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即善良的願望，其內涵寬廣，概括性強。大體說來，「良心」與主張性善論的「人性」是同類概念，問一個人有無「良心」與問他有無「人性」，意思大抵一致。共產黨人否定存在普遍人性，而是把階級論輸入人性觀念，使所謂「無產階級人性」從屬於表現共產黨自身權益的「黨性」。「黨性」高於一切是共產黨人的信念。所以，胡錦濤有無「良心」，可以看他如何處理「黨性」與「人性」的關係就可得出較為準確的判斷。
世界上有黨性極強而人性極弱的共產黨人，他可以將黨性觀念發揮到極致，殘酷滅絕人群而毫無吝惜之感，天生的人性幾近泯沒，乃至對兒女毫無親情之感。這是少數掌握生殺予奪之權的共產黨人所為。多數的、一般的黨員大體處於黨性高於人性、統御人性狀態，或者，於公表現黨性，於私略講人性，在共產黨勢力日漸式微時尤甚，於是出現公私態度迥異的雙重性格。
當今中共高層諸實權者表現黨性與人性之衝突最明顯者當推溫家寶。在2006年全國文聯與作協大會上，他陳述與吳祖光病重期間的文化交往，陳述自己向詩人李瑛求教，這些事例說明，他超脫某種政治觀念的框架和固有社會關係的束縛，以平等的、友好的態度與作家進行文化往來。吳祖光在他眼中不是「改正右派」，不是被除名的「勸退者」，而是著名劇作家。吳祖光肯將新鳳霞所畫《牡丹》相贈，說明他們之間存在著誠懇和坦率的以文會友的關係。溫家寶表示對李瑛的詩作和為人「早已景仰」，對與之相識「引以為豪」，這就是赤誠相見。這些「與人為善」的態度就是人性的表現。可以說，溫家寶此時擺脫了黨性而復歸人性。特別是，在此次大會上，他大膽提倡「真善美」，鼓吹這種超脫共產黨階級論的美學原則。不僅提倡「寫真實」，而且把「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愛護人」作為「善」的標準。這是在美學領域將「人性」提升到高度理性層面的結果，它與共產黨的「黨性」所規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學原則是直接對立的。溫在這裡使自己的「人性」高度升華。當然，這篇講話也透露出他的「黨性」表現，比如介紹戴愛蓮表示「中國這麼大，人口太多，需要共產黨領導」並在病房內舉行戴的入黨宣誓，再如掩蓋毛澤東「雙百方針」的實質，宣揚「雙百」就是「提倡兼收並蓄，尊重客觀規律」。但是，這些均不足以掩蓋整個講話的「人性」光彩。所以，溫家寶一席談，不僅受到長期擔任人民日報文藝副刊主編袁鷹的衷心擁護，而且得到常有異見而被壓制的劇作家沙葉新的由衷讚嘆。這是溫的「人性」勝過「黨性」的一次閃現。
胡錦濤的黨性與人性的表現如何？他的人生是從接受黨的指示、教導、理論並被選拔為清華大學政治輔導員開始的。忠誠、聽話是他的政治表現特點，由此而穩當地從工作單位的秘書和黨總支副書記，歷經12年磨鍊達到中層，成為省建委副主任和團省委書記。他不具備搞運動時飛揚跋扈的經歷，也不具備接觸西方文化的條件，完全是在黨文化的薰陶下成型。思想的單一和性格的平和使他在政治上容易被黨內各方面容納卻不容易與任何方面親合。因為思想單一，他不易觸犯時忌；由於性格平和，缺點不易被發現。這使他越過黨內選拔的嚴格程序而成為團中央書記和第一書記，並由此被看好而派往黔藏鍛鍊。思想的單一卻薄弱註定他缺乏大智大勇戰略，性格的平和卻懦弱決定他難有大張大合能力。因此，黔藏7年政績平平。他雖平庸，但思想的單一表明，灌輸給他的不二法則，如一黨專制，如暴力原則等等，卻是他執著不變的政治理念，形成他的牢固「黨性」。由此才使他被隔代指定為接班人。主政後，對維權者、上訪者殘酷的血腥打壓，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嚴密封鎖和對異議者的肆意絞殺，證明他的「黨性」中暴力性實足。他聽任黨的當權者放肆掠奪社會財富、搜刮民脂民膏，由此助長貧富差距創歷史記錄，證明他的「黨性」中的掠奪性實足。他多次空談民主改革而不見諸實際，證明他的「黨性」中的欺騙性實足。他擅長以抽象的「人性」概念如「以人為本」掩飾他的暴力原則，更顯示了他的「黨性」中的欺騙性。而且，多年鑄就的「黨性」在他的平和性格掩飾下，往往不是表現得很突出，很露骨，而是隱晦其形，曲折以現，使其霸道面目不易被識破。看來，胡的人生歷程也就是被灌輸的「黨性」不斷摧折他原有「人性」的結果，於是才有了今天的胡錦濤。
胡錦濤能否啟發自己的良知、突現自己的良心、喚起自己的人性，哪怕只是一星一點，從而稍許動搖堅如磐石的專制理念呢？第一，胡的思想單一而薄弱，除了一黨專制和暴力原則外，沒有其他觀念可以選擇。這與溫家寶情況不同。溫雖然也堅持一黨專制，但他接受的信息量大，有比較和選擇的可能，因此，溫可以在2006年3月16日答記者問時公開肯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溫認識到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仍然掙不脫一黨專制的桎梏，何況，胡的思想貧乏到將朝鮮和古巴的政治選擇作為範式，他心目中還有一點關心人、愛護人的「人性」的影子嗎？上哪兒去找他的「良心」？第二，作為中共最高領袖，他的決策不能不受黨內各派勢力制約，不能不受社會各方面力量影響。毛派要將他拉向左轉，改革派要推動他改變體制，民主派要迫使他走向憲政民主。即使他想拋棄這個體制而另尋他路，卻無法擺脫這些力量。社會轉型必須借重社會運動的不斷組合而推向前進，單人獨馬靠「良心」發現而轉變社會行程是史無前例的。
希望胡錦濤靠「良心」發現而出現奇蹟是人們追求社會轉型時出現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急切於轉型，因而期望統治者自動發善心拯救天下，這種想法過於天真。在統治者那裡，有了專制則有一切，喪失專制則喪失一切，現在卻謀求讓統治者講「良心」，自動放棄專制，改行民主，豈非等於請求他自動挖個坑把自己埋了，世上哪兒有這等事？沒有外力的強制，統治者內部的統治決心是不會動搖的，其善心更不可能產生。因為這裡涉及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根本權益衝突，只能依據雙方實力對比的較量予以解決，不可能靠統治者虛無縹緲的「良心」、「人性」求得調和。
到目前為止，有關民主轉型的心理準備顯得十分不足，轉型路徑的設計尚在眾說紛紜，甚至關於轉型路徑的探討並未引起改革者足夠關注，更進一步可以說，社會各界對轉型的興趣不是更高而是漸趨淡薄。關於民主運動的實際操作也十分薄弱，現存的民主力量屈指可數，且處於零散、孤單和互不協調狀態。此時，在最艱苦時期，尤其要警惕各種空言迷亂視線，干擾轉型。比如，鼓吹「沒有民主就沒有共產黨」，把共產黨打扮為民主女神，從而使民主轉型成為無的放矢。其實，自毛澤東掌權以來，中共歷史就是一黨專制摧殘民主的歷史，不管掛的是何等「民主」招牌。把這段歷史稱作「有了共產黨就沒有民主」才符合事實，因而欲求民主轉型必須以推倒一黨專制為前提。再如，提出恢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以代替憲政民主轉型的需要，同樣是荒謬的。毛的「新民主主義」並非民主主義，它以中共「領導」為綱，即以一黨專制為統帥，所謂「新民主主義」即一黨專制主義。「聯合政府」不過是由中共一黨專權的政府，「多黨政治」不過是由中共一黨執政的政治。所以，「恢復新民主主義」不過是給了胡錦濤一黨專制體制一身合法外衣，不過是向憲政民主轉型發出一個「停止」信號。
現實告訴我們，丟掉幻想，祛除雜念，踏踏實實尋求憲政民主的必由之徑，逐步和切實地組織和壯大民主力量，不求速成，但求穩進，這或許是可行之路。
（200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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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32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