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謀」
一、高盛公司的投機與「北京共識」
2004年5月11日，美國著名
高盛公司這位受聘兼任清華大學教授的投資家，把「模式」和「共識」混淆，將中國的發展模式牽強附會在「應當更加關心天體是如何移動的，而不只是關心它們的最終歸宿」的所謂「新物理學」的解釋。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之處頗多，雷默提出「北京共識」，更多地被人們視為高盛公司的商業運作，而非理論創新或發現。因此，「北京共識」在國際經濟學界，並沒有獲得響應。
然而，中國大陸的主流經濟學家和主串流媒體，仿佛撿到一塊寶貝，「北京共識」的成功和「華盛頓共識」的失敗，作為一種主旋律，在中國整整被唱了二年。
2006年初，世界銀行宣布實踐「華盛頓共識」的捷克、斯洛維尼亞、匈牙利已進入發達國際行列，波蘭、斯洛伐克等東歐諸國和俄羅斯已進入高收入的准已開發國家，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國家也取得近十年的高速發展。全球經濟特續繁榮，東歐、南亞、拉美各國人民生治水平突飛猛進的信息，突破封鎖，傳入中國，「北京共識」的鼓譟和喧囂終於嗄然而止。
現在回頭指責高盛公司忽悠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沒有意義。早在雷默發表「北京共識」之前，高盛公司於2003年就向全球投資者推介「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設立「金磚四國」
只能說，庫珀.雷默，高盛公司的合伙人，作為一個精明的
二、「華盛頓共識」，以消除貧困和貧匱為起點
「華盛頓共識」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命題，更重要的是「華盛頓共識」是一個社會命題，利用經濟學和統治權改善社會就是華盛頓共識的發展經濟學的目標。
上世紀70、80年代，拉美諸國家飽受貧富不均造成的社會失衡的衝擊，經濟和社會危機不斷。1989年，世界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國際經濟研究所等組織的專家教授，在華盛頓討論如何幫助拉丁美洲克服連續的經濟、社會危機。曾擔任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約翰·威廉姆森總結了八十年代總部在華盛頓的世界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國際經濟研究所、美國財政部等機構及其專家顧問為拉美國家提出的十項措施，稱之為「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首先關注的貧困、收入分配、環境和可持續性發展，強調與發展相關的制度因素，認為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是社會的全面改造。「華盛頓共識」提出注重財政紀律以抑制通貨膨脹，轉變公共部門資源配置方式以提高和改善收入分配，強調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和保護私人產權，主張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以提高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基礎上實現公平分配、減少貧困。「華盛頓共識」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里·薩克斯在世界貨幣組織、世界銀行的支持下實驗和推廣，成為拉美、東歐諸國的社會經濟改革方案，部份措施也被韓國、印度等其它新興國家接納。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里·薩克斯，他是「消除貧困的傳教士」（引自2007-03-08《朝鮮日報》），他給多個拉美、東歐、亞非國家的政府和聯合國秘書長做過經濟顧問，實踐和推廣「華盛頓共識」。
1986至1990年間，薩克斯教授任玻利維亞總統顧問，任期內他協助設計並執行了穩定計劃，該計劃使玻利維亞的通貨膨脹率從每年的40000％降至現在每年的10％。薩克斯也曾是玻利維亞債券回購項目的締造者之一，那是80年代首例債務削減項目，此項目成功的將玻利維亞商業銀行的債務削減了一半。玻利維亞的債券回購成了解決開發中國家債務危機的重要里程碑。
1989年，薩克斯教授為波蘭團結運動的經濟改革作諮詢，1989年8月以後，他為波蘭第一任後共產黨政府作諮詢，協助波蘭在1990年至1991年中引入激進經濟改革。薩克斯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設計的波蘭的轉型措施，被稱為「休克療法」。1999年1月，薩克斯教授獲得了波蘭共和國優等司令十字勳章，這是由波蘭共和國總統頒發的一項崇高的波蘭國家級榮譽。從1991年秋天到1994年1月，薩克斯率領著一支由經濟學顧問組成的隊伍，前往俄羅斯就宏觀經濟穩定、私有化、市場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關係等問題協助俄政府進行解決。1991年，薩克斯協助斯洛維尼亞政府引入新的國家貨幣政策，1992年協助愛沙尼亞政府引入新的國家貨幣政策。在這兩個案例中，成功的貨幣改革使兩國結束了高通脹，並重新建立了貨幣穩定。1991年至1993年之間，他還協助了蒙古政府進行宏觀經濟改革和私有化。（上述兩段引自中國國際廣播電台2003.8.25讓世界了解你欄目）
此外，傑弗里·薩克斯教授25次訪問韓國，策動韓國實施自由化和新農村運動。跨入新世紀，薩克斯作為聯合國「千年村扶貧項目」組組長，長期在非洲扶貧，也到過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吉縣火石寨鄉小川村調研扶貧。
「從1985年至今的21年間，他（傑弗里·薩克斯）一直致力於消除貧困的工作」（2006年09月04日，中國青年報：一個世界知名經濟學家的中國扶貧之旅）。「華盛頓共識」，在拉美成功地解決了困擾拉美國家20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在減貧扶貧方面，2003年以來，沒有了惡性通貨膨脹的困擾，巴西、阿根庭、智利、墨西哥、哥倫比亞等拉美主要國家展開大規模的減貧扶貧運動，取得相當成績。
「華盛頓共識」的最大成功，是在中東歐實現。
三、「華盛頓共識」在中東歐的成功實踐
波蘭是中東歐第一個轉型國家，1990年，薩克斯教授被波蘭政府聘為顧問，薩克斯依據華盛頓共識，為波蘭設計了「休克療法」。「休克療法」在波蘭立杆見影，1990年和1992年波蘭國內生產總值減少約20%，1992年即實現經濟增長，效果出人意料。「休克療法」在波蘭的首先成功，使之成為中東歐轉型國家的一致選擇。
針對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普遍性的「貧匱」和無效率的生產，「休克療法」的首要目標是實現經濟結構的重建，把資源從原有的、無效的生產轉移到新的、有效的生產上。
過去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和主串流媒體說中東歐的民主改革和「休克療法」使其生產總值急劇下劇，並以此斷言民主改革和「休克療法」失敗，純屬無知。事實是，「休克療法」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要使國內生產總值降下來，把資源從無效的生產中釋放出來，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俄羅斯在「休克療法」實踐之前，預測無用軍工生產縮減將造成國內生產總值減縮25-30%（1990年國內生產總值中軍工及與軍工相關的產值不少於40%），無用產品縮減5-10%，無競爭力產品縮減5-10%，國內生產總值的哀退估計將達到在40-50%。實際執行的結果，可統計出來的數據是國內生產總值減縮47.8%，這個哀退值，在預估之中。由於大量無法統計的灰色經濟存在，總哀退估計約30%，效果超出預期。
中東歐在採用「休克療法」時，各國採取措施、力度、進度有所不同，效果也有所差別。捷克、波蘭採用激進式「休克療法」，匈牙利剛開始採用漸進休克，前二年採用漸進式改革的匈牙利比採用激進式「休克療法」的捷克、波蘭好，但波蘭、捷克出現復興時，匈牙利依然困難重重，右派政府因此下台。前共產黨左派上台後，出人意料地果斷實施「補克休克」，採用更激進的「休克療法」，並取得成功。俄羅斯採用「休克療法」措施，則是反反覆覆的進二步、退一步，因而轉型時間拖得很長。
就「華盛頓」共識在中東歐的實踐而言，經過16年的考驗，其各個具體目標，均已現實。
1、消除「貧匱」。90年，貧匱是中東歐普遍的、根深蒂固的現實，90%以上的人們飽受「貧匱」的困擾。當年，筆者就曾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商店，見證何為「空空如也」。
2、消滅貧困。市場化一夜之間消除了物質貧匱，但貧困隨之產生。商品雖然豐富了，貨架琳琅滿目，但生產的萎縮和通貨膨脹讓一部份人迅速落入日可支配生活費低於1美元的「赤貧」困境。1990年轉型前，東歐和蘇聯只有不足1百萬人生活在日均可支配生活費低於1美元的「赤貧」狀況，1998年，處於赤貧狀況的人口增長到3千萬人，比例從幾乎為零增加到占人口比例的6%。隨著「華盛頓共識」措施見效，東歐與前蘇聯地區生活在日均可支配生活費低於1美元的「赤貧」狀況的人口從1999年開始下降，2001年減少到僅剩3700萬人，2003年再一次將日均可支配生活費低於1美元的「赤貧」人口降為接近於零，徹底消滅「赤貧」。（中國目前日可支配生活費低於2美元的貧窮線人口約占總人口四分之一，日均可支配生活費低於1美元的「赤貧」人口約占總人口8%）
1990年之前，東歐與前蘇聯地區有多少人每天靠不到兩美元生存，缺乏統計數據，但世行報告，1998年有超過1億人，占人口比例20%。這一數字在2003年降到6100萬人，占人口比例12%，2005年，又降到不足2000萬人，占人口比例不足4%，而且貧困人口多集中在沒有激進改革的中亞。東歐和俄羅斯，到2006年，基本也將日可支配生活費低於2美元的貧困人口消除掉。至此，「華盛頓共識」在東歐和俄羅斯，完成了其消滅貧匱和貧困的歷史使命，提前實現聯合國消滅日可支配生活費低於2美元的貧窮線的千年發展目標。（附註：中國目前日可支配生活費低於2美元貧窮線人口約占總人口四分之一，日均可支配生活費低於1美元的「赤貧」人口約占總人口8%）
3、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能夠從貧窮國家過渡到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開發中國家，但多數國家至此即遇到著名的開發中國家「魔咒」，只有少數國家，能突破「魔咒」，進入可持繼發展狀態，走向已開發國家行列。「華盛頓共識」讓中東歐國家突破發展「魔咒」，實現可持續發展，走入高收入國家。2005年，實施了休克療法的東歐和俄羅斯各國人均gdp（接美元計）如下：
斯洛維尼亞 17,660
匈牙利 10,896
捷克 10,708
愛沙尼亞 8,885
斯洛伐克 7,963
克羅埃西亞 7,764
立陶宛 6,796
波蘭 6,373
拉脫維亞 6,150
俄羅斯 7251（2006年，以美元計算。俄羅斯當局最新公布的數據：2006年國內生產總值約27.22萬億盧布，人口約1.424億，2006年底1美元等於26.36盧布）
四：「北京共謀」
為了寫中俄等轉型國家比較的系列帖子，我整整準備了半年多時間，此間讀了很多的書籍和資料，仍不得要領。前不久，與「二個局外人」一起逛上海季風書店，在季風書店茶坐休息時，「局外人y」提出「北京共謀」的見解，讓我豁然一釋。但是，如何讓人理解和接受「北京共謀」？最近，媒體揭開某著名經濟學家家族暴富內幕，為「北京共謀」提供了最佳的註解。
何為「北京共謀」？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幸運地剛好對外開放，搭上全球一體化的快車，並成功加入WTO。中國以其比較優勢參與全球範圍內的資源優化配置和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是廉價勞動力，人口結構優勢產生的人口紅利，以及對資源、環境的掠奪性開採和破壞性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資源投入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和利用的結果是，源源不斷的廉價初級產品、加工品輸入國際市場。低價的中國製造，使全球告別了高通脹低增長時代，西方國家因此而獲得了一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景氣周期，此間，西方國家民眾充分地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質豐富，生活精彩。西方國家在獲得過些好處的同時，對中國的人口紅利、對中國資源和環境的掠奪性開採和破壞性利用進行貼現，貼現值就是近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北京共謀」就是中國的政治精英、企業精英、知識精英，互相勾結、相互利用，共同瓜分了這一關聯到十幾億人未來生存的龐大數目貼現，從而積累了普通老百姓極盡其想像力也意想不到的個人巨額財富，這也是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改善遠遠低於經濟增長率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將中國巨額外貿順差和因此產生的財富視為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貼現，一是人口結構中中青年勞動力比例大產生的競爭優勢，平均供養比例低產生的人口紅利，這是對未來人口老化的貼現；二是在出口和投資帶動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舉世矚目的同時，資源問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中國當下的經濟高速增長是以付出未來為代價獲得的，出口的盈餘就是未來的代價的貼現。
然而，這些為未來而貼現的財富沒有得到公開的分配和合理利用，這是社會矛盾激化的原因。有人把國家外匯存底理解為國家和社會的財富，這是錯的，過多的外匯存底本身就是社會的負擔。事實是，國家為此外匯存底而投放入流通體系的人民幣才是國家和社會財富。如果這些財富沒有公平分配、合理利用、盈時積累，外匯存底不單不能起穩定金融的作用，還造成流動性過剩，並將加劇國家和社會對未來的承擔。
近幾年，俄羅斯不單重新在建立了一套完整社會福利體系，沒有了前蘇聯時代龐大的政府行政開支、公共揮霍，俄羅斯連續多年實現財政盈餘，在還清前蘇聯所欠一千多億美元國家外債的同時，至去年底，還積累了高達23469.2億盧布（相當於7000億人民幣）的俄羅斯聯邦穩定基金，這才是和諧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有關俄羅斯的轉型，我將在下一帖：《大眾私有化與自己人私分》中繼續論述）
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6年俄羅斯統一預算盈餘22588億盧布（相當於6754億人民幣），而2005年的統一預算盈餘為17590億盧布（5367億人民幣）。反觀中國，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多年以20-30%的速度遞增時，沒能建立起任何一套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體系，還年年出現財政赤字！
在中國，財富被瓜分完了，又沒有社會保障。50%以上的城鎮老年人和80%左右的農村老年人基本上沒有存款,享有社保待遇的比例很低,有57%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或其他親屬提供經濟幫助,25%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15.6%靠退休金。備受教育、養老、醫療三坐大山困壓的普通百姓，未來如何應對人口老化的負擔？
全球污染最嚴重的30個城市有20個在中國。財富被瓜分完了，難道沒有能力移民外國的中國人命中注定世世代代將在環境污染中渡過？不怪乎精英們都把子女往國外送。
沒有「北京共識」，只有「北京共謀」。2004年，高盛公司提出「北京共識」的這一年，高盛在中國資本市場的成績是：獲得中國證監會批准成立合資公司－高盛高華證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