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1978年)，胡耀邦還不是政治局委員，還沒有陳永貴的官大(陳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不過胡耀邦敢說敢幹，他在中央 黨校講起學大寨修建人造平原來，就直截了當地說那是勞民傷財。胡耀邦文革期間挨整下，在農業生產第一線多年，對學大寨搞農田基本建設中的形式主義和花架子 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對陳永貴極端重視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不以為然。直到多年以後，水利部長錢正英每次找他談有關農田水利建設的問題仍然戰戰兢兢，胡 耀邦一聽這種話題就不高興。
陳永貴聽說胡耀邦把他那套寶貝說成是勞民傷財，不由得火冒三丈，滿臉怒容地罵道:「胡耀邦?他?!什麼他媽的胡耀邦?胡亂邦!農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陳永貴多次與胡耀邦及其主張發生衝突。國外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分析了他們搞到的陳永貴在三中全會上的講話稿，認為陳永貴對正在實行的方針路線的「修正主義」性質產生了懷疑。
就在這次會議上，按華國鋒的路子起草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文件被推翻，胡耀邦另起爐灶搞了一份。胡耀邦的「決定」指責了窮過渡和平調風，強調了按勞分 配的物質利益原則，批評了農村中普遍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還宣布今後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當成資本主義來批。這一切都像是指著陳永貴的鼻子 訓斥他。
在胡耀邦搞的那份洋洋一萬五千言的決定中，只有一處提了一句學大寨，後面還馬上補充說，大寨要對自己一分為二。
陳永貴怒氣沖沖。三中全會開會期間，山西省委副書記李韓鎖領著兒子去交道口看望陳永貴，當時陳永貴正在院子裡來回踱步，一臉氣哼哼的神色，見了人連招呼也不打。李韓鎖問:「老陳，你這是咋啦?」陳永貴將手一揮，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時間，陳永貴火氣很大，幾乎逢人便罵。華國鋒顯然看出陳永貴的不滿，而且認為這樣下去也不行，便在三中全會期間專門找他談了話。最後在表決的時候，儘管三中全會所主張的用經濟的方法管理經濟工作的路線與大寨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路線不一致，陳永貴還是投了贊成票，擁護三中全會的各項決議。
陳永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舉了手，可心裡並不舒服。散會後他往昔陽打電話，剛說幾句就壓不住火了，照老辦法罵道:「什麼他媽胡耀邦?胡亂邦!」三中全會後，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進入了中央政治局。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會閉幕不過20天，胡耀邦主持召開了著名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繼續討論那些尚 未在黨內會議上爭論清楚的問題。這個務虛會公開號召打破枷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轉發了一篇中央黨校《理論動態》上的五六千字的長文，題目是《實踐是檢驗這裡的唯一標準》。第 二天《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了這篇長文。人們恍然大悟。記性好嗅覺靈的人還把這篇文章與一年前華國鋒批發的一篇「兩報一刊」社論聯繫起來，那 篇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肯定過的就不能改，毛澤東的話似乎成了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麼到底什麼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的兩股政治勢力圍繞這個哲學問題開始過招，暗自較上了勁。
陳永貴不肯公開表態。昔陽和大寨也和老陳一樣不表態，就好像根本沒有這麼回事。在這個問題上，陳永貴和華國鋒一致，華國鋒就指示中央的宣傳部門對這場運動「不表態」、「不介入」。汪東興更進一步，在一些場合指責了這篇文章。
但是，各省市自治區的書記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卻陸續發表公開講話或發表文章，微妙的「站隊式」表態開始了。到1978年底，不過半年時間，絕大多數省份和軍區的首腦已經站到了「實踐派」的大旗下，一場政治較量在哲學高論中初步見了分曉。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宣布黨的理論務虛會開幕。他一上來就談到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他說:「有些同志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以及參加討論的其它文章和發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說那時『丟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這次，開了80多天的會議，討論到毛澤東主席的歷史地位問題，討論了「西單牆」問題，也初步涉及到對大寨的評價問題。對陳永貴來說，這些都是性命攸關的大問題。
陳永貴認真關注著這次會議。他不能容忍說毛澤東一個「不」字。1979年5月7日，陳永貴回到昔陽，向36位縣委委員和公社書記透露了務虛會上的一些 情況。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會議室里，神情嚴肅地說:「問題發現不少。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所反映的問題不少。而且替毛主席說話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 薄一波講話講得好，他說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這要出大問題的。」
緊接著，陳永貴又透露了一些務虛會上關於大寨的爭論，不過講的都是有利於穩定軍心的那一部分內容。他說:「這是大的問題(指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小的問題就是學大寨問題。王任重說要搞水土保持，還要植樹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說沒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鄧副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告訴胡耀邦，告訴新華社、人民日報，報紙不要再罵大寨了嘛。你再罵，沒人搞農田基本建設了。
在理論務虛會上，鄧小平針對當時針對自由化思潮和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提法使陳永貴多少感到幾分欣慰。「對四個堅持是滿意的。」陳永貴說。
他又談起大隊核算和自留地問題。這兩個問題在三中全會通過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決定草案中已經明確提到，即堅持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支持社員種自留 地和發展家庭副業。陳永貴在那次會議上也舉了手。但是昔陽已經把自留地收歸集體多年，大隊核算也搞了多年，這又該怎麼辦呢?主動退回去?陳永貴沒有明說。
陳永貴不服輸。胡耀邦也不手軟。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間，報紙上對大寨的宣傳急劇減少，一些地方對此頗有微詞，壓力漸漸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報》刊登的一組文章，硬是公開點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標題是《吃虧就在一個「左」字上——神池縣部分農業勞動模範談 農業學大寨中的經驗教訓》。其他幾篇標題也瞄準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經驗」。在此前後，新華社內參上也開始反映昔陽虛報糧食產量和學大寨越學越窮之類的事實 和問題。
陳永貴的火氣越來越大，他到處罵胡耀邦是胡亂邦，罵來罵去，這些話傳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據說，有一天，胡耀邦打電話給陳永貴，要陳永貴到他那裡去一下。陳永貴去了，進門坐下。胡耀邦直來直去地問道:「聽說你罵我胡亂邦?」陳永貴不吭氣，緊閉嘴巴坐著。兩個人對峙著沉默了好久。最後胡耀邦擺了個台階， 說: 「唉，我相信你不是這種人。」陳永貴仍不說話。過了一會兒，默默地站起來，出了門。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准見報了一篇人民日報社論，題目是《再也不能幹西水東調那樣的蠢事了》。這天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把這句 對陳永貴心愛的改天換地工程的尖刻評論送到了數億聽眾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國老百姓也知道了:陳永貴副總理的日子不好過了。
胡耀邦對陳永貴倒沒有什麼個人恩怨。陳永貴下台後，胡耀邦勸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張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眾議，為陳永貴保留了高幹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