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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諮 改革三十年祭 兼論毛澤東「四個創造」

中國改革三十年祭
--兼論毛澤東的「四個創造」

陳一諮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局主席、哈佛大學研究員
紀念胡耀邦和趙紫陽基金會主席

一、兩個基本歷史事實和現代化國家的五個基礎構件
二、毛澤東的「四個創造」 鄧小平的「四個堅持」
三、中國改革的兩個階段:胡趙新政與改革畸變
結語

    從1978年算起,中國的改革已經歷30年。中國經濟上的高速增長令世人矚目,而政治上卻沒什麼進步,人權無保障,言論不自由,新聞不自由,司法不獨立,權力無監督,強勢群體肆意妄為,弱勢群體受盡欺侮,等等。這究竟是為什麼?很值得深入探究。不少人對中國改革發表了各種看法:部分論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蹟」另闢蹊徑,將造就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盛世模式」;多數論者則認為,雖然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有進展,但沒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則前途未卜;還有論者認為,中國發展出的「權貴壟斷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主流格格不入。毫無疑問,中國30年來的改革,與改革前30年毛澤東時代的殘民以逞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但只要不抱持盲目自大的心態,任何一個對國家前途關心的炎黃子孫,都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確實經歷了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無數仁人志士為之獻身的理想 ——建設一個現代化強國 ——距離我們究竟還有多遠?是近在咫尺?還是遙不可期?也許,不少人會被「愛國熱情」所左右,盲目地認為是前者,而筆者對此卻難以樂觀。

    許多朋友希望我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作為一個深愛自己國家的知識人,雖經九死一生歷受磨難,但對國家的點滴進步都內心慶幸,對當前的種種弊端則痛心疾首。本人有幸參與1978年至1989年中國的農村改革、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研究與推動,並先後擔任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組長、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理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政治改革辦公室秘書長和中國政治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回想「四人幫」垮台後,人們曾熱切希望中國出現一個新局面,以後的改革也取得了相當的進展。而本人則因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反對李鵬將「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的學生和民眾當作敵人鎮壓而被迫流亡海外。近20年來雖遠離故土,但本人始終秉持積極促進中國社會全面的建設性進步、積極促進中國制度變革的平穩轉型、積極促進台海兩岸良性和平互動的精神行事。近十年則因疾病纏身,很少動筆。此次勉為馮婦,乃拋磚引玉,希望帶來更多討論,以促進中國進步。

    歷史的發展趨勢,經過30年改革的中國究竟處於什麼樣的位勢?本文將從當代世界兩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出發,討論構建一個現代化社會的條件;再從中國為什麼要改革,討論毛澤東的「四個創造」和鄧小平的「四個堅持」之相互關係;最後分析中國30年改革中兩個階段的區別。

一、兩個基本歷史事實和現代化國家的五個基礎構件

    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再到信息社會的過程中,政治形態也經歷了從君權政治到精英政治再到民主政治的過程。精英政治可以走向獨裁,也可以走向民主。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解放佃奴到工業革命,20世紀20年代全球出現了23個民主國家,50年代達到60個, 90年代達到109個,目前已有120多個。這些國家都奠定了長治久安的現代化基礎。人類近現代的發展史給我們昭示了以下的基本歷史事實。

     1、兩個基本歷史事實

    第一個基本歷史事實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主義構建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現代化國家。

     俄羅斯的研究者指出,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封建」、「野蠻」、「超法西斯主義」的,是對「工業革命的反動」。從蘇聯歷史可以看出,這樣的評價是有相當穿透力的:列寧取得政權後,首先用「無產階級專政」取代了憲政民主;到斯大林時代更發展為「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並用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進行「階級鬥爭」;黨內和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和反對意見均被視為「反黨分子」、「階級敵人」,遭到一輪又一輪的迫害和清洗,人民的各種政治權利被剝奪,整個社會進入恐怖時期;同時又強行「消滅私有制」,列寧的「共產公社」試驗餓死了1千萬人,斯大林的「強行集體化」又餓死近2千萬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推行的結果是生活困窘,物質匱乏,使得民眾的不滿越來越大。而毛澤東在中國的所做所為,則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裡,不斷進行的「階級鬥爭」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消滅私有制」則抑制了人們的經濟創造力,社會處於惰怠之中;長期奉行的以專制批判民主、以鬥爭破壞和諧、以野蠻代替文明、以謊言冒充真理的統治手法,幾乎讓所有有文化、有知識、有教養、有地位、有財產的人不斷遭到羞辱和整肅。這種統治越久,國家距離現代化就越遠;當暴力和謊言難以長久維持下去時,這類國家的改革也就或遲或早地發生了。

    第二個基本歷史事實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由共產黨領導而成功地實現經濟和政治改革進而走向現代化。

    自20世紀50年代發端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浪潮,從南斯拉夫到匈牙利、波蘭,再到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無一取得根本性進展。1986年本人親耳聽到匈牙利經濟改革之父涅爾什說:「社會主義國家要提高經濟效率,但還解決不了資產增值有人負責、資金有價格的問題;要防止腐敗濫權,如果不能黨內派系公開化,就得有反對黨制約,現在也解決不了。」直到「柏林牆」倒塌,東歐、蘇聯共產黨紛紛解體,這些國家才又走上建設現代化社會之途。究其改革難以成功的原因,乃在於經濟和政治改革損害既得利益集團時便會停滯或倒退,直至危機發展到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不得不改組或瓦解。「天鵝絨革命」 和「橙色革命」先後在東歐和前蘇聯發生,這些改變世界冷戰格局的「顏色革命」幾乎都是在不流血的條件下很快實現的。中共欺騙民眾說,這是「帝國主義勢力的顛覆」,但這些國家的民眾卻都像歡慶盛大的節日一樣,迎接這個結束專制與貧困的新時代。當然,共產黨的解體只不過是解除了舊制度的禁錮,建設新制度還需要一個艱難的過程。

    那麼,至今始終高調標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旗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共,能否成為共產黨世界中的例外呢?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能否把中國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呢?中國改革的30年與改革前的30年相比,確實帶來了重大變化,特別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出現難免使人產生錯覺。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要有五個基本構件。那麼,當今的中國具備了這些條件嗎?

     2、建成現代化國家的五個基本構件

    考諸工業革命以來所有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雖「國情」各異,但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好似建築一座摩天大廈,五個基本構件缺一不可:其一,比較公平合理的經濟制度;其二,比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其三,比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其四,比較公平合理的社會政策;其五,開放多元的文化環境。如果在其中的某一、二方面有缺失,可以不斷改進,大約還不至於妨礙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例如,城市國家新加坡在第三、第五兩方面就有缺失。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僅在其中某一方面單項突進,而其他方面則遠遠落後,那是不可能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目前世界上還從未有過這樣取得成功的前例。

    正像上帝沒有創造出完美的人,人也沒有創造出完美的制度。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制度演進」的過程。這種演進表現在從保護少數到保護多數、再到保護全體--「人生而平等」、「權利與生俱來」。20世紀以來,制度環境的改善有了長足進步,為民眾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權利和機會,使人的聰明才智能夠更好發揮。這種改善主要表現為:人權保障、自由保障、財產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凡是以「傳統」與 「國情」為借口,拒絕這種制度環境改善--此乃人類幾千年文明匯聚形成的主流價值而並非所謂的「西方價值」--的國家,至今尚無一個實現了現代化。

二、毛澤東的「四個創造」 鄧小平的「四個堅持」

    社會主義思潮在資本主義早期的出現,代表了人類對社會正義和公平的追求,對社會進步有積極價值。那麼,為什麼在蘇聯、東歐和中國, 以及所有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度,不僅未能走向現代化,反而無一例外地出現了歷史大倒退,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呢?

     1、中國為什麼要改革?

     從列寧開始到斯大林再到毛澤東,無一例外地在掌權後即拋棄了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是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為前提的民主主義精華,而不顧一切地製造「階級鬥爭」並強力推行「全盤公有」,使自己的國家遠遠地背離了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出現了歷史性的反動。

     在1949年至1978年中共執政的前30年中,毛澤東發動和製造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一次比一次殘酷,使中華大地經歷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間地獄」。那時,居住在古稱「神州大地」、「禮儀之邦」土地上的人們,幾乎日日心驚膽顫地生活在恐懼之中,不知何時自己的家人或親友就有飛來橫禍。各界精英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先後受到各種衝擊、批判、凌辱和鬥爭,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30年間,毛澤東製造了8,300萬冤魂、3千萬件冤案、3億多人受批鬥。可以說,毛澤東視人命為草芥、造冤獄遍寰中的罪行,超過了中國歷史上所有暴君惡行的總和。國際社會普遍將希特勒、斯大林當作20世紀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萬猶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則造成了2千萬蘇聯人的死亡,他們所犯的反人類罪和毛澤東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至於那令農民食不果腹、國弊民窮的「全盤公有」和把人變成獸的「一黨文化」對人性的戕害,此處暫不贅述。總之,當毛澤東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魔君離開人世時,中國已到了不改弦更張便難以為繼的崩潰邊緣。

    1978年底,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理論務虛會」上我說過,「現在大家評價毛澤東的過和功三七開,30年後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級黨校的一個報告中說:我們國家現在建立的「體制模式」,源於「三個因素,一個是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延續;第二是戰爭年代軍事共產主義的繼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個因素加在一起,使我們建立了一個黨、政、經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權的、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行政命令管理的體制模式,這種模式不能不帶有強烈的封建宗法的特點」。1988年我又指出,毛澤東實行的「以黨治國」、「全面專政」和「等級身份」、「等級產權」,嚴重束縛著中國的進步。可惜這些說法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筆者認為,不徹底批判毛澤東在中國的一系列禍國殃民、倒行逆施的惡行,不徹底解除毛澤東強加給中華民族的重重枷鎖,要把中國建成一個現代化強國的夢想是難以實現的。如果說改革是為了消解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那麼,毛澤東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創造」則必須從根本上革除,否則中國一直會被擯除在現代化國家之外,難以匯入人類社會的主流。

     2、毛澤東禍國殃民的「四個創造」

    我在研究中發現,毛澤東實在是一個古今中外專制暴君之集大成者。我將他那攪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的馭民手段歸納為「四個創造」,這「四個創造」至今仍被中共的掌權者奉為圭皋。生活在中國以外而沒有親身經歷過毛澤東「四個創造」帶來災難的人們,則很難體會其危害。

    首先,毛澤東創造了以「政治歧視」和「階級歧視」為特徵的「等級身份制」。

    自1949年毛澤東掌權之始,當局便給每個人、每個家庭定了終其一生的「階級成分」。其「依靠對象」名義上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出身和「工人」、「貧民」、「貧農」、「下中農」出身的人,這些人無論在居住、讀書、就業還是升遷方面都有優先權。實際上,真正能享受到特權的是 「革命幹部」和「革命軍人」出身的人,而後者雖也會受到照顧,但大多只是陪襯。至於被劃為「專政對象」的人,其命運就十分悲慘了,不僅本人、家庭、子女難有出頭之日,而且每次運動都要挨整。結果,「人生而平等」變成了生而不平等,人們失去了「自由選擇」的可能。這種人為製造的「階級歧視」在不斷推行的「階級鬥爭」過程中持續擴大,「專政對象」最初是「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後來增加了「右派」,「文革」中又增加了「叛徒、特務、走資派、臭老九」。當然,「階級歧視」又服從於「政治歧視」,在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中,「表現好的」(一般是黨的「馴服工具」),即使出身不好也可能被重用;「表現差的」,即使出身好也可能遭排斥。於是,耿介不阿之士屢受打擊,看風使舵、落井下石之人則受寵重用。人們的「政治表現」被記入「個人檔案」,這樣的「政治檔案」左右著每個人的地位和前途。這種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級身份制」既奠定了「依靠對象」的特權地位,又使「專政對象」和他們的親人不斷受到迫害,不同的等級身份帶給人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待遇。這種做法人為地製造了人類社會最慘無人道的不公平。人類社會尚未發展出「民主政治」之前,出現過各種「等級制」。但長期將一部分民眾當作「專政對象」,特別是將「有產者」和「知識人」作為「敵人」實行「專政」,卻是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才出現的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現象。而毛澤東創造的 「等級身份制」集「政治歧視」和「階級歧視」之最,在社會主義諸國中堪稱獨一無二。至今這樣的「等級身份制」仍然隱存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中,從未被擯棄,更未被清算。

    其次,毛澤東創造了以「全盤公有」和「統制經濟」為特徵的「等級產權制」。

    從1949年到1959年,毛澤東用10年時間「消滅私有制」,實現了「全盤公有」,建立了「統制經濟」。在農村,從「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不僅消滅了鄉村士紳,而且將所有民間的社會、宗親、行業組織統統摧毀,美其名曰「徹底消滅農村封建勢力」;再從「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剝奪了農民的土地、耕畜和生產工具,使他們只能生活在奴隸勞動加平均分配的生產隊里。在城市,從「三反五反」到「公私合營」,再到「工業、商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實行「統購統銷」,不僅將經濟資源和命脈通通掌控到了政府手中,而且還用各種票證嚴格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之消費。接著實行的「戶籍制度」則使8億農民淪為「賤民」,中國從此用國際上少見的「戶籍身份管制」構造了畸形的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而且,所有工礦企業、機關、事業都逐步建立起了「軍事共產主義」的那種具有「全能」和「依附」特點的「單位所有制」。在這些單位里,一個人的生老病死乃至於日常居住,一切依賴於「全能」 的「單位」,而每個「單位」又「依附」於上一級的「單位」。如此,「單位」就如同其成員的「大家長」,通過控制成員的生存需要而支配他們及其家庭。不僅如此,在實行「全盤公有」和「統制經濟」的過程中,企事業單位又被劃分為三六九等,國營企事業分為部級、副部級、正局級、副局級、正處級、副處級,集體企事業則分為大集體和小集體,農村則分為公社、大隊和生產隊三級。不同等級的產權單位獲得一系列按等級區分的不同待遇,例如人員的級別、工資和福利不同,甚至資金、物資的供給也分等級。處於「等級產權制」上端受優惠的當然是國營大中型企事業單位,而下端被歧視的自然是農村的經濟單位。不同的等級產權伴隨著嚴重的「產權歧視」,自然不存在公平發展的機會,農村的8億農民處於悲慘境地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這種「等級產權制」當然是和現代化國家的「自由產權制」背道而馳的。

    第三,毛澤東創造了以「思想清洗」和「文化滅絕」 為特徵的「一黨文化專政」。

    從掌權伊始,毛澤東就運用其「筆杆子」製造的「革命文化」、「鬥爭文化」、「痞子文化」、「奴性文化」、「造神文化」和「假大空文化」(實質上是「幫派專政文化」),來整肅中國知識界、文化界、新聞界、教育界各種代表性人物。通過不斷的民粹主義的「政治運動」和扣各種嚇人帽子的 「思想改造」,藉各種類型的「文字獄」,形成了政治恐怖和愚民效應,並達到實行「思想清洗」和「文化滅絕」的目的。我曾和余英時教授說:中國的歷史傳統是 「士可殺而不可辱」,毛則是「士盡辱而不殺」,使之受盡人間煉獄之苦。毛澤東1957年用「反右派」的方式將國內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幾乎一網打盡,從此建立起了「一黨文化專政」的基礎;1966年又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對不滿其胡作非為的各級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殘酷的鬥爭和迫害,使「紅色恐怖」席捲全國。偌大一個中國只見一本「紅寶書」和八個「樣板戲」,其他文化都被恐怖手段「滅絕」了。中國傳統、中國文化、中國人倫中一切優秀的東西幾乎被摧毀殆盡,而中國傳統中的惡質文化和人性中的「假、惡、丑」卻被極端地煽動出來。告密、攻訐、栽贓、陷害隨處可見,六親不認、草菅人命時時發生。只要一個人被指為「敵人」,隨時都會被羞辱、批鬥甚至打死。被煽動起來迫害他人的「革命群眾」似乎都變成了瘋子,真應了泰戈爾「人一旦變成獸,一定比獸更凶殘」的箴言。毛澤東實行的「一黨文化專政」,不僅遠遠超越了斯大林的創造,連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期也難比擬。人們會問:難道晚清、民國的北洋時期比中共還開明嗎?是的!那時人們擁有的言論、新聞、出版自由要多的多。例如,「戊戌政變」剛發生,以《申報》為首的三百多家報刊、四百多個政黨就獨立地發表了不同於政府的各種聲音。毛澤東實行的思想和文化專政,不僅使中國人失去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一切基本權利,而且連人們私下的交談、日記、通信都可能成為構人入罪的證據。回想那時的情景,至今令人悚然骨寒。

    第四,毛澤東創造了以「黨管一切」和「黨國一體」 為特徵的「全能極權體制」。

    毛澤東說過,「工農商學兵政黨,黨是領導一切的」,又說「東西南北中,黨管一切」。黨君臨天下,毛澤東則成了「皇上」;各級黨的書記則是各自地盤裡的「家長」。毛澤東創造的這種體制不僅僅是極權的,而且是全能的:黨管立法,憲法成為虛設,人大成為各界代表三呼萬歲的場所和黨的橡皮圖章;黨管行政,政府成了黨的「經濟內閣」,只負責完成黨確定的經濟工作任務;黨管司法,公檢法變成了黨的專政工具,任由黨「無法無天」,製造冤假錯案(如每次實行「黨委聯合辦案」時,冤假錯案都在70%以上!);黨管安全,便在各單位布置密探線人,探查任何令黨不安的言行;黨管軍隊,就把軍隊變成黨的 「黨衛軍」和「御林軍」,只維護黨和領袖的利益;黨管教育,教育就成了為黨培養「接班人」和「馴服工具」的手段;黨管文化,只准維護「一黨文化專政」的作品發表;黨管新聞,只許報道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所有媒體皆被規定為喉舌;黨管宗教,正式的宗教團體全部被納入黨從人事到財務的嚴密控制下,成為黨的 「宗教政策」的門面;黨管工會、共青團、婦聯,這些機構就成為黨的「臂膀」,成了控制工人、青年、婦女的工具;黨管社會團體,各社會團體便只能秉承黨的意志,不能越雷池半步。試問:歷史上可曾有過一個獨裁者或獨裁黨,如此地壟斷一個國家方方面面的各種權力,又如此全面地剝奪社會成員的各項權利?沒有,從來沒有!

    中國的這種「黨管一切」的「全能極權體制」徹底地貫徹了「黨國一體」的原則。蘇聯、東歐共產黨的幹部在各部門任職往往排名在第四、五位,而且工資皆由黨費開支。中共黨的幹部在各部門都是「一把手」,而且工資皆由國庫開支。1987年討論政治改革時,薄一波說,「政協召開,毛主席讓民主黨派上了一個大當。毛說:今後各黨派都不用籌措費用了,一律由國庫開支。民主黨派都很高興。可他們的費用連共產黨的百分之一都不到,幹什麼也都得看我們臉色了。」實際上,各民主黨派的預算是由中共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列編,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管理,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些民主黨派都俯首貼耳、長期充當「花瓶」。在「黨國合一」體制下,國家機器、其他黨派、社會團體、媒體學校,無不成為共產黨統治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毛澤東創造的這種「黨國合一」制度讓他自己為所欲為,而民眾則生活在全方位控制的卑微狀態下。在長期的政治恐懼中,人們不斷受到「愛黨才是愛國」,「反黨便是反華」的蠱惑,慢慢也就習慣於黨國不分了。為了苟活下去,努力扮演奴才角色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奴才們還樹立起他們的行為規範和價值觀念以為後進者仿效,中國人的國民性在這種體制下也就整體地墮落了。

    也許有人會說,「斯大林時代就已經出現了這四方面的問題」。不錯!如果說斯大林是社會主義國家專制體制的始作俑者,毛澤東則是此制度的集大成者。在所有同類國家中,毛澤東用最野蠻、最殘酷的手段推行「四個創造」,可謂登峰造極,無人能出其右。自從毛澤東消滅了中國幾千年逐步成長起來的經濟、政治、社會、民間的各種組織,又實行「四個創造」以來,中國人受盡了人類史上鮮見的苦難。被剝奪了財產和各種權利之後,國人甚至連有效反抗都不可能了,因為沒有了財產和自由擇業,也就沒有了個人獨立生存的條件,於是只能忍氣吞聲地活著,稍存異議者不是被管制便是被殺害。毛澤東把中國變成了人間地獄,難道還不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嗎?!可悲的是,毛澤東的「四個創造」如此禍國殃民,不少國人卻在長期的奴化教育和宣傳欺騙中「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習慣了這個充滿各種歧視的環境而不思改變。須知,這種環境一天不改變,中國就沒有任何公平和正義可言!一天不徹底解除毛澤東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四個創造」的枷鎖,中國人爭取自由民主的努力就不會成功!

     3.鄧小平維護專制的「四個堅持」

     「四人幫」倒台後,「中國向何處去」成為關心國事者關注的中心議題;而如何剷除產生「四人幫」的土壤,改變產生「四人幫」的政治環境,則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批判毛澤東的罪行本應成為中國改革和走向現代化的起點,但這場批判剛開始便被鄧小平壓制下去。

     「文革」中,鄧小平被毛澤東整肅,親身體會了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處境,也看到了數不清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億家墨面沒藳萊」的慘象。他知道這種悲劇不能繼續,所以提出了「不改革沒有出路」。那麼,改什麼,又如何改呢?他主張改經濟體制,發展生產,這是得人心的,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他對毛澤東創建的基本制度卻不想改變、也無意改變。雖然他也關注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提出過為「提高效率」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但畢竟毛澤東的「四個創造」和他是血肉相連的,其中也有他的功勞,批毛就會批黨、批他自己。最善於「揣摩上意」且追隨毛澤東一生的胡喬木,立即心領神會地將毛的「四個創造」對應變換為「四個堅持」--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黨的領導--上奏鄧小平。骨子裡與毛並無不同的鄧小平不僅立即接受,而且將之變成維護並延續毛澤東「四個創造」專制體制的「神主牌」。

    儘管無數已經覺醒了的幹部和民眾意識到,不批毛、不改變「四個創造」,中國就不可能走向自由和民主,但他們卻一批批倒在了「四個堅持」的政治大棒下,許多人被加上背離「四個堅持」、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而遭鄧小平整肅。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恰恰是人們企圖掙脫「四個創造」,追求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正義行為。深具民主社會主義色彩的總書記胡耀邦因 「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落馬,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總書記趙紫陽因「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之罪失去了人身自由,說到底都是因為他們企望更多地衝破毛的「四個創造」,而觸犯了鄧小平的「四個堅持」。

三、中國改革的兩個階段:胡趙新政與改革畸變

     胡績偉老人說過,中國改革應當從1977年3月胡耀邦領導平反冤假錯案開始,因為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七嘴八舌」爭論的重點仍然是平反冤假錯案。這樣算來,到今年中國改革已經31年了。為了與多數論者一致,也為了表述方便,姑且仍稱為「中國改革30年」。

     1、胡趙新政時期:「人的解放」與「簡政放權」

    自1977年3月胡耀邦領導平反冤假錯案始,到1989年「六四屠殺」止,這13年可以說是中共建政60年中最開明的時期,也是在胡耀邦和趙紫陽領導下中國改革取得重大進步的時期,稱之為「胡趙新政時期」並不為過。1989年以來,中共用一貫篡改歷史的手法「神化鄧小平,矮化胡耀邦,抹殺趙紫陽」,這樣做在短時間內可以蒙蔽某些民眾,但大量的史實終究不會冺滅胡趙的業績。胡耀邦在「文革」中苦讀馬恩全集和各種經典,使他成為最能領會馬克思關於「人的解放」真諦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他以無人能及的魄力糾正、平反了毛澤東、鄧小平等人在歷次運動中造成的三百多萬件冤假錯案,使受牽連的兩千萬人恢複名譽;他以無所畏懼的勇氣使在歷次運動中受盡屈辱的「地富反壞右」及其親人子弟共上億人脫離苦海,擺脫了「賤民」身份;他衝破阻力組織「真理標準」、「生產目的」、「人民主人」的討論,一次次衝決極左的羅網;他不斷批評「家長制」、「一言堂」、「假大空」,肯定「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提倡文學藝術自由、言論自由、民主選舉,保護「西單民主牆」和思想解放的知識分子。他支持趙紫陽、萬里推行的農村改革,使八億農民擺脫了「綁著窮」的窘困境地。難怪他病逝時,上千萬人奔走呼號為他哀悼。

    趙紫陽和胡耀邦一樣,是中國改革的偉大奠基人,也是中共建政以後最開明的最高領導人。他首先以不怕「再一次被打倒」的精神在四川推行農村改革,贏得了「要吃糧,找紫陽」的美譽。同時,他在工業、商業企業中實行「簡政放權」的試驗,並在主持國務院工作以後推向全國。特別是在最艱難的國營企業改革中不斷探索,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到「放權讓利」、「利改稅」,從「企業承包」到「股份制」實驗。後來,又提出「兩頭在外」的「大進大出」 戰略,為中國「外向型」經濟的高速成長奠定了基礎。他主持了政治改革的研究與推動,並指出:改革10年的基本經驗是兩條:「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在「天安門事件」中,他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寧可不當總書記,也不做「歷史的罪人」,他的高風亮節將永垂青史。

    將這個時期稱為「胡趙新政時期」,是因為這個時期主要的改革舉措都是胡、趙主持和推動的。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改變毛的「四個創造」上居功厥偉:他們清除了絕大部分戴在各類人頭上的「政治帽子」,開始改變充滿歧視的「等級身份制」;他們推行農村改革,鼓勵發展非國有經濟,大大衝擊了由國家壟斷而缺少效率的「等級產權制」;他們倡導思想解放,肯定普世價值,突破了萬馬齊喑的「一黨文化專政」格局;他們試圖革新「黨管一切」和「黨國一體」的「全能極權體制」,雖然沒有成功,但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遺產。與他們的前任和後任相比,他們實行的「新政」確確實實使中國的改革出現了十多年的春光!

    鄧小平、陳雲等元老先後都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和迫害。所以,他們反對毛的「極左」做法,特別是反對把他們也當作 「革命對象」的過火的「階級鬥爭」,但在維護毛的「四個創造」的基本制度方面,他們以及多數元老並沒有太多的異議。比如,在糾正「反右派」問題上,鄧小平並不贊同;在改革「統制經濟」方面,陳雲一直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鄧、陳這兩位「超級元老」在「二線」實行「垂簾聽政」時,經常掣肘在「一線」推行改革的胡、趙。當胡、趙希望較多地突破毛的制度架構時,厄運便先後來臨了。將鄧小平吹捧為什麼「總設計師」,只不過是中共繼毛之後的又一次「造神」而已。

    2.改革畸變時期:「反攻倒算」與「兩個傾斜」

     1989年以「六四屠城」結束的「天安門事件」,實質上是以鄧小平、李鵬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為堅持毛式「四個創造」和鄧式「四個堅持」的極權體制而發動的一場清算10年改革的非法軍事政變。這場政變全面扼殺了中國的改革進程。「六四」後,江澤民、李鵬攫取了最高權力,他們立即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對改革進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他們製造「六四恐怖」,又一次逼迫全國人民說假話;誣陷「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的青年學子為「暴徒」;全面整肅黨內改革力量和社會民主力量,堅持改革的各界代表人物遭到清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領域都出現了歷史大倒退;反對鎮壓學生的中共合法的總書記趙紫陽被非法囚禁--人們又經歷了一次毛澤東時代的「國家恐怖主義」。雖然毛的「四個創造」這時又在各方面顯靈了,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形成的格局卻是難以全面逆轉的。例如,李鵬鼓吹北京大興縣、四川廣漢縣的「種田大戶」實驗,妄圖在農村重建「集體經濟」,遭到了農民的廣泛抵制;其「壓縮鄉鎮經濟」、「限制個體經濟」的政策也失敗了;各地民眾用消極抵制的辦法,各地政府則用發展經濟來對抗北京的政治高壓,但李鵬推行的「新計劃經濟」仍然造成了1990年至1991 年國民經濟的負增長。

    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雖重申經濟改革,但隻字不提政治改革。沒有政治改革的配合,經濟的自由化迅即為權力資本化和權貴的掠奪開了綠燈;而江、李的「穩定壓倒一切」,則進一步使中國出現了一個「改革畸變時期」。江李以「穩定」為名,特別是為了「保證大城市不出亂子」,實行了 「兩個傾斜」的政策,即「犧牲農村,保障城市;犧牲平民,保障權貴」。80年代農村改革中狀況稍有好轉的農民又一次遭到剝奪,城市裡上千萬工人則被迫下崗。

    理解這「兩個傾斜」是理解中國90年代以來各種所謂改革及其畸變的關鍵。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本質上是一種按權分利的 「等級分租制」,不僅將「兩個傾斜」的錯誤方針制度化,使權貴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引導各級政府大搞「面子工程」,並在「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旗號下將社會福利當作包袱甩掉。隨後,為滿足權貴聚斂財富的貪慾,又以各種低廉的「優惠」條件大規模吸引國際資本,壓榨數以億計的可憐的農民工,使他們成為永久的二等 「奴工」。這種不計資源消耗和成本的發展、不顧環境大規模污染和破壞的發展,這種「吃祖宗飯造兒孫孽」的發展、「少數人暴富,多數人貧窮」的發展,使中國成了一個初級產品的大加工廠,也變成了一個中國權貴與國際資本瓜分紅利的大市場,難怪那些得利者都在讚美這樣的「經濟奇蹟」。與此同時,官員的腐敗瀰漫全國,這種政治腐敗導致的全方位腐敗,已成為一種制度性毒瘤。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制度性社會不公與機會不均自然會繼續擴大,不僅釀成了世界上少見的貧富懸殊(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逼近0.5),而且權貴的大肆掠奪又使中國走上了「權貴壟斷資本主義」的畸形道路。嗣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進一步將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的結盟在意識形態上合理化,鞏固了壓榨廣大民眾與弱勢群體的局面。至此,中國哪裡還有一點點「社會主義」的影子?!這也是中國「群體突發事件」和「維權運動」風起雲湧的主要原因,像「汕尾事件」、 「甕安事件」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中共為壓制廣泛的社會不滿,一方面進一步加強集權,整肅異己,使「投機者扶搖直上,剛直者倍受欺凌」;另一方面,則引進先進技術手段對全社會加強監控,僱傭「網路宣傳員」壓制虛擬空間里的批判言論。隨著北京奧運的到來,民眾親身體驗了「網路警察無孔不入,安全密探隨處監視,惡警城管橫行霸道,百姓蒙冤無處申訴」這種中國特色的專制恐怖。中國的全能主義集權體制正朝著全面法西斯化警察國家的方向演變!正是在這種狀態下,中國正墮落為「物慾橫流、道德淪落」的社會。有人形象地描述中國的現狀是「新五子登科」:「才子開路,太子發財,公子喝湯,婊子賣肉,騙子橫行」。神州大地上哪裡還有中國傳統的「禮儀之邦」的一點影子!

    正像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胡趙新政時期」很多人都有一種主動關心和參與改革的熱情,同時絕大多數民眾都從改革中得利了;而在「六四」後的「改革畸變時期」,雖然經濟在增長,人們的生活有所改善,卻有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自己成為「改革的棄兒和犧牲品」,對已然成型的「權貴壟斷資本主義」充滿反感。當我們回顧中國改革的30年時,只能用一個「祭」字來表達內心痛苦的感受了:改革死了,改革萬歲!

     3、俄國改革的進展與中國改革的畸形

    本人在1997年發表的「世界潮流與中國前途」一文中曾指出:「蘇聯、東歐共產黨解體以後,紛紛把『私有化』、『市場化』、『民主化』、『多黨制』寫入憲法。」「他們在自由產權、自由選擇和公民社會基本要件的建設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10年過去了,這些國家的狀況如何呢?2007年的世界銀行報告指出:「俄羅斯的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增長」,人均收入增長大大超過國民收入增長;而中國在經濟增長中卻有「10%的人群實際收入下降」 !特別是,俄國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收入用於教育、醫療、救濟,建立了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中國卻在財政收入成倍增長的同時,勉強維持著一個以照應行政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為主的社會福利體系,「上不起學」、「看不起病」、「養不起老」、「買不起房」四座大山幾乎壓得平民百姓喘不過氣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比俄國更快,為什麼在居民收入及生活品質上與俄國的差距如此拉大?再過若干年,俄國或將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中國會怎樣呢?從建成現代化國家的五個基本構件來看,俄國已然具備,中國又是怎樣呢?

    姑且不論中國在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會政策和文化環境四個方面與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巨大差距,只分析一下經濟制度方面的問題,就不難作出判斷。本來,中國在農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以後又開展了城市經濟改革,還設計了政治改革,改革的整體態勢大大優於前蘇聯東歐國家。可惜,「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國的改革不僅停滯了,而且經濟發展步上了歪路。近20年來,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這種制度轉型必需解決好三個關鍵問題:明確產權關係,建立市場規則,轉變政府職能。然而,中國的經濟改革直到今天仍然未能妥善解決這三個問題。首先,在「明確產權關係」方面,過去用行政命令授予國有的公共財產現在經常被私相授受地廉價轉移到少數權貴及其子弟手中,民眾對此嚴重不滿是理所當然的。各地農民維護土地權益的鬥爭即為明證;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不斷介入產權交易,使得產權的繼承和交換往往不是自願互利的;產權確認及其繼承和交換往往任由權貴們掌控著在黑箱中作業;不同類型的產權有不同的待遇,「產權歧視」隨處可見;也缺少規範涉及產權的經濟活動的統一的法律體系,各地政府自行其是,不但法律條文混亂,而且已有條法也形同虛設。其次,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個公開、公平、透明、非壟斷的市場規則,目前勞動力市場的不公平是顯而易見的,「金融市場」是被政府掌控的,「資源市場」基本上由政府壟斷。如此則市場的有效資源配置從何談起呢?再次,政府職能並未轉變,目前各級政府在重大問題或關鍵時刻,還是繼續採用命令和指令的方式進行經濟管理。總體上來看,中國經濟就是在這樣一個畸形的體制基礎上增長,社會分配極端不公,充斥著權貴分贓。中國的改革被延誤了20年,那些「國情」、「特色」 之類的說法不過是拒絕深入改革和維護集權體制的遁詞,更是拒絕人類幾千年匯聚形成的主流價值的借口。

結語

    中國在改革前是「上層享受特權,百姓分配貧窮」,現在則是「權貴相繼暴富,百姓承擔風險」,不公平、不正義較前尤有過之。當年熱心參與中國改革的人們,誰能想到今天的中國會出現這種畸形局面?中國的出路何在?

    馬克思說:「人創造什麼樣的環境,環境就會造就出什麼樣的人」。中國的制度環境只要一天沒有人權保障、自由保障、財產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只要仍然排斥人類主流社會的共同價值,仍然信奉毛的「四個創造」和鄧的「四個堅持」,那麼,不管給它塗抹上什麼油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仍然是專制統治的當代變異。胡錦濤提出了與毛、鄧不同的構建「和諧社會」的願景,那麼這個和諧社會怎麼才能實現呢?毫無疑問,當然應當一步步地解決不和諧的根源,如此方能「和解共生」。比如,昭雪胡、趙和「六四」冤案;和諧處理藏、維等民族關係;取消「戶籍制度」;實行「全民健保」;改變 「等級身份」和「等級產權」;實現新聞自由,直至建立「憲政民主」。反之,如果沒有一個根本的改變,中國發生大的危機則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潮流就是人心所向,順應潮流也就是順應人心。追求自由和富裕是人的天性,也是大多數國家走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若不改弦更張,則很難匯入世界主流。台灣民主化的經驗應該給中國領導人以啟迪,俄國改革成功的經驗更值得中共領導人深思。這個世界上只有不同團體、不同族群、不同國家的利益紛爭,沒有什麼你死我活的 「階級鬥爭」,也沒有什麼虛構的所謂「國際反華勢力」,敵人往往都是自己故意製造出來的。中國徹底摒除毛澤東的「四個創造」和鄧小平的「四個堅持」之日,才是中國真正走向現代化國家之時。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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