偽證"，而把殺人與說謊轉變成公民應該服從的法律命令；過去沒有一個政權的領導者如此狂妄地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偉大，而得以從事人性的改造，跟這相對，過去也沒有一政權的領導者那麼謙卑自稱是執行"歷史或種族必然法則"的工具。"（蔡英文撰文/《極權主義的起源》漢娜．鄂蘭/阿倫特）需要指出，""歷史或種族必然法則"的工具"一說，在史達林和毛這裡只要改兩個中國字，把種族改成階級——是"執行歷史或階級必然法則"之工具。
當然，其特徵還包含阿倫特/鄂蘭之所謂西方本土中邊緣化的，游離於民主社會以外的多餘者和單子個體，反秩序和反民主原則的群眾。包括西方國家殖民地，非民主統治造就的暴力形態。等等。也是極權主義溫床。這個溫床的現在式，就是其在第三世界，在中國實施南梔北桔效應的，對開放式奴役制度的綏靖主義政策。
專制主義——英文：autocracy。
什麼是專制主義？除去一般意義上的非民主政體，我們關注這個主義的另一面，這個制度的開明可能性。這個表述很多。我們引用唐振常先生的觀點。他引用民國時期關於專制和革命之討論，說——當年梁啓超和汪精衛（含胡漢民，陳天華等）的爭執焦點即，梁啓超以為實行共和國民無資格，依靠革命不可開智。汪說，"開明專制者，待其人而後行，然欲得其人，非能自然必至，乃偶然之遭值而已。且治國者不徒有治人，而兼恃有治法，開明專制，有治人無治法者也。彼非無法，而法之力不足以限制之，則猶無法也。故開明專制，非適於今日之中國，尤非能望於今日之政府者也。"
汪先生的看法移植到今天，關於我們之復興，之崛起的觀點，就是，人治之下，雞肋尚存，毒瘤猶在，避之唯恐不及，何談在其治下開民智，搞復興，試崛起。我們同意汪精衛——後事另待。
這就是關於專制和開明專制之討論。（見『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唐振常卷』）章太炎說，民智不開，革命開之；我們說，民智不開，民主開之——且民主，又不是在極權政權中可以開之，而是不可以開之；要改變極權，甚至專制，才可以開之，啟蒙和復興。這個革命論，又循環回到汪，梁們的討論。關健在於，他們的革命是暴力之國民黨和共黨，我們的革命呢？。。。。。。於是，關於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是不是一娘雙孿之問題？我們的回覆是：不！
問，為什麼？
據上述文獻，簡單的回答，有二。一是，專制主義，大概言及，是一種歷史現象，含，其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含，寡頭政治和半民主政治。從西方的凱薩和獨裁體制，到梅特涅和俾斯麥的專制政體。而二，極權政治，是20世紀形成的納粹和斯，毛體制的代稱。在毛體制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史達林之間，雖然都是極權主義，又有東，西方極權主義性質之大同小異，文化風格和統治風格的不同。
國民黨的演變，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模糊不清。共產黨的支持台獨（見鄭義關於二二八事變文章）和國民黨的反攻大陸政策，乃至現在共產黨和國民黨認同一個政權的模糊哲學，也使得評價蔣介石，變得撲朔迷離。
一說，要蔣公滾出紀念堂，一說，蔣公，還是有功於民主台灣。
我們先從蔣公是不是有功於台灣民主，簡單說說。
我們認為，要求蔣公搬出紀念堂，這個提議是對的。因為，他的歷史作用，畢竟是優劣參半，和華盛頓之類絕對正確者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我們在贊成對其再評價的時候，絕對反對把他和毛等量齊觀，一視同仁。如果這樣不分是非青紅，各打五十大板，就有囫圇吞棗，黑白顛倒之誤！
何以說，對待蔣公之評，不可以一概抹黑，坊間許多文人學士已有很多評價。但是，說他是專制者，不是極權者，為數寥寥。此為一。二是，恰好是因為人們不太知曉，正是蔣公的專制非極權，給後來台灣的政治變革預留了最大的空間，使得自由主義之胡適派，演變成為現在民進黨的前身。蔣公，胡適，於是，在某種政治空間上，和雷震，殷海光等人，相續相接又相互反對地，完成了自由中國運動。這個你中有蔣，蔣中有你的遊戲，就是因為蔣公及時地既支持，保留胡適觀點之緣故——他，不接受胡適有限不支持其非法參選第三任總統，為一例。但是，蔣介石並未因此要剿滅胡適派。他只是打擊和關押了雷震和殷海光。
這個空間，給胡適之自由主義留了下來，給胡適之台灣民主選項選項保留了可能性。這一點，就我們不會打倒蔣介石之因子。
其實，更大的政治空間，卻是蔣介石在大陸統治時代保留下來，而被毛氏豎子完全，徹底，乾淨地予以消滅之的，那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空間；言論的空間，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的空間。
加上蔣介石，宋美齡本身就是基督徒，他們對於宗教自由的呵護，是顯而易見的——而這種依據政治原則開闢的宗教皈依，使得蘇俄式無神論導致的無法無天，在民國時代，很難有施展空間。蔣介石，一方面對基督教尊崇有加，克己復禮，聖經注身，另一方面，他又崇尚陽明哲學，日記其省，呈現一種悲天憫人之胸懷，起碼，和毛這個後宮三千，不可比。
我們看待蔣介石時代的文化發展，是帶有極大敬意的。一如我們前此多次言及，用蘇俄文化，延安文化來代替民國文化，是一個絕對得不償失的賠本買賣。他使得中國文化一日凋敝，世紀無還。這是因為，不像共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那樣，在考量中國文化時，只是得出其古代性質，地域性質和東方性質那些負面結論。恰好相反，中國文化，就是因為他失去了回到民國文化的任何可能性，才成為文化孤兒，行三毛流浪紀——無路可歸，無家可歸。
去除一葉障目很必要！
如果我們可以排除困惑，講明真相，澄清認識，確實主張回到民國文化之狀態，其實，文化之復興，完全指日可待；如果我們邁過民國文化之實存，而非要另闢蹊徑不行，那麼，無論是西化，還是東化，就會會處於不著邊際和紙上談兵的空想。
那麼，蔣公民國文化值得借鑑之處何在呢？
我們不可能全面鋪開，逐章逐句地引述有關資料和舊報紙，但是，提綱攜領之可能，還是有的。為了使這個課題昭然若揭，我們不妨將蔣，毛之間的文化處境，做出簡單比照，以期揭示這個問題最為赫亮和簡潔的視點。
一是，在規定國家的天人關係上，毛氏的觀點，很明確——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個話的意思是，宗教關懷下的一切文化和社會資源，已經被毛氏豎子完全劫掠。他，是天，是上帝；他，是爹，是娘；熱愛之，就是女子獻身受寵；男子的變成弄臣和奴才；他，還是帝師合一之領袖，是老師，導師和偉大舵手（尼祿和凱撒，都不能夠成為老師。。。。。。孔子和孟子，卻是歷代皇帝的宗師，但是，毛氏，是全國人民的導師）。
蔣介石有沒有這樣大的胃口呢？沒有。他的老師除去孫文以外，當然就是基督，還有王陽明。他還禮賢下士，請胡適之，張季鸞左右在旁，顧問其政；就是王芸生罵了他，他也只是封報三日，三日後，照常營業。於是，民國有一張『大公報』。
此其二。民國不但有大公報，很多民間和商業報紙大行其道，是歷史的證明。魯夫子天天罵街，還是可以以罵換錢，茶室品名，洗腳照常。
毛氏人民日報之下，不要說老百姓，就是大官和高級知識人，還不是一傢伙滾到五七幹校，拔草，種田！
所以，除去上述宗教和信仰自由之外，言論自由，也是民國文化發達和大家輩出的重要原因。汪康年在袁世凱眼皮底下，還是可以搬出他的新聞來，指責一二。
那時，中國民間報紙，多至幾千家，是史料之記載。雖然，出現軍閥暗殺報人之事端，但是和毛，一傢伙把上萬，幾十萬知識分子打成罪人，生死由命，無法比！
三是，結社自由。那時，前後左右，保守先鋒，東西南北中，各種流派興起，各種社團成立，也是歷史上，一種小小百家之局面。接踵其後，各種名人，大家，出現在這些各類團契和派別中，一時間洋洋大觀。這些民國名人，跨越1949年，開始逐漸凋零，式微和完菜——正如章女士書中所寫。
到了文革，這種昔日社團和派別的影子，成為影子罪行，逐一，被消滅乾淨；從思想消滅，到肉體消滅。女人，可以被拿到毛那裡，周那裡，用過，即殺！如一些電影明星等。
昔日紅色文人之命運，也在劫難逃，如，周楊等。周楊，可以在蔣介石那裡出版『安娜。卡列尼娜』，到了在共黨那裡，談談異化問題，也要遭到封殺！不談其本身，也早就成為一根棍子，人命無數！
四是，蔣介石是要鎮壓的。他對待胡漢民，吳稚暉，都是口實不符，心機算盡，置其道德廉恥和聖經約條於不顧的。但是，他不可能像毛那樣，整死其同黨；即便在吳稚暉之最後時刻，有說，他動了手腳。但是，起碼，在理論上，他發明不出來整國民黨黨內反對派之說法——相對於毛之"打倒黨內走資派"。
他手段用盡，親疏遠近，但是，至少，不可能像毛那樣斬盡殺絕！這個黨內鬥爭之不同，顯然，是因為他對於蘇俄之革命無人性論的一番反省！
五，也就是，他在整合蘇俄革命和歐美政風於一身的時候，確實是帶有良性之傾向。在近來出版之蔣公日記里，他的批蘇結論，也許，比起威廉.紀德要早了近十年！
有人說，蔣介石服膺法西斯主義於三十年代。這個提法，有待考證。國，共軍軍隊裡，都確有德國顧問。但是，兩軍，兩黨之不同於德國納粹之現實，還是比較明確的；共黨，服膺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史達林。蔣公，當然，也是服膺歐美式的政治傾向，不是服膺希特勒。從他的自由主義的傾向性上，可以見得。
如果蔣介石在三十年代搞起納粹式的群眾運動，也許一朝登台，也是萬眾歡呼，把中國的台爾曼——毛，周氏，給擠到一邊去了！可惜，這個萬眾歡呼的燒書，遊行，殺人集會，並未在中國出現——禮義廉恥啊！中國，怎麼會出現納粹火炬遊行之場面呢？
倒是共黨，時不時搞起街頭聚會，遊行示威，讓胡適，王芸生一通鞭斥（見王芸生六通『寄北方青年』——
他說："'讀書與救國'的問題，人們對於它的答案好像雞生蛋或蛋生雞 ...
此就純正之目的解釋之，已屬不當；至若以青年學生為黨派競爭之工具，演成慘烈之黨禍，實為殘忍的愚舉，而自上民族自殺之路也。"）
中國是不是總要迴避這種極端主義呢？不是！你看，蔣介石沒有搞成的納粹場面，毛，來一個比他更加壯觀和血腥的場面！1966年紅8月——那就是後來的中國納粹示威。所以，蔣公沒有搞納粹，是毛氏豎子在搞，搞得比希特勒還希特勒！
。。。。。。
我們在談論蔣公之經濟政治局面的時候，常常要舉出上述的顯而易見，以做對照。說明，在專制主義之蔣介石的統治下，中國社會的帶病工作，帶病存在的那種現狀。我們當然知道，蔣介石被中共打敗之因素；這個因素，就是他的專制主義缺陷。他的寡頭統治；金融劫掠；政治壓迫；文化無能。。。。。。他的40年代後期，由於共黨搗亂而產生的末日情結和末日現狀；他的打老虎和宋美齡的不想打，諸如此類，都是他淪喪大陸至因素。
問題出在何處？問題的提法是，是不是我們在妄圖醫治蔣公國民黨社會之問題上，可以設想其他一些可能性？
這些可能性是——
一， 如果美國對華政策，堅決支持一個半專制，半民主的蔣公國家，並試圖以後改正為還政於民，中共的局面，中國的局面將會如何？
二，這個可能性有多大？在世界條約維繫的資，社兩個集團各霸一方的情形下，蔣介石的去留究竟意義如何？他的去，是不是就算美國認可了蘇俄的勢力範圍？甚至如美國一些學者和記者那樣，承認了蘇式民主，和美國民主，紅白各執，各霸一方。中國倒向蘇俄，這個局面，是不是美國朝野的共識——甚至，如果偶然因素促成中共的戰略野心，司徒雷登等輩的傾共政舉，是不是可以舉行？
三，如果中共一石二鳥，他是不是和美，蘇，都來一個認可——請不要忘記，共產黨在他的報章上是如何吹捧美國價值的——而大公報上，又是如何吹捧蘇聯（見其記者曹氏之蘇聯採訪錄）。
。。。。。。
在此意義上說，不是蔣介石放棄了大陸，而是美國認可了蘇俄勢力範圍，可以含括中國。這樣一來，價值評估和民主選項，就被遠遠拋棄了。這個拋棄的表現是這樣證明的。美國人在1972年重圓司徒雷登的中共夢，在毛最危機的政治關口，尼，周握手，不一而足。
美國人，究竟如何打算中國課題之自由民主遠景？筆者不甚寥寥！
二
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都是獨裁，都是專政，但是，從歷史和現實的情景看，極權是一種較之專制更為專制的體制，且含有負面的所謂現代性；極權，無法包容專制主義中某些文化和道德底線，反之，專制，卻可以涵蓋這些底線，即為開明專制者也。我們說，蔣公的專制體制是有底線的，他的底線，就是言路的有限自由和宗教道德的信仰和約束（或者說，表面的信仰和約束）。
歷史，東，西方歷史，同樣證明了這一點。西方的凱薩政治，或者基督教政治，如『列維坦』中敘述之上帝國度中，那種屠戮以外的道德說教，呈現了他們的政治原則。這個原則就是，要依附在上帝的絕對律令之下而不得違背——雖然，上帝，亦可以號召殺戮人類。
凱薩獨裁的含義，究竟是極權，還是專制，我們說，他還是專制。因為，元老院，還是存在的。就如羅馬歷史學家吉本所言，元老院的存在，說明了，羅馬歷史晚期殘存的議會制度，與凱薩式獨裁制度進行的抗衡之存在。
其歷史衰敗原因之一，也是元老院式微之結果。"元老院的獨立性已經喪失殆盡，這從皇帝能讓他指定的公民進入元老院中可見一斑，立法權一旦被行政權控制，憲法就失去了它曾經擁有的任何自由原則。"（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吉本把這個衰亡叫做"瓦解的種子"。
於是，看待專制和極權之區別的古代原因，就是看待，是不是有人完全廢除議會制度，哪怕是有限制的議會制度。
在英國歷史上，其國家制度，同樣來自對於議會的仰仗和維繫。其帝，其法，不可凌駕在憲法之上。
法國的革命者，在考量網球場宣言的時候，也要製造一個憲法式意志，或者叫做盧梭之"總意志"——雖然，這個總意志，最後，演化為革命極權主義之溫床。變成民主革命和極權主義之雙刃劍。但是，革命者，並未忘記這個規約原則，並未忘記歐陸憲法精神的歷史（甚至吉倫特黨人和羅蘭黨人，取向帝制的政治傾向，曾經考量過帝制和自由之關係。）（見『法國革命史』卡萊爾）。
於是，在拿破崙時代，法典和戰爭，成為第一執政帶給世界的遺產。
到了復辟時代，所有歐洲政權，開始了他們的，既不是93年，也不是極端皇權的政治改革時代——復辟時代的專制主義國家，正好承接了文藝復興以後，文化再度復興之時代重任。這個復興，表現在其政治體制的半民主，半專制主義特徵。塔列朗，俾斯麥，梅特涅，迪斯雷里一行人，都是文化崇拜者，而不是文化剿滅者。在他們的專制主義原則下出現的新聞自由和普選制度，已經對專制本身，產生了動搖。
這個歷史事實，恰好是他們對其政治和歷史源頭的復歸；對於希臘城邦民主和約翰王大憲章的復歸。在此意義上，西方的人們，在民主中斷的時期，並不像從未民主過的中國人那樣，陷入迷濛，無可依據——他們，只要中斷對歷史的中斷，既可以從新達到民主。在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橫行的一個非民主瞬間，有志之士，有識之士看到這一點並不困難。而對於中國人來講，這些民主原則，就並不是看家的寶貝，而是舶來品，是陌生客。
對於陌生的民主憲政，孫文，起到了舶來之的總傳輸客之作用。他告知人們的三民主義，就是要開創這個中國民主，最終還政於民。他的原則是好的，辦法也可行。
這樣，蔣介石在應用孫文主義的時候，就本著一個民主的天條，而非馬克思的專政。但是，蔣介石把孫文的民主三階段，搞成了專制主義，卻又是不爭的事實。這個訓政階段，主要的政治努力，又被外來侵略和共黨破壞所貽誤。所以，蔣介石的訓政，其實變成了專制。
可是，他的專制，又是怎樣一種專制；其和極權主義是不是等量齊觀，毫無區別？這當然是值得思考的。
我們說，極權是專制，又不是專制；是因為，專制中的某種民主和開放空間，在極權那裡無法存身。這裡有幾種原因。一是，蔣介石不可能像殺掉他的所有政敵一樣，殺掉他的異類。他不可能殺掉李宗仁，馮玉祥，閻西山，張學良。。。。。。但是，毛，就可以殺掉劉志丹，高崗，彭德懷，劉少奇。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是不是一個簡單的，毛言，可殺，即殺；蔣言，不可殺，抑或無法殺，即不殺之問題呢？當然不是——前述引文，也間接指出了這個極權的整體主義特徵——不同於專制之只是政見的集合與獨裁（dictatorship)。
問題是這樣，專制主義，一如前說，還殘存著元老院，或者議會，法制，言路自由這樣的約束物，約束人，和最重要的，宗教信條和道德維繫，文化維繫。所有這些制衡之因素，之潛規則和顯道德——只有希特勒和毛這樣的文化剿滅者，才可以肆無忌憚地蔑視；多數政客不可以，也未想到枉顧這樣的國則，民則，法則。
蔣介石可以左右制衡，各個擊破，卻無實力，也無可望，去殺掉這些胡漢民和張作霖。也就是說，蔣介石，可以枉顧他們的政治意見，枉顧他們的政治存在，甚至設法剝奪和削弱其兵權，兵力等等，但是，殺人，不太可能。於是，在這個基本判斷面前，我們說，極權主義，是，一要奪走你的政治意見，二要剝奪你的肉體生存。希特勒和史達林亦如此。
二是，專制，極權之不同，還表現在政權構成的非制衡化。專制，可以在皇權，人民和軍隊之間，搞陽謀和陰謀；卻無法完全永遠取締這些政治存在物。皇帝，還是革命者和政治任務最有效的克星。如，俾斯麥，還不是因為與某大臣齟齬，在皇帝面前失寵，去位。
而在史達林和毛這裡，這等事情，絕對不可能發生。毛的權位，簡直是與生俱來，不可須臾奪走。再如，這個政治結構，就完全不可能發生1936年的雙十二事變。西安事變解釋多多，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蔣公專制留下的政治和軍力空間，起到作用。陳再道和許世友，不可能有這類空間，林彪也沒有——和張學良，楊虎城等，亦不可同日而語。
三，"解放區"之問題。井岡山時代的井岡山，以及後來的各種蘇區，含延安等，剛好是蔣公預留邊區或者政治空間的，一種准自治方式。毛這裡，連街道派出所和村鎮，人民公社，都不可能是任何類似邊區，邊緣和邊際之空間。自由主義不可以在毛式邊區存在——也不存在這類邊區；而紅軍，可以存在於茲。
四，牽涉到經濟課題。民國統制經濟和自由經濟的雜處，是民國自由之社會基礎；這個基礎，一言蔽之，就是土地私有制及其派生的工業，農業等經濟單元。這個私有制在毛這裡，當然不復存在。（中國現在是不是不是計劃經濟了，不是統制經濟了，不是國家資本主義了，不是權力經濟了。。。。。。難道真是這樣！）
五，社會存在與否，也是毛蔣社會迥異之所在。大學，蔣公那裡有。有贊成清黨之蔡元培，自由主義大師胡適之，有二梅先生（貽寶，貽奇）。有燕京大學，有清華大學。
報紙，蔣公有。前此說及之大公報等。
六，學人，大家，輩出不窮。
七，社會，不論好壞優劣，是確乎存在的，三教九流，五門八派，上下各界，工農商學。可是毛這裡，水至清無魚。在毛一人之下，一切取締階級，階層和人際社會幾乎都不存在。學不上，報不辦，買賣不做，甚至不種地，不開工，不生存（他說，中國人只能挨餓，不能吃飽；吃飽，要生出二頭四足——見張絨『毛，鮮為人知的故事』）。
八，現在，毛式不學，不工，不農，不商，有了改變，但是距離國際普世標準，差得遠。這方面，隨著網際開通和被禁，說明了問題。
九，利益方面，則一言蔽之，蔣公，毛公，現在的統治集團，都是特殊利益，既得利益集團，卻程度，範圍，深度都不可同日而語；所謂量，質，都不同，已毋庸多言。
在此細節分析以後，我們看見，蔣介石和毛的赫然之別。
就不要說抗日時期，兩黨領袖完全不同的對日態度。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