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這是發生在1957年反右鬥爭前夕的真實事件，近百名不足十八歲的小青年全部打入另冊，殺的殺，關的關，其中大部份人送峨邊沙坪勞教，後餓死於大小涼山。中共為了掩蓋這場罪惡，早將成都第二師範學校更名為「成都鹽道街中學」。此一慘絕人環的事情，成都人已不所知，國內外人士更無所知……
組圖：成都展出毛澤東專用陶瓷
鐵流
忘不了的一椿往事
無聲的眼淚，有聲的控訴。這筆血債到底由誰負責？被害者都是學生娃娃。
憤怒，憤怒，誰不憤怒？我不得不將它寫出來公諸於世，以平心潮。
五十年前的1957年春夏之交，四川地區發生了兩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件是四川農學院從成都遷雅安而引發的師生不滿，在共產黨「整風運動」中提意見寫大字報和派代表上成都告狀，旋即為當權者定性為「重大反革命鬧事案」。為此，有85人劃為極右分子（其中學生五十六人，教授三人、講師四人、助教十一人、教輔四人、省、地管幹部二人、幹部五人）；劃為「中右分子」的128人（其中學生127人，教師1人）；被定為反動組織首要、主犯的28人，參加的257人。這493人均在1980年7月全部得到「改正」和「平反」，但不少人均已蒙冤作古；另一件就是發生在57年6月成都「二師」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這一事件也驚動北京高層，省市報刊沸沸揚揚鬧了好幾天，最後也是近百名十七、八歲的學生娃娃成了犧牲品，抓出「右派」、「反革命」一大堆。雖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均一風吹，但其中好些人作了冤鬼，我的文友徐航先生就是其中一人。這兩個事件中所卷進去的人前者十八九歲，後者十六七歲，我的朋友吳紅只有十五歲！難道我們能遺忘嗎？
不忘歷史，記住災難。今年初我寫了《發生在五七年四川一椿「反革命鬧事」的真相》發在網上，而同年成都二師數百名學生衝上街頭，群情激憤地呼著口號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一直縈擾心中。我是成都人，事發時我是《成都日報》記者，當時因各種原因未敢去貿然採訪， 1980年回歸後想寫此事，可「二師」早已更名為成都鹽道街中學了，物是人非難以覓蹤，記得1982年身為鹽道街中學斑主任的老朋友何志芳（女），請我去為學生作了一場文學報告會，問及此事竟無一人知道。去年偶與老朋友吳紅（他曾是《成都日報》副刊部編輯，後因故離職）談到此事，他說我當年就是二師學生，清楚得很。於是我「順藤摸瓜」，找出很多鮮為人知的材料。
古老學府人才濟濟
成都二師是座專為全省各縣市培養小學教師的師範學校。二十世紀初，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為挽救瀕於滅亡的大清國，下詔廢科舉辦新學，用八國聯軍之役清廷對各國的賠款返還的銀子，在全國十幾個重要省會興辦的高等師範學堂，它位居榜首。自清廷、民國乃至四九之後一段時間，一直實行向全省公招優秀學生，不僅吃飯不要錢，還發給生活費。作家巴金、艾蕪、沙訂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從這所學堂走出去的，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先生曾擔過任過這所學校的校長，朱德以及王佑木、楊閶公、李碩勛等老一輩共產黨人都先後在受教或講學，故名滿蜀中，享譽全國。
師範生是命定由國家分配，畢業後要去作小學教師和中學教師的。教師在五十年代被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未來。所以學生們都滿懷豪情壯志，「激水三千，糞土諸候」。他們喜歡閱讀書報，思考問題，關心國家和社會大事，樂於集會、結社、自辦刊物和壁報，組織文學小團體。文友徐航（本名徐榮忠，大約小我兩歲）是58級學生，他想學梁啓超辦《少年中國》，就也辦了張《蓉城少年報》，引來許多同學投稿，還刊登過作家石天河等人討論文藝的書信。
他是一個很有才華、很有見地的文學青年，直率、坦誠、熱情、敢說敢為，在「二師事件」中，起草了《告全市人民書》，文字鏘鏗有力，如行雲流水，頗有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照檄」之風，對學潮起了很大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成了後來重點打擊的對像。記得，1957年6月11日，他在給石天河的信中寫道：「國內形勢發展很快，內部矛盾尖銳，變化劇烈。但是，有些真正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抬頭了。他們打著「反教條主義」、「反宗派主義」的旗子，企圖連馬克思主義也一併反掉，您看糊塗不糊塗？另外，真正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又在預備反撲轉來（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今天四川日報上的所謂「工人和農民」的「意見」——這是他們布置下去的）。我以為，寧肯讓大家鬧凶點，勿讓教條和宗派反撲，方能解決根本問題。右傾機會主義是存在著，但這是教條和宗派統治的產物，是那些老爺的「治績」。因為他們把忠誠擁護黨，赤心報國的有才華的人排斥了大半；因為他們混淆了黑白，把正確的說成了不正確；因為他們只喜歡聽歌功頌德的話，只喜歡別人當應聲蟲；除開智者敢怒不敢言外，他們爭取到的多是不學無術，頑固獨裁的傢伙，自然是正義難伸，真理不明了。唉，目前問題錯綜複雜，真令人煩惱，在成都，各大學、中學內標語和傳單到處亂貼亂飛，鬧得一塌糊塗。我但願不要發生流血事件才好！如今形勢逐變，「糊話」到處可聞，並不希罕。在川大，有些大字標語就寫著：「請求重審胡風事件」、「歡迎周揚下台」、「請黨中央把胡風問題攤開來」。有的傳單上還說：「若不揭露胡風消息，我們就到政府集體請願！」此外，在報刊上，已有人對周揚「理論」提出駁議。不過由於問題複雜，大多還在看中央眼色，報紙封鎖了有關消息，一時尚難解決。最近兩年內要大鬧，倒是可以肯定。我採取這種態度：暫時不聞不問，裝做不懂。在文藝戰線上我堅決主張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要抨擊教條和宗派，一方面也要防這些徹底反動的東西抬頭。我校在中等學校中鬧得特別厲害。我站在公正的立場在廣播上發表了一篇意見，立即招來無恥的辱罵，說什麼「徐某人是官方狗腿」、「共產黨的應聲蟲」，真是可笑至極！好在信服我的同學占全校絕大多數，他們一向把我看成「權威」；經過解釋，他們也能夠心平氣和。這些半夜起來貼傳單的，偷偷摸摸，慌張得竟連傳單也貼顛倒了。為了表示領導上心跡坦蕩，我已建議抬大黑板出來，讓大家大鳴大放好貼意見書。這中間，公然叫囂共產黨滾出教育機關（如請徐啟芳校長回教育局）的有，罵共產黨無辦法領導教育的也有，怪論形形色色，莫衷一是。這樣罵下去，會帶來危險的後果。我已組織正面反駁文章，把這股歪風打倒。問題究竟怎樣解決，卻要看教育局的決定了。」
從這封信中既看得他的敏銳，也看得他的正直與天真，應該說他是擁護共產黨的，當局把他卻把他視為鬧事的首要分子，自然後果就十分悲慘了。
事件的由來與真相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那時候校園「五四」氣氛還很濃，結社結團，辦刊辦報，當局還不禁止。「天下興亡，匹天有責」，是許多青年學生的報國理想。為此他們喜歡讀報了解天下，也常常討論一些國家大事社會問題。每天報紙一到，貼報欄前都圍滿了學生。1957年4月的一天，閱報欄貼出新到的上海《文匯報》，上面報導了安徽省某鄉幹部剋扣小學教師工資，還毆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師。對於這些明天就要去作教師的學子們，這消息無異是在他們心中投下了一個炸彈。整個上午閱報欄圍滿了學生，讀報的、議論的，沸沸揚揚，人頭攢動，有人在報上批字，有人響應，一時群情激憤像鍋開了的水。很快，出現一張要求政府嚴懲毆打教師兇手的大字報。這天上午學生們不歸教室，教導主任和各年級班主任前來勸說，說這些事與四川無關，大家回去上課。這個「與四川無關」的說法，立即引起廣大學生們的反駁，他們舉出所見所聞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匯報》上說的還要嚴重。學生們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許學生聲援常金白，並希望把聲援信刊登在報刊上，當然遭到校方的拒絕。於是一些學生聯絡全川師範生，準備調查此類事件，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制止鄉村基層幹部的違法行為。無獨有偶，恰在此時，省里來通知：從今年起對師範生的全年伙食費只供9個月，寒暑假伙食自行解決，這個改變建校以來傳統作法，被一些學生和常金白事件攪在一起，一時群情沸騰，反抗之聲不斷，有人提出上街遊行，文思敏捷的徐航當即寫了《告全市人民書》。
一個周末的下午，學生們晚餐後陸陸續續走向學校大門，發現大門被許多不名身分的「市民」堵住了（時任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長、後來劃為右派的葉石先生承認：「我們通過公安機關，在居民積極分子中作了布置」。）其中有幾個高大強壯的人在大聲喝斥學生：「不許學生外出！不許鬧事！」一些自稱是工人、農民的代表要和學生辯論，很快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爭論中一些辯不過學生的工人、農民代表，竟然罵學生「忘恩負義，白吃人民飯，白拿人民錢」，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壞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師。其中罵得最凶的一人，是附近東桂街小學的黨員教師李慎吾。他說：他代表人民教師，不許學生誣衊新社會和誹謗幹部。他大聲說：「只有解放前教師才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雙方各不相讓，參加辯論的人越聚越多。忽然，有個學生發現不少「市民代表」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聲驚叫：「他們要打學生，快跑！」幾個膽大的學生上前去奪，帶棍的人揚手就打，場面開始混亂。這時不知誰按響了學校的緊急電鈴，有人打開廣播高喊：「二師同學，暴徒衝進學校打學生了，快去增援啊！」於是，大群學生奔向大門方向，「市民代表」見勢退卻，挨了打受了委曲的學生緊追不捨，還拾起遺棄在地上的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才發現派出所空無一人，而「市民代表」也突然無影無蹤。被激怒的學生們已有六七百人手挽手，一路雀躍歡呼，沿著幾條小街狂呼口號返回學校。這本來就是不成熟的娃娃行為，當局卻不這樣看，認為是件不得了的「反革命爆亂」，很快上報中共省市委和中央……
尋找打擊的「突被口」
學生們並不知道惹下了包天大禍，每天仍用心讀書學習。幾天後的一個夜晚，當入睡的鈴影音往常一樣響起時，隨著各室長「到齊」的聲音，燈也熄滅了，二師重歸於寧靜，好像什麼事情也未發生過。大約夜半時分，起床解手的一個學生，發現有幾輛小車魚貫而入地開進學校，車上下來的人很快被接進了校方辦公室的平房院落。這一夜辦公院落的燈火一直亮著，天明了小車也魚貫而出。第二天早上學生們早操完畢，廣播裡播出了：「五七級的同學們吃早飯後，都到食堂教導處，聽取本屆畢業生提前考試和參加教學實習的通知。」
二師五七級七個班來自四川省各地（市）縣，大約有300多名學生，是該校建校以來歷年人數最多的一個年級，面臨畢業分配，誰也不敢怠慢，吃完早餐都紛紛帶上小凳進入開會的食堂。教導主任告訴學生：鑑於今年學校的工作安排有變，本年度畢業生的考試將提前舉行，然後提前進入教育實習。隨後宣布了在成都東、西兩個城區實習的指定學校。但是學生們沒注意到，就在隨後半個月的畢業考試複習階段的時間裡，學斑各黨支部和各班團支部每天都在開會（葉石當時向省委報告稱：「為了摸清敵情，同時了解青少年陣營中左、中、右分布情況，並鍛鍊一下自己的隊伍）接著，在一次全校的集會上，學校張校長給大家介紹了一位新調來的徐副校長，後來學生們漸漸知道這位徐副校長曾是東城區警局的副局長），同學們不在意，加上這位徐副校長又能和學生們打成一片，還得到不少學生們的好評。
後來才知道，在這位徐副校長的領導下，學校成立了有共青團成都市委學生工作部、教育局、東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衛人員組成的「二師事件處理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直接對成都市委宣傳部負責。工作組的任務是發動群眾，調查揭露隱藏在二師學生中的「階級敵人」和有「反社會主義情緒」的其它分子，以待上報並研究決定如何處理。工作組號召學生黨團員和積極分子，提供他們同學平日有無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對黨和人民有無階級感情？特別在不久前鬧事中那些走上街頭和參與對工人、市民、教師的施暴行為，特別是那些衝擊過專政機關（指派出所）的人。凡被揭發有上述「罪行」的同學，工作組及班團支部按人頭整理材料，並組織人對這些同學進行監控。工作組許諾，對這次鬥爭中表現好的學生，畢業分配時會留在城區。材料一份份在整理，監控一個個在落實，一切都在暗中有條不亂地進行著。漸漸歸於平靜的二師，平靜得有點出奇，平靜中流淌著不祥，預示著將有重大凶兆發生。可是學生並不知道，在酣睡里做著《鄉村女教師》（一部蘇聯電影）的美夢。
鎮壓悄悄來臨「二師」
吳紅不是二師一年級跟班上來的學生，是隨父所在的四川師範學院由南充遷往成都時，從永川師範學校轉學入二師五七級二班的。這個班的學生大部分是從號稱鹽都的自貢招來的，他到二師直至畢業大約也就是五個月的時間。當時他剛好十五歲，是班上的小娃兒。但他很快喜愛上了這個班的大哥哥們，例如班長郭XX，籃球打的好而被選為四川體工隊的中鋒；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命時和吳玉章一起發動榮縣起義、在攻打成都時犧牲了烈士李某的孩子。他語文、數理都十分優秀，籃球也打的好，還是成都市青年繪畫比賽的第二名；簡XX是成都桌球比賽的亞軍，純淨得像山上的泉水。最令他不可思議的是一個二度駝背的殘疾同學劉XX，平時走路都不方便卻彈得一手好鋼琴，因為家裡窮周末也不回去，好為家裡省下一天的米糧，一到周末他就鑽進琴房，於是琴房裡就飄出一個窮學生奮力求學的或高亢、或感傷、或悠揚的琴聲，引來了不少老師同學駐足聆聽，不停點頭稱讚……
就在宣布結束教育實習那天的會上，校方同時宣布了一個使全體57級300多名學生不安而又不明白的決定：「根據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師本年度應屆畢業生在分配去工作單位前，將參加成都市東城區小學教師整風反右運動學習」。事隔40年後的1987年英籍華人作家張戎，在她的紀實文學《鴻》（又叫「三個女人的故事」）中，有所談及。她說：根據中央和省市委的布置，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應打擊的知識分子為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五十年代成都東城區能夠稱作知識分子的人不多，張的母親時任東城區委宣傳部長，為怎樣完成這個指標而十分焦慮，因為完不成指標領導運動的人就會被填上去，而填上去就慘了。恰好這時上級把二師六月份參加「反革命鬧事」的學生，連同其它的數百名應屆畢業生，送到該區參加「整風反右運動」，於是這個百分之十的任務數一下就解決了，還能超額受到表揚和嘉獎，二師57級學生命運就此註定。
當中共市委宣傳部和學校宣布二師學生參加東城區教育系統整風反右後的第二天，全體二師五七級的學生帶著行李列隊駐進成都磨子橋七中和成都空軍駐地，負責運動的工作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寫信、收信，不準會客等嚴格的紀律。接著是動員大會，學習討論，人人表態。進入各班的學習室，學生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一切早已準備就緒。當同學按要求圍成圓圈坐下時，早已準備好的積極分子和支持者們（就是那些想爭取留在城市做教師的人），開始揭發，立即兇惡地大聲喊：
「XXX，你這個罪大惡極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還不站出來？」
「我揭發你參加二師暴亂，衝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滔天罪行」
「我揭發」
「我揭發！」
參會者爭相舉手，唯恐落後不能表現自已「靠攏組織」。昔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學關係沒有了，一下變成了深仇大恨的敵人，恨不得把對方嘶咬得鮮血淋淋，五贓破裂。
「XXX。站起來，聽革命同志們的揭發批判。」
於是，指定的學習組長命令被批鬥者進入圓圈中心站好，而後由預先準備好的揭發者揭發，他們一邊揭發還一邊熬有介事地大聲問：「是不是這樣？是不這樣？」當被揭發者稍不同意，他們就口沫濺地跳出來，指著對方鼻子說： 「不許你狡辯！不許抵賴！」或高喊口號： 「X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一般一個上午揪出兩三個「階級敵人」，天天都在揪，一連揪了一二十天，而且日日加溫，時時升級。學生娃娃們哪經過這種陣仗，一般都驚慌失措，進退失據，渾身發抖，第一天就有幾個學生嚇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褲子。下午就是寫大字報，大鳴大放，工作組號召革命師生拿起「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痛打右派分子和反動分子，保衛人民的紅色江山。積極分子們根據內定右派的名單，將準備好的大字報貼滿了學習室的四面牆壁上，被點名批鬥的學生當晚就被命令捲起鋪蓋滾到階級敵人和犯罪分子的泥坑裡去了。誰敢反抗？誰又敢反抗？一當成為「階級敵人」，上下就有人跟著、管著、看著、守著，來去勾著頭，說話聲音小得像啞了嗓子的雞鴨，任人擺弄，任人折騰。
「階級敵人」的都集中在一間大房子裡，那裡面沒有床，地上鋪著很多稻草，他們就睡在上面，管你冷和熱。此外，來去排隊有人押著。每天天一亮就被趕出大屋，嘴裡含著饅頭，扛起鋤頭等工具，由武裝士兵押著去勞動。每當這些人從各學習班走過時，人們都不無驚恐地在想：「下一個會不會是我？」
恐懼，憂悚，不安，懸心，像森森的寒流襲擊著每個不喑世事的孩子。他們再沒有歌聲，再沒有歡笑，連咳嗽也不敢大聲一點。當反右運動進行到第二周，二師學生被要求列隊返校，參加逮捕反革命「大同黨」首惡份子及其同黨的大會。那天下午天氣陰沉，學生們列隊走進校門，看到從校門通往操場的路兩側布滿了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刺刀的陰寒，鋼盔的森冷，使陽春三月的蓉城近似數九隆冬。學生們快步疾行，在指定的地點坐下。會場上積極份子們情緒激昂，革命歌聲不斷，時而有人振臂呼喊口號：
「堅決鎮壓反革分子！」
「保衛無產階級紅色江山！」
「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台下一千多名各年級學生鴉雀無聲，望著主席台一舉一動。忽然，從人群里有人舉起了一幅貼在木板上的，畫著「大同黨」首惡份子人物的漫畫，那個舉畫的人，十年後成為「名畫家」，還出任過某某美術出版社的總編輯。接著，掛著大紙牌的「大同黨」首要與主犯，被士兵押上審判台。一些人為顯極積，跳上台就對著他們拳打腳踢，當場有兩個「反革命」被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是叫好的口號聲。這時學生們才發現，所謂的「大同黨」十多個人，原來是58，59級的、不滿20歲的學生娃娃。
徐付校長以洪亮威嚴的聲音宣布：「經過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鬥爭，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首惡和共犯供認不諱，他們是……由於他們錯估形勢，倒行逆施，企圖推翻偉的社會主義制度。為此，他們必將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沉重打擊！……」
在「大同黨罪有應得，罪該萬死」的口號聲中，士兵們推搡著將早已五花大綁的學生娃娃，一個一個丟上卡車，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車子發動，喇叭轟鳴，徐徐開出校門，口號聲仍此起彼伏。大會後，57級的學生仍然列隊返回磨子橋，工作組要求各班對當天的大會表態，以加強「整風反右的決心」。第二天，《四川日報》、《成都日報》，均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成都警局在二師逮捕「大同黨首惡份子的消息」，同時配發了社論。社論說：「二師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黨煽動反動學生衝擊專政機關的罪刑必須清算……」云云。
就這樣從7月到8月，二師各級「反右鬥爭」運動不斷深入發展，開始是揪鬧事的，接著揪沒參加鬧事但同情鬧事的和表態支持小學老師常金白的，後來又揪雖無上述言行但個人主義嚴重有反社會主義情緒的。但凡被認為是有思想問題的學生，要自我檢查或向黨交心，再根據他們的檢查交心，發現與反黨反社會主義情緒有聯繫的也要揪出來。到8月中旬，學習組召開大會，聽夏部長做總結報告，報告說東城區教育系統的「反右鬥爭」，在中共省市委的正確領導下已經超額地完全了任務，還能來參加總結大會的二師57級同學，都在互相悄悄打聽這些人的下落。
零落成泥輾作塵
1958年4月，「51」前夕，東城區教育系統在錦江川劇院舉行「慶祝反右鬥爭勝利大會」，僥悻獲得寬大的「內控右派」我的朋友吳紅，坐在樓廂倒數第二排的一個位子上，他偷偷用眼光尋找二師57 二班的同學，已經減少了將近20多人。這些與他從鹽都來的36個同學，其中被劃為右派的8人，劃為反社會主義份子的9人，加上他剛好是全班人數的一半。那個省籃球隊的郭XX，市桌球對的簡XX，駝背鋼琴師劉XX，甚至父親是烈士的李白森，還有美得像朵月季花的陳姐姐，也都被划進去了。全校約一千多名學生劃了一百多名右派，他們的平均年齡不足二十歲，全是黃毛未蛻，乳氣未乾的娃娃，知道什麼是右派、左派啊？可均是「反動分子」，共和國兇惡的敵人了。共和國，你為什麼要把孩子當成敵人？
後來從知情人處聽到，這次凡參加二師鬧事的師生，被集中到一處由士兵持槍看守的地方做苦力勞動。不准回學校，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家裡親人也不敢打聽尋找，否則被認定為同情「階級敵人」，與右派劃不清界限，甚至還會因此被單位追究而劃成右派。根據毛澤東講話的的指示精神：右派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還給工作，讓他們在人民群眾中做反面教員。1957年劃為右派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均是有工作單位的成年人，可以留在原單位做「反面教員」，但這些十幾歲男女娃娃的小右派無單位收留，怎麼辦？於是省委書記李井泉發話：「他們也是生產力，送大涼山勞動去。」於是，成都市就把他們編組一個勞動大隊押送到了四川西昌的大涼山上，做了一個沒有勞改期限的不是犯人的犯人。這一去就是幾十年。上世紀六十年代，人為的大饑荒席捲全國，大涼山勞改農場的管理人員因為飢餓瘋狂虐囚，可憐這些娃娃右派們在劫難逃，大部分餓死，小部分殘存。十年後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管理體制鬆懈，這些僥倖還活著的當年「二師事件」小右派們，潛回成都，這時的成都人才忽然憶起十年前他們失去的這批孩子。他們一個身殘體弱，兩鬢斑白，贓稀稀地像群乞丐，而他們中大多數人早已埋骨他鄉，再也回不來了。
「少年望北斗，壯歲作楚囚。笑傲南冠幾多秋？歲月水東流。人非物依舊，青冢恨悠悠。淚灑［空吟聞笛賦］，日暮風雨愁。」（友人黃強右派分子，悼死在沙坪勞改農場的《祭友》詩）
在二師學生中那位駝背的鋼琴家到涼山不久便去世，臨終前想唱支歌也沒了力氣，大涼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飄蕩著這音樂奇材無盡的哀訴；那個想學梁啓超辦《蓉城少年》的徐航，在去勞改農場不久因飢餓難忍，勞動時撿了地上的一個爛番茄，竟被當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鵝卵石打得腦漿迸濺一命嗚呼。直到1978年，有關部門為這批青少年右派進行所謂的「平反」時，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收不到這個「改正」通知書了。他們的父母親人已經早就不知道他們的音訊下落了。二師的同學中至今來留傳著57級某班兩個少年右派的悲慘故事。當工作人員向他們宣讀所謂的平反通知時，發現兩個人的眼珠不動，正驚異間，兩個同學忽然放聲狂笑，笑聲十分恐怖，然後突然倒下再也沒有起來。那個父親曾是吳玉章戰友的李白森，僥倖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學校做看門人，後來讓他代課，直到1978年平反後才被允許做一名小學教員。
無言的結局
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爭爭鬥鬥，使許多人的生活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二師事件中被調到二師任副校長的原東城區警局副局長的徐某，竟也在運動後期被人控告，同情學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領導清查二師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傳部部長葉石也成了右派，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歸。
而當年一些反右積極分子們，大都得到升遷，成為各級政權和單位的負責人，吳紅所在班的13名所謂熱愛共產黨、毛主席，對階級敵人鬥爭堅決的革命學生們，陸續被提拔成為教育局長，文化局長，城建大隊長，體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書記，校長……
不知他們在頤養天年的現在，忘沒有忘卻這樁「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香港（開放）2007年第十二期已刊發刪節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