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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民運人士 今天沈彤的軟體被中共政權用來監視民眾

一名中國學生在逃到美國以後,變身企業家回到了中國,與自己以前反對的政府做生意······他是沈彤,一位曾表現激進的民運人士,因聲稱潛回中國從事地下活動在美國媒體上高調一時,亦曾是台灣媒體上的醜聞主角。但是,他今天銷售的軟體,被中國政府用來監視民眾。你信不信?但這是事實。

美國《財富》雜誌小企業版(FORTUNE Small Business Magazine)記者理察·馬克吉爾(Richard McGill)最近一篇報導(A Tiananmen rebel turns capitalist),對此有較細緻的披露:

這是一名曾為北京政治異議分子的美籍華裔軟體開發商;一名曾經參與領導了1989年民主運動的企業家;一位年輕的資本主義者,他現在賣的網絡軟體,既可以打開中國社會的大門,也可以幫助保持大門關閉。

沈彤的故事是當代中國的小故事。中國共產黨仍然具有制定和執行公民生活條規的專有權力。但驅動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是像沈彤這樣無所顧忌的企業家,而不是政府。

一旦沈彤離開他位在北京東北面的新科技辦公區時,就會有一輛掛著政府車牌的黑色奧迪轎車跟著他。這次,他前往CNN的北京分社,和來到清華的網絡軟體研究中心作他的產品推銷。

現年39歲的沈彤在紐約市經營一家新興的軟體公司-「萬視科技」(VFinity)。他的主要產品是一種供大學、廣播電視台用的軟體,就像可以用來管理多媒體文件的瀏覽器和搜尋引擎。就像一個圖象化Google一樣。該軟體允許任何用戶創造或者編輯圖象文件,然後上載至公司伺服器或者網上任何地方,而且,能夠讓用戶輕易的就找到它。

沈彤指出,簡單來說,這個概念就像是電視台里的網路搜尋引擎Google,它可以因為電視台數位化而所有節目內容由類比訊號轉換成數位訊號後,再交由萬視的軟體統一管理。

1980年代末,沈彤是一名北京大學的生物系學生,他成為當時橫掃中國各城市大學的學生運動潮的一分子。

沈彤在他1990年的回憶錄《幾乎是一場革命》(Almost a Revolution)中清晰的記述了這段血腥經歷:「數百人衝上大街,組成一堵圍牆,但是,就當他們剛進入街中心,一陣機關槍掃射驅散了他們。中彈的人倒到地上,一動不動。我對自己說,這些人死了。這些子彈是真的。」

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幾年裡,沈彤在世界各地旅行,宣傳中國民主運動,與Vaclav Havel和達賴喇嘛等國際名人親密的交換意見,同時過著羅曼蒂克的快樂生活。

但是,到1990年代末時,沈彤把他的注意力從政治轉到商業。他於2000年創建萬視科技,自那以後,在angel financing中籌資到了1,000多萬美元。這間公司有45名雇員,在紐約市、台北和北京都有辦公室。公司客戶包括Brandeis大學、台灣國立大學和中國政府的各種部門。

自然而然,沈彤對他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合同三緘其口。就台面記錄來看,他否認萬視科技向中國軍方或者其他國家安全部門直接賣軟體。但是,沈彤承認,他無法控制誰從零售商那裡購買他的產品。

而且,萬視科技官方網站上把監視業列為眾多他們公司希望通過他們公司的看家產品萬視科技2.3改變的行業之一。他們的宣傳並僅僅以此而已:「每年保全攝影器都會錄製成千上萬小時的錄影。如何在一個地方存儲這些錄影,並能夠方便的取出這些錄影供專業保全人士使用是一大挑戰。萬視科技可以做到這點。」

儘管,你無法否認監視錄影記錄在執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美國的隱私權擁護組織一直對越來越普遍的攝影監視表示不滿。但是,萬視科技的宣傳文字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警察國家裡有了更邪惡的意義。當你考慮到萬視科技的創建人曾花費了10多年的時間抵抗中國共產黨,而且共產黨直到現在也繼續跟蹤他的一舉一動時,而這些輕快的語言看起來似乎完全是超現實的。

沈彤和記者曾在電話上,和某天晚上在咖啡廳里討論過這問題,他指出,儘管萬視科技的圖象平台加入了先進的面貌分辨技術,他們公司選擇從其他開發商那裡引進這種能力,而不是自己寫這些程序。

他說:「這是條我們不想越過的界限。」當記者問沈彤,當他直接、甚至間接的向可能把他的產品用作鎮壓工具的客戶賣軟體時,是否違背了他的道德原則時,他聳聳肩膀。他說:「我從不懷疑技術既可以用在好的和壞的目的上。電腦和電話也可以被好人和壞人使用。」

但是,他認為萬視科技最終會幫助好人,因為他賦予普通人像專家一樣管理媒體的力量。他說:「一個把媒體交給任何人的系統無疑是個解放民主的物品。這是創辦這家公司的起始宗旨。」

如果解放中國人民確實是萬視科技的企業目標,這公司在中國將面對重重困難。天安門事件18年後,中國仍然是個充斥著官僚主義的警察國家,政府下達法令,然後用法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民眾輿論受到嚴格的監控:近年來,無數中國記者和維權人士因為敢於觸及像民主、愛滋和腐敗等「敏感」話題被關入監牢和受到騷擾。

他說,政府當局容忍了沈彤到北京訪問,條件是不涉入中國政治活動。看來沈彤是遵守這一點的。但是當我問,他是否自視為後政治人物了。沈彤馬上打斷說:「當然不是。我只是沒有再帶著任務回來,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是後政治人物。我現在是一名觀察者。不過假如我是誠實的,我必須捫心自問,我的所作所為是不是起了變化。」

沈彤繼續對他們這一代人的民主運動活動進行反思,他們之中還在與中國政府對抗的,已經是寥寥無幾了。他說:「在我們20多歲的時候,我們認為民主化和反腐敗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成功,是致富。」

有一天晚上我在北京和他的姐姐沈青(Qing Shen,音譯)一起吃飯,他姐姐40歲左右,活躍和精靈,是萬視科技公司的共同創始人,曾經是北京一本精美的雜誌的出版人和生活時尚的專欄作家,有過引人注目的職業經歷。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附近一家令人愜意和布滿書籍的泰國風味餐館裡,記者向沈青提問說,為什麼她認為她弟弟已經遠離政治。

沈青一板一眼地回答說:「10年了,看不到什麼結果,你就會厭倦了。中國還是沒有多少民主。」 那麼是什麼在推動沈彤前進呢?是雄心壯志嗎,只能說它是部分原因。也許他不是渴望集聚個人財富,而是顯然要使萬視科技公司在市場上取得成功。他也像那些最有魅力的領袖人物一樣,知道如何利用自己對開展更大廣泛運動的權力野心,那就是中國的民主或者是數位化媒體革命。但是,沈彤也相信由用戶控制的所謂 web2.0媒體技術能夠釋放出人的潛力。

他樂於向那些想知道有關信息的「專家分類」(taxonomy)與「民眾分類」(folksonomy)之間區別的用戶、記者和其他人侃侃而談。

杜威十進圖書分類系統(Dewey Decimal System)是一種傳統的經典分類方法,目前在全球圖書館系統廣泛使用,它們屬於「專家分類」法,而YouTube和維基百科(Wikipedia)都屬於「民眾分類」法或「草根分類」法,後者是在指,任何用戶都有權去添加、組織和注釋媒體的內容,無論是文字、照片還是視頻,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種用戶全權的分類方式。而萬視科技公司提供的軟體產品兼具這兩種分類系統的長處,它既是前者又是後者,管理員可以對系統中的每個內容作出定義,而任何其他的授權用戶也都可以將自己的描述添加上系統中去。

是否「民眾分類」解放了人呢?那要取決於用戶怎麼使用。目前不清楚的是,誰會從基於這種技術的產品、例如萬視科技軟體中受益最多的是中國政府里的神秘用戶,毫無疑問,這些人將使用這類軟體來監控國內的人民,包括他們的自己人、學者、維權人士和記者等,而這些人將使用這種軟體來挑戰政府的版本。

走過天安門廣場時,記者想到了沈彤。天安門廣場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方形空間,南端是放置著供人瞻仰的末代專制者的毛澤東紀念堂;北面是故宮的城樓,原為帝王的宮殿,現在成旅遊勝地;西邊是人民大會堂,中共在那裡舉行核心會議而民眾通常被拒之門外。幾十名大多是年輕人的便衣警察在警戒線附近站著。到處都是攝影鏡頭,監視著巨大廣場上的中外遊人。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美國財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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