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蒙的那所小學，十年前就成了廢校了，這是讓我傷心的一件事。
知道此事時，我正在首都一家媒體做記者，我知道，在鄉村青壯年大批攜兒女外出、本地適齡兒童人數逐年減少的情形下，調整教育布局、撤併辦學條件差的村小，是教育資源合理配置的結果。
然而，理智總是代替不了情感。大約八年前我回鄉，特意跑到那所小學前，此時學校已賣與一位村民做了養豬場。廢校成豬圈，也算是盤活存量吧。我於細雨中佇立在廢校前許久，聞污穢之氣，聽嗷叫之聲，心情真如幾千年中《詩經》中那位回到故土的老兵，「昔我往矣；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學校修建於「文革」晚期。我對她最初的記憶，是原來在公社讀小學的哥哥，和同生產大隊一幫孩子歡天喜地搬回新建的學校。校舍和大隊部，是全大隊當時僅有的三幢完全用紅磚房砌成的房屋，在土磚黑瓦的農舍中，鶴立雞群。剛建成的校舍，哥哥和同學只能以磚頭上架一長條木板做課桌，而凳子則是從學生家中搬來，高低不一。
一年後，哥哥升學去了公社讀初中，姐姐仍在小學中就讀。我那時說話尚不利落，可愛跟隨姐姐去上學，而農家女帶弟弟妹妹上小學，在彼時亦屬正常。在剛有記憶的我心中，學校是個大遊戲場，因為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很少正兒八經地坐在教室里聽課，動不動就在老師帶領下，敲鑼打鼓，彩旗飄飄地遊行在大隊的土路上、田埂上，呼喊各類口號，唱著各類紅歌。我記得一句：「幹部帶了頭，群眾有勁頭。」若干年後考證此事，那時候正當「批鄧 」高峰，反擊右傾翻案，舉國上下，從北京的黃帥，到偏僻湘中山村的姐姐，孩子們都成了一場運動的群眾演員。
1976年的秋季，我嚷著要去上學，但當時我才五歲，離規定發蒙的七歲尚遠，母親好說歹說許諾我明年一定送我讀書。就在那個九月，高音喇叭里傳來幾乎所有農夫村婦不敢相信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一位本家奶奶大惑不解地說，毛主席不是萬壽無疆，長生不老么、。怎麼說走了就走了？這下子誰來管我們呀。
八億神州盡縞素後不久，突然北京城又傳來消息，「四人幫」被打倒了。四人幫是「王、張、江、姚」四人，三男一女，江還是毛主席的婆娘。老人們大惑不解地議論，毛主席那樣厲害，何的就管不住自己的婆娘呢？而有見多識廣、聽過《封神演義》故事的老人說，那姓江的就是蘇妲己轉世。 -----那個時代的人單純，沒人往深里尋思，若將江比喻成蘇妲己，那誰是商紂王呀？
打倒「四人幫」，小學校又鬧熱起來了。未能入學的我，徒有羨魚之情，跑到學校看那些小學生們演戲。四個孩子扮演成「 王、張、江、姚」四人，老師和其他同學仿照鬥地主的批鬥會。老師大喊一聲某人的名字，扮演者乖乖地佝僂著背站到講台前，等四人站齊了，老師就帶領其他同學振臂呼喊口號：「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打倒四人幫，人民喜洋洋。」「打倒四人幫，生產大勝仗」等等。何謂「粉碎」？我回家問哥哥，哥哥拿一個土坷拉，用手一捏，碎了，然後告訴我說，這就叫「粉碎」。我更是迷惑，四個人，一下子這樣將他們粉碎，哪得多高的武功呀？
某夜，生產隊社員們被叫醒，去接「寶像」，我也從床上爬起來跟著看鬧熱。寶像有兩張，一張是熟悉的毛主席像，另一張寶像上的人物看起來年輕英俊，理著平頭，大人說這是接毛主席班的華主席，毛主席生前對他說過：「你辦事，我放心。」
好不容易盼到了 1977年秋季開學，我終於能拿著母親手縫的書包和2元5角錢，去小學校報名了。一年級的班主任陳老師是我的親嬸娘，其他幾位老師多是沾親帶故的。最年長的鄧老師是本家嬸娘，校長張老師退伍軍人，是本家姑父，另一位高中畢業不久的李老師，是本家叔父。有個女蔣老師，我姐姐的班主任，和另一位男陳老師不算是親戚。幾位老師，無一是吃國家糧的公辦教師，全部是隊上掙工分的民辦教師，只是他們在穿著、舉止上比一般的農民稍微洋氣一些。
等我入學時，磚頭搭木板的課桌被淘汰了，全是大隊的木匠一張張做出來的新課桌，大多是松木，還散發著好聞的松香。班上的同學，多來自大隊三大姓：李、張、孫，多是同族兄弟或叔侄，其他還有陳、蔣、何、銀、隆、黃等大隊的小姓。
上學第一天，拿了書本回家後，母親問老師今天叫你認什麼字呀？我回答：就認了個「男廁所」、「女廁所」。確是如此，當新同學們排定座位後，陳老師帶著我們走到校舍背後一棟矮房子，對我們說，這就是廁所，這邊是男廁所，那邊是女廁所。你們現在是學生了，不是放牛、打豬草的伢子、妹子了，不能隨地解手，一定要上這個廁所里來，男的只能進男廁所，女的只能進女廁所。千萬不能搞錯。
知道解手要上廁所，知道男女之大防，這大約是中國傳統的文明教化之始。雖經前幾十年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這一點是不變的。
可能是毛主席逝世、四人幫被打倒這場大的變故發生還不久，我們拿到的語文課本，除了前兩張彩頁，分別是毛、華的彩像，其他的課文還沿襲「文革」時期的內容。比如第十課是毛主席語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插圖是一個鬼鬼祟祟的地主分子，去生產隊的牛圈裡投毒；還有一課是：「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親自來領導。」最後兩課是歌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赤腳醫生的，我感覺到大為親切。因為我家就住有城裡來的知青，我叫她「小飛」姐姐，我的母親就是一個「赤腳醫生」。
等我弟弟開蒙上學時，語文課本內容幾乎全變了。在我讀三年級的時候，大隊裡的知青都回城了，他們留下的戰天鬥地痕跡，便是將幾座長滿茶樹和松林的山頭剃光，變成紅薯地。
就在我入學後的那個冬天，學校少了兩位老師。本家叔叔的李老師，他父親是大隊書記，那年當兵去廣西了；而陳老師，在 1977年冬天考上了武漢鋼鐵學院。那年開始，山村的老人都知道，讀書人又可以進城趕考了，讀書總比做田有出息。十數年的斯文掃地，並不能改變這個古老民族對讀書人的尊重。而當兵和讀書，也成為農家孩子躍出農門，改換身份的兩條羊腸小道。而去當兵的李老師，更是演繹了一段傳奇。1979 年他參加了跨出南疆進入他國的一場戰爭，大軍回國後，此人不見了。都以為死在槍林彈雨的亞熱帶叢林裡，他的母親整天在家裡以淚洗面。可幾年後奇蹟發生了，他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兩國戰俘交換的名錄中。不久後他復員回到了家鄉，而一隻耳朵因在戰俘營的虐待已經失聰。
那位在恢復高考後首屆考上大學的陳老師，他家的滿妹陳柳青和我是同班同學，我們倆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同班到高中三年級，兩人的成績一直難分勝負，只是在1989年的高考中，我發揮超常，高她30餘分，有了一重點本科一大專的差別。陳家有四兄妹，四兄妹所創造的學業成績團體記錄，恐怕全縣甚至全市至今無人能打破。
我上一年級時，柳青的三哥陳前輝正好是四年級。一入校，他的大名就被老師一次次灌到耳朵中來，這人幾乎過目不忘，而且思維能力極強，老師解不出的難題，就讓他解，以他的答案為標準。------在一個全部是民辦教師擔綱的小村校，這並不奇怪，但他這種「神奇」一直保持著初中、高中。私下裡，我們從來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的綽號「憨爺」。這個綽號，我想大約取其「憨厚」之意，這人總是微笑著，待人溫和，調皮孩子的劣習他一點都沒有，穿著樸素，在家干農活也是一把好手。在那個年代，書中所說的「德才兼備」，憨爺就是我們眼前的活標本。因為他的過於優秀，我等這類成績還算不錯的孩子，就黯然失色了。
他的母親是大隊婦聯主任，我的母親是赤腳醫生；他的父親在縣裡另一個區委當國家幹部，我父親是公社衛生院長，兩家都是「半邊戶」。-------那個年代特殊的稱謂，即父母一方絕大多數是父親吃國家糧，母親帶著孩子在農村。這樣的家庭，母親多半是女強人，由於家中沒有男勞力掙工分，因此生產隊的給這種家庭的口糧標準定得很低，到年底必定「超支」------即拿錢給生產隊，算是買回自家的口糧。「半邊戶」的孩子，因為父親在外面工作，所要承擔的農活更重，但由於父母較村里其他孩子的父母，眼界更為開闊，更重視子女教育，由於父親掙工資，相對而言子女的學習條件更好一些。憨爺的母親蕭阿姨和我母親，在那個閉塞的山村，算是農婦中受過一定教育的少數人，因此她倆有共同語言，相當投緣，這種友情一直維繫到現在。因此我母親，在責罵我頑皮的時候，總要將他拿出來做比較，讓我幼小的自尊心備受打擊。我常常藉口上茅廁，拿一本《水滸傳》、《西遊記》之類的閒書，蹲在茅坑上津津有味能看一個小時，全然不顧蒼蠅的飛舞和屎尿的惡臭。母親很熟悉我這種逃避勞作的伎倆，往往忍不住走來將我掄出來，沒收手中的書，還會痛心疾首地加上幾句：你要是不把功夫花在讀這種沒用的閒書上，像陳前輝那樣，用在讀課文、做作業上，你的成績保險不會比他的差。 ------然而我天生愛看閒書，至今猶然，母親的叮囑起不了什麼作用。
在我和柳青讀初二那年，陳前輝一舉成名。他那年16歲，是縣一中最後一撥兩年制高中畢業生------此後全地區已實行三年制。而陳前輝參加高考的1984年，湖南部分地市已是三年制高中。也就是說，他和那些多讀了一年高中的考生一起參加考試，竟然考取了湖南省全省理科第一名，被北京大學錄取。記者聞訊前來採訪時，他還在田裡一身泥、一身水田搞「雙搶」。 -------1984年，是我記憶中分田到戶的第三個年頭，為自家的田地幹活，農民們暴發了空前的勞作熱情，真是男女老少其上陣，連剛上小學的兒童，也去田裡給踩打穀機的大人遞禾，像陳前輝這樣的高中生，自然是主要勞動力了。那幾年，因為有這樣一個出色的哥哥，柳青在我面前顯得很自豪。再過了一年，我和柳青又進了一所高中，成為同班同學，她的二哥是我們的政治老師、學校的團委書記。再後來，陳前輝去了美國留學，他出國前我見到他最後的一面，是我和柳青高考上線，他當時是北大遙感所的研究生，回到家中，給他妹妹填志願出主意。而此前，那個舉世矚目的劫難之夏剛剛過去，家鄉曾流傳他在北大讀書時人身安全的種種謠言。就在我們上大學後不久，他去了美國，現在和妻兒定居在大洋彼岸，過著美國典型的中產階級生活。而柳青和他的二哥，不滿足於在老家沉悶的生活，工作多年後先後考上廣州高校的研究生，研究生畢業後定居了羊城。不知道，在美國的陳前輝，是否知道當年開蒙那所小學，已經成了廢校，他會不會想起學校操坪前，兩棵常用來掛露天電影幕布的大樟樹？樟樹十來年前就砍伐掉了。
學校後面有一口大池塘，清澈的水面，常有水鳥飛來，岸邊山丘上長著蓊鬱的松樹林，坐在窗前的我，常常望著那片水面，心思漫遊天地，把那裡當成魯迅筆下的百草園，感覺到時光是那樣的漫長，不知道自己何時能長大，能離開這個山鄉。夏天的課餘，總有孩子偷偷下水游泳，而我從小受父親「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的庭訓，不敢跟著他們下水，連去公社過馬路，也要先停下來看清楚有沒有車過來才敢邁步。因此這種「惜命」被當成膽小而譏笑，但我從來不氣惱，一個內心豐富、愛幻想的小孩，往往對現實中的際遇不太在意，因為他相信未來的世界會更美好。
就在我升入五年級的那個秋天，「大鍋飯」散夥了，生產隊的田、土、山林、耕牛、農具被分得一乾二淨，而我的爺爺，就在那個冬天過世。第二年秋季開學，我升入到公社的初中，學校在四華里之外，那時候覺得步行去上學，好遠好遠。我的人生，翻開了新的一章。
那所廢棄的小學存續也就二十來年，其學生來源於一個800多人的行政村，其師資從未有過師範科班出身的公辦教師，教學條件更是簡陋得無以復加。然而，從這個學校走出了不下40位大學生，其中包括我在文中提到的省高考理科狀元，這確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教育學課題。或許要歸功於敝村的尊文重教的風氣？或許要歸功那些土生土長民辦教師的純樸良善？或許要歸功那所廢校的風水？
廢校的全名是「新邵縣言栗公社了田小學」，後改為「言栗鄉了田小學」，再後來小學被撤了，而言栗鄉因「撤區並鄉」併入了小塘鄉，業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註：在一段時期里，縣和鄉（公社）之間還有一級行政設置：區，每個區管轄若干個鄉。那時候從中央政府，到省（自治區、直轄市）、地級市或州、專區，再到縣、區、鄉，共有六級行政機構，是中國歷史上行政層級最多的。確有疊床架屋、增加行政成本的弊病。縣、鄉之間的區順利撤除了，現在中國面臨的行政改革難題就是省直管縣，廢除地級市管縣。]但對我而言，這所小學和兩株綠蔭婆娑的香樟樹，一直長存在我的記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