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現代社會的性質和中共的自我標榜，公務員是人民的公僕——公眾的僕人；《中國共產黨章程》，要求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民本位而非官本位。

然而，在今天的中國，最為傷心的不堪現實是，社會公僕變質為社會公害，這是人民不能承受之重。公務員腐敗，已經成為國家病灶，和最為嚴重的公器敗壞。

教育昂貴，醫療昂貴，住房昂貴——這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而更有甚者，還有更大的一座「大山」，其沉重與危害，甚至超過了「新三座大山」的總和，即——中國人民被迫養肥的龐大官僚政權集團——號稱人民的公僕。

「新三座大山」只是表面現象，其根源，在於公僕和公權力的腐敗。

同樣履行社會管理職能，別的國家就是政府一套班子，而中國還有凌駕於政府之上的黨委。從中央到基層，所有公僕機構，都重疊設置黨政兩套班子，連軍隊、公檢法、企業、以至於大中小學都不例外；除了省長，還有省委書記；除了局長，還有局黨委書記；除了法院院長，還有院黨委書記；除了廠長，還有廠黨委書記；除了校長，還有校黨委書記；除了師長，還有師政委；除了連長，還有指導員……，僅為養活黨政「兩套班子」，中國民眾就要承受相當於別國民眾兩倍以上的負擔。

更有「五套班子」、「四大家」——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紀委；還有工會、團委、婦聯、商會、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等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多如群虱……人口密度與我國相當的韓國，鄉一級機構，平均只有5名吃財政飯的官員，而中國的鄉一級機構，平均卻有高達30至50名官員。

在入黨做官、做官發財的腐敗利益驅動下，中共黨員人數不斷膨脹，僅從1997到2007年，10年間，黨員人數，就暴漲了近千萬，總數達到7415.3萬人，相當於或超過世界上一些大國的人口。在當今世界上，唯有中共和朝鮮、越南、古巴等極少共產專政黨，幾十年如一日地吞噬財政公款來維持政黨運作，把全民財產當做自己的黨產和提款機，供私人揮霍；如此「立黨為公」與「三個代表」，真是荒唐之極！「政黨私營，募捐養黨」——是國際慣例與世界通則。各國的民主政黨、包括執政黨，其經費來源主要有三條∶黨員繳納的黨費和經營黨產，第二是向社會募捐，這兩條是大頭；再以由選票決定的政府撥款為補貼。資產階級政黨的經費一般是比較緊張的，就算執政了照樣缺錢；受民主與法制的制約，沾公款很難，不能動用老百姓的錢。新加坡的公共民生建築豪華氣派，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黨部小樓，卻比中國最差的鄉政府大樓還要簡陋……在繁榮富裕的台灣，執政的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甚至沒得一輛專用的公車啊……

據2003 年中國統計年鑑披露，中共各級班子1560000多人，每年耗用養黨資金達720億元人民幣，這還不包括7415.3萬黨員的開銷。穆正新教授在文章仲介紹，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花費總額折合人民幣80多億，還不夠中共兩周的養黨費。國民黨全部黨產加上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開銷，只相當於中共一個月的養黨費用。而國民黨黨產累積了近百年，美國總統大選經費籌集了四年。中共把老百姓的這麼多錢用光，只要一個月；體制性的監守自盜。保守估算，中共一黨的養黨經費，足夠供養全世界所有非共產國家的執政黨，還有很大節餘……由中國統計年鑑得知，中共目前有44067個鄉鎮街道黨委、2861個縣級黨委、 333個地市級黨委、31個省級黨委和一個龐大無比的黨中央。此外，還有成千上萬的校、院、系、所、軍、師、旅、團黨委等等。養黨經費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為什麼說國民黨比共產黨廉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民黨通過自行募捐、以私產養黨，而中共則用公款養黨，直接吞噬民脂民膏。國民黨最腐敗的時候，都沒有用老百姓的錢來自肥，也沒有用老百姓的錢來豢養所謂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這是人民的血淚帳啊……「人民政權」吃人民。今天，中國民眾身上的稅捐負擔倒比國民黨時期更加沉重。一些老人說，解放初期人們常在私下裡嘀咕∶國民黨千歲（稅）！而今天，卻是共產黨萬歲（稅）萬萬歲（稅）呀！

按照經濟與社會規律，市場經濟要求的是有限、適度的小政府；政府應當堅守正道，不錯位、不缺位、不越位；公權力必須退出市場和微觀經濟，專職宏觀調控、提供公共產品、建立社會保障、確保國家產權等職能。而中國的政府和官員，卻在大肆擴張、權力尋租和自我膨脹；工作低效率，腐敗高效率，以至於成為社會公害。

中國的改革開放，恰恰伴隨著兩個相反的運動——經濟的自由化、市場化；政治思維的僵化、政府機構的大規模化。公權力大肆介入市場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前的三級政府（中央——省——縣，那時的地區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縣政府的派出機構，規模很小）發展為改革開放之後的五級政府（中央—— 省——市——縣——鄉鎮）或五級半政府（加上村委會半級政府）；各級政府部門迅速增加和膨脹，雖經歷次「精簡」，但機構越減越多，編外機構更如惡性腫瘤一般繁衍。前審計長李金華曾經指出∶國家審計署調查了31個部委，每個部委除了下面的幾十個司局之外，平均還有163個自行設置的非國家編制的機構；目前中國的縣市，一般設有80至120個編內機構，另外有數不清的臨時機構和事業單位。

遼寧一個30萬人的小縣，財政供養人數高達1萬多人，亂收費供養人數達5000多人；30萬人口中有2萬人吃「皇糧」。作為地級市的遼寧鐵嶺，其人口300萬，GDP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五分之一、是紐約的六分之一，GDP是東京的千分之四、紐約的千分之一點八；而鐵嶺的「市領導」是東京和紐約的6倍，有41名之多，從市級黨委正、副書記，中共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長及他們的秘書長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協的正、副主席，可謂是名目繁多。中國其他的城市，也和遼寧鐵嶺相差無幾。湖南小小的平江縣，副縣長多達十餘名；鄭州市市政執法局，居然有29位「局領導」。某40萬人口的縣級市，城市人口不到25萬，一個典型的經濟落後地區。可該市黨政部門、行政機關就有88個，加上四大班子，共92套人馬。領導幹部正職92人，副職279人。其建設局下轄16個單位，園林管理處就有約200人，僅一個直徑不到一華里的公園就有職工150人，自來水公司有200多人。其教育局現有正副局長9人，設教育督導室、紀檢組、工會、辦公室、人事股、計財股、普教股、成教股、職教股、招生辦、教研室、電化器材室、師訓股、法制股等14個股，機關員工百餘人。其水利電力局共有幹部90多人，下屬單位9個，員工 1000多人……重慶市人大常委會「曬」出勤單， 65名成員僅2人全勤。重慶萬州區的公務員超標近3000人，機關人員輪流上班，有的甚至一年只回單位做一次「述職報告」，其合法收入卻是當地工人的三至六倍……在日本，每百萬美元的GDP供養1.38個公務員；在美國，每百萬美元的GDP供養2.31個公務員；而在中國，每百萬美元的GDP則要供養39 個公務員，比日本多出27倍。

在中共專制的大陸，「官位」設置更是舉世無雙……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 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 個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卻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一名議長，一名副議長。

目前，中國公務人員（包括公務員、民主黨派、工婦青群、編外人員、沒有市場化的事業單位人員——已開發國家沒有「事業單位」，每個單位要麼是政府機構，要麼是市場主體）總數在6000萬人以上，並且還在以每年至少100萬人的速度增加。零點公司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指導下完成的《中國居民評價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務報告》顯示，近7成的民眾認為，政府公務員的總量應該減少；按照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分析，中國公務員數量大大超過已開發國家，「超標」近20倍（2006年3月30日《中國青年報》）。而中共對工人階級的「減員增效」與「下崗分流」，可謂雷厲風行、毫不手軟……不要再唱「咱們工人有力量」了，現實卻是「咱們公務員有力量」。買官賣官、高薪高福利、腐敗利益、清閒自由的工作，必然導致公僕隊伍的暴脹。官強則民弱，官大則民小，這是必然的。「公務員熱」，已經熱到病態高燒的程度，病入膏肓啊！

而在台灣的年輕人心目中，最理想的職業和人選是企業家——顯示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健康價值觀。

公僕的養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級化的。官員們按照級別享受相應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論是否在職。高幹離職後，秘書、警衛、司機、勤務、廚師、保姆、專車、住房及醫療待遇一律不變。但是，中國數億農民至今沒有可靠的養老保障，而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領到退休金了。台灣的農民，甚至已經成為社會的富裕階層。

官災如蝗災公害，所向之處，綠色枯萎、寸草不生。據中共自己的媒體曝光，每年，各級官員的公車費用達到3000 多億（僅此一項，就超過中國教育和醫療經費的總和。每個大陸人，每年須為公車負擔798元）；公款吃喝達到6000億；公費旅遊達到3000億。「三公」 消費，僅僅是一種「職務消費」啊。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北京大學法學教授王錫鋅，在中央電視台《新聞1+1》節目上透露，中國一年的「 三公」費用加起璍}　　攪**000億（而老百姓不信才這麼少，因為同樣是主串流媒體披露的數據，與此兜不攏）。就算王教授說的為真，如果財政收入按三萬億元計算，一年的「三公」消費，就相當於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據香港中評社報導∶中國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之冠，占財政收入的35%。1978年至 2003年的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萬億元，約28倍；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則從不到50億元升至7000億元，增長達87倍，而且近年來平均每年增長23%。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5年已上升到20%以上，而在國外，行政管理費一般只占財政收入的3%至6%——日本是 2.38%、英國是4.19%、韓國是5.06%、法國是6.5%、加拿大是7.1%、美國是9.9%……在28年間，中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增長了140 多倍，所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也從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高達四分之一……公務員系統的龐大和低效率，令人瞠目結舌！跑官、買官、賣官，明碼實價，司空見慣；公僕們花天酒地、日嫖夜賭、無惡不作、醜聞滿天下；官場腐敗，成為社會「絕症」，令古人失色、今人失措。

統計數據表明∶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比中國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 35倍。在「封建剝削社會」的西漢，每8千個老百姓，才養活1個官員；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每26個老百姓，就要養活 1個官員。誰是名副其實的「封建剝削社會」啊？

以上帳目，尚且屬於桌面上的「合法」部分，如果算上公僕的腐敗，那就更加不得了。據經 濟學家估算，近十年來，中國GDP 的1/4 左右，養活了99％的民眾；而腐敗的錢款在GDP中占1/3左右，它則供養著人口總數只有1 ％的富人無憂無慮地吃喝玩樂、狂嫖濫賭……十年以來，外逃中共貪官近2萬人，外逃髒款8千億元人民幣（北京市檢察當局披露）。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一個專題調查，老百姓辛辛苦苦創造的GDP，增長的三分之一，都被中共貪官偷偷轉移到海外了，幾乎永久性無法追回，創世界第一的紀錄……作為行業腐敗特徵的小金庫，據2009年5月9日中共的《經濟報》報導，「幾年前，國家審計署總審計師孫寶厚曾推算，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小金庫每年可能有827億的規模，不過也有大膽人士推測，全國每年進入小金庫的錢大約5000億元，約占當年GDP的5%。」公權力如癌細胞大肆擴張，官場腐敗傳銷式暴漲；中共敗政，已經從個人貪腐，發展到有組織的部門化、集團式、行業性乃至全社會的腐敗，成為社會公害；組織系統都腐朽了，制度性糜爛，嚴重破壞了社會生態。公僕們饕餮大胃口，貪污總額，每年高達萬億之巨！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被巧取豪奪的各級貪官鯨吞了。

有限的國家財政收入，以三萬億計，「三公」消耗掉三分之一，公僕貪污掉三分之一，加上龐大的政權及軍事系統的工資等費用，還有瞎指揮造成的浪費，最後給老百姓剩了多少？

公權力的私有化與商品化，公器私用，比洪水猛獸還要利害……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央和地方政府當年投入救災資金僅150億元；而溫家寶宣布今年的救災預算也才700億元。兩相對照，可見官重民輕之懸殊，可見貪腐的危害之嚴酷。四川大地震後，國難當頭，並沒有遏制官場腐敗的泛濫——各地官員們照舊歌舞昇平、狂嫖爛賭，牌照打，馬照跑，舞照跳，國照出。災民的慘狀與公僕們花天酒地、揮霍無度的糜爛生活，形成尖銳的對照……

一切經濟活動的結果，最終都得落實到人的消費上。外部金融危機拖垮國內經濟的事實證明，外向型經濟靠不住；而過分的建設投資形成生產能力與產品過剩，必然導致通貨緊縮，對經濟振興也是有害的；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終得依靠本國人民的消費——中國終端消費占 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35%左右（均達歷史最低水平）；在中國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費率高達78%—79%，如此差距，可謂天壤之別……人口第一大國的居民消費率畸低，本身就是民生痛苦的反映；民生困難直接導致國家經濟困難。應對經濟危機，國務院的「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將有何種結局？公僕們的品質與素養，老百姓信不過啊——鳳凰衛視的名牌節目《鏘鏘三人行》公開預計∶將有2萬億可能被貪官污吏「回收」進自家腰包……

腐敗直接降低資本的自由度和效率。研究表明，如果把一個集體的腐敗指數從6降到8（0是腐敗最多而10是腐敗最少），那就能夠把其投資率提高4個百分點。足見腐敗與經濟增長、與民生福祉絕對呈反比……

在部分已開發國家，公務員確實是「高薪養廉」的。但廉潔、精幹、高效、高薪，是一個有機整體；必須以廉潔、精幹、高效為基礎，才能實施高薪。而中共的做法卻完全相反，高薪養懶、高薪養貪，養得無官不貪；社會分配與福利，無原則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從2003年直至20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這一龐大財政收入當中，58％用於供養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在老百姓的工資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GDP增長速度的同時，自2001年以來，給公職人員全國性加薪（不含地區性的加薪）的次數共計3次，每次的增幅都不低於15%。就連幹部的「車補」，就相當於一些工人的工資了！如此厚祿與嬌縱，不腐敗也難啊。不精簡機構，不考核業績，不規範行為，無淘汰機制，無原則給公務員加薪，就難怪要引起全國人民的聲討了……至今，具有制度保證的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網絡，主要覆蓋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醫療衛生資源向幹部群體過度傾斜，按照他們的政治與社會地位劃分等級，級別越高，得到的醫療服務質量越高，藥品供應也越好。據新華社報導，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用於了850萬黨政高級幹部為主的特權群體。而數量龐大的底層勞動者群體，不但工資增長緩慢甚至未增長，而且構成社會保障體系的醫療、養老保險等幾大社會福利，幾乎與這一龐大的社會底層無緣。

中共自身的腐敗和對待勞苦大眾的政策與措施，已經直接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僕群體的非法先富，無論如何，都違背了共產黨的政治良心。

高幹子女成為紅色貴族，在短短30年間，從「無產階級」成員迅速躋身於超級富豪之列。一條資料說明中國財富集中的驚人程度——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這還只計算了存款、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而在已開發國家，一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另一條資料，則說明財富集中在哪些人手中——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通過調研發出的一份關於「貧富兩極分化」的調查報告表明∶高幹子女掌控五大經濟部門；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高幹子女。截至2008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國外的財產）超過 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1億元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達90%以上），擁有資產2 0,450餘億元。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粉飾了的官僚資產階級，他們不是靠資本規律致富，而是靠父輩的權力資本和腐敗、甚至公然的掠奪。三千人不到的他們，擁有的財富相當於中國一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二。與此同時，政治權力的分配與社會地位的傳承，也呈自利化趨勢——在中國的政治市場上，權力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過程，從來就是黑箱作業。官方研究表明，高官子弟在權力上具有優先繼承權。中國官場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使幹部子女在權力繼承上具有明顯優勢，幹部子女當幹部的機會比常人高出2.1倍，因而發財的機會比常人更高。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是通過寬鬆的政策，使老百姓煥發出了發家致富的積極性與活力，特別是農村經濟和個體經濟得到大幅度進步，發財的路子比較廣闊。而現在，這種動力越來越小，不是大家不想賺錢，而是沒錢可賺；機會越來越少，路子越走越窄，成本越來越高，機會和財路被官僚特權階層所壟斷了。一方面是95%到99%的廣大民眾，另一方面是1%到5%的特權官僚集團，他們壟斷了所有的資源……

總部位於德國柏林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簡稱TI）是全球著名的非營利性反腐敗組織，具有客觀的公信力。該組織從1995年起，每年都發布「全球腐敗年度報告」，對世界各國的廉正狀況進行評價，總結出了「 清廉指數」（Corrruption PerceptionIndex，簡稱CPI）的重要概念。2004年，中國在滿分10分的評分表中，僅得3.4分，與敘利亞和南非並列第72名。

今天，人們思念毛澤東，並非出於政治理念，而是懷念那個時代的幹部——艱苦樸素、廉潔勤勉、像個公僕。

今天，社會公僕成為社會公害，這是中國人民所面對的殘酷現實，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政治景觀。

已開發國家的錢袋子，是掌握在議會手中的，官員每花一分錢，都要經過議會的審核批准。而中國的財政，則是官員化、隨意化、自利化的黑箱作業財政，一切支出由「 領導」說了算，自己給自己增利，毫無約束。所以，25年來，中國政府的行政開支增加了87倍；據2006年10月31日人民網等主串流媒體報導，2004 年，我國一年的公款吃喝達3700億元，相當於「吃」掉了全民義務教育的全部經費；公車消費4085億元，相當於「碾」掉了我國老百姓的醫療、養老費用；公費出國消費3000億元，相當於「游」掉了全國10年的低保資金。每年公款浪費的總金額，可以建8個三峽工程……世界銀行根據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法得出結論∶2007年，中國赤貧人口達1.35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的10%；貧困人口4.3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的32% 。而且，根據世界銀行的分析，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赤貧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中國國民目前的人均收入是1090美元，位居全球第100位。2001年中國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係數就突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達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遞增0.1個百分點的速度測算，以及根據《中國經濟周刊》、人民網的報導，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0.5的危險值；中國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 20%群體的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群體的收入之比）竟高達33倍（2006年6月26日《中國經濟周刊》），而已開發國家僅8-9倍。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三個代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簡直就是天大的政治幽默。

人民的公僕們吶！你們只需少吃一點點，少占一點點，少撈一點點，少貪一點點，只要權貴們施捨一點點，勞苦大眾的窮困問題也就解決了。

中國教育投資不及非洲的烏干達，失、輟學兒童人數世界第一；中國貧困子弟考上大學卻因貧窮而導致父母自殺、家破人亡的案件世界第一；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還在針對初、中等教育徵收高昂學費的大國（其他大國都免費向其國民提供）；在農村尚存無數失學兒童和破舊危房校舍的情況下，中央電視台修建一座新樓預算就達 70億，堪稱世界之最；依支付能力，中國現階段大學學費世界最高，中國大學四年學費相當於一個農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勞動所得，是世界高昂JP學費的3 倍；中國各級政府辦公大樓的豪華程度令人咂舌，連自稱最富有的美、日政府也相形見絀；中國大中城市的發達程度與歐美相當，但絕大部分農村只與非洲窮國的農村相當；世界衛生組織在對成員國的醫療公平性評估排序中，中國位居第一百八十八位，在一百九十一個成員國中排倒數第四位；中國環境可持續指數吊車尾（中國已成為地球上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環境可持續指數」(ESI)顯示，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位列第 133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富比士》雜誌發布的「全球2005稅務負擔指數報告」中，中國被列為世界次高位；中國的礦難死亡人數，占全世界死亡總量的百分之八十；中國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數量最多的國家，十五歲以上人口中，有一億八千萬名文盲或半文盲，占總人口的15.88%；中國曾經徹底消除了色情業、解救了無數勞動婦女，如今2000萬少女被迫賣淫，創造了6 %的GDP，相當於1萬多億人民幣，堪稱世界第一；而中國掃除色情業的行動，一般僅僅針對最虛弱的婦女施用暴力與法律，弱女子居然受到嫖客與國家的雙重壓迫與打擊，為世界所僅見；中國是全球自殺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殺人數則占世界自殺人數的四分之一，每年至少有25萬人死於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居世界第一位……

中共有限的反腐敗舉措，主要集中於中低級官員，裝門面而已；除非權力鬥爭的需要或作為權力鬥爭的手段，政治高層幾乎與反腐敗絕緣。中共不會真反腐敗，真反腐敗必然導致中共亡黨。雖然靠腐敗維持著中共政權，但如果中共亡黨，一定還是亡於它自身的腐敗。

中國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只是名義上的，實質上是官有制。所以，腐敗問題在中國代表了國家體制的本質特徵，起源於官僚特權。腐敗問題在其他國家是體制中的支流，而在中國則是主流。雖然廉潔奉公的公務員和中共黨員並不少，但他們在官場上不得志，並不具有主導性和代表性；壞制度容不下好人，要麼同流合污，要麼受到排斥或打擊。

村官，只是中共政權結構中最基層的草根了，只能算半級政府官員。而廣西北海銀灘鎮一德高望重的民選村委會主任，憑良心推動民主與法制建設，於3月底主動在網際網路上，公布了自己的財產，兩天後即被鎮黨委開除了黨籍，理由是∶「不執行上級指示」，沒有「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中國的公僕們吶！為什麼這麼害怕正常國家通行的「陽光法案」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呢？原來，「上級指示」與「保持一致」，就是縱容腐敗並通過腐敗來維持政權啊！

事實證明，靠中國人民的血汗養活的公僕，所形成的官災與公害，比蝗災面積廣，時間長；比所有的自然災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損失還要嚴重得多。保增長、保民生，克服經濟危機，甚至解決中國的主要矛盾，只要把公務員這一塊整頓好，問題也就解決了。實際上，中國的真正危機，就是官員特權與腐敗的危機；胡錦濤自己都承認，中共面臨著政治危機、社會基礎危機和管治危機。中共已經墮落為腐敗官僚和權貴資本的總代表，而與人民的利益尖銳對立。

獨裁政權的性質，就是與人民敵對，製造國家規模的公害。因為民憤幾成火山爆發之勢，中共不得不豢養打手，通過強力甚至暴力來統治人民，來固守一黨專政。如果不計灰色收入，一個廉潔的警察，合法年收入已經達到5-10萬，老百姓都清楚。而合法的警務系統顯然是不夠用的，關鍵時刻還得動用軍隊；既然鄧小平開了頭，就不愁以後了。江澤民主政時期，為收買軍心，「三年四次」頻繁為官兵加薪，其收入三年翻了一番。胡錦濤上台，繼續討好軍人，軍政權嘛；僅在2006年，就以「一次到位」之舉，把部隊官兵收入又翻了一番。今年的加薪登峰造極，普通士兵和軍官加薪50%，校級軍官加薪30%，將領加薪20%。加薪後，剛入伍的普通士兵，月工資就達到1000元（中國實質上已經沒有義務兵役了），上校和大校月工資過1萬元，少將的月工資則高達2萬元。中、上將的工資，更是高不可測，以至於成為「國家機密」。中共軍政權擁有巨大的暴力系統，230萬現役軍人加10多萬武警，240多萬現代化武裝人員，拱衛著中共的獨裁統治。

任何生命體，對痛苦都會產生本能的必然反應。公僕的腐敗公害直接侵蝕民生，是最為嚴酷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與道德凌辱。公害必然產生公憤，「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在中國，官民矛盾，已經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階級對立與階級鬥爭。直接受到公僕壓迫的勞苦大眾超過十億啊！ 2004年，萬州「1018群體事件」，居然由一個臨時工「冒充公務員」而引發。而真實的公務員作惡，卻是普遍現象啊。中國的腐敗問題，百分之八九十發生在公務員身上；與貪官的腐敗甚至竊國大盜相比，打擊老百姓的刑事犯罪都算非正義的了；而群眾的反抗就具有了正義性。

中國自古就是「天下亂，團練興」。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每年全國各類「群體性事件」超過10萬宗，而在這些群體性事件中，衝擊政府、燒砸警車、打殺警察的暴力現象愈來愈多。老百姓從自殺抗議到殺人報復社會，顯示出民眾的焦慮感愈來愈烈，對當局的信心愈來愈低，他們承受的壓力達到了極點。2009年4月4日《南方都市報》披露，2008年全國襲警事件高達7719起！敢於襲警，什麼性質？有學者論證，現在中國每三分鐘出現一起「群體性事件」，僅僅在2006年，「擾亂公共場所秩序」、「阻礙執行職務」等案件的數量就達到599392起。2008年以來的相關數字雖然保密，但人們可以感覺到，民眾反抗事件不但繼續猛增，而且規模更大，衝突更為劇烈。於是，出現了貴州甕安事件、雲南孟連事件、甘肅隴南事件、重慶的哥罷工事件、「323」海南事件、「331」南充事件、 「319」重慶襲擊哨兵事件等上萬人規模或影響巨大的反抗……冤苦滔滔，公憤泛濫，2000萬上訪大軍覆蓋全國，主要針對中共三大過失——體制及官員的腐敗、傷民的土地制度和經濟上的瞎指揮。這些，都是公僕階級的劣行所造成的公害。上訪，算是理性的和平抗爭，但隨時可能轉化為群體性對抗。而相對於短期衝突，理性的上訪所付出的個人代價更為巨大，一般的冤情不足以促成；因為理性，問題就更為嚴重了。整個專制的官僚制度，在「官逼民反」。

古往的冷兵器時代，民眾很容易組織起來與統治者抗衡。而當今，面對中共現代化的專政工具與高效率的鎮壓機器，老百姓的反抗其實很脆弱。但還是激起了層出不窮、創歷史最高紀錄的反抗事件，可見，人民的「萬不得已」與「忍無可忍」到了何種程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走投無路了嘛，就不惜以卵投石來伸張正義，每年的自殺者就達200多萬嘛，這麼多人不怕死，無欲則剛啊。而中共違背民意、侵害民生、糟蹋公理的倒行逆施，就是在抗拒社會規律和歷史潮流，註定要失敗的。

史實告訴我們，經濟發展不是執政黨合法性的依據，關鍵是不能腐敗，必須贏得人民的擁護。蘇哈托統治了印尼二、三十年，經濟也搞得不錯，由原來的人均一、二百美元，上升到人均一千三百美元，成就不能說不大。可他的家族和他領導的政府太腐敗了，他照樣垮台，被人民唾棄。晚清的時候，中國的綠色GDP雖為世界各國之首，但經濟增長沒能遏制政治腐敗導致的民眾反抗與社會動盪，不能使腐敗專制政權增加其合法性。今天的中國就如同晚清，縱然黑色GDP多年高速增長，卻因八旗兵（中紀委）和綠營（公檢法）皆生長在腐敗體制內，無法潔身自好，本身也是病灶，就不能疏通民怨、為民做主，只能為虎作倀，敵對於人民。反腐高調年年唱，而腐敗卻愈演愈烈，腐敗得民不聊生，反民遍地。「水能載舟，水能覆舟。」六十年一個甲子，中共也該退出歷史舞台了。

當年，中共之所以打敗了國民黨，一是對農民承諾了土地私有，二是對知識分子承諾了推行民主政治……但中共食言而肥，幾乎所有的承諾都沒有兌現，把人民欺騙了。而共產黨沒有兌現的承諾，國民黨在台灣反而全部實現了。在國民黨向好轉化的同時，中共卻在往壞轉化。中國今天的一切弊端，源於中共一黨專政這個罪惡的體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比六十年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表現，對比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兩地的現狀與文明成果，對比兩黨在國內國際的聲譽，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雙手歡迎中國國民黨回來執政；國際公認的「亞洲第一個民主政黨」——中國國民黨，有政績、有民意、有資格、有能力擔當；三民主義，人民最大；其政治理念，代表了現代社會的方向。

人民公僕——人民公害——人民公敵！中共的自私自利，猶厝火積薪，是在自掘墳墓啊！五四運動已經90周年，卻依然腐敗官僚當道，人民受害；中共甚至掩蓋「民主」與「科學」的光芒，只剩下狹隘的「愛國主義」；「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歷史周期率」無情；只有打倒官僚主義與行政集權，妥善解決官民矛盾，把權利還給人民，才能避免「人亡政息」的宿命。


2009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