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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百萬雄師叫屈 匪諜與戡亂危局·劉 斐

馬志賢:為百萬雄師叫屈─大共諜劉斐·韓練成的傑作


吐絲口之役始顯形

    共黨長期潛伏國軍中的二個大共諜: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與共軍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合作,大膽的設計一個大陷阱,所謂:挖心戰術。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引誘國軍李仙洲兵團,到沂蒙山區中心地帶──蒙陰縣,使國軍四不著邊,陷於孤立,予以圍殲。

    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察覺情勢不妙,令迅速後退。但劉斐在南京阻擾,韓練成在前方亦故持異議。並於二十二日晨,李仙洲兵團由萊蕪繼續向北撤走時,脫離部隊,進入共軍防區。陳毅與陶勇在距國軍二、三公里處迎接韓練成。

    因韓練成之棄戰及乖張措施,導致四十六軍潰亂並累及友軍,於當日下午全軍覆沒。

    此役,中樞震驚,改組中原戰場指揮機構,撤銷鄭州、徐州二個綏靖公署,被稱為常勝將軍的徐州綏靖公署上將主任薛岳,黯然下台,結束他輝煌的軍事生涯。這一役,也成為戡亂時期國軍勝負的分水嶺。

    韓練成,甘肅省人,民國前九年生,陸軍大學將官班畢業。抗日戰爭中期,在廣西省任補給分區少將司令,負責補給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夏威)所屬各部隊,民國三十一年,調任夏威之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民國三十四年升第四十六軍中將軍長。

    四十六軍編入盟軍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並換發美械裝備,準備參加反攻廣州作戰。行軍途中,日本投降,奉命調海南島,接受日軍投降。

    三十五年秋,國軍縮編,編為整編第四十六師,韓練成任師長,冬,部隊調赴山東,在青島登陸,編入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作戰序列,王耀武為便於指揮,又報國防部准恢復「軍」番號,因當時濟南、青島地區,王耀武指揮的其他各軍,均尚未整編。

    韓練成精明陰沉,隱身有術,是共黨長期潛伏在國軍中的少數大共諜之一,在共黨刻意培植,及另一大共諜劉斐的援引下,不次破例升遷,終於竊據軍長要職。韓練成在青島登報募三百多名山東省人,成立一個情報隊,這些人,全是共軍人員偽裝的。四十六軍在青島接受部分冬季裝備後,即開赴膠東,在黃縣、掖縣地區,清剿土共。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下旬,四十六軍韓練成所部在劉斐操縱下,奉命由膠東撤回,鐵運博山,與七十三軍歸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兼指揮所主任李仙洲率領,進入沂蒙山區,攻打共軍陳毅部,韓練成部曾到達蒙陰縣境。二月十三日,陳毅主動放棄其司令部所在地──臨沂,全部北上,迎擊國軍。

    王耀武發覺李仙洲已孤軍深入,命其迅速向北撤退。二十二日晨,李仙洲兵團由萊蕪縣城地區,繼續向北撤退時,韓練成臨時故意將其部隊,交給該軍三位師長中資歷最淺的一位指揮,他脫離部隊,留在萊蕪城內;另因一位師長不奉行命令,招致該軍潰亂,並累及七十三軍(欠七十七師),於當日下午全部覆沒。由於韓練成之諸種乖張措施,故持異議,_誤時間,使李仙洲兵團之另二個師(七十七、新編三十六師)亦告敗績,李兵團七個師,七萬餘人,全部覆沒。史稱「吐絲口戰役」。

    吐絲口剿共之役失敗,導致中原戰場國軍指揮機構改組。

    鄭州、徐州綏靖公署撤銷,徐州綏靖公署上將主任薛岳調職,以後雖在廣東又膺要職,但指揮的部隊,已微不足道。

    吐絲口之戰這一役之前,國軍士氣昂揚,視共軍為烏合之眾,之後就轉變成怯敵。

    韓練成帶著他那個全由共軍人員偽裝編成的情報隊,留在萊蕪城內顯現出他的共諜原形。

    向北撤退的國軍剛出發,尚在視界內,韓練成即迫不及待的進入共軍防地。陳毅與陶勇在縣城東方約二公里處迎接他,見面握手時,陶勇一再的對韓練成說:

   「多年不見,辛苦了,辛苦了。」

    韓在陳毅、陶勇陪伴下,向陳毅之司令部走去。

中共建政後,韓練成任蘭州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西北軍區副參謀長。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蘭州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科學和條令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戰史研究部部長,甘肅省副省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一、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三屆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李仙洲兵團覆沒後四、五天,共軍察覺國軍對韓練成及他那個情報隊的三百多人毫不懷疑,又命韓練成帶著那個情報隊,以突圍成功的姿態,於一周後回到青島。旋奉命帶著返回的少數部屬,到安徽整補。這時,還引起桂系中二位要角的衝突,夏威欲韓練成繼任軍長,徐啟明則堅決反對。徐啟明為此,由安徽專程至南京,向當時任國防部長的白崇禮陳說,始決定由譚何易接任軍長。

    韓練成以後回蘭州,任甘肅省保全旅旅長。他道是能屈能伸,軍長幹過,再當旅長。


小諸葛一再被玩弄

    非廣西人,從來沒有在廣西部隊中擔任過軍長者,而甘肅籍的韓練成,與李宗仁、白祟禧原無特殊關係。韓練成能由白崇禧推薦調升四十六軍軍長,真像玩魔術一樣,變戲法變出來的。其經過非常曲折,其間共產黨用了很深的功夫,並充分利用了中央與桂系間的微妙關係,首先巧妙而輕易的捉弄了小諸葛白祟禧。筆者先後聽到兩種說法,但這兩種說法先後銜接而不衝突。

    一、據吐絲口戰役時,任四十六軍通信營營長潘有聲及曾任該軍特務營營長的陳桂生二人說:抗日戰爭中期,韓練成任補給分區少將司令,負責補給部分廣西部隊,歷次重要會議,他發表意見,或分析敵情,事後每證明其見解高明而獨到,是故受白祟禧注意,進而賞識器重。調升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後又推薦其調升第四十六軍中將軍長。

    二、據傳說:四十六軍軍長出缺時,白祟禧決定推薦三個候選人,其中並無韓練成。韓乃請人向白崇禧關說,希望把他列為第四名候選人報到中央,韓謙虛的表示:自知資望淺,不會被選中,只求列為軍長候選人,培養培養聲望。白崇禧亦認為韓練成的資歷,與軍長人選的條件差的很多,推薦他為候選人之一,上級絕對不會選中他,遂作了一個順水人情。然事出意外,中央偏偏就選中韓練成,韓練成調升四十六軍軍長。三十八年,韓以甘肅省保全旅旅長,於蘭州陷共後,出任共軍蘭州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當軸誤信共諜謊言

    民國三十七年夏,筆者在濟南於役整編七十三師七十七旅,曾恭讀先總統蔣公一篇訓詞。這篇訓詞是吐絲口戰役後,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時所講,來台灣未再看到過,現在還記得的有兩點,大意是:

    一、嚴厲指責與會之各高級將領,說他們有些人所受的教育,本來最高只可以擔任團長職務,但為因應事實需要,現在都擔任了重要職務(參加這次會議的將領,職務最低的,是整編師師長),尚不知勤學自修,充實自己,而自以為學識、能力足用。

    二、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於吐絲口戰役後,突圍回青島,到南京向蔣公報告說:他於李仙洲之主力部隊,在萊蕪北方公路上混亂時,眼見大勢已去,無法挽回,遂帶著三百多名官兵,換穿便服,晝伏夜行,歷時七日夜,始突圍回到青島,一路上,未遇到共軍正規部隊,遇到民兵,捉到詢問情況後,即予槍殺。並說:共區組織並不如傳說的那麼嚴密。

    當時,筆者對韓練成所說之經過,即深感懷疑,百思不得其解,韓所說使人懷疑的有五項:

    一、韓練成說:他眼見李仙洲兵團在萊蕪城北方潰亂,無法挽救時,才帶著三百多人,換穿便服離開部隊。與四十六軍其他人員所說,部隊由萊蕪城附近出發時,他就脫離部隊,留在萊蕪城內之說法不同。

    二、李仙洲之指揮所、四十六軍、七十三軍(欠七十七師),在萊蕪城北方公路上覆沒時,初期,共軍阻撓部隊,雖然最多不超過兩個團,但共軍主力距該處並非很遠,已形成大包圍,三、四十華里以外儘是共軍。在這個大包圍圈以內的國軍其他部隊,絕無小部隊集體攜械突出重圍者,韓練成這三百多人,怎麼會跑得出來?

    三、七十三軍空運山東己八個多月,且久駐萊蕪城北方一百多華里之淄川、博山地區,亦陸續吸收了很多山東籍兵員,對當地風俗民情也多了解,該軍一百九十三師北方人甚多,言語通,地理亦較熟悉,但在這個大包圍圈內之二個師及軍直屬部隊,一枝槍都沒有帶出來。而四十六軍由海南島海運青島,只有三個多月,其官兵均為廣西人,言語不通,地理不熟,即韓練成在青島招募那三百多人,亦應多屬青島附近人士,對沂蒙山區地理,亦無所知。韓練成憑什麼本領帶著 三百多人突出重圍,潛行六、七百華里,回到青島。

    四、新編第三十六師一○八團官兵中,就有博山、淄川縣人,且這個團自一月初,隨十二軍由霍守義率領到達萊蕪縣至吐絲口戰役時,在這個地區進、退二次,對該處地形已大致了解,但突圍至博山後,都是零星跑回濟南,連一個完整的班都沒有。

    五、所謂晝伏,根本不可能,國軍到達之處,居民固被共軍事前裹脅驅逐一空。但當國軍全部覆沒了,居民都又被共軍驅回居所,戶戶有人,村村有民兵,村莊中不可能晝伏。時值舊曆正月底,田地中稼禾毫無,也無法晝伏。如說晝伏山上,亦不可能,那一帶的石頭山,和紅土砂石質之小山,不但未長樹木,連草也長不高,都是光禿禿的,怎麼能晝伏?當時,有少數個人或三、五個人,企圖跑出共區,多未成功,這些人用的方法,也是晝伏夜行,白天躲在山上,但多被共軍的民兵或牧羊人發現捉回,有的甚至還送了命。

    吐絲口戰役後,筆者與四十六軍的中級幹部,相處三、四個月,他們一再的說:四十六軍在青島登陸後,韓練成即以部隊初到山東,官兵與當地人言語不通,地理不熟,為搜集情報,非運用當地人不可。在青島登報招募山東人三百多名,成立一個情報隊,連隊長都是由招募來的人員擔任。這個情報隊,由韓練成親自掌握,他非常信任這批人。二十二日晨,四十六軍在萊蕪城郊分別集合,準備出發時,韓練成突然集合三位師長,及軍直屬部隊各主官說:「我們已陷入重圍,四周有共軍四、五十萬人,情況很不好。部隊先出發,請莫(敵)師長代我指揮,我要留在後面看看。」

    部隊遂即出發,韓練成就帶著那個情報隊,留在萊蕪,以後他們做什麼,就沒有人知道了。潘有聲、陳桂生二人還說:四十六軍副軍長海競強是白祟禧的外甥,曾任該軍一百八十八師師長,在該軍任職很久,素孚人望。四十六軍在青島登陸後,韓練成即在青島設一辦事處。韓說:辦事處負責補給及一切連絡事宜,責任重大,請副軍長留在青島負責。從此,海競強就留在青島,脫離部隊。否則,由萊蕪出發時,韓練成不隨部隊行動,由海競強代理軍長,各師長也不敢玩忽命令,部隊就不會了。這都是韓練成製造的問題。

長期滲透竊據高位

    民國四十六年,筆者服務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時,見國防部印發的敵情資料,韓練成竟任共軍蘭州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要職,始恍然大悟,韓練成與劉斐一樣,根本是一個大共諜,長期潛伏國軍中,終於竊據高位。對懷疑其自稱突圍回到青島之各點,乃豁然而解。現在可以大膽假設,韓練成自任補給分區少將司令起,步步高升,其過程及各種措施,均深含玄機。這些過節及玄機,概略可分為八項:一、任補給區司令時,言必有中。二、請人向白崇禧關說,推薦韓練成為軍長候選人。三、四十六軍調青島,並向膠東推進。四、招募三百多名山東人,成立情報隊。五、派海競強任留守處長之動機。六、四十六軍調博山,參加吐絲口戰役之原因。七、韓練成在萊蕪城進入共區之經過。八、韓練成回青島之真情實況。

    一、韓練成任補給分區司令時期,出席歷次軍事會議,言必有中,見解精到,是共產黨有計劃的安排,且有組織的在幕後提供資料,甚至還作出一些配合措施,目的是在引起白崇禧的注意,進而賞識器重,俾藉機竊據國軍重要職位,以便為共黨工作。韓練成在共黨刻意培植下,果如願以償。三十一年,白崇禧將其調升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正式加入桂系的團體。

    二、四十六軍軍長出缺時,韓練成托人向白崇禧關說,將他列為軍長候選人之一,也是共黨事先縝密策劃,要充分利用中央與桂系間的微妙關係。所以,韓練成在托人向白崇禧關說前,他已有很大的把握,只要能被列為軍長候選人之一,報到中央,他就能被選中,升任軍長。蓋歷來廣西部隊,重要職位之人事調動,中央均尊重李宗仁、白崇禧的意見;每遇廣西部隊重要職位出缺時,均由李宗仁或白崇禧推薦候選人三名,報請中央圈定一人任命。但那些候選人均是廣西人,且與李宗仁、白崇禧有深厚的關係,所以,無論中央選中其中任何人,還都是桂系的人。

    共黨根據前述情況,認為如能使白崇禧將韓練成選為候選人之一,報到中央,當局很可能會想:你們廣西部隊的重要職位,向來都是由廣西人擔任,現在你們推薦的候選人中,既然有一位非廣西人,不論條件好壞,就圈選他好了。更重要的是,劉斐必然在旁敲邊鼓,並運用各種關係,促使韓練成被選中。因劉斐當時己貴為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次長(部長為徐永昌)。雷嘯岑在其所著:「人鑒及新官僚的嘴臉」一書「桂軍中的共諜」篇中,即有……「劉維章(筆者按:劉斐字維章)亦以李、白推轂而官拜中樞最高統帥部的參謀次長,職掌作戰計劃,參與密勿,他的共諜任務,從此乃得到儘量發揮的太好機會了,……他對共軍最著的共諜殊勛,即為援引共黨份子甘肅人韓練成擔任軍職,積資升至四十軍軍長。」

    小諸葛白崇禧是足智多謀之人,這次被奸詐的共黨暗算了,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雷嘯岑在其同篇文章中,尚有「三十六年韓率部在徐州一帶剿匪,全軍被敵人解決,獨韓氏隻身生還,時論譁然,以有劉維章在中樞從中掩護解說,韓氏不但不受處分,而白崇禧當時且大罵徐州行營(筆者按:雷先生將綏靖公署誤為行營)主任薛岳指揮失當,冤枉犧牲了桂軍的實力」。薛岳指揮得固然不高明,但真正的禍源是白崇禧受共軍捉弄,推薦韓練成為第四名軍長候選人,促成韓升任第四十六軍軍長。吐絲口戰役,李仙洲兵團覆沒,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罵薛岳指揮不當,獨白崇禧不能罵薛岳,他應該學傅作義在北平上共產黨的當,於所謂局部和平後之自責行為,打自己的耳光。

    吐絲口戰役後,四十六軍的中級幹部們說:軍長出缺時,他們多預測海競強會升任軍長,因海氏為廣西人,信奉回教,且是白崇禧的外甥,曾任該軍一百八十八師師長,又是現任的副軍長,以資歷、人事背景言,似均非他莫屬。結果,大出意料,跳出一匹黑馬韓練成。


先毀一軍四師陪葬

    共軍透過大共諜劉斐,在國防部導誤、操縱下,巧妙的指揮國軍的情形,真是古今中外史無前例。已達到如臂使指,運用自如,得心應手的程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十五年冬,將四十六軍由我國最南方疆域的海南島調到山東青島。講起來,真像天方夜譚,難以令人置信。但由蛛絲馬跡的資料中,加以分析,又確實如此。是年冬,國防部用一個大船團,乘長風破萬里浪轟轟隆隆的,冒著颱風(該軍通信兵營長潘有聲曾說:他們裝在甲板上的馬,經過台灣海峽時,遇到颱風,有的被吹得掉到大海裹),經台灣海峽,將四十六軍運到青島,登陸後,迅即向膠東推進,曾到達黃縣、掖縣地區。三十六年一月下旬,國防部又突然命令王耀武將這個軍調至博山,參加吐絲口戰役。

    四十六軍上述諸行動,表面上看是受國防部指導剿共,實際則是因應共軍的狀況需要。共軍透過劉斐,間接的在操縱指揮,這個軍才北調、東進、西運、南下的忙得團團轉,最後毀滅在萊蕪城北方的公路上,並另拖了四個師陪葬。

    三十五年七月初,王耀武命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夏楚中,指揮由徐州空運濟南之七十三軍,與原駐防濟南東方之九十六軍,由濟南沿膠濟鐵路向東推進,五十四軍及第八軍分別由青島、濰縣向西推進。至同年各,已將膠濟鐵路打通,並修復通車。以是時情狀言,王耀武無必要也無理由再請求增兵。

    四十六軍一到山東即向膠東推進,以當時言,既非狀況需要,也不合情理。膠東有十多個縣份,面積廣大,用四十六軍一個軍六個團的兵力(這個軍一師只有二個團)去清剿土共,兵力也不足,發生不了作用,同時以王耀武的處境看,也非急要事情,反而是虛擲兵力。因當時,陳毅之主力,尚在蘇魯交界地區,但為什麼又突然增調一個軍到山東?是王耀武請求增兵?抑是國防部主動增援?這個軍到山東後,又很快的用到膠東方面。以此點看,這個軍到山東的任務,似已早定,但作這項決定的是國防部?徐州綏靖公署?或是第二綏靖區?其目的何在?

    七十五年春筆者曾看到一本書,其中有一小段,似可供解釋這些疑點參考:是時偶至朋尹愷先生處,其桌上置有其同鄉楊有劍新著「龔德柏先生評傅」一冊,攜回翻閱,其中有:「國軍……迫使共軍陳毅、劉伯誠所部,退避黃河以北一帶與渤海之濱,本欲退往東北」。

    陳毅部共軍當時如真被迫退往東北,行動如能保密,則由膠東煙臺、龍口等沿海地區,利用夜暗,用多數小船,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軍由法國敦克爾克撤退之方法,從海路退到東北,則不失為可行途徑,否則,如經陸路撤退,由山東經河北,無論由平津之間,經冀東或繞道北平西方退往東北,長途跋涉,山河險阻,以當時國共軍形勢論,似均困難重重,甚至根本不可行。

    假如這種看法還有其道理的話,則四十六軍調到山東並迅速向膠東推進的原因,就有線索可循了。陳毅所部共軍,如果被迫經海路退往東北,必須先越過膠濟鐵路國軍防區,經膠東跋涉到達煙臺、龍口沿海地帶,再乘船渡過渤海灣。當時,陳毅的軍、政、黨徒眾,恐怕有六、七十萬以上,拖家帶眷的大撤退,很難絕對保密,如被國軍發覺,必然派軍追擊、攔截並用,共軍之撤退行動,將極端困難。

    共軍為未雨綢耀計,指示劉斐操縱,將由大共諜韓練成任軍長之四十六軍,由海南島調到山東,明為收復膠東,肅清土共,甚或光復煙臺、龍口等地,阻絕陳毅利用海路與東北共軍連繫。實則,是預備陳毅所部共軍,事急勢迫必須經海路退往東北時,四十六軍占位置之利,必然順理成章的會奉命配合其他部隊擔任部分攔擊任務。屆時,韓練成就可以陽阻陰縱,讓開一條路,使陳毅所部有機會逃往東北。以免國軍另調其他部隊,至膠東沿海地帶認真阻擊,那陳毅在山東半島上,不是被國軍瓮中捉鱉了嗎?共軍用心真是深遠。


操縱偽裝裡應外合

    四十六軍在青島登陸後,韓練成即以該軍初到山東,官兵與當地人言語不通,且地理不熟,為搜集情報,非運用當地人不可,乃急忙在青島登報招募三百多名山東人,成立一個情報隊,連隊長也是由臨時招募來的人員之一擔任。這件事的實際情形,也是亘古未有的奇聞。現在可以肯定,那三百多名山東人,全部是共軍人員偽裝而來的。所以,韓練成成立情報隊之計劃,是共軍擬訂的,且可能是共軍計劃透過劉斐操縱,將四十六軍由海南島調到青島之一貫作業,同時擬訂的。當四十六軍尚在海運途中,而共軍預備偽裝參加四十六軍情報隊的人員己安排停當,他們原是一個建制的小單位,分散而陸續的,以難民身份進入青島國軍防區,待四十六軍在青島登陸,韓練成招募情報隊員的辦法一登報,他們就如響斯應的,以愛國而反共忠貞得了不得的樣子,個別前往應招,經過形式上的考試,四十六軍的情報隊迅速的成立了,韓練成很重視這個情報隊,他親自掌握。而這個隊也轟轟烈烈的,幹得有聲有色。那批人很像從事戰地情報的老手,無關緊要的情報,如雪片般紛紛而來。然細聽價值又有限。情報隊的隊長,精明幹練,統御有方,新成立的情報隊,被他管理的頭頭是道,工作效率很高,他常常進出韓練成的辦公室,那個隊的人員,因韓練成的器重,而稍為囂張。四十六軍的廣西人,看著有點不順眼,但又覺得韓練成成立情報隊之主意並不錯,沒有講話的機會。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晨,韓練成不隨部隊向北撤退,留在萊蕪城內,就是帶著這三百多名山東人。這批人,明的是四十六軍的情報隊,實際則是共軍的情報隊。他們除為共軍搜集情報外,還負責保護韓練成的安全,而其當初主要的企圖是預備俟國軍與共軍從事大規模戰爭之前,兩軍對陣,利用召開作戰會議時,劫持國軍各級指揮官,使國軍指揮體系喪失,部隊整個癱瘓,戰力消失。韓練成再指揮這三百多人,與共軍裹應外合,更配以心理作戰喊話,使國軍迅速瓦解。二十一日,李仙洲、韓練成、韓浚與三位師長十二位團長及幕僚人員等在萊蕪城內開會,韓練成一夥未採取行動,是因開會地點在七十三軍防區內,且李仙洲之指揮所始終隨七十三軍軍部行動,共諜無機可乘。

    這種假設絕非幻想,是時,共軍戰力不如國軍遠甚,國軍擊潰共軍比抗戰初、中期,日軍擊潰國軍還容易,如用堂堂陣容對戰,共軍絕無取勝機會。所以,他們挖空心思,想出很多取巧戰法,如偽裝、裡應外合等等旁門左道詐術占便宜。現舉二個小戰例以資佐證: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十二軍新編第三十六師一○六團,奉命收復濟陽縣城。濟陽在濟南東北方,相距約九十華里,縣城緊依黃河,南城門距黃河只有五、六百公尺。共軍地方部隊聞國軍來攻,未接戰就逃跑一空,一○六團進駐城內。兩周後為構築防禦工事,征民夫五、六百人協助作工。西城牆外為道路,道路旁即為農田,距城牆只有十多公尺。時值秋季,這些農田種的都是高莖植物,即所謂青紗帳,視界達不到二十公尺。某日下午六時許,準備收工,叫民夫出城回家時,共軍利用青紗帳掩護,秘密接近西城門,突然發起攻擊。事先沒有情報,一○六團毫無準備,如諸葛亮在西城面對司馬懿一樣。城門大開,守軍受到奇襲,守衙城門的三個衛兵,戰爭一開始就陣亡了。共軍一個連衝進城內。守軍倉惶應戰,派一個排揣著刺刀,在其他單位支援下,把敵人打出去,未待這個排退回,就把城門關閉,決定犧牲那個排,但敵人迅速把那個排消滅後,增加兵力又衝進城,這種拉鋸戰打了三、四次,守軍損失了五個排。最後敵人大部隊趕到,一擁而入,西城門就棄守了。

 共軍偷襲西城門的同時,對縣城其他陣地均發起攻擊。惟其他陣地,與青紗帳均有相當的距離,視界開闊,故共軍偷襲均未得逞。這時,縣城四周,都在激烈戰鬥,一○六團團長楊培之,正在抽調部隊,堵擊由西門街進來的敵人,但民夫暴動,在團部及縣政府附近與守軍打起來了。共軍裹應外合,守軍受到前後夾擊,迅速形成巷戰,進而混戰。到夜間十一時多,一○六團已無力支撐,等待濟南的援軍突圍而出,全團只剩下八、九百人,重武器、馬騾全部丟光。團長楊培之稍後也被王耀武以作戰不力,槍決於濟南。當時,參謀總長陳誠還傳令三軍,嘉獎王耀武軍紀嚴明。戰後始悉,共軍攻打濟陽的兵力,正規部隊及地方性部隊共達一萬八千餘人,而那五、六百民夫,半數以上都是共軍人員偽裝的。

特種部隊特種作戰

    三十五年中秋節,九十六軍一個團駐防膠濟鐵路西段某鎮,這個鎮收復不久,不但風平浪靜,毫無情況,時逢佳節,當地的鄉長要敬軍,要慰勞勞苦功高的國軍,除致送各營連豬、牛肉外,並宴請排長以上的幹部。席開十多桌,招待的還頗周到,不但熱情敬酒菜,連倒茶、敬煙都有專人負責,酒足飯飽後,還安排有餘興節目。鄉長執意要奉陪摸幾圖,情意真摯,那位團長不好意思固拒,另有牌九、麻將數場,會賭的人都參加了,各選所為,盡情玩樂,宴會辦得有聲有色。時到零時許,喝盧呼雉,賭興正濃時,鎮外突然槍聲大作,被宴請的那些人,還未弄清楚發生了什麼情況,原來親切敬茶、奉煙、陪賭的人的手裹,都不再是麻將、牌九或煙茶了,而都是手槍,轉眼間,國軍帶槍的人,也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槍被卸下了,剛剛被敬為上賓的國軍人員都變成階下囚。村鎮四周,戰鬥都在激烈進行,小部隊各自應戰,敵人未能一舉沖入鎮內,但士兵們很感惶惑,眼看著打起來了,官長怎麼還不回來指揮作戰。突然間,陣地後方也槍聲四起,鎮內也打起來了。部隊無人指揮,電話也不通,傳令兵也無法通過,鎮內各十字路口都被敵人控制,團部的衛兵也在猝然間被打死了,其他各營連的衛兵所遭遇的情況都差不多。全是在槍聲初起時,不是被偷襲打死了,就是猝不及防被控制了。共軍裡應外合,防守陣地計程車兵受到前後夾擊,天黑,情況不明,又無人指揮,那個團很快就潰亂。好在,該團距友軍防區不遠,夜暗潰亂的小部隊容易脫離戰場,跑到友軍防區的很多,但損失已屬慘重。

    戰後始悉,那個敬軍晚會,完全是共軍計劃下的一個陷阱,負責招待、作業、陪賭、敬煙、倒茶、打雜、醫藥等人員都是共軍人員偽裝的,潛伏當地及外來的超過四百人,當地非共軍人員也被共軍以殺害全家所脅制,不敢透露風聲。王耀武為此役,通令所屬部隊,嚴格禁止賭博。

    由上述二偶戰例推想,共軍安置在韓練成身邊那三百多人,當初的目的,絕非只負責保護韓練成回到共軍防區。

    現在覺得,濟陽戰役偽裝民夫之共軍人員、中秋節慰勞駐軍偽裝招待、陪賭的共軍人員,及韓練成那個情報隊的共軍人員,可能是共軍的同一批人員。似乎那時共軍在濟南、青島地區,就有一個類似現在各國概稱為「特種部隊」的單位,約有四百人,相當於一個小型的營,專門從事偽裝、滲透等特種作戰。這批人既受過特種作戰訓練,又屢次與國軍接近,最後乾脆偽裝成國軍人員,變成四十六軍的情報隊,簡直比國軍更像國軍,一點破綻都沒有,即於吐絲口戰役後,四十六軍的人員對他們也毫不懷疑。他們在八個月內三次暗算國軍均順利得逞。


絕對優勢國軍挫敗

    海競強(在台),是四十六軍的副軍長。據該軍人員說:部隊在青島登陸,奉命向膠東推進時,韓練成對海競強說:「部隊去膠東,距青島很遠,但一切補給、連絡事宜均須在青島接洽,需設一辦事處,負責處理。這個責任很大,請你留在青島負責。」四十六軍由青島火車西運,經掖縣、黃縣地區向膠東推進時,海競強就留在青島當留守處處長,從此就脫離部隊,直到該軍在萊蕪覆沒,他就沒有再回部隊。韓練成作這樣安排,有下列二種原因:一隔離開海競強,免得他與海時刻相處,萬一注意不到,被海競強看出破綻,敗壞韓練成的奸計。二使四十六軍除韓練成之外,沒有第二個人可以作適當指揮。一旦時機來臨,韓練成採取乖張措施時,使四十六軍指揮不靈,陷於群龍無首狀態,喪失戰鬥力。如後來在萊蕪北方公路上混亂棄武器之情形。吐絲口戰役後,該軍少校參謀莫某即曾對筆者說:「海競強在我們軍里很久,他又是白崇禧的外甥,大家對他很尊重。如他在軍中,二月二十二日韓練成脫離部隊,由他指揮,三位師長就不敢玩忽命令,我們就不會亂了。我們真對不起七十三軍,是我們把他們拖垮了,連累你們也完了。」

    劉斐操縱戰局,將四十六軍由廣東的海南島調到山東青島並向膠東推進,應是準備掩護陳毅部退往東北。為何往後又命令王耀武,將四十六軍調至博山,參加吐絲口戰役。這種轉變,似是受宿遷、嶧棗二戰役共軍打勝仗的影響。經過宿遷、嶧棗二戰役,共軍發覺,在劉斐巧妙操縱導誤下,打敗絕對優勢的國軍,不如原來想像的那麼困難,所以改變了計劃,要於沂蒙山區,在劉斐、韓練成、陳毅密切配合下,毀滅四十六軍,並再拖一個軍陪葬。因之劉斐運用參謀總長陳誠名義,電令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指明調遣四十六軍、七十三軍進入沂蒙山區。

    是時,青島、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國軍共有六個軍十八個師。共軍當然知道,如能消滅其中二個軍六、七個師,王耀武必然被迫放棄膠濟鐵路沿線大部分地區,則通往膠東之門就大開了。以後,如陳毅部仍被迫須退往東北,亦容易多多。後來果如共軍所希望的,李仙洲兵團二個軍七個師七萬多人,在萊蕪全部覆沒。膠濟鐵路沿線,除昌樂、濰縣外,國軍全部放棄。膠東、魯南的共軍又打成一片。

    二月二十二日晨,四十六軍、七十三軍由萊蕪城出發時,韓練成臨時命其一百八十八師師長莫敵代理其軍長職務。

    部隊出發後,韓練成即帶著他那個三百多人的情報隊,脫離部隊,留在萊蕪城內。韓練成等未俟機劫持李仙洲、韓浚等各級指揮官,實施中共慣用之裡應外合戰法,似是受了下列二因素影響:

    一李仙洲之指揮所,始終隨七十三軍軍部移動,李仙洲召開會議,都在七十三軍防區內。韓等無機可乘。

    二四十六軍的成員,除韓練成及他那個情報隊的人員外,其他全是廣西人,都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子弟兵。韓練成如要他們投降共黨,他們絕對不會聽命,反之,他們如發覺韓練成是共諜,還會把韓製服。

    韓練成進入沂蒙山區後,透過他那個情報隊與陳毅保持密切聯繫,發覺限於前述兩種因素。留在軍長職位上,也變不出更好的花樣,才決定放棄軍長職位,進入共軍防區,與陳毅會合,研究策略。準備於一、二日後,等李仙洲兵團退到吐絲口北方或東北方二、三十華里地帶時,予以團殲。因那一地區,全是紅土沙石小山,光禿禿的,亦缺水源,最易發揮人海戰術威力。後者,即為二十日共軍圍殲七十七師的位置。再者,韓練成進入共軍防區,對李兵團,兩個軍長之一,都投降或被俘了,士氣必大受影響。另他指定一位資歷淺的師長,代他指揮,該軍戰力將大受影響。但二個軍於當天下午就覆沒了,也大出韓練成、陳毅等意料之外。

吐絲口之役成為戡亂時期國軍勝負的分水嶺。


百萬雄師垮得真快

    真是無巧不成書,原想韓練成與那個情報隊,二十二日晨留在萊蕪城內七天後他們回到青島,這七天,他們的經過,除非共軍公開資料,否則,恐怕永遠無法了解。但最近又由唐學詩先生處,得到一段珍貴資料:

    唐學詩江蘇灌雲縣人,曾被裹脅參加陳毅的通信部隊,他說:二月二十二日凌晨,他奉命配屬二個步兵連,利用夜暗,到達萊蕪城東關之東方某處,向國軍陣地攻擊。但攻得並不積極,稍後,奉到電話命令:國軍要向北撤退,停止攻擊,原地待命。拂曉,國軍一個排向共軍投降,那位排長是共黨。天亮後,看到國軍集合,分數路向北撤退。北退之國軍尚可看到時,有一個國軍中將,穿草綠色呢大衣,足登馬靴,並佩戴肩領章,將星閃閃,以視察陣地的姿態,走到那二連共軍陣地前方。共軍射擊,他回頭就跑,共軍一面射擊,一面追趕並喊話,就把他捉住了。共軍說:那個中將是李仙洲。共軍用電話與後方連絡,奉命即後送。但東行二公里許,陳毅和陶勇(以前曾任陳毅的政委,以後當縱隊司令員)即趕來迎接。見面握手時,陶勇還說:多年不見,辛苦了、辛苦了。遂挑選一匹好馬,並給韓練成披上一件上好的皮大農,在陳、陶陪伴下,向陳毅之司令部所在地走去。

    由唐學詩所說,可推測出共諜四項詭計:

    1、四十六軍進入沂蒙山區後,韓練成利用他那個情報隊,與陳毅保持密切連繫。事先已安排好,二十二日李仙洲兵團由萊蕪向北撤退時,韓就脫離四十六軍,進入共軍防區,與陳毅會合研究圍殲李兵團的策略。因這時,陳毅、劉斐、韓練成,甚至毛澤東、朱德等已有把握消滅李仙洲兵團,李兵團絕對逃不出陷阱。韓練成與陳毅所研究的,也只是如何迅速消滅國軍,而減少共軍的傷亡。

    2、共軍那二個連,明為攻擊國軍陣地,實則是到達事先約定的地點,迎接韓練成。在國軍陣前,開槍、放炮虛張聲勢,擾亂一番,是事前安排的信號,告訴韓練成,共軍在那個位置等他,而共軍也只有少數人知道他們真正的任務,一般人員並不了解實際任務。

    3、所謂國軍一個排投降共軍,那個排即是韓練成那個情報隊的一部分,全是共軍人員偽裝的。那個排的任務,是先取得連絡,以免共軍不知情的人員看到有人就射擊,把韓練成打死。

    4、被共軍俘虜的那個中將,是韓練成,絕對不是李仙洲,李是當天下午六時許,在萊蕪城北方公路上被俘的,這是鐵的事實。而且李仙洲再笨,也不致於部隊全部向北方撤退,已出發了,他隻身向東方跑,跑到共軍防區當俘虜。

    陳毅為掩護韓練成之共諜身份,所以對其一般徒眾說:俘虜的是李仙洲。此點有利韓練成七天後以突圍成功的姿態回到青島。韓練成脫隊前,召集其所屬之師長等講話時曾說:我要留在後邊看看。及其進入共軍防區,陳毅還欺騙其徒眾,將韓說成李仙洲,竭力掩護韓的身份。由這二點看,韓還留有後路。他原計劃還可能是與陳毅見面,研究好毀滅李仙洲兵團策略後,當天晚上再返回四十六軍。但李仙洲兵團垮得太快了,使韓練成無機會再作曠古絕今的表演。


中共用間手段大膽

    李仙洲兵團,在韓練成諸多乖張措施的影響下全軍覆沒。在共軍言,韓練成真是大功一件。當初,共軍認為韓練成及他那個情報隊,搞出那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必有破綻,必被國軍識破,至少也有地方被懷疑。未準備要他們仍以偽裝的國軍官兵身份,冒險回到國軍防區。但李兵團覆沒後四、五天,共軍由劉斐及其他各方面情報,發覺國防部、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司令官王耀武等,對李仙洲兵團因受韓練成乖張措施,及其脫離部隊之詭異行動影響而覆沒之真情實況,全不了解,對韓練成及他那個情報隊,毫不懷疑,反而還有意的在掩飾實情,使大家誤認李仙洲兵團,是被眾多而戰力強大的共軍打垮的。即連被共軍俘虜的李仙洲、韓浚及四十六軍參謀長、師、團長,以及該軍軍部常與韓練成接觸的人 員,全未對韓練成及他那情報隊發生疑心。筆者曾多次聽到四十六軍的人員讚許而欽佩的說:韓練成真是高人一等,有先見之明,看情況不好,帶著情報隊,留在萊蕪城,脫離部隊,突圍而去。難怪白崇禧器重他,他確實有一套。與他們同時被俘的七十三軍的人員也同意持這種說法。而七十三軍部分人員,還有意無意的流露出,他們的部隊比四十六軍好,但他們的軍長韓浚之能力,則不如韓練成,把他們由湖南帶到山東來當俘虜。筆者按:李仙洲與韓浚於吐絲口戰役被俘後,可能一方面還私心佩服韓練成高明,另一方面深悔未採納韓練成的意見。二十一日,他們在萊蕪城內開會時,韓練成堅決反對向北方撤退。而主張毀棄輜重,輕裝向臨沂方向突圍。他的理由是:出敵意表。但,此意見也是大陷阱中的小陷阱。

 共軍察覺上述各種情形,韓練成及他那個情報隊,絲毫未被懷疑,才又匆忙決定命韓練成帶著那三百多人,仍以偽裝的國軍官兵身份,以「晝伏夜行」突圍成功的姿態,回到青島。現在可以肯定,韓練成和他那個情報隊,是陳毅於李仙洲兵團覆沒後之四、五天,用汽車運到距青島一、二日行程的地方,然後,他們才真的畫伏夜行的回到青島。作這樣推斷,是基於時間與距離兩項情況:


    李仙洲部覆沒後之四、五天內,益都、昌邑、昌樂、濰縣等縣,均有第八軍或山東第八行政區專員張天佐的部隊駐守。以後才次第主動放棄益都、昌邑二縣,而昌樂、濰縣則始終由第八軍駐守。這幾個縣,均在萊蕪東北方,相距約二百華里,而青島則在這幾個縣的東方,距離四百多華里,故由萊蕪去青島,必須經過這幾個縣的南方邊區。韓練成及他那個情報隊,如果於李仙洲部覆沒後,共軍即決定,他們仍以偽裝的國軍官兵身份回到國軍防區,那他們大可就近回到第八軍李彌的防區,不必捨近求遠,遠奔青島。難道他們在練習山地夜行軍不成。其所以,捨近求遠,是配合時間,不得不如此。

    他們如在李仙洲部覆沒後四、五天,決定仍以偽裝的國軍官兵身份,就近回到昌樂、濰縣國軍防區,則時間無法安排。因作此決定時,已在戰後四、五天,如再加上行程二、三天,對約二百華里之距離,走六、七天,時間太長,無法自圓其說,易啟人疑竇。所以,共軍命他們回到青島,用汽車輸送,來彌補時間上的差距。共軍根據各方面情報,事先替他們編了一套天衣無縫的說辭,他們回到青島,說得同真的一樣,使人人相信。各方還把韓練成視為人才,同四十六軍的人員一樣,認為韓真是高人一等,七萬多人全部覆沒,他竟能突出重圍。尤其李仙洲親自率領那二個軍五個師,團長以上的隊職官,除韓練成外,其他一個也沒有出來,更顯出他的傳奇長才。共軍用間,真是膽大至極。這種例子,在古今中外戰史上都找不到,恐怕也後無來者。這也證明當時國軍對保防工作,太過疏失,共諜劉斐、韓練成等在國軍中,簡直是橫行無忌,暢所欲為。如戴笠不死,以他敏銳而超人的觀察能力,或許能早期發覺異狀,而不致發生這種情況。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為百萬雄師叫屈──大共諜劉斐·韓練成的傑作》,是以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中外雜誌》總第242-243期同名連載內容全文為發布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彰往考來】;收入【析世鑒】時,對首發文本中不及校正的若干訛誤作了訂正。


 

盛 文: 匪諜劉斐 [修訂本]

    讀貴刊六月號前國軍投共將領劉斐自述「我在兩廣六一事變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文,令人響起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究竟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擔任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和軍令部作戰次長的劉斐中將是否潛伏在國軍中的匪諜?倘若果真是匪諜,何以能潛伏十一年之久?後來又為中國國民黨南京政府和談代表。中共說他在一九四九年投共曾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水利部長」、「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劉斐於北京逝世,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均親往參加追悼會,蒙古籍的中共副總理烏蘭夫代表致悼詞說:「劉斐同志為人正直、襟懷坦率、識大體、顧大局、對工作認真負責,在重大問題上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他是一位著名的愛國人士,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卓越的領導人,也是我們黨的一位真誠朋友。」

    據此,曾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說:「有很多人說劉斐是匪諜,但我的看法則不然。我的理由有二:(一)一九五○年初,我在香港的一家飯店碰見劉斐;在這之前四、五個月,中共已在北平成立政權;如果劉斐真是匪諜,真是有功於中共,他早已到北平報到,邀功去了;何必還滯留香港,彷徨如喪家之犬?固然他在香港勸說李宗仁、白崇禧投共,都確有其事,但這一點也只能說他是牆頭草,無關匪諜。(二)劉斐死了以後,烏蘭夫為他主持追悼會,悼詞中,仍稱呼他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黨員,而不稱他是『本黨同志』,更不提他是否曾暗中將作戰情報輸送給中共。如果確有其事,中共不可能不在他死的時候,給他『身後哀榮』。」

    在探討大陸失敗原因時,有許多軍事研究專家認為其中最慘痛的教訓是:「國軍竟有匪諜。」對此,俞大維完全同意,但他不認為劉斐是匪諜。

    曾任胡宗南上將參謀長的盛國輝(文)將軍則持肯定的看法,認為劉斐是匪諜,而一九八四年在武漢文史研究館任職的劉斐大女兒沉剛卻透露劉斐包庇過參加「閩變」失敗後被追捕的陳公培,並保釋過在福建被拘禁的程星齡。茲將盛將軍的「說劉斐」(原載盛文將軍「口述歷史」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刊行)和劉沉剛「回憶父親劉斐」臚列於後,供讀者判斷究竟劉斐是否匪諜,並歡迎讀者提供其他有關劉斐的資料。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趙國材謹識


說劉斐(盛文作)


(一)劉斐的發跡

    上次,我們曾提及兩項問題,一是共匪在陝北的建設情形,另一個是劉斐的問題,現在,先談劉斐此人。

    劉斐是湖南醴陵人,父親是中醫,一個湖南鄉下郎中,家境不佳,年輕時在湘軍當司書,具有_艫念^腦,漢文讀得不錯,同時機警,口才伶俐。當過兩年的司書後,很得主管的信任,而被保送湖南講武堂,畢業後由排長依次升任。民國七、八年之際,護法戰爭桂軍陸榮廷部隊開入湖南作戰,李宗仁、白崇禧還在桂軍里任團長,軍隊駐紮在湖南醴陵劉斐家的附近,部隊裡缺乏醫藥設備,很多官兵患病,都請中醫診治,劉斐的父親也常給李、白的官兵看病,曾治癒不少人。部隊開回廣西前,李、白向劉斐的父親致謝,他父親說:「不要什麼謝,我的一個兒子當連長,希望付託你們兩位。」於是李、白將劉斐帶到廣西,承李、白的推薦,劉斐開始進入桂軍,起初仍任命他當連長,由於聰明而幹練,以後李、白攻打陸榮廷時,就是以劉斐為內應,由於部隊裝備不佳,只憑劉斐一連的部隊為基幹,從內部叛變響應就使陸榮廷瓦解了,劉斐自此一躍而起,桂軍任命他當參議,又派他到廣東當桂軍代表,他留在廣東的日子最長。後來因為深感學歷不夠,要求深造,於是李、白保送他到日本陸大進修。他不諳日文,吳石與他同班,教他學日文,考試時且讓他抄答案,所以劉斐和吳石交情很好。回國以後曾一度擔任白崇禧的參謀長。抗戰開始時,我政府表示容納各方人士,軍令部成立第一部,以黃紹竑為部長,最初以龔浩為作戰廳長,但他和黃紹竑不睦,於是改聘劉斐為作戰廳長,民國三十五年軍令部改國防部,劉斐擔任第一廳廳長管作戰。二十九年調參謀次長。他從進軍令部一直到叛變為止,在中央主掌作戰歷十一年之久。到台灣之後,我們才曉得他在十九年即加入共產黨。


(二)劉斐在中央的地位

    他的身材高瘦,有三個太太,機警而善於詞令,中央始終信任他,認為他是人才,各方人士也都很恭敬他,他的態度也非常倨傲。他善喝酒、抽菸、打牌,嫖賭逍遙,無所不長。由於有才氣,又得上級信任,因此權力很大,歷任參謀長都無法過問他的事,老先生信任他,將領們沒有對他不恭敬的,只有我對他最不客氣,主要因為我不喜歡他狂妄自大的態度。他年齡比我長十歲,因此一直把我當作後輩看待,而我年少氣盛,無法和他和睦相處,雖然還沒露出什麼痕跡,但兩人總是格格不入。我當胡先生的參謀長時,他在國防部當參謀次長,關係本來應該很密切的,但兩人打電話總是說得不愉快。他感到最痛恨的事是攻擊延安沒讓他知道,他替毛澤東做工作,他有很多計劃很顯然的對我方不利。


(三)克復延安後劉斐對我的忌刻

    攻擊延安是主席親自找我和胡宗南到南京時提出來的,三十六年一月間,主席召集我們二人到南京去,主席說:「我想攻擊延安,你們看有沒有把握拿得下來,如果沒有把握,我就不攻。」當時所以要打延安的原因就是莫斯科三月十號將有三外長會議,討論中共問題,我們認為口頭之爭無法改變俄國的態度,只有以實際行動向他們表示中國共產黨是不夠資格來和我政府爭取平等地位的,剿共不過只是我們的內政問題。因此,打破莫斯科會議是攻擊延安的第一個目的。第二,延安是共黨的京城,國內一些共黨分子和尾巴黨精神上的重鎮,攻取延安也藉此表現國軍的力量,這是主席當時告訴我們的兩個目的。他問我們有沒有把握,當時我立即答覆有把握,他便說:「你擬計劃,這計劃你要親自擬訂,不要假手於人,擬好給我看看。」這事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我原計劃將山西的部隊抽調過來,出其不意予以奇擊,迅速攻取延安。以後為了五天攻下延安,和主席有數度的爭執,他認為共匪盤踞延安十三年之久,五天恐怕沒那麼容易成功,主席並且強調:「旁的沒有兵給你們了,只能用僅有的兵。」我在五天內攻取延安,這事尤其給劉斐很大的刺激,他主管作戰,而延安之役卻一無所知,而且我到南京三、四次,一次都沒去看他,這是主席交代的,他敢怒不敢言,本來一向和他處得並不愉快,加上又怕國防部泄漏軍機,所以攻延安的計劃連國防部都不知道。那時的國防部組織並不嚴密,常常有泄漏機密的事發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軍事行動開始,他們才曉得,所以我判斷攻擊延安之後,劉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責備:「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曉得!」全世界輿論都為之震驚的大事,主掌作戰的劉斐事前毫不知情,這是相當難堪的事,當然他也不是完全無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聞,只看我們從西安到南京幾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曉得有什麼大事,但無論如何不會知道我們正計劃五天攻取延安。這事情過後劉更加恨我,此後兩人一見面態度更為僵持。


(四)劉斐對陝北的撤兵促成全盤的崩潰

    三十六年攻取延安,三十七年即抽調我們三個軍。本來,延安克復後到三十六年底追剿朱、毛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三十七年再部署一個徹底清剿的計劃,計劃將部隊都調到陝北部署,分別監視毛匪、朱德、賀龍等人的部隊,同時加上機動部隊,當時我們部署了六個師,一切準備妥當,國防部卻忽然來命令抽調三個有力的整編軍開往豫東黃泛區圍剿陳毅,接到此命令時我認為極不妥當,第一,陝北剿共只差一步,此時抽調三軍,陝北剿共計畫將立即功敗垂成,毛澤東立即可以死灰復燃,那麼關中危險西安也將難保。第二,陝北到豫東有二千多里,鐵路已為共黨破壞,勢非徒步行軍不可,這一段路徒步行軍,最快也要三十天才能抵達歸德以南地區,那麼陳毅也絕不可能在那裡坐以待斃。劉斐說在黃泛區東、南、北三面已經把陳毅合圍,只剩下西面一個缺口,等待我們派三個軍去圍剿。當時區壽年兵團、黃百韜軍團、張軫兵團、杜聿明兵團都部署在豫東歸德以南地區,但這個地區北到黃河,東到津浦路,南到湖北河南交界,西到平漢路,如此一個遼闊的地區能封鎖嗎?如何封鎖法?處處置兵,把兵力分散,則到處都是空隙,所以我認為這個計畫不實際,完全是紙上談兵,即使我們從陝北派兵去趕上他了,我們也變成強弩之末,一支部隊跑上三十天還能作戰嗎?敵人在那裡以逸待勞,那怕不把我們擊敗。我接到這個命令後便和胡先生商量,準備不同意這個計畫,我們列舉陝北部隊不能抽調的理由,但我們的簽呈上去,第二天馬上來命令,勢必抽調。第二次申訴理由,說明等待陝北剿匪告一段落後,在全部調去。我們前後駁回三次國防部的命令,這種事也只有胡先生敢這麼做,而且也只有我當參謀長敢這麼做,因為胡先生和我忠貞是沒有疑問的,這是主席所了解的,只要對國家有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中央的計劃對國家對作戰不利,我們都要申訴,所以中央的命令我們頂回去三次。當時國防部的會報天天都在討論這件事,劉斐的計劃他以為好像是諸葛亮的八陣圖,可以把陳毅、劉伯承等的部隊一舉消滅,他天天鼓其如簧之舌刺激主席,要我們調兵,最後主席才打電話叫我們到南京去,連續幾天的激辯和折衝,終於還是無可奈何地把董釗的主力從陝北往東調去。共黨在陝北的勢力立即死灰復燃!以後西北的局勢便告一落千丈,自此國共間的均勢形態即刻轉為劣勢,這是剿匪史上的一個大關鍵。


(五)調回董釗挽救局部危局

    以後彭德懷的部隊便乘著防務的空虛,引兵南下,當瓦子街之戰失敗後,我立即秘密調回董釗的三個軍,正好董釗回到渭河平原時和彭德懷遭遇上了,匪軍大敗而逃。調兵豫東,完全是劉斐有意替毛澤東解圍,以造成消滅我們部隊的機會。但這次意外的遭遇戰他是太性急了,假若等董釗的部隊到達洛陽附近,彭德懷才下來,那我們一定一點辦法都沒有,根本來不及了。陝州過來就是靈寶、潼關,相去還不遠,如果董釗到洛陽,那麼局勢一定無法挽回,非得半個月到二十天才能趕回渭河平原,這是他失策的地方。當時我們抽調這三個軍回來沒報告中央,主席也很英明,此後一直沒問起這三個軍的下落。其間,劉斐問過二、三次,他說:「那三軍到那裡去了?」「不曉得!」「你為什麼不曉得?」我說:「出了潼關就不歸我指揮了,我怎麼曉得?已經歸國防部指揮了!」「我找不到!」我說:「你找不到關我什麼事!」這三個整編師約有三萬多近四萬人。我命令董釗不准和任何人聯絡。我了解劉斐在這時一定還有很多挑撥離間的話,但主席一直沒追問這三個軍。假如當時我不調回這三個軍而打勝了這一仗,那麼大陸的淪陷還要早一年半,不必到三十八年,在三十七年上半年我們就瓦解了。當董釗東調和瓦子街戰敗,胡先生和我受處分後,那時胡先生很消極,我告訴他:「你不能消極,你一個人身系西北安危,主席對你如此的栽培和期待,我們不能辜負主席的誠意,今日西北不可以無你。但我們要把西安穩定後再去受刑,我們光榮地殺頭,不要打了敗仗去殺頭,我們把戰局扭轉過來後再去殺頭!」胡先生很有魄力,他說:「你不能走,你說今天西北不可以無我,實際上今日西北不可以無你,你一定要繼續負責任。」這時我的立場最苦,我受的「革職查辦押解南京受軍法審判」的處分,但還要無職位名義地拼命。他說:「我們為國家,為領袖,我們不必有名義。」我因此一直留在那裡。有一次我打電話向主席請罪,願自動到南京來受審,但他叫我不要去,這證明主席也是出於不得已,他對我們很愛護和了解,才叫我繼續負責。這事整個錯誤是劉斐造成的,雖然我私自調回三個軍而勉強挽救了一時的頹局,但對大勢已去的全盤局面已經挽救不住了。

(六)劉斐的失意和牢騷

    劉斐後來發現非但沒能整肅我,反使我的責任更大,他對我更加不滿。最後他要求擔任江蘇省主席,卻沒準他去,又想當湖南省主席,也沒讓他去,他因此牢騷滿腹。我記得他跟我吵架時曾說:「我當了十一年的次長……」他而且說我「打下延安後驕傲已極」。藉著吵架,他把埋在心裡的話都說出來了,我們拒絕抽調豫東,他卻說我:「現在叫你們到那裡去,你們又怕!」我說話也不客氣,我說:「我雖比你小几歲,但你看到的事情,我都看到了,此外你懂什麼軍隊呢?你又沒到過部隊。」他一直是當代表之類的官。他是對我又氣又滿腹的牢騷,最後李宗仁為代總統時,他是北上的和談代表之一,南京未撤退,他和張治中、黃紹竑、邵力子、章士釗等六個和談代表一起投降了,這也是開古今中外從未有之例,和談代表全部投降是聞所未聞的事。通常代表不是被扣,就是沒達成任務回來,從沒有聽說全數投降的。


(七)「人民解放軍最大的功臣」

    聽說劉斐投匪後,毛澤東特別對他盛大歡迎,恭維他是對人民解放軍建樹最大的人,這點使我們想到過去他很多計劃,尤其是圍剿陳毅的計劃完全是在替毛澤東解圍,事後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假如沒有劉斐的這一個計劃,我敢說此後的局勢絕不致如此,毛澤東在西北眼看就要肅清了,假如肅清了陝西,那麼河南、河北的局勢也不會如此惡化,所以毛澤東說劉斐是人民解放軍貢獻最大的功臣。他在匪區據說還當了水利部傅作義的副部長,以後又當部長,最近卻沒聽到消息。


(八)蔣中正對他沒有一點懷疑

    從劉斐的始末,我們覺得要了解一個人太難,當時唯一罵他匪諜的是我,我心裡倒不認為他是匪諜,只是氣憤,也未真正懷疑過他,看他倨傲的態度不順眼,沒料到他果真是匪諜。到台灣來後聽說在南京就曾有人向何應欽總長談過,說劉斐恐怕是共產黨,而大家都認為是胡說,沒人相信,假如當初對他稍有點懷疑的話,他絕不可能當到十一年的作戰次長,他是很得領袖蔣中正信任的。

    問:我們如何證明劉斐是共黨?

    答:這是我在此聽一般人說的,可能是情報局發現的,他們發現的經過情形我不知道,只證明劉斐在民國十九年加入共黨,同時張治中是民國十四年加入共黨的。劉斐是在桂軍時加入共黨的,他二十六年才進中央,他進中央是李、白推薦的,黃紹竑也是。劉斐是因為能幹、善良又機智,很取得領袖的信任,認為他是人才。我想他倨傲的態度也許是用來掩飾他的嫌疑而故意造作出來的,常常以發發脾氣來罵人,表現令人捉摸不定的怪癖來轉移人們對他的懷疑,我想他可能有這種作用。當我罵他匪諜時,只見他面色慘白,他好像感到晴天霹靂,他說:「你簡直太侮辱我了,你有什麼證據呀?」他顯得很緊張。我懷疑我們情報工作是否真做得很好,戴笠(雨農)將軍到三十五年才死,但對於這麼一個重要的人,就沒發現出來是匪諜。還有一件事情,當我被「撤職查辦」後,由西安回南京時,有一次李覺(湖南何鍵的女婿)請吃飯,他約了劉斐、吳恩邁、關麟征。當時我住在八合潭新蓋的幾棟房子裡,和李覺是鄰居,因此我晚一點到,等他們都到齊了我才去,一進門,劉斐坐在那裡,彼此都沒打招呼,我個個握手,輪到劉斐面前,我就拱一下手。坐下來吃飯時,他敬別人酒,我就吃菜,我敬別人酒,他就起身拿煙,一直到終席,兩人沒正面談過話,李覺對這沒發現。大家都對劉斐很客氣,劉斐先走,大家起身送他,我就在茶几上找一本雜誌看,李覺這時發現了,怎麼眾人起身送客,只有我臨時看起雜誌來,他回頭就問我:「劉斐你熟呀?」「怎麼會不熟嘛!」「我發現你們倆好像意見不對呀?」我說:「沒什麼意見,我現在就是撤職查辦來的呀!」那時劉斐正組織一個審查委員會在那裡審查我。我說:「如果我找他,我怕他誤認我在巴結他,所以我不理會他,等審查完了,無論有罪無罪再找他談話,現在我不找他,以免讓他以為我求他、巴結他。」李覺說:「那天我再請你們吃飯,給你們和和面!」湖南俗話「和面」是調解糾紛的意思。第二天,李覺碰到劉斐,他問劉斐:「你和盛國輝有什麼意見呀?昨天在我那裡吃飯,我發覺一句話都沒講!」劉說:「他上次簡直把我不作人罵,我搞了幾十年了,我還會碰到他,我算怕了他。我脾氣不好,他脾氣不好,所以我不想和他談話!」李說:「你搞什麼審查小組查他!」「當然查的嘛!這事情查出來,盛國輝以為沒有事呀?我負責殺他頭!這正在查,這事情查出來他當然有責任!」「現在查到什麼呢?」「呵!我保險他殺頭,這次劉戡全軍覆沒,完全是他!」李覺告訴我:「不要理他,王八蛋!什麼東西!他還有如此權力!」當時蔣主席當面安慰了我,同時我自己有把握,我毫無一點錯處,還理他幹什麼?自此以後我們就很少碰頭。離開南京回漢中後就不通電話了,我到漢中去使他更加難過,我不獨沒被他打倒,結果責任反越負越大。

    問:劉斐會不會因此遷怒蔣先生而叛變呢?

    答:他對蔣先生可以說一向不忠實的,他是桂系出來的,而且看不起旁人,旁若無人。他的任何計劃以及所說的話都牢牢記住,沒有人敢和他抗辯,倨傲到這種程度,其氣焰之盛,實非今日總長的權力可比,那是想像不到的。我們不能否認他有才氣,所以能博得蔣先生的賞識,當然有他的長處。最近沒有看到劉斐的消息,當年毛在北平曾盛大歡迎他,他原來在中央做事就是在幫毛澤東的忙,這可以說是我們無可挽救的國運,如果不是他,我敢說絕不會造成今天的局面。這可以當作歷史的教訓,我們有很多地方自我陶醉,有如此重要的人在當匪諜,中央居然無所知,十一年不是短時間,而張治中的時間更長,他所負的是多大的職位!連他也是匪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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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匪諜劉斐》,標題為HGC所擬,原題《劉斐,匪耶?非耶?》,是以《傳記文學》雜誌總364號(1992年)同名內容光碟版文本為發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獨立評論」及「罕見奇談」首發的【成敗之鑑·共諜與中國內戰 1 】 因其官人而用之──內間劉斐 特輯1 ,收入析世鑒時對原發布內容沿襲光碟版文本的若干訛誤作了訂正。

 

尹呈輔: 劉斐的的確確是匪諜 [修訂本]
  

    頃拜讀貴刊九月號「劉斐,匪耶?非耶?」一文,國立政治大學趙國材教授提供盛文(國輝)「說劉斐」及劉沉剛「回憶父親劉斐」兩篇,「供讀者判斷究竟劉斐是否匪諜」。文末趙教授「並歡迎讀者提供其他有關劉斐的資料」。  

    筆者在去(八十)年為整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簡稱「中央黨史會」)「口述歷史叢書」出版事宜,曾重讀「尹呈輔先生訪問紀錄」,尹呈輔將軍口述歷史中有「劉斐的的確確是匪諜」一節;由尹將軍訪問紀錄之線索,並查得「白崇禧(健生)先生訪問紀錄」有談劉斐一段。兩篇一正一反。為響應趙國材教授提議,特提供「傳記文學」讀者作為「判斷」之資料。

    「尹呈輔(振之)先生訪問紀錄」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由「近代中國出版社」出版(校閱:李雲漢,訪問:胡春惠.林泉,記錄:林泉);「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下兩冊於民國七十三年五月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簡稱「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校閱:郭廷以,訪問記錄: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趙教授提供之「盛文先生訪問紀錄」則系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訪問: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記錄:張俊宏)。筆者曾參與尹呈輔及盛文兩位將軍之訪問工作,並曾為尹呈輔將軍寫過「小傳」(刊「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六期),附記於此,俾供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查考。  

    中央黨史會纂修 林泉謹識


劉斐的的確確是匪諜(尹呈輔原作)  

    參謀本部改組為作戰部時,我任該部作戰組副組長,組長是劉斐,這是我個人第二度與他共事(第一次是在南京富貴山)。劉斐究竟是不是匪謀?關於這個問題,正反兩方面的說法都有(訪問人說:白健先生認為不是;盛國輝先生則認為是)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即劉斐的的確確是匪諜。我說劉斐是匪諜,不自今日始,過去我就是這樣說的。今茲以我個人之觀察以及楊宣誠的一段談話來作一說明:  

    當作戰部撤至武漢時,部中同仁亦大部分撤出,留下來處理善後的,只有總務組幾個人以及我們作戰組全體工作人員,我與劉斐在同一辦公室辦公,彼此相對而坐有一天劉談到分層負責的問題,他說:「我們將工作分配一下,你管總務,我管作戰,大家分層負責。」我說:「好呀!對呀。」他說:「就這麼辦,今後凡屬於總務之公文,都送到你那裡去;凡屬於作戰之公文,都送到我這裡來。」我心裡想,分層負責,總是好事嘛,未防他竟有異心。自從我專管作戰組有關總務之業務後,因工作上之需要,經常要到各地視察,走動走動,因此在辦公室的時間不多。但每當我回到辦公室時,總會發現一件奇怪的事。那時葉劍英當作戰部的聯絡參謀,長期駐作戰組辦公,負責有關作戰聯絡事宜,每當我回到辦公室時,總發現劉斐與葉劍英並坐在沙發上,交頭接耳的密談,行動鬼鬼祟祟,但當我無意間衝進去時,他們兩人即停止交談,劉斐回到辦公桌上辦公;葉劍英則坐在沙發上看報、喝茶。他們在外面有無聯絡,不得而知;他們彼此間密談些什麼,我也無從獲悉。但當我進辦公室看見他們密談,進去後則停止,我走後他們又開始,這種情形,我碰到不只一次,幾乎屢試不爽。因為這種情形看多了,我心裡就有了疑問。後來與楊宣誠一談,才證實我的想法沒錯。

    楊宣誠是湖南人,日本海軍大學畢業(回國擔任軍職,仍喜穿海軍服,可能就是這個緣故),在參謀本部時,他在第二廳管情報。(第一廳長王綸,第二廳長林蔚,總務廳廳長是熊斌。)後來參謀本部一再改組,我亦一再調職。迨至勝利後,我在武漢參加受降工作,他則回國防部當過一任外事處長,旋即退休,未再從事軍政工作。他退休後,有一次聚會,我們談起劉斐的事。其時吳石匪諜破獲不久,我們檢討何以弄成這種局面,大家都感慨不已。

    劉斐原是李(宗仁)、白(崇禧)所識拔之人,曾先後送他到日本士官(與吳石同學)、陸大念書。回國後,先再廣西工作過一段時間,其後,李、白又推薦他到中央服務,很受到中央的重用,擔任過作戰次長。劉這個人很圓滑,口才亦佳,是笑裡藏刀,極其陰險一類的人物,處事待人均工於心計,不現形色。不可否認的,他是一個人才,但卻走錯方向。

    在那次聚會中,楊宣誠與我一起聊天,在無意中,我們談到劉斐的事,楊說:「劉斐就是一個共產黨!從前就是一個共產黨!」原來,在日本清黨時,查出劉斐曾加入共產黨,當時劉正在日本陸大讀書,學校要開除他,劉在走投無路,毫無辦法的情況下,只好找楊宣誠作保(楊時任中國駐日本海軍武官)。楊不明實況,就問劉:「怎麼一回事?」劉因要楊替他作保,只好從實招認,劉斐說:「不瞞你,我是加入過共產黨,現在我沒有活動。」楊說:「你雖然沒有活動,總有一個表示才成呀!」劉問:「要怎麼表示法呢?」楊當時要劉具結,寫一個報告,說明自己本為共產黨,現在已經脫離組織。報告迭到日本政府調查機關後,主辦人員就問楊:「你怎麼知道他已脫離共產黨的組織?」楊說:「他已向我具結過。」日本政府以劉既被清黨清出來,又有楊為之作保,兼之,與自己本國之事無關,故未再過問此事。其實,劉此舉是包著糖衣的,他雖然向楊具結,但事後劉既未辦脫離共產黨的手續,亦未向中央報告,始終兩邊欺騙。

    上面的一段談話,是楊宣誠親囗對我說的。由此可知,劉斐早在日本讀書時即加入共產黨。證之我個人與他共事對他的觀察以及楊宣誠的一段談話,劉斐的的確確是一個匪諜,這是無庸置疑的。

  
劉斐(白崇禧原作)

    劉斐:湖南醴陵人,他的岳父鄒翼經是有名的中醫。護法之役我當連長駐醴陵,他當醴陵鎮守使的軍醫處長,士兵有病常請他來診療,因此認識我。有一次他托我設法幫助他女婿深造,我便送劉斐入西江講堂(李濟琛主辦的),畢業後到廣西當下級幹部,後來又到日本進步兵學校,畢業後升陸軍大學。他聰明,善於領會,學的軍事學不錯,回廣西當高教班戰術教官。抗戰時程潛當參謀總長,調他到參謀本部服務,後來參加本部改為軍令部,劉曾任作戰廳廳長,後當次長,由抗戰到戡亂一直負擬作戰計劃重任。三十八年與張治中談和代表赴北平,一去不赴返,有人說他是共黨,說他泄漏機密,我不加辯解。從他的生活行動看不出他是共產黨,他言論是左的,享受是右的,他不滿現狀,但自己生活不嚴整,吃、喝、嫖、賭、唱戲無一不來,油得不得了,總統對他賞識極了,軍令部有什麼事都找他,擔任第三廳廳長(主管作戰),後升次長,一手培植的,看不出是匪諜,現在共匪那邊也沒得什麼勢,依我看是轉風使舵不回來的,那代表自團長以下幾乎全沒回來。

    【以上白崇禧談話原內容,可參閱析世鑒已發布之白崇禧《新廣西建設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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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劉斐的的確確是匪諜》,原題《劉斐,匪耶?非耶?(續)》,是以《傳記文學》雜誌總365號(1992年)同名內容光碟版文本為發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獨立評論」及「罕見奇談」首發的【成敗之鑑·共諜與中國內戰 1 】 因其官人而用之──內間劉斐 特輯1 ,收入析世鑒時對原發布內容沿襲光碟版文本的若干訛誤作了訂正。

  

劉沉剛: 回憶父親劉斐 [修訂本] (外一種)


(一)在抗日戰爭初期

    大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抗日戰爭爆發後的不幾天,我父親劉斐與白崇禧等由桂林飛抵南京,與蔣介石商談決定共同抗日以後,隨即飛回廣西,與李宗仁等籌謀有關事宜。

    八月二日,蔣電邀李、白入京;四日下午,白崇禧即與我父、李任仁(重毅)等乘坐專機前往。數日後,蔣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統帥部。任何應欽為參謀總長、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軍事委員會設第一至第六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治、宣傳、組訓等事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在 武漢進行改組,取消第一至第六部,改設軍令部、軍政部、軍訓部、政治部,何應欽改任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徐永昌任軍令部長;陳誠任政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政治部副部長)。我父被任為第一部作戰組(後改為軍令部第一廳)中將組長,其後,任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和軍令部次長等職。

    當時,我父和作戰組的一些負責人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一貫採取的是蠶食政策和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它的兵備雖強,但人口少,兵員不足;國土小,資源貧乏;國力弱,不利於長期作戰;而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義戰爭是失道寡助的;同時,帝國主義國家之又有許多矛盾,它若長期進行這種不義的戰爭,恐會引起第三國的干涉,所以,它只能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至於我國,軍備雖處於劣勢,但人口眾多,兵源充足;領土大,資源豐富;而且所進行的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有哀兵必勝、得道多助等有利條件,所以,利於採用持久消耗戰略。

    這些意見,在最高統帥部(軍事委員會)得到許多人的同意,成為當時指導抗日戰爭的基本戰略思想。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上海,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給了敵人以應有的打擊;同時,打亂了它的作戰計劃,使我處於主動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自應適可而止,而不宜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當日本侵略者大舉增兵,改用戰略包圍──由杭州灣登陸,而對上海陣地進行迂迴這一對我極為不利的形勢出現時,白崇禧和我父即向蔣介石(這時蔣介石兼該戰區、即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而以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建議:上海我軍要及時向吳福線既設陣地轉移,以便更好地打擊敵人和保護自己的戰鬥力。九月下旬,蔣介石採納了這個意見,同時,對前線各部隊下達了向吳福線轉移的命令;前線並已開始執行。不料,在下達轉移命令後的第二天下午,蔣介石召開緊急會議,突然變計,說九月二十八日國際聯盟大會已通過了「譴責日本在華暴行案」,現在正準備邀開「九國公約」會議,只要我軍繼續在上海頂下去,九國公約國家將會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命令,要各部隊仍回原陣地死守。面對這一錯諞Q定,白崇禧和我父一致表示反對。但蔣介石為了妥協求和,竟沒有同意。

    這時,第一線各部隊,有的正準備撤退,忽然又要停止撤退;有的在接到撤退命令後已退卻在途,忽然又要返回原陣地;還有的已經撤退在途而沒有接到返回原陣地命令的,依然照舊後撤,這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亂。加之前線戰鬥激烈,脫離敵人已不容易;已脫離敵人又要返回原陣地,自然更不容易!

    這樣指揮錯亂的結果,原陣地既站不住腳,到十一月初敵人由杭州灣登陸,對我上海陣地進行側背迂迴時,想把部隊向原陣地後方稍撤,結果也站不住腳,形勢十分危殆。經白崇禧和我父再次建議撤退,蔣介石才於十一月九日下令分兩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南京)全線撤退。然而前方此時已潰不成軍,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大軍數十萬竟先後越過吳福線和錫澄線的既設陣地而不能停足。

    這樣一來,敵人跟蹤追擊,乘勝西犯,南京的防守問題便出乎意外地提前到來了。

    蔣介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十一月中旬連續在他的陵園官邸召開了三次高級幕僚會議。

    第一次會議大約是十一月十四日左右召開的,只有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父幾個人參加。

    當時,我父的意見是,上海會戰後期沒有貫徹持久消耗戰略方針,空想等待九國公約國家出面制裁日本,把戰略作了政略的犧牲品,致使自己陷於被動。以此為鑑,今後自應堅持持久消耗戰略原則,從全盤戰略著眼,同敵人展開全面而持久的戰爭。如果拖到日本侵略者對占領我國的每個縣均要出一個連,甚至一個營的兵力來進 行防守,即使它在戰術上有某些勝利,但在整個戰爭上,非失敗不可。

    對於南京的防守問題,我父親也陳述了具體意見。他認為:敵人利用其在上海會戰後的有利形勢,以優勢的海、陸、空軍和重裝備,沿長江和滬寧、京杭國道等有利的水陸交通線前進,機動性既大,後方聯絡線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長 江彎曲部內,地形上背水,敵人可由江面用海軍封鎖並炮擊南京;從陸上也可由蕪湖截斷我後方交通線,然後以陸、海、空軍協同攻擊,則南京將處於立體包圍的形 勢之下,守是守不住的。我軍在上海會戰中損失太大,又經過混亂的長途退卻,以無戰鬥力量可言,必須調往遠後方予以補充,並進行相當長期的整訓,戰鬥力才能 恢復。基於我軍當前的戰鬥任務,為貫徹全面持久抗戰方針,就不能不避免在初期被敵強迫決戰。應以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爭取時間,掩護後方部隊的整補及進一步 實行全國總動員,以在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對敵進行有力的打擊。針對以上情況判斷,我父認為:南京是我國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棄,當然不可。但不應以過多的部隊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只能用象徵性的防守,作適當抵抗之後便主動撤退。

    會上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說:應該這樣做。何應欽和徐永昌也點點頭,說:有道理。蔣介石也不能不說我父的看法很對,但又說南京國際觀瞻所系,守是應該守一下的,至於怎麼守法,值得再加考慮。當時,他並沒有作出明確的決定。

    過了兩天,接著召開第二次高級幕僚會議。參加的人比上次多一點,除了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父之外,還有唐生智、谷正倫等人。當談到南京的問題時,唐生智主張死守,他說:南京是我國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系,又是孫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因此,非死守不可。但我父從整個抗日戰爭 考慮,主張只用十二至十八個團的兵力,作象徵性的防守。會上經過一番議論後,蔣介石仍沒有改變以前的布置,但他說:「孟瀟(唐生智)的意見很對,值得考慮,我們再研究研究罷!」

    又過了一天的晚上,接著召開第三次高級幕僚會議。唐生智仍堅持主張死守南京,並表示要同敵人拼到底,「誓與南京共存亡」。蔣介石聞言大喜,於是明確地同意了他的意見,同時任唐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

    在決定死守南京後,唐生智要求增加兵力,蔣介石便把一切可以調得動的部隊都調往南京防守,以致兵力愈增愈多,未逾半月即達十一萬餘人。

    可是,南京的防守不過二十餘日,激戰只有三、四天,城防部隊便全部潰敗,除突圍者外,余均壯烈犧牲(敵人於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後,又大肆姦淫劫掠,同時屠殺了我三十餘萬無辜平民。這是近代史上前所未見的暴行,也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欠下的一筆血債)。而當南京城郊尚在激戰的時候,主張死守南京,「誓與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卻已溜之大吉了。

    日軍既得京滬,便即指向杭州。不久(二月初),日軍又在津浦線北段大舉增兵,由板垣征四郎和磯谷廉介分別率領,而以台兒莊為會師目標,並策應津浦路南段敵軍的攻勢,企圖合攻徐州,打通南北戰場。

    至三月二十四日,台兒莊戰役已達最激烈階段。蔣介石乃偕白崇禧和我父從武漢飛抵徐州視察,並對部隊調動作了重要指示。蔣於當日飛返武漢,派白崇禧和我父留在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

    不數日,台兒莊之敵即完全陷入我軍包圍之中。我軍繼續奮戰,終於四月六日晚取得了台兒莊之戰的完全勝利。敵第十師團大部及第五師團一部被殲,殘敵萬餘人向北退至向城、棗莊、峰線和九里山一帶,負□固守待援。

    四月十六日以後,敵方自平、津、晉、綏、蘇、皖一帶增調十三個師團(共三十餘萬人),配備各種重武器,並輔以飛機數百架,分六路向徐州進行大包圍,以期將我徐州野戰軍六十餘萬一網打盡。

    在敵方這種有計劃的大規模殲滅站的部署之下,裝備窳劣的我軍,又處於四面受敵的徐州一帶平原地區之內,斷難與之抗衡,若自不量力而同敵人作大規模的陣地消耗戰,則必蹈京滬戰場的覆轍無疑。但蔣介石卻提出:為了擴大台兒莊勝利的戰果,應在徐州與敵進行決戰。對此,李、白和我父均表異議,認為這是有違長期消耗戰的既定方針的。

    到五月上旬,敵已形成對徐州四面合圍之勢。在這緊要關頭,為了避免與優勢之敵作消耗戰,自十三日起,我軍即開始向 各方撤退和準備突圍。至十八日,各路大軍已將撤退就緒,徐州乃於當日午夜放棄。白崇禧和我父以及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一千餘人均同一撤出。我父與白崇禧於五月二十九日回到武昌軍事委員會所在地。

    敵人由於徐州會戰未能達到殲滅我軍的目的,乃改沿長江沿岸向武漢進攻。

    六月間,敵人先後進占我潛山、太湖、馬當、湖口等地。七月二十三日,敵於九江登陸,武漢會戰於是揭幕。

    為適應戰事發展需要,在此之前,軍事委員會即已擴大第五戰區轄區(從蘇北、皖南、皖中、皖北到豫北、豫東),仍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以二十三個軍的兵力,擔任長江北岸的作戰。另設第九戰區(統轄鄱陽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地區),任陳誠為司令長官,以二十七個軍的兵力,擔任長江南岸的作戰。

    時李宗仁因病留武漢醫治,蔣介石乃派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代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李宗仁由武漢回到第五戰區長官部負責指揮以後,白才轉回武漢,專任副參謀總長之職)。白在前線工作,我父則在武昌駐地協助白崇禧對武漢會戰的指揮。

    經過將近五個月的作戰,我軍屢克強敵,頗有斬獲。至十月初,敵艦駛入田家鎮以西,於蘄春、蘭溪、巴汀、黃岡、陽邏等處登陸,策應由廣濟西進之敵。十月十五 日,黃陂陷落,武漢側背受到威脅。九月下旬,敵自潢川越羅山,向信陽進犯。十月十二日,我軍放棄川陽,退守桐柏山。敵乃驅兵南下,企圖入武勝以西,截斷我襄花公路。此時,消耗敵人的目的已達,於是便在十月二十五日放棄武漢。

    武漢撤守之前一、兩個月,軍事委員會的各部會高級官員都到了長沙。我父也隨著到了長沙。我父參加過幾天以檢討作戰經過為中心的高級軍事會議(也就是南嶽會議的準備會)。在這個會議之後,軍政重心便暫時移到衡山去了。

 十一月間,我父與周總理和郭沫若(郭沫若和我父在北伐時就相識了,他曾說:劉為章雖屬桂系,卻是南京政府的有數的戰略專家)等曾在長沙聚會。是我父「發動」唐生智請的客。除周總理、郭沫若及其夫人於立群以外,還有參謀總長何應欽、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組。吃完飯以後,我父便與周總理和郭沫若前往衡山。周總理讓郭沫若和他同車。我父為了好談話,也讓自己的小汽車和卡車吊在後面,坐上了周總理的車子。在開出離長沙不遠,在一處幽暗的小道上,對面一部卡車像狂牛一樣跑來。這邊連忙避讓,連車頭都讓出了公路,結果還是被碰上了,算幸運,只碰壞了車門的把手。於是,周總理的車子被拉回長沙去修理,他與郭沫若便改乘我父的汽車,一直到南嶽。路上他們互相交談,我父獲益甚多,影響極為深遠。

    我父到南嶽,是為了與白崇禧商量有關軍事問題,並準備參加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開的南嶽會議的。

    南嶽會議後,蔣介石決定設置桂林行營,以白崇禧兼任主任,指揮長江以南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隨即於十二月三十日正式宣布成立。

    在此之前,我父曾向白崇禧建議,以楊東_和李任仁分別擔任桂林行營秘書長和政治部主任。白請示蔣介石,蔣只同意李任仁為政治部主任,而不同意楊東_為秘書長──因蔣認為楊是「反黨」(反國民黨)反「中央」(反國民黨中央)的。李任仁見楊東_被否定,自己孤掌難鳴;又恐白性情多變,出爾反爾,所以對政治部主任一職,最後也就婉言拒絕了。於是,我父又向白建議,以楊東_為「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教育長。白和黃旭初商量決定後,楊即聘請一些進步人士到該校擔任各班指導員及校部的工作,從而培養了不少具有進步思想的學生。楊還運用我父和李任仁同白崇禧的關係,為廣西引進了許多著名的學者、專家。如胡愈之、千家駒、沈志遠、張志讓、李四光、李達、歐陽予倩、夏衍、金仲華、范長江、宋雲彬等等,從而在廣西壯大了堅決抗日,反對投降的政治聲勢。

    十二月初,我父由南嶽到達重慶,旋即改任軍令部次長。從此,他就駐在重慶,仍專事於有關對日抗戰的工作。


(二)為主和、反蔣奔走於武漢、長沙

    抗戰戰爭勝利結束後,我父因對蔣介石政府的獨裁專制和內戰政策深為不滿,所以從一九四五年秋便開始辭職,陸續遞了八次辭職書,直到一九四八秋才得到「批准」。

    我父自辭掉參謀次長的職務以後,就從南京遷居長沙。這時程潛已調回湖南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又是蔣介石嫡系勢力最盛的時候──他們多是一手撈錢,一手擴軍。在黃埔學生中爭當湖南省主席的也有好幾個,他們各樹各的勢力,各拉各的關係,各做各的宣傳,情況非常複雜。

    我父認為,要解決湖南這樣複雜的局面,不利用白(時任「華中剿總」總司令)的力量不行,完全被白控制湖南則更不行。要憑藉白的力量,就要與白合作;要想不被白完全控制,就必須要維護程潛這塊「老招牌」,兩者缺一不可。但這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必須要做許多艱難而細緻的工作。

    在長沙,我父每天都同程潛見面。他深知程對蔣也是歷來不滿的,程的反蔣措施,原與桂系是不謀而合的。所不同的是:李宗仁、白崇禧用意在於奪取蔣手上的政權,自成局面;程則在於抓點資本謀求和平。表面上看,程是省主席兼綏署主任,實際上是光杆,反蔣沒有本錢,各方面多少還要被蔣系人員控制,加之過去程同李、白之間有嫌隙,現在就不便也不敢向李、白靠攏。所以,程當時的處境是很困難的,他也感到很苦悶,曾多次表示過「只有什麼都不干,一走了之」。我父針對程的思想,慰 勉他說:「現在和平空氣很濃厚,全國人民反對內戰,主張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蔣已下野,你這時應該同李、白一起來主和,爭取息滅內戰才好,只要同李、白的關係搞好了,湖南內部就有辦法穩定了。」對李、白的關係問題,我父主動答應盡力為之疏通,以便彼此合作,達到主和、反蔣的目的。程對我父的主張從內心表示同意。

    白崇禧在武漢,知道我父已回長沙,就接二連三地打電話催他去武漢。我父一到武漢,白就訴說了自己的處境,說:「李德公(宗 仁)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又說:「眼前這個情況,只有找李任公李濟深出來領導才好。我們要季寬(黃紹□)去請他,又沒有找到,他到北方去了。」還說:「現在我們已同蔣鬧翻了,要是李任公來,就可以實行聯共反蔣,各方面的關係才好通氣。」我父對白可說是非常了解的,白內心的苦悶,是國民黨的一點賭本,被蔣介石一起輸光了,白為自保,不能不同蔣介石分家,並已經同蔣介石鬧翻了臉,而蔣又拖住李宗仁來作替死鬼,白不願意李干,怕李上蔣介石的當,想找李濟深來聯共反蔣,又沒有找上,白正在這進退兩難的情況下,舉棋不定,只好讓李宗仁去搞搞和平,等待時局的演變。白崇禧是一個非常重視實力的人,明知桂軍主力孤懸在湖北太不利了,他為了鞏固自己的實力地位,希望通過湖南同廣西老巢連成一氣,這樣,才可以進戰退守,立於不敗之地,故對湖南很重視。但白對程的打算並不清楚,而對我父則一貫信任,於是白力推我父去湖南當主席,並認為我父是最能盡力的,也是最能與程商量的。

    我父當即回答白說:「我在抗戰末期對蔣介石和陳誠這班人的搞法,早已深惡痛絕,所以抗戰一勝利,我就決心辭職,連續辭了八次才准,你是知道的。我身體差,需要休息,湖南的事,還是讓程潛去搞為好。」我父並告訴白說:「程是不滿意蔣的。但他的處境困難,現在不能公開有所表示,程曾有消極情緒,我鼓過他的氣,分析過當前的形勢,我勸他同你們一道來搞和平、反蔣運動。他已對我表示同意了。我認為用程來解決湖南問題有許多好處。他資格老,在湖南處於家長的地位,比別人好搞得多,但他本身實際上是光杆,要給他一點本錢才行。」白聽了我父的建議和分析很高興,當面答應給程一個師,而且是經我父周密考慮,認為對和平解放湖南有利的,可靠的陳明仁的部隊(陳明仁是黃埔系將領之一,因陳誠對他不滿,曾被投置閒散,迨白崇禧在組織華中「剿總」企圖擴大桂系勢力範圍的時候,由我父從中推薦給白,並由白保舉陳為第一兵團司令)。這是我父回長沙後第一次應白邀請來武漢共商主和、反蔣的情況。

    當我父把自己和白商談的結果,特別是自己的看法和主張以及計劃,告訴陳明仁後,陳表示願意。於是我父立即回到長沙,又把在武漢和白商談的詳細情況告訴了程潛,程很滿意。緊接著我父又受到程潛的委託再到武漢,把程的態度告訴白,白也很高興,並立即命令陳明仁部隊調往湖南。作法上是先把陳部調到湖南境內的岳陽,以便支持程潛反蔣、主和。這是我父辭職回長沙後第二次來武漢與白商議。

    一九四九年一月,李宗仁代理總統,當了白崇禧所謂的「真皇帝」以後,四處湊合班底,要我父去南京,暫時搞一個呂郎那樣的名義,我父沒有同意。北平和平解放之後,李宗仁又打電話到長沙要我父去南京準備北上和談,並要白崇禧打電話來勸駕。白要我父先到武漢會一面再飛南京。

    我父將往武漢之前,程潛顧慮他到北平後湖南的事不好同白崇禧通氣,找他商量,我父說:「我到北平後,這裡同白的聯繫,可由唐天閒(唐星)去辦,我會關照白崇禧的,有什麼困難,你儘管要天閒去說就是,現在局勢還沒有十分明朗化,白要你同他一道反蔣、主和,如果合不成,又可能轉過來要你同他一同主戰,甚至會裹脅你同他去廣西。那時,你千萬去不得,必要時可以把部隊向湘西方面躲一下,再相機起義。」 程表示非常贊成。於是我父又到了武漢。白崇禧當面勸他到南京去擔任和談代表,我父十分嚴肅地對白說:「要和就要真心實意的合,不能搞假和。要真和,蔣介石是會破壞的,必須徹底反蔣才能真和,若是這樣,我是願意去的,不然最好是不要我去。」白表示:「事在人為嘛,現在只有一條路,總的方針是反蔣、主和,你放心去做罷!」這是我父第三次與白在武漢商議。


(三)從參加北平和談到香港宣布起義

    我父於三月初飛南京,一到就和李宗仁交換意見,談話中知道李宗仁想利用美國人的支持來搞和談。便說:「你靠美國人來支持你同共產黨打交道,共產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他們會買美國人的帳嗎?共產黨拒絕甘介侯當和談代表,不正是對你勾結美國人的當頭一棒嗎!你這樣作法,只能增加你和共產黨講和的困難。」我父從李的談話中又知道李的和談目的是做到劃江而治,便直接相告:「劃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盤。我估計在目前的情況下是很難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離開了和就沒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條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條件也只有和,必須有堅決以和平始,以和平終的決心,並在行動上一反蔣介石之所為,才能做得通,所以首先要有決心。」最後,得到李宗仁縱然在和談條件不利的情況下,也願意簽字的諾言後,他才答應到北平走一趟,並建議及時請程潛、張發奎、余漢謀等到南京共同商討和平問題,藉以增加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省軍政界的團結。不久,程、張、余等到南京會談後都一致表示支持李宗仁的和平主張。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和平、反蔣的力量。

    後來,和談由於頑固分子的破壞和李宗仁沒有真正為國家、為民族排除萬難來負責解決問題的誠意和魄力,終於拒絕簽字而破裂了,和談代表團的成員就都留在北平。

    五月間我父從北平經天津乘船赴香港,帶了章行老(章士釗)和邵力老(邵力子)責備李宗仁的長信轉送給李,爭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這時,李宗仁聽說我父到了香港,就派人來香港告訴他要去廣州。我父素知李是一個充滿個人名位思想的人,其政治見解和主張都與自己不同,沒有答應去廣州,李又幾次打電話來催,我父都推辭了。

    正在這時,程潛也先後派程星齡、劉岳厚帶著程的信乘為飛機到香港要我父回湖南接替程的湖南省主席職務,讓他脫身,情詞非常懇切。我父立即覆信,請程千萬不要辭職,事情仍然照原計劃相機辦理;一面與白崇禧虛與委蛇;同時移避湘西,以便相機起義。

    也正在此時,白崇禧率桂軍主力部隊到了衡陽,也來電催我父去湖南。這次完全出乎白意料之外被拒絕了。但我父過去與白關係很深,又想盡最大的努力爭取白一道搞和平、反蔣,所以在電話中說,如果白能到廣州,就願意同白和李三人一起談談。白對我父的意見極為重視,就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地點。這次三個人在一起談了一整天,談到深夜,又談到次日黎明,我父苦口婆心勸他們回心轉意共商和平,李宗仁竟說:「我只好負責犧牲到底了。」我父很生氣地說:「你這樣替蔣介石負責到底,就是替罪魁禍首的蔣介石墊棺材底,於黨、於國、於人民、於你自己都是不應該的。」我父義正詞嚴的一席話,迫得李喘不過氣來。這時白崇禧接過話說:「我們還是九九歸一,一起到廣西打游擊去罷!」我父毫不考慮地回答說:「不行的,打游擊,誰還能強過共產黨!」為今之計,只有李德公下野,因為他已失去代表講和的資格,由你(指白)率領湘、桂兩省軍政人員和部隊局部起義,還可救全多年來追隨你們的部下。這樣,你們在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個安排;否則,你們失敗了往國外一跑,這些人往哪兒跑呢?」白說:「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不干!」

談到這裡,我父再也不想說什麼了,乾脆回答說:「好罷!士各有志,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最後還要向老朋友進一忠言,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能再回台灣去呀!」聽此言,李宗任在桌上一捶,並說:「哪個忘八蛋才去台灣!」白崇禧默不作聲。就這樣我父和李、白幾十年的交往,幾十年的友誼,終因各人的政治見解和主張不同,而最後中斷了。「一個號稱『小諸葛』和一向自命不凡的白崇禧,其實在政治上沒有遠見,結果聽信蔣介石被騙到台灣去當國防部長的假話,從此一去就不能再出來了。」這是一九 五六年五月十二日,周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程思遠時說的一段話,當時我父也在場。

    天亮了,我父秘密轉回香港,之後,就聯合四十四位國民黨知名人士,共同起草了「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一文,隨即發表並正式宣布起義,同國民黨政府公開決裂。這對當時尚未解放的各省國民黨將領的起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徹底瓦解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多次進見毛澤東

    我父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一九四九年春天。當時,他是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和談代表之一。四月一日,他與張治中、邵子力、章士釗、黃紹□、李蒸等到了北京。經過同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的幾天談判,達成了八條二十四款的「國內和平協定」。這時,毛澤東分別接見了他們。因為,我父與黃紹□同屬桂系,所以他們兩人是一起被接見的。我父想到要去見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心中有些忐忑。當他們乘車來到毛澤東的住處,一下車毛澤東便迎上來和他們熱情地握手,對他們誠摯熱情,以禮相待,更使他愧悔不安。進房不久,朱總司令也來了。

    毛澤東詢問了他們到北京的生活情況之後說:「劉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父立即回答說:「我是醴陵縣人,與主席鄰縣,是老鄉。」毛澤東高興地說:「啊,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哩!」聽著毛澤東親切的湖南口音,我父的緊張心情減去了大半,便說:「蔣介石打不下去了,讓李宗仁出來搞和談,人民需要休養生息,和平是大勢所趨。」毛澤東說:「人民的要求,我們最了解。我們共產黨是主張和平的,否則也不會請你們來。我們是不願意打仗的,發動內戰的是以蔣介石為頭子的國民黨反動派嘛,只要李宗仁誠心和談,我們是歡迎的。」毛澤東還 說:「李宗仁現在是六親無靠,第一,蔣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國主義靠不住;第三,蔣介石那些被打的殘破不全的軍隊靠不住;第四,桂系軍隊雖然還沒有殘破,但那點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現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為了合談,他不搞合談,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誠心合談,共產黨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毛澤東還風趣地對我父說:「我看六親中最靠得住的還是共產黨,只要你們真心合談,我們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是守信用的。」他們講到「國內和平協定」時,毛澤東問我父是否同意,我父說:「總的我們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說蔣介石的挑動內戰的罪魁禍首這句話,雖然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就怕李宗仁簽字有難處,因為他是個空架子,蔣介石背後搗亂,他吃不消。」毛澤東笑著說:「好,看你們的情面不寫罪魁禍首,那就寫上個元兇巨惡,你們看怎麼樣?」說得他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毛澤東一面笑,一面拿著新華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紅藍鉛筆指著稿子說:「你們看,李宗仁也說破壞舊政協的是蔣介石嘛,李宗仁也是這麼說的嘛!」 當我父說到蔣介石這個人不學無術時,毛澤東擺了擺手說:「不,不,蔣介石是不學有術哩,不過這個術是權術的術!」後來雖然在修訂案中沒有寫上「罪魁禍 首」,「元兇巨惡」這些詞,但我父始終認為毛澤東對蔣介石的看法真是入木三分。

    飯前朱德總司令走了,毛澤東同他們邊吃邊談,當說到各人的愛好時,我父趁機將自己疑慮的一個問題試探毛澤東,便說:「你會打麻將嗎?」

    「曉得些,曉得些。」毛澤東回答說。

    「您愛打清一色呢?還是喜歡打平和?」

    毛澤東聽了差點失笑噴販,立即說:「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父也會心地笑了起來。毛澤東思想如此機敏,心胸那麼寬闊,這寓意彌深的回答不僅使我父倍加嘆服、顧慮皆釋,而且也堅定了他選擇新道路的決心。

    他們回到賓館,正巧周總理來看他們,我父把毛澤東說的「李宗仁現在是六親無靠」這句話告訴周總理,周總理也哈哈大笑。

    我父第二次見到毛澤東是一九四九年冬天的一個下午,天下著鵝毛大雪,毛澤東打電話約他去吃飯。我父趕到中南海頤年堂時,見到章士釗、符定一、仇鰲等人也到 了。飯前,我父和大家一起海闊天空,從瑞雪豐年講到他們幾個人已年過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沒有學過馬列書籍,是老朽無用了。毛澤東聽了他們的議論,有意 識地同他們談了一段很長的話。毛澤東說:「我是從農村生長出來的孩子,小時也上過私塾,讀過孔孟的書,也信過神,母親生病也去求過神佛保佑,舊社會的東西對我都產生過影響。有段時間受到梁啓超辦的「新民叢報」的影響,覺得改良派也不錯,想向資本主義找出路,走西方富國強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列主義傳入中國,我才逐步接受了馬列主義,哪裡有什麼生而知之的聖人,我也是逐步認識社會,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是向社會學習,向群眾學。」毛澤東給我父他們講了一個故事:辛亥革命時,他有個同鄉在湖南四十九標(清代軍隊建制單位,相當於現在的團)當兵,一天這個兵的父親托他給兒子捎去一雙鞋,那天四十九標 和五十標正發動兵變,參加辛亥革命。他到長沙東門(小吳門)外兵營時,衛兵不讓進,說今天有事不讓會客。他感到異常,那時部隊集合起來往城裡開,因東門關 閉,便由北門進城,他就跟著隊伍進了城。看到省參議會裡,人們出出進進的無人阻攔,他也進去了,進去後看到一個中年人咬破手指,在白綢布上寫了兩句號召人 們參加辛亥革命的口號。經過打聽,才知道這位中年人叫徐特立,於是他對徐特立尊敬了起來,對革命第一次有了感性認識。講完了這段故事,毛澤東用飽含敬意的口吻說:「徐老後來又是我上湖南第一師範的先生,他是我革命的老師。」毛主席還對章士釗先生說:「我們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時,你這個教育總長還大力幫助過 嘛!」毛澤東又對仇鰲先生說:「仇先生,當年我們辦『湘江評論』時,有些人指責我們,你卻贊成我們。」說完,又轉向符定一先生說「您也是我學生時代的老師 哩,我的好多知識就是跟您學的!」我父從這次與毛澤東的接觸後就常對人說:「黨對為人民做過些好事的人都是永記在心的。」

    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年三月我父來武漢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水利部長前的一段時間裡,毛澤東曾多次請我父吃飯,找他談話。有一次毛澤東親切地叫著他的字號,問:「為章,你看我國能不能統一?國家能不能建設好?」我父考慮一下,回答說:「一百多年來,列強魚肉我國,分裂中華,壓迫我們,這固然是祖國分裂、經濟落後的重要原因,但我們這些黃帝子孫也不爭氣,自辛亥革命以來,派系繁多,戰爭連綿,名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掌政,一切打倒,如此反覆,談何統一與建設?」毛澤東聽後認真地說:「共產黨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惡極而又頑固不化的反動份子,其餘的人只要他願意愛國,維護統一,我們就同他講團結,有一技之長的,統統包下來為新中國服務,你看怎麼樣?」當時我父興奮地回答說:「古人有言: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天下歸心。共產黨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歸大海!」

    一九五○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毛澤東又找我父到他的住處談話。他們談起「共同綱領」,我父說:「我的體會,「共同綱 領」是四路縱隊(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前進,向左看齊,跟公人階級走。」毛澤東聽了笑著說:「是的,但是以後還要展開變 成橫隊的!」過了一會兒,鄧子恢等來了,原來毛澤東叫我父來是要他去中南軍政委員會任水利部長,並介紹我父同即將來中南主持軍政委員會工作的鄧子恢見面。 毛澤東指著鄧子恢說:「他叫鄧子恢,是個老實人,現在是請他到中南組閣,請你們去當他的閣員。」當時在場的還有準備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的賀貴嚴等。大家無拘無束,談得輕鬆愉快。我父向毛澤東說:「我是水利問題的門外漢,恐怕勝任不了工作。」毛澤東說:「有什麼困難你要向群眾請教,邊學邊干,哪有天生的內行呀!」以後我父接觸毛澤東的機會就更多了。


(五)勤奮好學 生活充實

    我父的青年時代,是在戎馬倥傯中度過的。他從社會實踐中深切體會到認識的重要,所以他常說:「要救中國,要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必須要有淵博的知識。」為此,他堅持並終於實現了到日本學者軍事的願望。他在日本,三個月就學會了不少日語,半年後就能單獨自學日本軍事書籍。後來,他根據學習研究所得,寫了一部「戰爭救國論」的小冊子,並將底稿帶回。解放後,他懷著對黨的忠誠、對中國的希望,更是堅持不懈的刻苦學習,特別是對黨的各項政策和文件,總是反覆鑽研,認真領會其精神實質。有時因為其他事耽誤了學習,他必補上,決不拖欠。他說:年紀大了,今日事更應今日畢,否則就無法應付。

    一九七四年,淑英媽媽去世的當天,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打電話來安慰他,情詞懇切,他回答總理說:「我頂的住,頂的住,請總理放心,請黨中央放心。」他在極度悲痛之中,得到黨和組織的關懷,特別感受到黨的溫暖。第二天,他就去參加會議。在汽車上,一根接一根的抽菸,陪同他的同志,見此情景,便勸他不要去參加會議。他平靜的回答說: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夠找到安慰和力量。是得,他老的晚年,就是這樣堅持工作,堅持對統一祖國作貢獻,堅持不懈地刻苦學習,來不斷提高和豐富自己,以適應飛速發展的形勢,並以此戰勝孤獨,充實生活。

    我父篤愛曇花。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一個黃昏,我陪他到院子裡散步。忽然,他發現曇花快開了,便低著頭,弓著腰,仔細數了又數,有十八朵要開放,他高興極了,對我說:今晚九點左右準備看曇花開放,那很有意思,並告訴我,他篤愛曇花,不僅喜歡曇花的淨潔、清香,更喜歡它那種為人們美好生活而獻出一切的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我因當時還沒有看過曇花開放的情況,對他老所說的一番話的含義, 一時未能理解。他察覺我疑惑的神情,又進一步告訴我說:「曇花是吐盡芬芳而後凋的」!這時我才領會到他老對下一輩教育的深刻意義和他喜愛曇花的緣由。但我仍惋惜地說:可惜曇花一現,凋謝太快!他老沉默好一會,然後又耐心地開導說:「人的一生,在歷史的長河中,不也是短暫的一現嗎?如果能像曇花那樣吐盡芬芳 而後凋,那也就死而無憾了!」是的,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人的生命是短暫的、有限的,因而不能作歷史的匆匆過客,而應對人類有所貢獻,有所作為。這時, 我才完全懂得他老篤愛曇花和如此讚賞曇花的真正原因。
(六)重義輕利 服從真理

    我父為人正直,重義輕利。他一向接近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主張政治民主,是國民黨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伐時,攻克南昌之後,他和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黨代表李富春、第三軍的黨代表朱克靖,還有蔡暢同志,都常見面交談。

    抗日戰爭前,他在廣西任職期間,與救國會的楊東_交誼甚深。通過楊的關係又與陳望道、千家駒等結為友好。

    在日本留學期間,凡避亂到東京的有志青年,有困難找到他,他無不解囊相助。湖南的留學生陳新憲,無錢交伙食和房租,他就設法周濟。有時湖南省學生因交通受阻,公費寄不來,他就向東京駐日留學生監督處和湖南官費經理處交涉,並盡力替他們解決困難。在這期間,他只要可能,總是脫下軍裝,換上西服,參加進步的中 國留學生所組織的集會活動。如濟南慘案的周年紀念,「五四」、「五九」紀念,「九七」、「雙十」愛國活動,特別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後,留日學生組 織的各種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愛國鬥爭運動,他都參加集會和遊行,有時遭到日本警察和憲兵的彈壓,他仍堅持鬥爭。他並同留日學生中各種反蔣派站在反蔣一條戰線上,和他們一同主張派代表回國向南京政府請願:停止內戰,對日宣戰。他和步兵學校的田某,在接見記者時發表的談話,還在當時上海報紙上披露過。

    一九二八年四月間,他和王若愚、馮璜曾回國一行,並順便到北平故都觀光。某日,他們三人邀同李任仁先生往西山碧雲寺謁孫中山靈柩,攝影留念。他題字其上云:「誰是真革命,誰是假信徒,總理之靈,實試評之」,字裡行間即可看出他對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鮮明態度。他留日七年,白崇禧、蔣介石都認為他是個人才,很器重他,並爭取培養他,以便為其效忠,因而都給他優厚的留學資金。可他卻愛憎分明,重義輕利。陳端本老人在回憶中寫道:「劉斐同志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青年,他學軍事,是要抵抗外侮,拯救苦難深重的祖國和人民,絕不是胸無大志見利忘義的庸人。」

    抗日戰爭期間,他與宋慶齡、郭沫若、柳亞子等都常有接觸和往來,特別是與周恩來的接觸,獲益更多,對他的影響也更為深遠。

    他還盡力幫助過不少的進步人士,如陳光宇、沈其震等從事抗日活動,並設法保護過一些進步人士的安全,如楊東_等一批文化人士在桂林時被國民黨軍統局列入黑名單,將予監視、逮捕,他聞訊後,即自重慶密電桂林「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加以保護。解放戰爭時期,有些過去進行反蔣抗日的人士如陳公培(曾參加 「閩變」)等被追捕,他即設法將其接到南京赤壁路一號家中隱藏起來,使他們免遭殺害。現任湖南省政協主任程星齡,一九四五年在福建被蔣介石拘禁,也是他和程潛保釋的。

    從我父的一生,使我又一次領悟到一個人生命之可貴,莫過於為祖國、為人民鞠躬盡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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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回憶父親劉斐》,是以《傳記文學》雜誌總第364號(1992年)同名內容光碟版文本為發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獨立評論」及「罕見奇談」首發的【成敗之鑑·共諜與中國內戰 1 】 因其官人而用之──內間劉斐 特輯 1,收入世鑒時對原發布內容的若干訛誤作了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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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劉斐的下落


作者:趙家銘

    劉斐是否是潛伏在國軍中高階層的共諜,早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是他早年加入共產黨,國共戰爭時他隨時將國軍作戰計劃傳送給毛澤東,所以「解放」後,毛在公開場合曾大為讚揚劉斐之貢獻。一說劉斐親共有之,而非潛伏分子,俞大維即持此說,系根據常理推測,乃書生之見。不過,在中共未公布事實真相前,兩說都可疑又可信。

    劉斐是中共的「功臣」應無疑義,從毛澤東為其安排重要工作及數次召見長談即可證明。不過「功臣」的結局卻十分可悲,茲引貴刊尹冰彥「李宗仁回大陸最後的日子」一文(第四十九卷第四期大陸來稿)所述:「李宗人關心的另一個人就是劉斐。劉雖然是湖南醴陵人,但一向是在新桂系裡 發展起來的。遠在李、白、黃合作之前,劉在馬曉軍部的白崇禧下任下級軍官,從這時起,直到劉任國民政府的軍令部、國防部次長、國共和談的國民黨代表,這二十幾年的歲月,都直接間接與桂系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黃紹□遭遇衝擊自殺的時候,李對我說:『劉為章(劉斐的別號)恐怕也挨上了,你如果聽到他 的情況隨時告訴我。』當時我已經聽說衝擊西四大院胡同李俊龍的紅衛兵,到北太平莊衝擊了劉斐。我到劉的家裡,看見劉躺在床上,他妻子伍淑英的頭被剪的亂七糟八(所謂被剃陰陽頭),戴頂帽子躺在沙發上。他們有氣無力地談了被衝擊的經過。學校的紅衛兵去抄家、抽打、罰跪,並將存摺和現款全部收走,只留有硬幣九 分錢。糧票收走了,做飯的阿姨和司機也都怠工了,煤棧和糧店對被抄家的居民不送煤不賣細糧。生活立即發生了問題。」(下略)此時尚系「文革」初期,劉斐和 他的妻子伍淑英,以後的日子是如何捱過,不得而知?女兒劉沉剛的「回憶父親劉斐」對「文革」受衝擊之事一字不提,吾人更無從查考了。不過女兒如果詳述父母 被抄家、被批鬥的往事,無異指責中共之無功過無是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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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關於劉斐的下落》,是以《傳記文學》雜誌總第364號(1992年)同名內容光碟版文本為發布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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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沉剛: 回憶父親劉斐 [修訂本] (外一種) 全文完

 


熊斌: 劉斐入贊軍事中樞前後 (外二種) 


    問:劉斐嘗在軍令部工作,事先無人知其為共黨工作也。先生對此人之觀感如何? 

    答:抗戰期間軍委會同事中已有人懷疑劉斐有共諜嫌疑。楊宣誠曾勸鄭介民密陳蔣委員長。但鄭以劉斐深獲委員長寵信,而又無具體證據,未便貿然上陳。

    劉斐本為桂軍之司書,初入廣西軍事學校短期攻讀,旋為白崇禧侍從參謀,以聰敏獲白之賞識,送赴日本習軍事,當時官階為中校。學成後返廣西任少將高級參謀。抗戰軍興,程潛任參謀總長,余任參謀次長,劉斐曾奉派來南京,接洽公務,此為首次相識。 

    二十六年冬余兼任大本營總辦公廳主任。大本營所屬第一部,下轄兩組,第一組由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龔浩負責,主管作戰,第二組由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楊宣誠負責,主管情報。劉斐欲入大本營,白崇禧、黃紹□向程潛力保,且謂劉願參加作戰計劃方面之工作。程以商余,余曰:「可令其任第一組作戰處長。但劉望得一中將階級之職位,故表示不就。程遂呈明委員長,調原任組長之龔浩為總辦公廳副主任,而令劉斐接長第一組。此為劉斐入贊軍事中樞之開始。

    翌年春大本營總辦公廳取消,軍委會辦公廳恢復。大本營第一部與參謀本部合併,成立軍令部,徐永昌出任部長,余任次長,劉斐則任第一廳廳長,在職頗久。余赴陝之後半年,開去軍令部次長,劉斐即繼任此職。劉頗具心機,每逢戰局變化,即令作戰參謀預擬數份不同之方案,攜之參加作戰會報,窺蔣公意,然後呈出略同之案,因此蔣公頗重其才。

    劉斐極聰明,唯學力不夠,大約早已加入共黨,還都南京之後,劉常發表不滿現實之言論。徐州會戰時,前線部隊擬向某某方面突圍,以此處共軍力量較弱也,劉竟指示該部不得向此方向突圍,誑稱敵人於此處集有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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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斐與郭汝瑰


劉士毅口述 

    我一生中,以擔任次長職位之時間最長。軍訓部次長做了八年,國防部次長做了三年。在國防部次長任內未有什麼貢獻,當時國防次長一共有三位,秦德純、林蔚、與我。後來林蔚換了黃鎮球。

    我在國防部次長任內,有一個人值得一提,因為他對匪的軍事有很大的影響。這個人便是參謀次長劉斐。有一次國防部開會,參謀總長所屬各主管單位與國防部長所屬各主管單位均須參加。參謀本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因一件公事在會場中當眾請示劉斐,劉當場將公文丟在地上,大罵郭混蛋。劉與郭之宮階都是中將,我們為郭深抱不平。以為劉之脾氣太粗野,郭退下來,也對我們說:「次長侮辱我太甚,會議中我不便與他爭,會後我一定要問他什麼理由罵我混蛋?」不久,郭出任軍長,與共匪作戰,全軍叛變。

    還有一件事,當時國防部三位次長與三位參謀次長為了檢討軍事情勢,每周六聚餐一次,地點多在我的辦公室,以便面談連絡一切。每次會後劉斐對我們說,他被剿匪軍事弄得頭痛,需要去上海輕鬆輕鬆。我們不疑有他,直到他以軍事顧問身分參加和談團赴北平投匪後,我們才發現他是潛伏在政府中替匪做工作的人員。他每周說是去上海輕鬆,實際便是去傳遞情報。他在會議場中罵郭汝瑰,為的是掩飾他與郭的身分,因為郭也是共匪之人員。如劉斐輩主管作戰之高級官員都是匪諜,我們之軍事豈有不失敗之理。

    劉斐能以軍事顧問身分赴北平之原因是:蔣總統下野後,李代總統派了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等五位和談代表赴北平。劉對李說:「和平談判以軍事為主,但是代表中無一熟諳軍事的人員。」他毛遂自薦,李代總統乃發表他為和談團之軍事顧問。當時,有人由北平傳信到南京說:「劉到了北平,毛澤東待之很厚。毛向人介紹說:『劉斐是我們打勝仗的最大功臣。』」大陸淪陷後,劉是匪之國防部研究組組長,漢口水利部長。從抗戰勝利以迄大陸淪陷,匪能以二、三十萬之兵力,打敗我們五百萬之部隊,因素固然很多,但是重要主管作戰人員是匪諜,乃失敗之最大原因。五位和談使節中,張治中與毛澤東之關係不壞,抗戰時毛到重慶便下榻張之家中。邵力子也靠不住,因為陳布雷自殺後,有一次張治中在南京家中請客,我與邵力子都在座,大家嘆惜陳之死,只有邵一人認為陳是死有餘辜。我問何以故?邵說政治上許多惡因都是陳種下的。邵與陳同事很久,對陳抱如此態度,可見他當時已經有「國民黨有百非而無一是」的乖謬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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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斐印象


石覺口述 

    【問】許多人說劉斐是匪諜,將軍認為如何

    答:我很早就見過劉斐,他是湖南醴陵人,曾在白健公處當文書上士,後送到西江講武堂,畢業後再送至日本念陸大。兩廣合作時,他和夏威將軍到軍校來。當時夏威並未講話,他是一個中校,倒登台演講,口才不錯。後來他到中央作事。他是不是匪諜,我曾問過國防部第二廳廳長侯騰將軍,侯騰說劉斐曾想當湖南省省主席,但未得手,也許心裡有些牢騷。而我認為問題不會如此簡單,我有個感覺,但無直接證據,劉斐曾向湯先生介紹兩名上尉到我部隊,這兩人後來發現是匪諜。另外各戰場國軍兵力部署及作戰計劃,匪都先知道,早就布好陷阱等著你去上當,如果不是高階層泄密,天下那有這樣的事。

    我在華北也有一個經驗,十一戰區長官部郵寄給我一本戰鬥序列,收到之後連封皮都沒了,我當時啼笑皆非,如此包括部隊番號駐地的重要文書應派專人專送才是,那有付郵的道理。從此之後我向上報的軍隊位置都是假的,所以我的部隊很少吃虧。華北剿總的一個副參謀長也有極大嫌疑,他到承德向我建議把部隊分散堵住長城各口,我則問他,那麼長城外要地何人負責?他說他負責,我反問他你負得起這責任嗎?我聽出話中有詐,而且是越權的,當然不會接納他的建議。我在熱河控制長六百里寬三百里區域,都有嚴密有效的組織與布置,情報很靈光,任何人進入我都知道,所以能獨力撐持多年,道理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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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劉斐入贊軍事中樞前後》、《劉斐與郭汝瑰》、《劉斐印象》,標題均為HGC所擬,分別是以《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將軍訪問紀錄》(收入《口述歷史》第2期)、《劉士毅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口述歷史》第8期)、《石覺先生訪問紀錄》有關部分為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原收入HGC在「獨立評論」及「罕見奇談」首發的【成敗之鑑·共諜與中國內戰 1 】 因其官人而用之──內間劉斐 特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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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圖片為編者所加)

責任編輯: 鄭浩中  來源:析世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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