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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殤之血殤:零距離傾聽愛滋農婦口述染病經歷

消息不脛而走,這個地區猶如發生了強烈地震,過去人們只聽說在已開發國家才有愛滋病,以為那是離我們還很遙遠的事情,沒想到,愛滋病一下子就降臨到我們身邊的農村里來了。那時,人人談「艾」色變,整個地區一下子陷入了對愛滋病的恐懼之中,以至全鎮出產的肉類、蔬菜、時令水果等農產品竟也無人問了。

    
上世紀90年代,這裡曾有成批的農民因生活窘迫而外出賣血,他們當中有一些人不幸遭到愛滋病魔的襲擊。貧窮、病魔再加上鄉鄰們的冷眼,這些愛滋病人一度曾從生活上、精神上陷入絕境。

  可是,在抗擊愛滋病魔中,那些曾感染上愛滋病的農村婦女命運如何?於是,我多次走進該鎮,開始了我的探訪愛滋病婦女之旅……

  有人告訴我,要了解愛滋病農婦就一定要採訪鎮醫院的夏治華醫生。05年9月10日,我如約來到鎮醫院愛滋病人的「溫馨家園」。一進門,迎面幾個男的和女的正坐在那裡談家常,夏醫生低聲介紹,他們都是愛滋病人,因素不相識,我沒有主動與這些愛滋病人打招呼,就逕自跟隨進了他的診斷室。

  夏醫生得知我是專門來調查了解愛滋病婦女的情況後對我說:他接待了很多做愛滋病研究的機構和個人,到如今,還沒有一個人上門來專門調查了解愛滋病婦女的情況。愛滋病婦女確實是一個特別要關注的群體,過去婦女感染愛滋病的比率還比較低,現在呈逐年上升趨勢,在均川鎮,農村婦女感染的比例大約是100名愛滋病人中大約有42—43名女性,感染的性別比與全國、全世界基本接近,而且婦女是受害者多,婦女感染極易引起母嬰傳播。

  夏醫生說:每個愛滋病人,都要經歷一個心理脫敏的痛苦過程,愛滋病婦女也不例外。當確認自己是愛滋病的瞬間,有的痴呆,三五分鐘愣在那裡一言不發,有的激怒大發脾氣,有的痛哭,有的求生欲望強甚至給醫生下跪,也有的臉色蒼白,苦笑或淡然一笑。從總體來看,絕大部分愛滋病婦女比男愛滋病人的心理相對平靜些,性格柔和些,也堅強些,心理扭曲程度也比男愛滋病人低,當媽媽的苦衷,最主要擔心的是後代,對自己的生命無所謂,甚至是置之度外,在某些程度上,她們是為孩子而活著,因為有強大的精神支柱,所以她們對疾病的抗力比男愛滋病人強。但是,愛滋病婦女也有很多心理障礙,最大的壓力是社會的歧視和經濟上的壓力,儘管愛滋病婦女心理比較平穩,但當看到一個個病友離開人間時,愛滋病婦女還是有一種生命的緊迫感和恐懼感。愛滋病如果夫妻雙方一方有,一方沒有,日子還好過點。如果夫妻都染上愛滋病,家裡經濟上幾乎是枯竭的。有一些家庭,丈夫賣血感染上愛滋病,通過性傳染給妻子,妻子懷孕又傳給孩子,那就更雪上加霜了。」

  我請夏醫生能否叫幾個愛滋病婦女進來座談一下,他答應了。

  我面前坐著六個愛滋病婦女,她們的臉上都掛著笑容,而且都很大方,毫不忌諱她們的身份,如果不是在愛滋病人的「溫馨家園」,我怎麼也不會相信她們是一群愛滋病人。剛開始,我小心翼翼地和她們交談,儘量不涉及到她們的姓名和住址,沒想到,她們在談話中很爽快地自報家門,並將她們的姓名、詳細地址乃至家庭電話號碼都逐一告訴我。

  當她們得知我是專門來調查農村愛滋病婦女情況的,一個個都毫無顧忌地敞開心扉,你一言我一語地說了起來:

  本珍:「我今年35歲,是1993年—1994年賣血得的病,我出生才4個月媽就死了,我的哥嫂狠,我爸當不了家,17歲時我就出嫁了。婆家弟兄六個,丈夫也沒媽,我嫁過去時家裡窮得叮噹響,分家只分了一間舊土磚屋,後來我們生了3個孩子,當時家裡困難,3個孩子都要上學,我們也想把屋子換一換,看到村裡有人賣血,我也跟著去,那時候村里人賣血真是賣瘋了,聽到哪有賣血的就剜牆拱洞地往那兒跑,我開始賣血還是到正規醫院、血站去賣血,那裡消毒比較嚴格,采鮮血時先量血壓、體檢,過3—4道關,後來村裡有人跑黑道去血頭那裡賣血,那時候人們都不知道有愛滋病,我第一次去見血頭,還生怕他們不讓我賣血呢,我拎了兩瓶酒去見血頭,那時灣里也有給血頭送禮的,我當初不知怎麼就像被鬼迷住了,後來回想起來,我這不是在給閻王爺送禮嗎?那時候,黑血頭地下採血,只要查出血型就搖漿,黑血頭只要血漿不要血清,血漿搖下,然後再把剩下的血清回到我的身上,我也不懂,還以為把自己的血回到自己身上是好事,我一天輸幾次血的事也幹過,我一次抽2—3袋血,一袋賣20元,後來就染上這種病。當初我只聽說賣淫、亂搞男女關係會得病,不曉得賣血也會染病,要是早知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會去賣血的,黑血頭害慘了我們,他們自己也都沒有好下場,他們是帶頭賣血、帶頭死,聽說現在黑血頭都已死光了。」

  遠芹:「我只賣了一回黑市血就傳染上了,當時是40元一針,我們村里女的感染愛滋病的至少有10人,都是賣血被感染的。那時候因為窮,屋裡這也沒有,那也沒有,就出去賣血,我原以為賣血沒有事,如果曉得賣血會染病,就是給我1萬2萬我也不會去。現在我就是精神上的壓力太大,病人眼睛尖,想法多,看到不公平不順眼的事,氣得腿直發抖。親戚們聽說我是愛滋病,都躲著我,有一天晚上我去一個親戚家幫忙燒火,我做了20多盤菜端到桌子上,可滿桌的人都不伸筷子,一個個說:我中午吃飽了,晚上不想吃了,給他們斟酒誰都不喝。一桌子的客人不吃不喝,你說急不急人?我知道,大家是嫌棄我,我急得喉嚨直想吐血,於是趕緊打電話叫家裡來人用摩托車把我接回去,從此後,我再也不出去幫人燒火做飯了。」

  菊花:「我19歲還沒結婚就在賣血,我的腿從小就患有坐骨神經病,是個殘疾人,沒有勞動能力,丈夫也是愛滋病人,女兒上學雖然減免了學費,但一個月幾百元的生活費還得自己想辦法,所以家裡經濟困難得很。我想貸款養豬,貸不到錢,銀行怕我死了無人還貸款,上級扶貧給我們發救濟款,扶助我們蓋房子,村里也有人說,瞧,那幾個賣血的倒發了,上級撥款扶持我們種袋料香菇,也有人說風涼話,愛滋病人想搞什麼都難。現在,黨和國家給了我們溫暖,吃藥治病不要錢,對我們做到了仁至義盡,我們心裡很平衡。我們主要的壓力是社會上的歧視,我走出去大夥張一嘴李一嘴,有的人當著我的面說得嘴直歪,走人家,親戚們也都是給我們搞專門的碗筷,人走後把筷子、碗都甩掉,記者來採訪我們,左鄰右舍的村民們像看百把戲似的,我們不敢出去見人。」

  德玉:「現在,我心中最痛苦的是親戚們的歧視。我娘家姊妹幾個都在城裡,媽還健在,弟弟在城裡搞建築,還有小車。過年時,我丈夫到妹妹家拜年,妹夫連門都不開,他們幾家開車到我家來拜年,在門前場子裡站一下,打聲招呼,把禮物放在門口,門都不進就走了,氣得我也決心不走這些人家了。最讓我傷心的是我的兒媳婦也不願意接近我,他們結婚後就走了,連電話也不跟我打一個,有了孫子後,媳婦不要我引孫子,連小孫子的衣服都不准我摸,孫子只要接觸我,她就打孫子。我的掌柜的(丈夫)是殺豬的,在村里人緣很好,過去村民們都願意找掌柜的去殺豬,自打我們夫婦兩人得病後,村里人都不願意讓掌柜的殺豬了,就連我的婆婆殺豬也不找自己的親兒子殺。可是村裡有個老書記,他看過報紙後,知道愛滋病除血液、母嬰、性生活傳染外,其他的途徑不容易傳染上,所以他一直和我們來往,他家照樣請我掌柜的去殺年豬,請我們去喝血花湯,還經常打電話要我到他家去玩,要我和他們一起打牌,他知道我沒錢,就說打牌只畫烏龜,不打來錢的,看來懂知識的人就是不一樣。」

  韶芹:「我不是賣血,而是被輸血感染上的,1999年做婦科手術割子宮瘤需要輸血,當時為圖便宜,找一個賣血的親戚輸血,沒想到被感染上了。家裡四口人,丈夫有高血壓,全家只我一人得了這個病,提起病我就要掉眼淚,急得我耳朵也聽不見了。現在我做生意,西瓜、蘋果沒人買,理髮沒人給我理,蘋果爛了就沒人要,你說急不急人?我得了愛滋病,一個媽生的兄弟姐妹態度也不同,姐姐嚇得不敢見我,弟弟非要接我去他家玩,弟弟說,姐,你有病我不嫌你。人們害怕傳染,但是每宣傳一次,人們對我的態度就好一點,我心裡就舒坦一點,街上做宣傳活動,每宣傳一回愛滋病知識,我心裡頭就吐一回悶氣。」

  菊萍:「灣里人都說我是最造孽的人了,我爸賣血染上病已死,我一家兄妹四個都有愛滋病,大姐已死,我是老二,老三是妹妹,老四是弟弟,但是,我沒有感到受歧視。前幾天,有人到我家給我姑娘做媒,我姑娘沒有愛滋病,我當時就打開窗戶說亮話,說我們兩個老人都有愛滋病,請做媒的人如實轉告,第二天男伢就到我家吃中午飯,他長得五大三粗,是個蠻好的男伢,張口就對我說:我不嫌棄您們,我與您的姑娘過一輩子,又不是與您過一輩子。原先人們對愛滋病怕得很,經過反覆宣傳,現在要好一點,看來還是多宣傳好。」

  我問在座的幾個婦女:「你們心中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幾個婦女異口同聲地說:黨和國家給了我們溫暖,我們心裡平衡,主要的壓力是社會上的歧視,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政府、領導和醫生,還有報紙、廣播電視上要多宣傳防治愛滋病科學知識,多做宣傳廣告,多辦培訓班,宣傳多了,人們就不會歧視我們。

  幾個愛滋病婦女你一言我一語地聊著,不覺間已到中午12點,她們要回家了,分手時,她們再三誠懇地邀請我去她們家。我答應待秋收割完稻穀後再上她們家去採訪,她們笑了。

  在世界愛滋病日前夕,我把愛滋病婦女的呼聲和願望發出來,請網友幫這些愛滋病婦女想想辦法,怎樣才能讓她們不受歧視呢? 

  我一直想到村里去探訪愛滋病婦女,今天,夏醫生終於在忙碌中抽出時間帶著我走家串戶了。

  我們探訪的第一個對象是秀梅。她的家離村公路不遠,我們到她家時,她正在家門口引小孫子玩耍,見夏醫生來了,連忙抱著孫子滿面笑容地迎上來打招呼。秀梅抱著孫子坐在門口,詳細介紹了她家的情況: 

  「我是1996年賣血感染得病的,只去一次就染上了,而丈夫從1989年就開始賣血,當時兩個兒子一個姑娘都在上學,家裡種了7畝水稻1畝旱地,地里收入少,弄不到錢,丈夫沒手藝,那時侯也沒有打工的,當時村里賣血成風,只要有人一吆喝,人們就成群結隊去賣血,別人喊丈夫去賣血,丈夫就跟著去了。後來看到丈夫身體不行了,我也去賣血,當時聽說有愛滋病,但以為就是賣淫傳染,想到賣血是一次性的,以為傳染不上。當年我家裡蓋房子,丈夫總是說頭痛,人一下子瘦脫了型,開始我們還以為丈夫是蓋房子日夜操勞,沒營養,後來又以為是腦子裡長什麼東西,到市醫院去做CD,住院一星期也沒查出病因,後來又到省里化驗,最後才確診為愛滋病引發的乙型腦炎。丈夫住院越治療病越嚴重,最後連水都吞不進了,人已昏迷,醫生說是腦死亡,在這種情況下,我把丈夫拖了回來,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在他住院期間,我們全家人都做了檢查,結果兒子女兒都沒問題,就我感染上愛滋病。

  我問秀梅:「當你拿到結果時,心裡害不害怕?」她說:「我一點也不害怕,當時只想到,丈夫去世了,孩子都還沒成家,我是家裡頂樑柱,必須撐起這個家。我一人在家種8畝田,犁田打耙、挑草頭打穀,農活都是自己干,很少請人幫忙,丈夫去世時欠下的1.6萬元債務,到現在我已還了1.2萬元,大兒子結婚時我又拿出6000元,今年7畝田稻穀收了6300斤,1畝田高粱收了300多斤,還餵了一頭牛,兩頭豬,我想賣出去後用來還帳,爭取在今明兩年中把餘下的 4000元債務還完。現在,我走在村里,很多人當著我的面對我伸出大拇指,我做得更加有勁了。」

  我打斷秀梅的話,問她的兒子怎麼評價他的母親?她兒子伸出兩個大拇指說:「母親勤勞善良,在我心中永遠是至高無尚的偉大母親!是了不起的女強人!」

  我問秀梅的兒媳:「當初,你決定嫁給她的兒子時,想沒想到他父母都是愛滋病人呢?」

  她兒媳說:「我和她兒子談了好幾年對象,當初村里是有很多人打破,說嫁給她的兒子將來要遭孽,我想到只要兩人感情好就可以,現在樂隊忙了,婆婆就幫我們帶孩子,我們和婆婆在一起生活得很好。」

  秀梅笑著說:「我的兒媳婦對我很孝順,經常給我買衣服買鞋子,村裡有的女人在我面前扯是非,說兒媳婦在背後說我的壞話,我一不聽二不信,家和萬事興,我很信這句話。現在我思想上一點壓力也沒有,我的自我保護意識也很強,每天按時服藥,我還有一個兒子沒娶媳婦,姑娘也沒出嫁,想到自己的任務沒完成,我還要活下去。」

  臨別前我問秀梅:「你最大的心願是什麼?」

  她回答說:「我想買一個手扶拖拉機,這樣就等於有一個人在身邊幫我了。」

  我還未走到秀英的家門口,就遠遠瞧見她家三間平房的屋檐下,掛滿了金燦燦的玉米棒。走進她家,堂屋裡到處堆放的是稻穀和黃豆,屋子裡兩邊牆壁上掛滿了孩子學習的獎狀。她是我所見到的愛滋病婦女中最美的一個:瘦高苗條的身材,鴨蛋臉,杏子眼,就是臉色有些枯黃憔悴。

  秀英說:「我和老公得愛滋病,前兩年都瞞著孩子,現在村里人都曉得了。當初賣血是因為一家五人原住在一間半破土屋裡,只想換屋子,娃子要上學,沒有錢,所以賣了三年血。前年有一天下大雨,夏醫生來到我家,通知說我們倆都得了這個病。當時老公悶著頭不吃不喝,一連躺在床上睡了幾天,我心裡也慪氣,但是想到大兒子正在讀高三,面臨高考,如果知道父母得了愛滋病,思想壓力大會影響他高考,好歹我們也要瞞著孩子,等娃高考後再讓他們知道,所以我壓住自己的悲傷,強打精神再三勸老公一定要起床,要不,孩子們會以為我們鬧矛盾吵架了。」

  「後來,在幸福小學讀六年級的三姑娘回來對我說:『媽,聽專家在學校講課說賣血的可能會染上愛滋病,你和爸不也去賣血了嗎?你們去查一查吧!』我強打笑容說:『我不想去查,查出來了你們嫌棄我和你爸,也怕查出來讓別人知道了,兒子娶不上媳婦,姑娘找不到婆家。』說完,我趕緊去灶屋裡燒火做飯。三姑娘跟著我到灶屋裡,邊往灶里添柴邊做我的工作說:『媽,你們一定要去查,你們是為了讓我們讀書,為了給家裡換房子去賣血的,我知道,愛滋病只有血液傳染和母嬰傳染,平常在一起生活不傳染,查出來後我們不嫌棄你,我幫你做事。』

  「聽了三姑娘的這些話,我心中的一塊石頭掉地了,感到很大的安慰,我再也忍不住了,流著眼淚說:實話告訴你吧,我和你爸都查過,都是那個病。我叮囑三姑娘千萬不要告訴大哥,讓他安心學習迎接高考。三姑娘怕我難過,天天挨著我睡在一個床上,說貼心話安慰我。大兒子高考前,見我總是躲在屋裡喝藥,把藥瓶藏著,後來我才知道,我出門後,兒子把藥瓶翻出來看了,他早已知道父母得病的情況。我和大兒子正式攤牌是在他上大學半年後打電話告訴他的,當時他在電話那邊哭了,後來總是打電話回來叮囑我不要勞累過度,他說讀完大學後一定要好好報答父母。

  「我在家裡種了4畝多地,前些年犁田打耙挑草頭,我都下得力,今年挑不動草頭了。我感到寬心的是周圍鄰居和親戚都對我好,田裡的重活幫我做,今年我一個人在家打了5000多斤稻穀,還收了200多斤黃豆,虧了鄰居幫忙,我到她們家打麻將,要洗手,大家也說沒得事,打麻將不會傳染,要是跟前些年那樣,我就無法生存。現在,村里人知道了愛滋病傳染途徑後,對我不存在另眼相看,現在我主要壓力是經濟上的負擔。大兒子上大學都是他爸和二姑娘打工給錢,二姑娘也很聰明,她沒讀書,小小年紀就出去打工,先前有點恨我們,現在不恨我們了,她每個月至少給哥哥寄500元,還打電話要哥哥好好讀書,減輕爸媽的壓力。大兒子說,他畢業工作後,一定要讓二姑娘再去上學。三姑娘問我:媽,現在家裡沒錢,假如我考上大學讀不讀?我說:就是我不在人世了,你也一定要讀書!」

  我問秀英:「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秀英說:「人已上賊船,只有坦然走下去。我只希望能順利把藥吃下,保證孩子完成學業。村裡有的愛滋病人已經打地鋪只等死了,後來吃了藥,還能種田打工,我現在有藥吃,只要自己心情愉快,相信活上3年5年10年不是希奇事,將來我沒什麼報答社會,希望孩子完成我的願望!」

  今天,我探訪的是全國第一個登台演小品的愛滋病婦女福萍。  

  福萍今年36歲,人長得豐滿、端莊、秀麗而又不乏潑辣,是一位青春猶在的少婦。福萍說:「剛結婚的時候家裡窮,分家時只分了一間土屋,夫婦倆一心想掙點錢把房子弄的好一點,那時候還沒時興打工,丈夫也沒什麼手藝,看到玩得好的幾個哥們都出去賣血,賣一針四五十塊錢,出去一趟就能帶回幾百塊錢,丈夫就跟著出去賣血。那個時候我長得蠻胖,體重當時有130多斤,灣里有人說你這麼胖要減肥,也去抽點血賣吧,那時要過年沒有錢,於是我就和嫂子、姑子、姐姐、姐夫哥約著一起去了河南賣血,結果就感染上了,姐姐、姑子和嫂子當時也被感染了。接著丈夫也發病了,聽到這個消息我當時人就軟了,醫生勸說我帶著孩子也去做個檢查,當時兒子正在上小學六年級,我動員兒子也去查,兒子很悲觀,說沒個麼查頭,總不是同歸於盡,後來兒子還是跟我一起去查了,等檢查結果的那幾天,我天天擔心,後來醫生告訴我大輩子哥說就只我染上了,兒子沒問題。得知兒子沒染上,我心裡輕鬆些,但還是哪裡都不想去,就在屋裡等死。當時灣里人對愛滋病很恐慌,連愛滋病人坐的凳子恨不得劈了燒掉,有個婦女是愛滋病人,到人家的家裡打麻將,後來她走後,主人把麻將洗了幾遍,最後想了想還是扔了。我心裡很苦,只呆在自己家裡,哪裡也不想去,也沒人歡迎我們去,只是偶爾去一下父母家裡。」

  我問福萍:「當初你是怎麼決定去演防艾小品的?」

  福萍對我說:「2005年12月上旬,全國愛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會在鄭州召開,會議要籌備一台文藝演出,宣傳愛滋病防治知識,夏醫生上門來動員我參加排練,說我有表演天賦,我開始還不是思想鬥爭很激烈,這不是向社會公開亮相自己是愛滋病人嗎?夏醫生勸我好多次,後來我想:我的房子剛進行了整修,政府補助了2000多元錢,孩子上學不要錢,防艾吃藥不要錢,政府每年還補助上千元生活費,左鄰右舍也很關照我們,上台演出,也是為了給防艾出把力,回報社會。所以,我不光自己去,還動員丈夫和我一起上台。在當晚的演出陣容中,愛滋病人上台表演的就我和丈夫兩人,主持人向觀眾報告了小品中有愛滋病感染者上台演出後,觀眾掌聲雷動,我和丈夫演出的小品叫《真情紅絲帶》,劇情是通過小飯店老闆娘與男性愛滋病人、醫生之間的誤會、矛盾、釋疑,用小品的形式推廣「防艾」知識。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就獲得了成功,節目不僅受到觀眾好評,還上了河南電視台和湖北電視台。」

  「沒想到,我們演的小品在電視台播出後,全灣的人就像炸麥苞子似的議論開了,所有的人都曉得了我們兩口子是愛滋病人,也有的人說我不知道丑,得了愛滋病病還敢上電視,把村里人的臉都丟盡了。我當時聽了還有些生氣,後來也想開了,我不吃別人的不喝別人的,自己掙錢自己花,也不沾惹別人什麼,不管別人怎麼說,只要自己活的開心就好。」

  「自從演了那幾次節目之後,現在誰說我都不怕了。我們有病,國家給免費的藥,自己不掏一分錢,那我們也要為社會做點貢獻呀,所以,為了給自己一點呼籲,也為了給其他病人一點呼籲,現在只要哪個地方要我去演出,我非常樂意去。我哪怕有病也要活出點價值來,也不能活得窩囊。有的人就等死,活一天就是兩個半天,我總是勸他們,要堅強地活下去,等待世界上發明出藥的那一天,該做什麼事就做什麼事,該吃飯就吃飯,該做活就做活,心態好了,對身體反倒好些。我現在拿藥也不怕別人看見了,不躲躲藏藏的,都是光明正大的去拿。現在村里人對愛滋病的看法改變了,我經常去串門,打麻將,有時鄰居還留我在他們屋裡吃飯,我們的生活已經沒有過去那個陰影了,我要堅強地活下去,做一個快樂的愛滋病人。」

  夏醫生告訴我:在所有的愛滋病婦女中,最不幸的是邵玲,愛滋病的三種傳染途徑都讓她遇上了。

  山道彎彎,我們乘坐計程車,在崎嶇的山間小路上顛簸了許久,才來到邵玲的家,只見屋內一貧如洗,全部家當就是幾件最簡單的家什和幾張簡陋的床,邵玲和她的女兒、小兒子都在家。初次見面,我總覺得邵玲很眼熟,就是想不起來在哪裡曾見過她,得知我的來意後,韶琳說:她今年39歲,丈夫與她同歲,五年前就患愛滋病去世了。她嫁過來的時候夫家很困難,丈夫瞞著她偷偷地出去賣血,後來染上了病,為給丈夫治病,他們借款貸款1萬多元,最後人財兩空。最不幸的是,丈夫把愛滋病傳染給了她,而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又生下一個愛滋病兒子,小兒子已經9歲了。當丈夫去世後,她帶著一兒一女去鎮上參加愛滋病普查,當時檢查時只留了名字,沒留地址,夏醫生找尋了一年多才找到他們,當得知自己得病,特別是小兒子也是愛滋病患兒時,一時天旋地轉,她想不如死了算了。當時夏醫生勸她說現在國家這麼關心愛滋病人,一定要為兩個孩子著想,堅強活下去,說不定能等到發明出能治好愛滋病藥的那一天。

  夏醫生這時插話說:「邵玲,有一件事想徵求你的意見。你上次和桂希恩教授一起做了愛滋病宣傳的公益廣告後,在社會上反響很大,現在,有一個美國的攝影家想請你拍攝愛滋病公益廣告宣傳照片,問你願不願意?」

  邵玲想了下,點頭道:「可以。」

  這時,我恍然大悟:啊,原來溫馨家園門口掛的巨幅防艾公益廣告畫面上的那個婦女就是她,怪不得我見面就感到那麼眼熟呢?我翹起大拇指對邵玲說:「你敢站出來做愛滋病公益廣告宣傳,真勇敢!真了不起!」

  邵玲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當初要做廣告時,女兒就對我說:你自己有病,還照照片,貼出去後,要是學校的老師同學都曉得了,人家怎麼看我?我對女兒說:夏醫生為找到我們找了一年多,吃了那麼多的苦,國家花那麼多的錢為我們治病,政府和企業還資助你和弟弟讀書,這點要求我都不答應,那就太對不住他們了,人活在世上要講良心啊!從那以後,女兒再不埋怨我了。」

  我們談話時,邵玲的小兒子就靠在門框上,瞪著一雙好奇的眼睛一直聽我們談話。我仔細打量眼前的這個身穿紅上衣的小男孩,他很瘦小,很大方,甚至有些頑皮。

  夏醫生告訴我:小男孩是目前我鎮唯一存活的一個愛滋病患兒,去年才開始投藥治療,現在除一家企業資助外,國家還每月給240元生活費,像孤兒一樣對待。

  我把小男孩拉到身邊來,問他:「在上學嗎?」

  小男孩說:「在讀五年級。」

  我問:「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病?」

  小男孩說:「知道。」

  我問:「你在服藥嗎?」

  小男孩說:「在喝藥,每個星期都跟媽媽去看醫生、拿藥。」

  我問:「你怕不怕愛滋病?」

  小男孩搖搖頭:「我不怕!」

  我問:「你班上多少同學?你坐第幾排?」

  小男孩說:「班上有30多個同學,我坐第一排。」

  我問:「下課後同學願意和你玩耍嗎?」

  小男孩說:「有的和我玩,有的不和我玩。」

  這時,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奶奶從門前走過時,看見了夏醫生和我,也主動進屋裡和我們聊天拉家常。老奶奶很瘦,牙齒掉的只剩下兩顆門牙,她用平緩的口氣對我說:「我不是愛滋病,今年已經76歲,家裡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都患愛滋病,三個兒子已死去兩個,大兒子去世後,兒媳婦也改嫁了,留下一個小孫女,小兒子兩口子都死了,留下一個小孫女跟著我,女兒、女婿也患愛滋病去世了,家裡只剩個二兒子。那一年,家裡不到100天內連死五個後人,我這個白髮人連著辦了五個黑髮人的喪事,當時真的就像天塌下來了,我都快急糊塗了,眼睛也快急瞎了,慪得倒床起不來了,灣里人都來安慰我,勸我說:老人家,莫要慪了,再難,還有我們鄉鄰們幫忖著你呢?後來我終於想通了,我不能倒,我只要一倒,剩下的一個兒子和小孫女怎麼辦?哪個來給他們做飯洗衣裳?我挺過來了。現在,我家種了一畝多田,兒子還開手扶拖拉機賺點運輸費,我也在家裡編織涼蓆枕頭,每年可以賺幾百元的加工費。」

  老人還對我說:「灣里人對我們好,只要看見我們干不動的活都來幫忙,灣里隊上,大家都對我們很關心,小孫女由一個企業每月幫扶300元,兒子的藥費國家也全包了,我們房子是危房,去年村里幫了點錢,政府又資助了2200元,幫我們整修了房子,我的家到今天,完全是托灣里人和政府的福啊!」

  望著老奶奶那慈祥的面容和眼前這個滿臉露著天真無邪笑容的小男孩,還有邵玲,我眼淚直在眼眶裡打轉,終於,我忍不住掉淚了。

  我的採訪和寫作一直是在流淚中進行的,眼前的這些愛滋病婦女,她們為了兒女,不惜拿生命作代價,賣血染病後,一個個仍坦然跋涉在黃泉路上,這就是母愛,這就是人類最無私、最博大的愛,母愛無言,母愛無疆!她們同樣是最可愛的人!

  告別愛滋病村時,夏醫生帶我去見愛滋病村的愛滋病互助小組組長振國,他也是個愛滋病患者,他的妻子,妹妹,哥哥,弟媳,還有那未滿十歲的侄姑娘都相繼死於愛滋病,嘗盡失去親人痛苦的他深知愛滋病人的心靈苦痛和孤獨,所以,當村里成立第一個愛滋病人互助小組時,他義不容辭地領銜擔當了這個沒一分錢報酬、完全是盡義務的純公益性質的「組長」職務。他帶我看他家的活動室,我看到活動室里有電視機、報紙、象棋、撲克牌、麻將桌,還擺有十幾把農家靠椅等。

  振國向我介紹:他們村的愛滋病人互助小組成立於2003年11月23日,小組成員有23人,這些病人年齡在30—45歲之間,都是在1992年—1998 年期間參入地下賣血而不幸感染的,他們都是因貧困而走上賣血之路,賣血換來的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他們的心靈都極度孤獨,非常渴求與人交往,雖然周圍的人對他們的態度有些轉變,不再像過去那樣歧視他們,但是他們還是有許多心裡話無法與正常人交流。後來,村里成立愛滋病人互助小組,他專門騰出一間屋子當活動室,村裡的愛滋病人都定期不定期地來這裡聚會,大家在一起拉拉家常,說說心裡話,大家都是病人,有很多不好對別人說的,都可以在這裡說,然後大家在一起看看電視,打打撲克或麻將。每次從這兒回去,愛滋病人的心裡都輕鬆一大截。不過,這個互助小組再走下去也很難,因為沒有一分錢的活動經費,他也撐不住了。

  臨別時,振國送我們出村,路過村頭一個山坡時,他告訴我:他家死去的五個親人,都埋在這個山坡上。也許是觸景生情,他情不自禁地用他那渾厚低沉的男中音,給我們唱起了他自編的一首「喪歌」:

  今天有事上山坡,

  新墳沒那舊墳多。

  新墳上頭花圈繞,

  舊墳上頭長青稞;

  東山坡上埋賢妻,

  西山崗上葬弟媳。

  草枯苗斷根還在,

  人死不能再回來。

  那悲蒼淒涼的歌聲在田野上迴蕩,聽得我鼻子酸酸的,直想掉眼淚。

  從村里調查歸來,在「溫馨家園」里,談起愛滋病的傳播途徑,夏醫生憂心忡忡地說:我鎮原來以賣血途徑而感染的愛滋病人,在全社會的關愛和醫生的精心治療下,病情已得到緩解和遏止,現在通過賣血感染愛滋病的已經基本沒有了,母嬰傳播途徑也得到了較好的阻斷,但是,現在性傳播已上升成為愛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而在性傳播中,女性又是最大的受害者。

  夏醫生最擔心的是以下幾類人群:

  一類是愛滋病單身漢這個危險人群。單身漢在所有愛滋病人中占的比例雖不大,但他們沒後顧之憂,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且言語容易出格,心一橫,什麼事都做的出來,容易給社會造成公害。現在最擔心的是男愛滋病人嫖娼,有些病人要獲得生理上的滿足,但沒有性夥伴,目前身體還好,趁手頭還有點錢,就去嫖娼,如:有個男單身漢愛滋病人,年輕時差不多把灣里漂亮嫂子都搞遍了,用光積蓄後就偷,後被判刑勞改,在監獄裡,又搞同性戀,有多個男性夥伴,出監獄後,有錢就嫖娼。還有一個男性愛滋病人,現在外打工,每月的收入至少有一半以上用於嫖娼,有時候一晚上與幾個小姐發生性關係,而且從不戴安全套,這對婦女的潛在威脅很大,所以防治愛滋病的重點要轉到這方面來,如控制不好,愛滋病就會向周圍人群輻射傳播。

  第二類是在長途運輸業、美容美髮業、娛樂旅遊業及高流動的無固定職業者,是一個潛在的容易感染的特殊群體。因為他們長期遠離家庭或經常四處漂泊,容易陷於非法性行為和吸毒的泥潭。這些地方客源流動性大,性交易價格低,嫖客大都不使用安全套,不易控制,入戶宣傳也比較困難,有的與執法管理部門玩貓捉老鼠把戲,還沒等公安人員走進去,嫖客、賣淫女從後門都溜走了。

  第三類是打工人群。打工人群一般是二三十歲,都有性需求,有的對性很隨便,性饑渴時有的去嫖娼,也有打工人群內部的性行為,這些人如果在外面感染上了愛滋病,回到家裡還會感染給自己的配偶,還有可能會感染給其他性夥伴。

  第四類是個別女愛滋病人賣淫問題。現實中確實存在極為少數的女愛滋病人賣淫現象,分析其原因,一是思想墮落,認為來錢快,吃青春飯;二是極個別女愛滋病人存在報復心理;三是無一技之長,家庭困難,被生活所迫。據調查,個別愛滋病婦女既有賣血史又有賣淫史,其中有的婦女是在賣淫過程中感染上愛滋病的,還有極個別的愛滋病婦女被包二奶,也有極個別賣淫的愛滋病婦女,專門對付單身漢和老頭,甚至乾脆住在單身漢家裡,由單身漢負責在外拉皮條,她最多一晚上賣淫7至 8人。

  第五類是普通賣淫者。從女性的生理結構看,女性的陰道表皮薄,陰道壁刺激越多,越易潰瘍,女性陰道的酸鹼度正常值為7.5,而在月經前後會下降為4.5 或3.5,陰道對細菌的抵禦能力下降,這時女性從事性交易,宮頸和黏膜極易損傷,破一個小口就會感染。所以,賣淫者如果不加強自我防護措施,感染愛滋病的機率更高,同時,通過賣淫者向男性傳染的危險也更大。

  令人擔憂的是:嫖娼賣淫和不安全性行為已成為傳播愛滋病的重要途徑,因為性傳播比賣血傳播速度會更快更猛,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阻斷,發展下去危害將不可估量,因此,預防愛滋病主要是杜絕性途徑感染。現在,在外打工的人多,夫妻長期兩地分居的多,大批的未婚男女青年,如果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入賣淫嫖娼之道,即使沒傳染上愛滋病也很容易傳染上其他性病。而且,很多未成年人的性行為,一旦上賊船就會毀了一生。

  談到這裡,夏醫生建議我去訪談一下市疾控中心的醫生。

  於是,我冒著紛紛細雨來到該市疾控中心,採訪了市疾控中心專門負責推行ABC教育法和100%安全套工程的兩位女醫生。

  兩位女醫生說:目前愛滋病在特定人群中,存在著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的危險,現階段是我國預防愛滋病的關鍵時期,愛滋病的防治工作主要分三塊:一塊是對感染者和病人治療;一塊是對高危人群干預;另一塊是對一般人群宣傳教育。在世界上還沒有生產出徹底攻克愛滋病的疫苗前,防艾的最好疫苗是宣傳,而目前有效的宣傳就是推廣ABC健康教育法,實施100%安全套工程。ABC健康教育法實際上是一種讓步教育法:

  ·預防性傳播的ABC:   A禁慾   B 忠於性夥伴   C 使用安全套

  ·預防經血液感染的ABC:  A 無償捐血  B 避免不必要的輸血和注射  C 只接受安全的輸血和注射

  我是第一次聽說ABC教育法和100%安全套工程,對此感到很新奇,兩位女醫生介紹說:她們剛開始在城區娛樂場所實施100%安全套工程,對娛樂場所進行入戶宣傳時,有的老闆態度比較強硬,不讓她們進入,她們給「小姐們」(賣淫者)做宣傳,講解怎樣使用安全套,小姐們都不理解,也不搭理她們。這些賣淫女大多來自農村,文化程度一般在初中以下,有很多女孩初中沒有畢業,沒技術、沒知識,找不到合適的又輕鬆又賺錢的工作,只能吃青春飯,很多女孩從事賣淫主要還是因為窮,還有些農村女學生以此來掙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有的美容廳小姐被強暴失身後,破罐子破摔,乾脆做這個職業,她們大多數是瞞著家裡人,怕暴露自己,因為家裡再窮,父母也不願意女兒出來賣身,所以對家裡只是說出來打工。在她們中間推行100%安全套工程,實在是一種無奈之下的「珍愛生命的自我保護法」。在沒對她們宣傳愛滋病防治知識前,70%以上的賣淫者不懂得如何自我防護,現在經過宣傳,動員賣淫者做HIV檢測,給每位賣淫者提供免費的健康體檢,辦理健康證,在城區較正規的娛樂場所,賣淫者對愛滋病防護知識的知曉率達到95%以上。

  兩位女醫生推測將來愛滋病的流行還在農村,農村由於觀念沒有轉變,絕大多數人還沒有保護意識,也沒有實行保護措施。如:推廣100%安全套,有的人不接受,說:「穿靴子洗腳,沒感覺」。性工作,在我國是非法的,可你去問問,在多少人腦子裡卻是合法的!現在,控制性傳播最難,管不好自己才是愛滋病肆虐的根本原因,愛滋病是行為疾病,消滅不安全性行為,它就無法傳播。在娛樂場所發放安全套,在青少年中宣傳安全性行為,在性活躍的人群中提倡對自己、對朋友、對性夥伴、對家庭忠誠負責任的道德意識,廣泛推行安全套工程,這是目前最好的預防藥品!

  採訪歸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西方有人把愛滋病說成是上帝拋給人類性自由的包袱,是對人類性放縱的懲罰。而我們的這些淳樸的農村婦女,她們懂得性自由和性放縱嗎?她們只有窮,只想讓孩子讀書,讓家人生活的更好些,她們賣血是為了生存,她們為了家,犧牲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如今,我們的姐妹們千萬不要因為賣淫、因為不安全性行為再重蹈覆轍啊!

  警鐘長鳴!最後呼籲我們所有的姐妹們:遏制愛滋病性傳播已迫不容緩,大家攜起手來,共同構築起女性自我防護屏障,讓愛滋病這個魔鬼遠離我們的姐妹吧! (吳治平)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中國鄉村婦女生活調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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