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教育部部長周濟
黨媒：《文匯報》
在政協會議現場，全國政協委員孫萍毫不留情地「炮轟」教育部長周濟，在落實提案時歪曲其意思。「周部長，感謝您讓我提出的『京劇進校園』提案成為現實，不過樣板戲這麼多不是我的初衷……」面對孫萍當面「炮轟」，周濟一臉尷尬。
事情的起因是今年教育部預備在全國十個省市自治區，各選取二十個小學及初中推出「京劇進校園」試點，要求學生欣賞、學唱「國粹」京劇。但是，因為在十六個指定曲目中有九個是帶有「文革」色彩的「革命樣板戲」，以致這個項目廣受爭議。
孫萍說，她同時遞上了由梅蘭芳之子、京劇大師梅葆玖牽頭、馮小剛等42人聯署的提案，要求教育部緊急調整相關做法。
面對孫萍當面「炮轟」，周濟解釋在有關曲目推出前，已經邀請了有關專家進行論證。孫萍馬上反駁：「我們這有這麼多專家呢！政協的專家不是最頂級的專家了嗎？梅葆玖不是專家？那誰才是專家？」
面對委員的「咄咄逼人」，周濟只能無奈地感慨：「京劇能夠走進校園，就已經很不容易了。一年的音樂課一共二十首歌，其中只有一首京劇曲目。」他認為「京劇進校園」可以在嘗試中推進。但孫萍仍然反對：「我覺得這個（說法）不對！（有關措施）出台就不好收回來了。」周濟最後向她表態：「你的提案非常好，我們一定會認真研究。」
由於目前教育部制定的十六首「京劇進校園」曲目中，有九首都是「革命樣板戲」，引起了文藝界政協委員的反彈。孫萍表示，最初建議「京劇進校園」，是為了通過京劇「國粹」讓青少年了解傳統文化，「不是要把它搞得像音樂課一樣，讓每個人都能唱上一段」。梅葆玖則表示，若非媒體報導，他對此事完全不知情，也不了解專家論證的情況，「我們這老一輩的人一個都沒參加」。他說：「我覺得這麼著急就推出有點草率。」
不過孫萍也承認：「從周部長的話音里，我感覺到調整曲目的可能性很小。聽說光碟都已經刻了一億多張了。」她透露，由於教育部在實施中悖離了自己的初衷，「搞得我現在壓力很大，我都成了眾矢之的了！所以我一定要站出來，把這個事給糾正過來。」
出於這樣的考慮，梅葆玖已經完成了一份提案，建議在「進校園」的曲目中增加愛國曲目《抗金兵》、反腐曲目《鍘美案》等有內涵的傳統戲劇，而樣板戲「有個一兩段、兩三段就行了」。他的提案受到了42位文藝界政協委員的擁護，馮小剛、關牧村、郁鈞劍、王安憶等知名人士都參與了聯署。
| ——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樣板戲進課堂有感/王海光 |
【 阿波羅新聞網2008-04-11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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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樣板戲 假 中華優秀文化傳統 之名校園洗腦
前幾天，友人來告，說是教育部要搞樣板戲進中小學課堂了。筆者半信半疑地打開電視，果不其然，正播一群孩子咿咿呀呀學唱樣板戲的鏡頭，唱的是《紅燈記》選段，李鐵梅的「都有一顆紅亮的心」。這個場面，我們這些從「文革」過來的人可是再熟悉不過了，誰都有過那段大唱革命樣板戲的經歷。「文革」過去三十多年了，樣板戲再度回到課堂上，撫今追昔，真還是有些感慨，更是有些詫異。
教育部關於「京劇進課程」的文件中說：「為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我部決定將京劇納入九年義務教育階段音樂課程之中」，並指定了15首京劇經典唱段，先在部分省市試點。所指定的15首教學曲目，大都是「文革」中獨行全國的「革命樣板戲」。難怪社會輿論為之譁然。網上，「愚蠢的決定」，「不得人心」之類的斥聲不斷。看來出師不利。反對意見主要是兩類。一是對京劇進課程提出質疑：京劇能進，崑劇、豫劇、越劇及其它劇種能不能進？戲劇能進，繪畫、書法、四書五經、諸子百家能不能進？其二，是對選用樣板戲進課堂提出質疑，優秀的傳統京劇劇目很多，為什麼偏好江青一手搞出的「革命樣板戲」？反對者言之鑿鑿，不無道理。
筆者認為，教育部此舉，有著貫徹十七大「加強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教育」的精神和弘揚「主旋律」相結合的考慮，積極表現之心可嘉。但是，「革命樣板戲」並不是 「中華優秀文化傳統」，而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標識。從八個「樣板戲」的出台，到獨霸文藝舞台的「一花獨放」，記錄著中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專制主義的發展史。所以，以行政手段在中小學生中推廣「樣板戲」，不但做法上是草率的，政治上也是孟浪的。於雷厲風行「貫徹」之中，似有把「助興」變為「添亂」的味道。
「革命樣板戲」的出台，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極「左」思潮發展的一個標誌性產物。六十年代初，在文藝政策調整的背景下，戲劇舞台出演了一批優秀的新編歷史劇。如孟超編寫的崑劇《李慧娘》、田漢編寫的京劇《謝瑤環》、吳晗編寫的京劇《海瑞罷官》等。這些出自名家手筆的新編戲曲劇目，繼承傳統， 「推陳出新」，堪稱佳作。這些劇目表現了懲惡揚善的傳統戲劇主題，受到廣大群眾歡迎，但卻被認為是涉嫌影射「大躍進」的現實。1963年12月12日、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接連發出兩個批示，對文藝工作進行嚴厲批評，在文學藝術界開展了一場政治大批判。上述「李劇」、「謝劇」、「海劇」等一批優秀新編歷史劇目，悉數都成了這場大批判的反面典型，是為「文化革命」的濫觴。在文藝大批判的連天烽火中，不但優秀的古典傳統劇目不能再登舞台，連改編歷史劇和新編歷史劇的做法也被盡數否定，大演京劇現代戲成為時代潮流。作為江青包辦的大講階級鬥爭的革命文藝代表作，「革命樣板戲」得以粉墨登場了。
「革命樣板戲」的特點是「革命」，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反映了那個大搞「階級鬥爭」時代的需要。在江青手裡，樣板戲的「革命」特點被發揮到極至。她不僅移花接木，利用特殊權力把別人的勞動成果據為己有，而且還對原組創人員、編導和演員加以迫害。通過搞樣板戲的「功勞」，江青獲得了指導「文化革命」的權威，開始在政治舞台上頻頻「亮相」。1965年，她組織搞出了對吳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劇的批判，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4月，她與林彪合謀，炮製了《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成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理論。江青本人也因此戴上了「文化革命的旗手」的桂冠。
「革命樣板戲」不僅迎合了大搞「階級鬥爭」的需要，還成為了實施「文化專政」的一條棍子，是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一個強硬的政治符號。江青給樣板戲規定了一套程序，即所謂從政治需要出發的「主題先行」，所謂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英雄人物必須是「高、大、全」，出場要「紅、光、亮」，唱腔要高亢、激昂；反面人物則以「短、小、缺」，「藍、陰、暗」來襯托。這套臉譜化、概念化的藝術表現形式，在「文革」的意識形態中，不僅奉為圭臬，推廣到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而且視為「禁臠」，其它的藝術表現方式被一概否決。無論各地的演出，還是其它劇種的移植，對樣板戲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都得原樣照搬。稍有不同，就是破壞樣板戲的「階級鬥爭」。創作新劇目的企圖，更是被視為對抗樣板戲的圖謀不軌。因「破壞」樣板戲而遭到迫害的人士不計其數。在樣板戲大興其道的年代，給我們留下了一段銘心刻骨的記憶。記得前幾年曾有一個老作家著文說，一聽到電台里播的《紅燈記》中李鐵梅《仇恨入心要發芽》的高尖唱段，他就會想到批鬥和牛棚歲月，神經就受不了。「文革」十年浩劫，傷及上億人。聞樣板戲之聲，觸「文革」受難之境，情動而潸然淚下者，應是不乏其人。
當然，「革命樣板戲」雖然出身有「左撇子」的問題，但畢竟是舉傾國之力搞出來的，也還是有著較高的藝術水準。既有對傳統藝術的繼承揚棄，也有對現代藝術的借鑑發揮。近來戲劇舞台上演出的一些樣板戲的段子，受到不少群眾的歡迎。電台和電視台也時有樣板戲曲目的播出，說明還是有不小的受眾群。但是，這很難說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試想，現在五六十歲的人，有幾個接觸過真正的古典傳統戲劇？筆者對傳統古典京劇的知識，只知道《四郎探母》是歌頌叛徒的，《游龍戲風》是下流淫蕩的，《惡虎村》是宣揚地主階級走狗的。在最需要文化滋養的成長時期，大家接受的都是大搞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文化，哪裡知道傳統文化為何物。在 「文革」整個十年間，全國八億人民的文化生活，顛來倒去，倒去顛來，反反覆覆，重重疊疊，就是這八個「革命樣板戲」。在這種無微不至的強行灌輸中，我們的音樂細胞中，早已浸透了這些樣板戲的音符。所謂「八億人民八台戲，人人會唱樣板戲」是也。時至今日，一談起京戲，人們還會唱上幾段樣板戲。這與其說是對樣板戲的喜好，不如說是一種懷舊情懷。或者說，是當年長期強行灌輸的後發效應——再也不會別的東東了。
在文化生活豐富多彩的今天，人民群眾的文化欣賞取向早已是多元化個性化了，酸甜鹹辣，生旦淨丑，老虎獅子狗，各取所好。作為人民群眾的文化喜好，樣板戲的演出，在電視廣播的播出，都是無可厚非的。這是人們文化選擇的自由，誰也干涉不著。但是，作為一項政府行為，將學唱「革命樣板戲」納入九年義務教育體系，則是一種在我們的孩子中強行灌輸的做法，是讓他們從小接受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洗禮，實在大為不妥。在這裡，我們可以試析一下他們的決策理路：弘揚傳統文化，即發揚國粹；京劇是國粹，即發展京劇文化；革命樣板戲是革命京劇，即要重點繼承；繼承要後繼有人，即要從孩子抓起；從孩子抓起，即要教育灌輸；要教育灌輸，即要行政干預，於是，就納入九年義務教育體系，就有了京劇樣板戲進課堂。雖然，「京劇進課程」只是某些官員拍腦袋的產物，實踐上註定是行不通的。但當下一些官員價值觀的混亂，歷史常識的匱乏，也由此可見一斑。唐人劉禹錫有詩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可謂是「與時俱進」的名句。此時非彼時，畢竟物是人非了。
筆者行筆至此，也許是頭腦中的舊音樂細胞作祟，總是繚繞著「紅燈記」中「都有一顆紅亮的心」唱段的旋律。忽然間，一個怪念頭閃現了出來：心「紅」是因為流淌著生命，那天「亮」了起來，沒有生命的流動，不就變成紫的了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