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於廣西博白縣官權在計生問題上的野蠻執法，導致當地爆發大規模的「計生風暴」。當地官員為了所謂的政績、烏紗帽和經濟利益，居然以暴力手段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縣政府出台二十八項政策，以「鐵的決心、鐵的手腕、鐵的紀律」對付超生者。推行這種的「鐵心、鐵腕、鐵律」的手段是「抓光、罰光、抄光」的三光，執行者是身穿迷彩制服、頭戴鋼盔、手握鐵錘、腰掛手銬的計生工作隊。
一方面，計生工作隊「見男就抓、見女就扎」， 以暴力手段強迫婦女結紮、墮胎，甚至未婚少女、年過半百的老婦也不放過。另一方面是亂罰款，只要是1980年以後的超生者，罰款額一律在1萬元到7萬元，還給這種非法罰款起了個動聽的名字「社會撫養費」。拒交罰款者統統被扣押、虐打、撬門、抄家，掠走農民家裡值錢的電器農具、豬、雞、牛、羊，不值錢的生活用品如鍋、茶壺等，統統用銅管打碎，房屋也給砸爛，甚至連家中賴以為生的口糧都要搶走。一些交不起高額罰款的農民，只能逃到山上，荒廢了該種的農田。
如此野蠻的場面，真可謂鬼子進村。這哪裡是政府所為，分明是土匪的明火執仗；這哪裡是執法，分明是打砸搶。
正是如此野蠻而苛刻的計生風暴，帶來官逼民反的大規模激烈反抗，博白縣近十個鄉鎮的幾萬忍無可忍的草根民眾，前往鄉鎮示威抗議野蠻執法。在沙陂鎮政府大門前，有計生站人員從樓頂扔下一塊拳頭大的磚頭，砸傷一名示威者。進一步激怒了示威民眾，他們在憤怒之中將鎮政府院牆推倒，衝進政府大院，縱火焚燒多架汽車、摩托車、電單車和辦公室，砸毀室內的電腦、飲水機、電視、錄影機等物品，示威者還把鎮政府招牌踩在腳下。
有境外媒體報導說，衝突導致至少五人死亡和數十人受傷，其中包括參與示威行動的民眾、公安和計生幹部。
事件發生後，境外媒體發表了大量報導評論，而中國媒體基本上鴉雀無聲。為了封鎖消息，當地官權調來上千武警，封鎖騷亂鄉鎮的路口，武警荷槍實彈，牽著狼狗上街巡邏。截至目前為止，只有5月22日新華社南寧分社發了《廣西博白縣群眾圍堵鄉鎮政府事件平息》的簡短報導，否認有人死亡。而官方關於博白騷亂平息的報導發出後不久，境外媒體報導指出：博白縣的計生騷亂並未平息，群眾圍攻鎮政府事件二十三日又在玉林市容縣自良鎮發生，當局再次出動大批武警鎮壓。
象中共官方處理所有大規模官民衝突的慣例一樣，5月22日新華社的報導仍然把「計生騷亂」的主要原因歸咎到民眾頭上，警方拘留二十八名涉嫌串聯、挑唆並參與打砸的人員。報導還引述博白縣縣長黃少明和副縣長黃維的說法，談到引發這次騷亂的原因。按照這兩位縣官的說法，騷亂的主因有二：1、群眾愚昧，其生育觀念和守法意識落後，所以才對計劃生育工作不理解不滿意；2、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種情緒串聯並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而政府的責任僅僅在於「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可能也存在一些問題，由此引發了群眾的怨氣。」
中共自從1979年開始實行「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的計生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法》於2002年中開始實施。與此同時，為了給地方官施加壓力，計生指標已經變成衡量地方官政績的重要標準，如不達標便「一票否決」。
中共計劃生育政策本身的冷血，給予「大火鍋」們以合法傷害權力，使地方官權執法越來越野蠻化土匪化，屢屢製造出踐踏人權的惡政。曾幾何時，山東臨沂官權為完成計生指標，抓人、打人、關人、強制結紮、強制墮胎、辦學習班、收學習費……的野蠻執法，還對盲人維權人士陳光城進行司法構陷，以莫須有的罪名將陳光城判刑四年三個月，即便中國民間的強烈抗議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也無法改變中共官權的我行我素，陳光城至今還在獄中。
在我看來，這次廣西大規模「計生騷亂」的主因，絕非民眾愚昧和別有用心者煽動，而是源於廣西官權颳起「計生風暴」，更源於廣西官權的極端劣質化。
1、極端劣質化之一是「政績－烏紗帽主義」
現在的中共官場，早已喪失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從政之德，而普遍地淪為赤裸裸的「烏紗帽主義」，創造政績不過是烏紗帽主義的附屬品，即為了保住烏紗帽和高升就必須創造政績。現在中共官場的上下級關係，在地方官任命來自上級而非民選的制度下，所謂「政績」的標準，也不是「民意評價」的指標，而是上級官權下達的指標。近年來，中共熱衷於用量化的指標衡量地方官的政績，各種指標層層加碼到各級政府，並採取一票否決制。上級要求的政績成了下級官員的緊箍咒，達不到上級下達的指標，就要丟了烏紗帽。正所謂「不交指標交帽子，交了指標保帽子。」
具體到廣西計生風暴，與廣西自治區黨委去年底換屆高度相關，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央政策是要把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六的水平，但近年來廣西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千分之十左右，屢屢受到中央的批評，所以新一屆班子為了顯示其全力配合中央的姿態，就必須在中央不滿意的方面做出突出成績。新一屆區委選擇以計生達標作為政績的突破口，聲稱要打一場「計生攻堅戰」，向各縣市加大壓力，嚴令各級官員落實中央計生指標；自治區下派調查小組，採取「黃牌警告」的威懾，完不成指標的官員將遭到「一票否決」的懲罰，兩年內不得晉升加薪或被處分，於是一場計生風暴席捲整個廣西。
博白縣的計生風暴之所以颳得尤為猛烈，就在於該縣被自治區調查小組揭發出超生嚴重情況，屬於廣西的計生不達標的「重災區」。而且，有些鄉鎮還數字作假、欺上瞞下。於是，一方面博白縣委書記等官員被「黃牌」警告，有的鄉鎮整個領導班子已經被撤換，敕令今年九月之前改正過來；另一方面上級向博白縣下達了計生硬指標和數額龐大的罰款任務，要求完成超生費任務幾個億，否則的話，縣委書記要摘下頭上的烏紗。
2、極端劣質化之二是「利益至上主義」
中國社會「一切向錢看」的道德荒漠，早已為國內外所公認，而中共官場正是道德荒漠的主要罪魁。一方面，在中央GDP主義的壓力下，更在官員們謀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經濟上的權貴私有化僅僅是政治上的「公權私有化」的結果。現在的中共各部門早已不再是單純的衙門，而是衙門兼大壟斷公司的怪物，利用壟斷的行政權力追求小集團及個人的利益，打著政治正確的旗號撈取經濟實惠，已經成為中共的各類各級衙門的常態。另一方面，中共特權集團的整體利益早已變成空殼，而分化出各類小利益集團才個個飽滿。這樣的利益集團以權貴家族為核心，最終要把依靠特權的一夜暴富量化到個人腰包中。中國的為官古訓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現在官場的座用銘是「為官一任，造富一人」。
在今日中國，發財致富的捷徑，或是手握大權或是加大對權力的投資。所以，對於現在的中共官員來說，做官的主要動力之一是追求暴富。
於是，毛時代的極端政治理想主義變成了後毛時代的極端政治功利主義，為官的驅動力由政治掛帥變成極為單純的利益至上，烏紗帽越大越久，牟利的特權和機會就越多。與此同時，為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官員們的不擇手段已經達到喪心病狂的程度。他們既要普遍地利用潛規則進行黑箱分贓，更要利用現行制度的正規規則進行「明搶」。他們利用手中的行政審批權「明搶」，在所有的特准行業和壟斷行業中「明搶」，在執行上級政策中「明搶」。而且，執行上級政策的「明搶」更為理直氣壯，因為上級的政策或指標就是「政治正確」，超額完成就是不斷高升的資本，二者共同構成「明搶」的尚方寶劍。
在此次計生風暴的風暴眼博白縣，該縣四大領導子之所以組成執法隊，一來是為了保住縣委主要領導的烏紗帽，二來是借鐵碗執行上級嚴令的機會大撈一把。否則的話，很難解釋該縣政府定下的超生罰款數額，為什麼不按照以往政策規定金額執行，而是把罰款金額一下子提升了1萬到七萬。如此高的罰款數額，高於當地人均年收入十倍。更瘋狂的明搶還在於，罰款還要追溯以往，只要1980年後超生戶「一個也不放過」，甚至四十多歲的單身漢、丈夫早已去世的寡婦等，也收到高額罰單。罰款僅憑一張「通知單」，當天下發，限當天交清，根本不管被罰者是職工幹部還是五保戶，也不管以前是否被處罰了多少次。收不到罰款，計生執法者就上門逼討，如果家中沒人，執法者也不管人家房門有多好多貴，一律破門而入。屋裡的物品，只要價值10元以上的，統統拿走，連炊具也不放過。更有甚者，政府部門到銀行信用社去查超生戶的存款，把存款抵作超生罰款，造成很多鄉鎮銀行出現擠兌，現金供應不上而關門。
比如，博白縣寧潭鎮高村有個孕婦剛生了孩子三天，就執法人員抓走，她家裡的日常用品和工具等，也全部都被拉走，連房門都給拆下拿走，倒掉剛煮熟的米飯，拿走電鍋。最後還要拉著孕婦和那些物品遊街示眾。
在此意義上，全縣二十八個鄉鎮颳起的計生風暴，變成了一場收穫頗豐的罰款競賽。博白縣官權在向上級匯報計生政績時，主要的政績之一就是豐厚的罰款數字：從2月上旬至4月26日，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全縣成功迫使墮胎、結紮、放環為3964人，減少潛在的政策外出生人口3855人，罰款3786萬元。平均每日強制墮胎48人、罰款47萬元。更過分的是，對交不起罰款的人家，計生工作組就搶走值錢的電器農具、豬、雞、牛、羊。
3、極端劣質化之三是「戴著大火鍋的土匪主義」
六四血案後，有人說血案造成中共合法性的急遽流失，可以讓以後的獨裁者慎用暴力。然而，六四後的中國現實給出的答案正好相反，由於這個製造大屠殺的政權居然能夠維持到今天，而且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政績」， 已經成為中共高官為屠殺辯護的口頭禪。君不見，江澤民、李鵬、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寡頭，每每遭遇外國記者提出六四問題，他們的說辭大都是：沒有當年的果斷措施，就不會有社會穩定，也就不會有經濟大發展。
中共高官的這些辯護，無疑為各級官員提供了反面示範：只要能維持政權、保住官位和牟取暴利，就必須不擇手段地對付敢於挑戰權力的所有人。於是，中共官權越來越黑社會化，執法人員也越來越象「戴著大火鍋的土匪」。不要說地方基層官權對底層民眾的盤剝和鎮壓越來越肆無忌憚，甚至象上海、北京、廣州這樣的窗口城市也屢屢出現野蠻執法、黑社會化執法的事件。以至於，即便北京奧運日益逼近，中央政權頻頻向國際社會拋出「政治秀」，以塑造中共政權的開明形象，但地方官權卻全然不顧中央臉面和不計政治成本，動用從政權暴力到黑社會暴力的一切手段對付底層百姓。從這次廣西計生風暴事件看，廣西地方政府的野蠻計生和貪婪斂財，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儘管，中國憲法新添了「人權」詞彙，胡錦濤政權高喊「以人為本」與「和諧社會」，但中共各級政權對待國民的態度卻是「以生命為芻狗」。具體到中共中央制定的計生政策，儘管確規定了「七不准」：1、不准非法關押、毆打、侮辱違反計劃生育規定的人員及其家屬。2、不准毀壞違反計劃生育規定人員家庭的財產、莊稼、房屋。3、不准不經法定程序將違反計劃生育規定人員的財產抵繳計劃外生育費。4、不准濫設收費項目、亂罰款。5、不准因當事人違反計劃生育規定而株連其親友、鄰居及其它群眾，不准對揭發、舉報的群眾打擊報復。6、不准以完成人口計劃為由而不允許合法的生育。7、不准組織未婚女青年進行孕檢。然而，首先這一政策本身的極端強制性，具有明顯的蔑視生命和反人權的獨裁特徵；其次，中央以「一票否決制」向地方官員施壓，就等於鼓勵地方政府亂來。所以，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為了確保烏紗帽，必然不斷強化這一政策的強制性方面。看看廣西地方政府在計生風暴中的行為，全然置中國憲法和中央七不准於不顧，也不講任何司法程序，而是一味用暴力手段對付「超生對象」。
當廣西官權要以「鐵的決心、鐵的手腕、鐵的紀律」解決超生問題時，當基層執法者用「抓光、罰光、抄光」的三光對付超生人員時，當博白縣官權的提出的執法口號是「不見人，要見物。不見物，要見屋」時，當執法者象抓畜生一樣對超生婦女進行強制墮胎時，當博白縣文地鎮一個未婚女孩也被強行拉去結紮時，當計生工作組的成員身穿迷彩制服、頭戴鋼盔、手握鐵錘、腰掛手銬闖進農家時，當拒交罰款者就被扣押被虐打時，當超生農家被撬門、抄家、掠走值錢的電器農具、豬、雞、牛、羊、口糧時，當不值錢的生活用品如鍋、茶壺等被統統打碎時，當口糧被搶走、房屋被砸爛時；……這樣的政府就是比黑社會還可怕的野蠻政權；這樣的官員和執法者就是戴著大火鍋的流氓和土匪；這樣公然的打砸搶行為就是權力性搶劫。
近年來，每當地方政權的野蠻執法引發大規模官民衝突，總有人以地方與中央的分化來為中央政權辯護，所謂「上面的好經讓下面念歪了」。然而，這些中央政策之所以不被執行，就在於「上有好者，下更甚焉」，地方政府種種野蠻執法和執法犯法，不過是為了迎合中央的穩定要求。只要能把民間挑戰壓制下去，手段再野蠻再激烈也是「政治正確」。為了維護政治穩定，中央對地方官權的胡作非為的默許，也已經到了寧願屢屢自打嘴巴的程度：胡溫政權每天高喊「親民」、「和諧」的口號，現實中發生卻是官權對民權的野蠻踐踏和官民衝突的愈演愈烈。在廣西博白計生風暴之前，早有廣東番禺太石村官和山東臨沂太古村黑社會化的暴力鎮壓，更有廣東汕尾東洲村軍警們開槍殺人，然而，從來沒有聽說這些地方的官員因此而丟了烏紗帽的。顯然，前台打手是地方官權，後台是中央政府，地方干「髒活」是為中央分憂。
所以，把頻繁發生的官民衝突主要歸罪於地方官，不僅是在為中央官權開脫，更是為野蠻的制度開脫。地方官權之所以敢於暴力向民和「明搶」民財，既是由於中央官權的控制效力大幅度下降，更是由於獨裁制度天然以民眾為敵，必須賦予各級衙門以名目繁多的「合法傷害權」，野蠻計生不過是眾多的合法傷害權之一種。而官員們合法地禍害別人的能力，又是中國的古老傳統。在官民博弈中，合法傷害權是獨裁官吏們的看家本領，有了它，官就是刀俎，民就是魚肉。
當下中國的社會公正危機之所以日顯加深，首要禍魁是制度使然，獨裁體制下的官權與民權的嚴重失衡，致使權貴階層對底層民眾的巧取豪奪愈演愈烈且越來越肆無忌憚，二者之間的衝突也就必然越發頻繁和強烈。其次是獨裁強權主導下的跛足改革使然，它讓普通百姓和整個社會付出了巨大的綜合代價，不僅是普遍腐敗、金融黑洞、公正奇缺、環境破壞和道德沉淪，而且持續增長的巨大債務正在透支著百姓的未來，這些代價的持續積累使民間怨恨日益加深，勢必在各地造成官民之間的更多更激烈的衝突和對抗，不要說實現社會公正與和諧社會，就是跛足改革所積累的深層危機也更加難以解決，甚至連危機的緩解也將變得不可能，久而久之，必將演變成社會的廣泛對立和總體危機。
2007年6月20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