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近透露，2008年7月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李家窪煤礦新井發生特別重大炸藥燃燒事故，造成34人死亡、1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1924萬元。事故發生後，礦主和當地政府向記者行賄，使這場事故被隱瞞了幾個月。
新華社11月30日的報導說：「事故發生後，有多家媒體單位的記者採訪，要求了解報導事故情況。為瞞報事故，礦主共支付260多萬元用於收買記者。」
《中國青年報》11月30日的文章指出：「記者收受紅包，尤其是發礦難財，雖為公眾所深惡痛絕，為黨紀國法所不容，可一直禁而不止，如惡性疾患一般，一碰到『溫床』就發作。2002年，山西繁峙一金礦發生礦難，多名記者收受礦主現金或金元寶；2005年，河南汝州發生一起礦難，當地政府竟然向前去採訪的 450多名真假記者發放近20萬元的紅包，導致記者集體失語；2008年，山西霍寶干河煤礦礦難，為掩蓋事實，煤礦向記者發放『封口費』......。」
《雪梨先驅晨報》12月2日報導說：「在發生事故之後，記者拿封口費的做法非常盛行，以至於一些人假冒報紙記者，對一些老闆進行敲詐勒索。」
不過，中國媒體對這件事的譴責大多是指責無良記者缺少職業道德。南方報網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說：「『260萬元收買記者』，暴露出了一些新聞工作者職業操守的不堅定與法律意識的淡薄，暴露出了部分新聞工作者缺乏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荊楚網11月28日的一篇文章說：「他們丟了新聞界的臉，他們撕下了記者身上道德的外衣，他們辜負了黨的期望，他們讓老百姓在心坎上給新聞工作者抹了黑。」
東方網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指出：「由於近年來社會風氣受到污染，金錢拜物教橫行，記者的隊伍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腐蝕，一些記者收錢寫報導已成為 『行規』，在一些該伸張正義的地方，記者則常常『缺席』；有的記者甚至為了錢，不惜為醜陋的社會現象障目。」
然而在記者收受賄賂而「封口」的行為中，政府和國有媒體扮演了什麼角色呢？新華社的報導說是礦主行賄260萬元，但是英文的《中國日報》11月30日的報導在提到礦主行賄260萬元的同時，還報導說：「檢方表示，蔚縣政府向他的報紙支付了兩個整版的廣告費25萬元，以及3萬元的『訂閱費』。」
這是否說明，除了10名記者拿到260萬元之外，蔚縣政府還另外向他們所在的媒體支付了一筆封口費呢？如果每個記者所在的媒體又從蔚縣政府拿到二、三十萬元「廣告費」和「訂閱費」，那麼總的賄賂金額就要加倍了。或者是礦主通過縣政府把這筆錢轉交給記者？這些，《中國日報》的報導都沒有說明。當然，報導蔚縣政府參與向記者和媒體行賄的只有這一家報紙，而且還是大多數中國人不看的《中國日報》。
《西安晚報》11月29日的評論說：「蔚縣礦難能夠真相大白於天下，與網名為『天馬行空』的戴驍軍與其同行『直播山西』通過向安監部門反映、網絡發帖等形式分不開的。」
戴驍軍何許人也？《西安晚報》的評論說：「戴驍軍恰恰是親歷『封口費』的記者。」
不錯，英國廣播公司BBC11月28日報導說：「就在一年前的這個時候，中國新聞當局處理了另外一起記者收受礦主『封口費』事件。當年9月20日，山西霍寶干河煤礦發生一起死亡礦工1人的責任事故，事後多名記者到煤礦要求了解事故情況，但紛紛收取了礦主發放的封口費。不過記者收封口費的情況被《西部時報》通訊員戴驍軍拍攝下來，照片發表後引起輿論大嘩。」
然而《西安晚報》的評論也不無感慨地說：「的確存在不為金錢所動、堅持正義的記者。但是，現實的問題是，就是這樣堅持正義的記者，要揭露瞞報事件的真相，也要費太多的周折，才最終舉報成功。」「如果媒體的監督權能夠得到充分的保障，只要有一個不被收買的記者，瞞報就會落空。......在媒體的監督權能夠被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即便有記者『被收買』，也不過是個人的悲哀，與媒體監督無關。」
以《中國日報》報導的蔚縣政府支付「廣告費」和「訂閱費」的情況來看，那些記者所在的媒體都是這些賄賂的直接受益者，有沒有因此被收買，很值得懷疑。
正如中企新傳媒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所說：「很多記者的採訪本來就包括兩方面的目的，一是為了完成自己的採訪任務，二就是為了弄錢。弄錢的任務有的是媒體交代的，有的是記者私下給自己安排的。......只要能弄到錢，當然越多越好，採訪稿件可以先放一放。甚至更多的時候，採訪只不過是弄錢的一種手段而已。大家想想，當記者把採訪與弄錢這兩個任務混在一起的時候，包括媒體創收和自己私下創收，他怎麼主持正義？他怎麼做公眾的代言人？」
中國一些人紛紛要求曝光受賄記者的身份和他們所在的媒體。但是迄今為止，只有《中國日報》的報導確認了一個《網際網路周刊》記者的姓名。美國之音12月2日報導說：「對於這些涉案記者沒有被公布身份的緣由，浙江省杭州市的獨立記者、新聞評論人士昝愛宗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局可能是顧忌官方媒體的形象。他說： 『沒點名很可能有一點含義，就是有中央媒體的名字。如果公布就有可能引起輿論轟動。尤其是網絡媒體，會把這個事情作成一個熱點問題，記者拿紅包。......假如裡面有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或者是中國字頭的報紙，那這些報紙的壓力非常大。』」
美聯社11月30日報導：「這種行賄做法很普遍，目的是不讓上級領導人發現事故，避免被解職或者處分。這種行賄常常以廣告費或者訂閱費的名義出現。蔚縣官員更有理由把這次事故壓下來，因為事故發生在北京奧運會開幕的三個星期之前，當時中國正在進行全國安全運動，中央政府爭取只把中國最正面的形象呈現給世界。」
湖北日報傳媒集團董事長兼社長江作蘇11月30日在《中國新聞出版報》和荊楚網上發表文章說：「新聞的底線是，如果做不到全部說真話的話，那起碼不能說假話，特別是不能在人命關天的問題上編瞎話。非常不幸的是，這個底線還是被屢屢衝破。」
他說：「曝光的力量真是大，因為陽光下沒有什麼可以腐敗。從這個意義上講，公信的力量少不得公開的作為，連公開都做不到，恐怕難以達到公信。那些願意付錢買記者的人一定振振有詞：不是有好多事沒有公開麼，這件事也請你們識相點別公開了，並且你還能收錢得好處，何樂不為？這是非常可怕而現實的潛規則。而不幸的是，的確有潛規則存在。」
江作蘇說：「通過這次蔚縣礦難事件，看來不能不向這種潛規則宣戰了......。今後在新聞工作中，不要搞可報可不報的潛規則，遇有人命關天的大事必須要報，不報就要法律追究，這樣的規則形成了，才能形成大氣候，使得試法者不得為之。」
只是，這種想法符合中宣部的新聞原則嗎？
新華社11月30日的報導說：「事故發生後，有多家媒體單位的記者採訪，要求了解報導事故情況。為瞞報事故，礦主共支付260多萬元用於收買記者。」
《中國青年報》11月30日的文章指出：「記者收受紅包，尤其是發礦難財，雖為公眾所深惡痛絕，為黨紀國法所不容，可一直禁而不止，如惡性疾患一般，一碰到『溫床』就發作。2002年，山西繁峙一金礦發生礦難，多名記者收受礦主現金或金元寶；2005年，河南汝州發生一起礦難，當地政府竟然向前去採訪的 450多名真假記者發放近20萬元的紅包，導致記者集體失語；2008年，山西霍寶干河煤礦礦難，為掩蓋事實，煤礦向記者發放『封口費』......。」
《雪梨先驅晨報》12月2日報導說：「在發生事故之後，記者拿封口費的做法非常盛行，以至於一些人假冒報紙記者，對一些老闆進行敲詐勒索。」
不過，中國媒體對這件事的譴責大多是指責無良記者缺少職業道德。南方報網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說：「『260萬元收買記者』，暴露出了一些新聞工作者職業操守的不堅定與法律意識的淡薄，暴露出了部分新聞工作者缺乏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荊楚網11月28日的一篇文章說：「他們丟了新聞界的臉，他們撕下了記者身上道德的外衣，他們辜負了黨的期望，他們讓老百姓在心坎上給新聞工作者抹了黑。」
東方網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指出：「由於近年來社會風氣受到污染，金錢拜物教橫行，記者的隊伍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腐蝕，一些記者收錢寫報導已成為 『行規』，在一些該伸張正義的地方，記者則常常『缺席』；有的記者甚至為了錢，不惜為醜陋的社會現象障目。」
然而在記者收受賄賂而「封口」的行為中，政府和國有媒體扮演了什麼角色呢？新華社的報導說是礦主行賄260萬元，但是英文的《中國日報》11月30日的報導在提到礦主行賄260萬元的同時，還報導說：「檢方表示，蔚縣政府向他的報紙支付了兩個整版的廣告費25萬元，以及3萬元的『訂閱費』。」
這是否說明，除了10名記者拿到260萬元之外，蔚縣政府還另外向他們所在的媒體支付了一筆封口費呢？如果每個記者所在的媒體又從蔚縣政府拿到二、三十萬元「廣告費」和「訂閱費」，那麼總的賄賂金額就要加倍了。或者是礦主通過縣政府把這筆錢轉交給記者？這些，《中國日報》的報導都沒有說明。當然，報導蔚縣政府參與向記者和媒體行賄的只有這一家報紙，而且還是大多數中國人不看的《中國日報》。
《西安晚報》11月29日的評論說：「蔚縣礦難能夠真相大白於天下，與網名為『天馬行空』的戴驍軍與其同行『直播山西』通過向安監部門反映、網絡發帖等形式分不開的。」
戴驍軍何許人也？《西安晚報》的評論說：「戴驍軍恰恰是親歷『封口費』的記者。」
不錯，英國廣播公司BBC11月28日報導說：「就在一年前的這個時候，中國新聞當局處理了另外一起記者收受礦主『封口費』事件。當年9月20日，山西霍寶干河煤礦發生一起死亡礦工1人的責任事故，事後多名記者到煤礦要求了解事故情況，但紛紛收取了礦主發放的封口費。不過記者收封口費的情況被《西部時報》通訊員戴驍軍拍攝下來，照片發表後引起輿論大嘩。」
然而《西安晚報》的評論也不無感慨地說：「的確存在不為金錢所動、堅持正義的記者。但是，現實的問題是，就是這樣堅持正義的記者，要揭露瞞報事件的真相，也要費太多的周折，才最終舉報成功。」「如果媒體的監督權能夠得到充分的保障，只要有一個不被收買的記者，瞞報就會落空。......在媒體的監督權能夠被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即便有記者『被收買』，也不過是個人的悲哀，與媒體監督無關。」
以《中國日報》報導的蔚縣政府支付「廣告費」和「訂閱費」的情況來看，那些記者所在的媒體都是這些賄賂的直接受益者，有沒有因此被收買，很值得懷疑。
正如中企新傳媒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所說：「很多記者的採訪本來就包括兩方面的目的，一是為了完成自己的採訪任務，二就是為了弄錢。弄錢的任務有的是媒體交代的，有的是記者私下給自己安排的。......只要能弄到錢，當然越多越好，採訪稿件可以先放一放。甚至更多的時候，採訪只不過是弄錢的一種手段而已。大家想想，當記者把採訪與弄錢這兩個任務混在一起的時候，包括媒體創收和自己私下創收，他怎麼主持正義？他怎麼做公眾的代言人？」
中國一些人紛紛要求曝光受賄記者的身份和他們所在的媒體。但是迄今為止，只有《中國日報》的報導確認了一個《網際網路周刊》記者的姓名。美國之音12月2日報導說：「對於這些涉案記者沒有被公布身份的緣由，浙江省杭州市的獨立記者、新聞評論人士昝愛宗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局可能是顧忌官方媒體的形象。他說： 『沒點名很可能有一點含義，就是有中央媒體的名字。如果公布就有可能引起輿論轟動。尤其是網絡媒體，會把這個事情作成一個熱點問題，記者拿紅包。......假如裡面有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或者是中國字頭的報紙，那這些報紙的壓力非常大。』」
美聯社11月30日報導：「這種行賄做法很普遍，目的是不讓上級領導人發現事故，避免被解職或者處分。這種行賄常常以廣告費或者訂閱費的名義出現。蔚縣官員更有理由把這次事故壓下來，因為事故發生在北京奧運會開幕的三個星期之前，當時中國正在進行全國安全運動，中央政府爭取只把中國最正面的形象呈現給世界。」
湖北日報傳媒集團董事長兼社長江作蘇11月30日在《中國新聞出版報》和荊楚網上發表文章說：「新聞的底線是，如果做不到全部說真話的話，那起碼不能說假話，特別是不能在人命關天的問題上編瞎話。非常不幸的是，這個底線還是被屢屢衝破。」
他說：「曝光的力量真是大，因為陽光下沒有什麼可以腐敗。從這個意義上講，公信的力量少不得公開的作為，連公開都做不到，恐怕難以達到公信。那些願意付錢買記者的人一定振振有詞：不是有好多事沒有公開麼，這件事也請你們識相點別公開了，並且你還能收錢得好處，何樂不為？這是非常可怕而現實的潛規則。而不幸的是，的確有潛規則存在。」
江作蘇說：「通過這次蔚縣礦難事件，看來不能不向這種潛規則宣戰了......。今後在新聞工作中，不要搞可報可不報的潛規則，遇有人命關天的大事必須要報，不報就要法律追究，這樣的規則形成了，才能形成大氣候，使得試法者不得為之。」
只是，這種想法符合中宣部的新聞原則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