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封面
《江青和她的丈夫們》是香港田園書局剛剛為我出版的我各類作品的選集。
這本選集的副題叫《沙葉新禁品選》。
非「精品」選，是「禁品」選
不是「精品」選，是「禁品」選！
雖然「精」和「禁」二字的讀音非常相近，只是前鼻音和後鼻音的區別，但在某些地區，如在上海、在吳語區、在下江官話區，這兩個字讀音是一樣的，但在意義上大不相同。「精品」是精美上乘的作品，「禁品」是禁止刊行的作品。我的作品當然不敢自稱為「精品」，而稱之為「禁品」應該是名副其實的，因為收選在這本集子中的作品十有八九都在我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的祖國被直接地或間接地，被正式地或變相地，被全部地或部分地，被長期地或短期地禁止過！
比較熟知的例子是本選集中的《假如我是真的》，起初在上海是「半禁」，只能「內部演出」；在外地，天高皇帝遠，或「半禁」，或公演，演遍全國，盛況空前。但在1979年北京召開全國劇本創作討論會之後，以希望作者「修改」之名，行「變相禁戲」之實，以致「內部演出」也不容許了；「半禁」變為了「全禁」，一禁便30年，至今還沒解禁。所不同的是，前20年，嚴酷得連《假如我是真的》這個劇名都成為禁忌，不可見報，不可提起，更不可公開討論，為的是儘量讓此劇在人們的記憶中徹底消失，就像絕不許提「反右」、提「文革」、提「六四」，絕不許提一切敏感人物（不論死掉的還是活著的）、敏感事件（不論歷史的還是當代的）的名字和名稱一樣，都是為了讓人遺忘歷史，掩蓋罪行。本世紀以來，雖然《假如我是真的》的這個劇的劇名逐漸可以在大陸提起了，這個劇本也可以議論了，甚至還可以發表文章肯定這齣戲了，但仍不可公演，仍在禁錮之中。
《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嘉禾流產
再如《江青和她的丈夫們》，該劇寫於1990年，說好由我編劇，謝晉導演，盧燕主演江青。謝晉還為劇本取名為《審判》，後來才由盧燕建議改為現在這個名字。當劇本正在寫作時，突然，一日見報，謝大導演對記者宣稱我們三人合作拍攝江青一事是謠傳，這一否認，將我和盧燕晾在了一邊。盧燕在國外，倒無所謂，我就很尷尬了。謝晉的否認，當然源自上面的壓力，不能怪他，情有可原；而我不怕壓力，終於完成了劇本。1994年，香港邵氏的「嘉禾」影片公司決定拍攝《江青和她的丈夫們》，都先期投資了，都已經來國內看景了，但也夭折了。因為有關方面出面，請「嘉禾」老闆「飲茶」，勸其撤資，致使該片胎死腹中。
又如《幸遇先生蔡》，劇本完成於2001年，由香港中英劇團演出，深受好評，不少觀眾看得感動流淚。2005年初，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為了慶祝該中心成立十周年，決定排演此劇，都排演好了，都準備演出了，突然上峰下達禁令，不讓演了，劇組也隨之解散了。為什麼？至今都沒和作者說明全部實情，估計是無法說，說出來荒唐可笑。
我這本《禁品選》中的《演講》、《答問》、《政論》這三輯中至少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都是屬於禁止刊行的作品。我就不一一介紹，讀者一看便知。
龍應台在大陸就成淺水之龍
《禁品選》中的《隨筆》這一輯，命運稍好，有一小半曾經問世，但即便公開發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刪改，或刪除某些字句，或刪除某個段落，我把這稱之為部分的禁止。這次收入此集時，我儘量恢復被刪改的字句和段落，以示原貌。
還有的隨筆雖然經過部分刪改公開發表了，比如《中國動物各階級分析》，也已經收入我的一本散文隨筆集子中出版，但某位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領導不知怎麼搭錯了哪根神經，突然指示，說該文對毛澤東大為不敬，要簽發此文的報紙領導作檢查，發表該文的版面主編還罰款3千元（一說5千）以示懲戒。後來我的那本散文隨筆集要再版，出版社也要我刪除這一篇害得版面主編罰款的文章，否則不能再版，我的回答是：我這本散文隨筆集裡的任何一篇文章都可以刪，唯獨這一篇不能刪；寧願不再版，寧願被禁，我也不刪！
就在被禁不久，我半夜接到一個電話，一聽，是龍應台從德國打來的，我不知道上海和德國的時差是多少，反正她那裡不會是半夜。我問她有什麼事情，她光笑，我問笑什麼？她說剛看完你的《中國動物各階級分析》，很開心，寫的真好，忍不住要打電話給你。我說你還笑？這篇文章挨批了！她問怎麼回事，我無法回答，說了她也沒法理解大陸的那些千奇百怪、無法理喻的禁律。
龍應台凡是在大陸出版的書大都送我，而我卻無以對等的回報，因為我的作品多為禁品，出版不多。有一次，我、白樺和龍應台在上海吃飯，我送她一本散文隨筆集《自由的笑聲》，我在扉頁上寫了幾句話，記得好像寫的是：「龍應台就如她的名字，這條龍只應在台灣，在大陸你這條龍就是淺水之龍，難以飛騰。我送你這本書，是為了讓你看看，像我這樣一個在淺水中的大陸作家的言論只能允許到什麼尺度。」席間，我想起有個台灣作家和大陸作家對比，台灣作家問大陸作家：「我在台灣敢罵李登輝，你敢在大陸罵鄧小平嗎？」大陸作家反問道：「我敢在台灣罵李登輝，你敢在大陸罵鄧小平嗎？」可見大陸的言論環境比台灣嚴酷多了！
空間越來越小，空隙越來越大
「八九」之後，大陸的言論空間越來越小，但空隙也越來越大，這是後極權時代的特徵之一。今年春天，在上海召開的文藝創作會議上，有的作家就在小組會上「公然」提出，上海要繁榮文藝創作，為什麼還要封殺沙葉新這樣既說真話又比較溫和的作家？為什麼南方甚至北京的報刊都能刊登沙葉新的文章和訪問錄，上海就非要禁錮他，包括禁他的戲！當時主持會議的一位黨的負責人回答說，至少他在主持出版工作的時候，沒看到對沙葉新的禁令。於是，08年《上海文學》第八期就堂而皇之地刊登了我的劇本《幸遇先生蔡》。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像是什麼重大新聞，甚至在文化圈內「奔走相告」。一些朋友打電話或來我家說他們看了劇本都感動流淚。還有的媒體朋友，要來約稿，並欣喜地祝賀我說：「《上海文學》已經公開發表了你的劇本，這下你沒問題了吧？」我說我有什麼問題？我本來就沒問題！本來我還是「黨的作家黨的人」哩！這句話，是1985年我入黨並當了官，新華社在報導我時送我的桂冠。只是後來才又不知是誰莫名其妙地把我列入「異議作家」。
當初稱我「黨的作家黨的人」，我沒感到什麼特別光榮，反而讓覺得有點難以為情。後來又稱我為「異議作家」，我也不感到什麼特別驚恐，反而覺得有點快意。二者相比，我還是比較喜歡異議這個稱呼。有異稟的人，才會有異議；有異議的人，往往有異稟。異有什麼不好？異花奇卉，異寶奇珍，異彩紛呈，異趣盎然，異軍突起，異想天開，這樣的世界才能日新月異。尤其是對落後腐朽的極權政治更應該持有異議，更應該鼓吹「異端邪說」，這樣才能打破束縛，才能解除一切對精神的禁錮！
（原載《爭鳴》《動向》2009年元月合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