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總理9月份出訪紐約時，多次向媒體表示大陸的改革應當是全面的，既重視經濟方面，也不忽略政治革新。他著重指出，政治革新的核心是民主的發展，民主應朝著下述3方面取得進步：一是完善民主選舉制度，確保國家權力真正屬於人民。二是改善法律系統，以法治國，建立獨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三是政府應接受人民監督、媒體監督和其他政黨監督。這些見解一經披露，給讀者以耳目一新之感，引起了議論和猜測。
對溫總理來說，這些認識有一個逐步明晰和公開的過程。2003年他初任總理，向中外記者宣布的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始終圍繞著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樣兩個重大問題來進行。」他強調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要求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是「社會主義」的法制。2004年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閉幕後，他向記者表示，「社會主義只有不斷地調整和完善自己，才能進步。」「社會主義」觀念開始有了鬆動。2006年兩會後，他對記者引用了兩句名言，一句是肖伯納的「自由意味著責任」，一句是美國老報人斯特朗斯基的「要講民主的話，不要關在屋子裡只讀亞里士多德，要多坐公共汽車和地鐵」，說明他原有的自由、民主觀已在重新醞釀。2007年兩會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首次大膽和公開地強調：「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對他來說，這是全新的認識。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走中國式民主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相對。由此才有今年9月在紐約闡述的推進民主建設的3點設想。按照這個設想去做，當然就會使政治改革朝著政治現代化的主流方向前進。
溫先生的自由、民主觀所以能夠上升到如此高度，與他的親民傾向有密切關係。他說，全國2500多個縣（區）， 2003年已經去過1800多個。他到江蘇宿遷私訪，一農婦訴說家中婆婆癱瘓、丈夫有病、兩個孩子幼小，靠她種3畝地為生。去年收入2650元，交稅 1460元，還要交城市建設稅和政府招待稅，不交就趕出家門、孩子不讓上學。說著痛哭，溫也被感動得哭了。群眾的疾苦震顫了他的良知，使他所受的傳統文化中的親民教誨在心中發酵，他牢記「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牢記「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思想境界引導他在知識的海洋中，順著真正體現民意的潮流，到達自由、民主的彼岸。馬列並沒有對他起導航作用，倒是世紀初一位羅馬王國的皇帝哲學家留下的《沉思錄》成了他挖掘思想資源的財富。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給他以必須追求公平和正義的教導，他於今年兩會後向記者宣布：「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
確認自由、民主的普適性，如果出自學者的探討，不會引起驚奇。問題是出自國務院總理之口，而且是在中外記者面前公開宣布，這樣的官方色彩引起人們特殊的關注是很自然的。這是溫總理的真實意圖嗎？是不是他在忽悠國內外公眾？他在國內講認為是在糊弄和收攬民心，他在國外講認為是在進行國際公關，總之，認為溫氏所講並非中共高層真實的意識形態表述。這個懷疑和推斷不能說沒有根據。
溫家寶現象的產生應該從中共的集權制運作中尋找根源。集權的性質決定了中共必然排斥自由和民主的理念，但是，在國際民主潮流衝擊下，它又不得不在自己的組織架構上擺出民主的造型樣式，在一些運作環節上實行一定程度的民主操作，即所謂「發揚民主作風」。欲以如此微不足道的形式上的讓步取得國際民主潮流的認同是不可能的，於是就展開大規模的語境造假活動，承諾實現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澤東），承諾「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鄧小平），裝作大幅度擺向自由、民主的傾向。當權者還因此不能不採用諸如「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民主選舉」、「人民監督」、「民族平等」、「人權保障」、「依法治國」、「司法獨立」等等屬於體現自由、民主的實質而非集權運作所需的理念因素，裝作對民主潮流的依附，其本意原在於遮蔽和惑亂公眾對中共集權制的認識，客觀上卻為自由、民主觀念的流行打造了一方平台。溫總理提出推進民主的設想正是在這種條件下誕生的。他的「確保國家權力真正屬於人民」、「建立獨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政府接受人民、媒體和政黨監督」，沒有一條與中共的宣傳口徑是相違背的。這就使溫家寶言論得以暢行無阻。集權制本是收攏權力於一個黨、一個領袖的結構，結果卻走向反面，造出分散權力於億萬群眾的自由、民主制的主張，實際生活的辯證法就是如此捉弄了這個集權組織。
更為奇特的是，溫家寶以中共第三號領袖身份公開宣揚自由、民主乃至平等、博愛都是人類共有的價值，這種普適論在中共老一代人眼中會被判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溫氏會因此遭到懲罰，此次卻無驚無險。時代終究不同了，中共的舊法理已經衰落，馬列革命論日薄西山，當權者必須尋找新的法衣把自己裝扮起來。「三個代表」的法衣披在身上，「科學發展觀」的法衣再披身上。這時，冒出溫家寶的共有價值觀，與「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一爭高下。現在是：胡、江、溫各吹各個號，各唱各的調。中共藉以支撐自己運行的理論形態四分五裂，莫衷一是。
應當看到，溫家寶在中共最高權力核心是相當孤立的。陳良宇選擇以溫家寶為突破點，欲倒溫而惑亂高層，是最突出的證據。陳良宇雖被搬倒卻遲至今日懸在那裡不能處理。9月28日人民日報突然刊出《黃菊同志在國務院工作的日子：恪盡職守，鞠躬盡瘁》，歌頌這位「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是又一個針對溫家寶而放出的明顯信號。黨內的某種勢力圖謀倒溫，目的在於倒胡，以為胡失去右臂，也就可以亂中奪權。其實，所謂「胡溫體制」，是不準確的。胡錦濤自身難保，全靠同各方面周旋、敷衍、左右平衡、上下協調，得以維持，不可能專注於溫氏，何況，溫以自己的自由、民主觀擾亂胡的科學發展觀，肯定不會得到胡的讚許。
不僅如此，溫家寶作為這個集權制度的操縱者，具有奮不顧身的特點。多年來深入骨髓的黨意識的支配，使他不用揚鞭自奮蹄。這方面的努力，他是自覺的。在總理職位上，他支持反分裂國家法，鼓吹它不是戰爭法而是和平統一法；他稱讚修憲時把「三個代表」與馬列主義、毛思想、鄧理論作為指導思想「具有重大和深遠意義」；他把「3.14」拉薩打砸搶燒事件栽髒為「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煽動起來的」；他把北京舉辦的奧運美化為「非政治化」；他把政府司法機構逮捕胡佳並以莫須有的「顛覆國家罪」判以刑罰稱作「依法加以處理」；他詭稱在大陸「任何公民都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面對瘋狂的奪地行為，他束手無策；面對腐爛的權力尋租，他空談這是制度問題。
理財無道，治國無方，財政搜刮，稅收無度，權貴貪爛，官閥賣國，溫家寶沉入這樣的權力窩中，只會空喊「憂患意識」，再加賣弄幾句「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僅此而已。除了為這個陳腐到頂的黨殉葬以外，溫家寶的前途何在？
在溫氏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新與舊、好與壞的雜糅。新的和好的一面是指他傾向於人類的美好理想：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舊的和壞的一面是指他投身於壓榨、迫害公眾以就一黨之私。他對美好理想的讚揚是他的切身體會，宣之於口並非為了糊弄公眾，但只限於口頭上讚揚，並不準備也沒有能力為之奮鬥、促其實現，所以，只能稱之為「民主」的高調。後一面是他所從事的事業，他希望將這一事業更新、拔高，以成就一世功名。這兩個方面源於他自身的人性與黨性的不同。前一面是他的良知未泯，固有的人性的表現。這是非常可貴的，中共領袖中還殘存這種人性者幾稀矣！後一面則是他的黨性的表現，是黨的意識多年浸透心靈的結果（溫進入中南海至今已二十三四年）。中共領袖中還具備這種堅強的黨性意識者也不多了，大多只有貪婪性和獸性（有百餘性伴者即是獸性表現）。我以為，象溫先生這樣，非常突出地將人性與黨性坦露於外，任人評論，的確是不多見的典型標本。望有志者深入挖掘，寫出這位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於後世當有教益焉。
（2008.10.10雙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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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37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