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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和節選:劉曉波8964《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點評和節選:《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一章
劉曉波著,時報文化1992年9月出版

三妹點評:
二0一0年五月二十五日

對於那些陷於監獄,被中共逼迫而無奈地違心 「悔罪」 的政治犯,人們多以理解和同情的態度待之。可是,劉曉波則不同。他既寫悔罪書又在電視上以片面的「真話」誤導觀眾,還寫書為自己的一系列低劣行為找 「堂而皇之」 的理由,劉曉波的這些欺世盜名的表現,很難 令人「認同」。所以作家劉賓雁、王若望、鄭義等都站出來批駁劉曉波這本荒謬絕倫的書。

劉曉波的《獨白》一共由三章組成,只有第一章(由四小節組成)是所謂的懺悔。後兩章都是寫的天安門廣場運動:第二章題目是《我參加八九抗議運動》,第三章的題目是《絕食在紀念碑》。這後兩章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描寫是「灰色的」,當然都是他所看到的「真實」:學生佔領廣場期間髒亂不堪,學生的情緒幼稚而過激,廣場充斥著各種「謊言」,學生領袖不懂民主、為爭權奪利而爭吵不休 ……。由於劉賓雁、王若望、鄭義等人已撰文批駁了他這兩章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偏頗的描述(見附件),為避免重複,此處只節選和點評第一章。

劉曉波在他的《獨白》一書中的第一章中為自己說謊列出了數個理由:
「理由之一」令人感到他並不是在懺悔自己的說謊,而是在大義凜然地譴責全體中國人的說謊。

「理由之三」 令人感到他拿民主當招牌,把說謊當成一項高尚的事業。這使人清楚看出,他的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審判中的陳詞《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只不過是他二十年前寫的《獨白》的故伎重演。就因為《獨白》中已經理直氣壯地為說謊辯白,他才在《我沒有敵人》中睜著眼睛再次說出矛盾百出的瞎話:既說中共對他的治罪是以言治罪,又稱讚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是「標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還稱讚監獄的「柔性化的管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讓人感到溫暖」。

「理由之五」更是翻雲覆雨地為自己「六•四」 後在電視上為中共掩蓋罪責所說的謊言辯護,他堅持,那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是為了樹立自己的英雄形象有意歪曲事實、撒謊,而我劉曉波是在講真話。「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針見血地道破事實」。他這哪裡是在懺悔,分明是在打著懺悔的牌子為自己開脫和抬高自己的「英雄形象」:他是多麼大義凜然地站出來保護「說真話」的侯德健,與侯德健站在真理一邊共同承擔那些盲目相信謊言的世人的指責。劉曉波就是這樣冠冕堂皇地、似是而非地說片面 的「真話」,以偏概全地誤導眾人,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同樣,中共配合劉曉波進行宣傳也做得非常成功。它把劉曉波的悔罪書作為大學生的洗腦教材在各大學集體宣講學習。劉曉波這份「才華橫溢、不同凡響」的悔罪書對那些崇拜劉老師的年輕大學生而言,其教育作用遠遠勝過中共的教科書。

劉曉波在《獨白》發表後,又寫了一篇文章《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詆毀天安門學生運動「達到新的烈度」(鄭義語),因而引發了中國三位著名作家鄭義、王若望、劉賓雁的激烈反駁。二十年來,「精於計算,善於及時調整」 (鄭義語)的劉曉波利用人們趨於健忘的人性特點,又把自己調整成 了「英雄」。所以,這裡我們需要重讀劉曉波的《獨白》,讀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初鄭義、王若望、劉賓雁如此憤怒:劉賓雁斥問劉曉波:「為自己有背於道德的行為而作的懺悔,居然可以是謊言,可以用來欺世盜名,對道德再來一次踐踏!一個人的墮落,真的是沒有止境的嗎?!」王若望斥責劉曉波「至今還在指望它(中共)開花結果,使『執政黨走向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你豈不成了給王震、鄧小平發功的特技氣功師了? 」 鄭義說劉曉波是「以投機為榮的孤獨天才 」,「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成名欲的瘋狗攆得劉曉波滿世界亂跑。」鄭義還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常常又同情那些被成名欲的瘋狗攆得慌不擇路的人們。他們沒有定見,喪失人格,比如劉曉波,前天藐視民眾,昨天引導民眾,今天出賣民眾。」


將近二十年過去了,劉曉波還是劉曉波,他還在「惦量名利得失」去沽名釣譽、欺世盜名,還在做中共的「特技氣功師」去美化中共的人權和監獄,還在「指望它(中共)開花結果」。


下面的節選是選自劉曉波寫的《獨白》的第一章《我的悔罪和謊言》的第二節《內心的掙扎》。


讀過下面劉曉波的《獨白》後,讀者是不是會產生疑問:這樣一個污點重重又不擇手段地以說謊來為自己污點極盡掩蓋的人,有什麼資格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這樣一個翻口為雲,覆口為雨、以謊言肯定中國惡劣人權和監獄現狀的人被如此炒作去欺世盜名,是不是給我們中國人丟臉?


下面請看劉曉波的《內心掙扎》:

一.我的悔罪和謊言
(二)內心掙扎
……
從一九八九年七月份起,提審人員就要求我寫悔罪書,我始終沒答應。一直到一九九0年十一月我才答應寫。如果按照中國人的標準,我說服自己寫《悔罪書》的理由太充分了,簡直就是理直氣壯,不應受到任何非難。
理由之一:當代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已經養成了人們說謊的惡習。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可怕的默契「只要是迫於政治壓力而說謊,就能幾乎得到所有中國人的原諒、同情甚至認同。人們懂得,所謂的檢討、反省、悔罪只是表面文章,做做樣子,而在骨子裡、在內心深處則絕對不變。一九九一年上旬,全國各單位搞人人過關式的「社會主義問題問答」,在心底里、私下交談中,沒人願意寫,甚至那些具體負責此事的頭頭們也知道這是官樣文章。但是,也是在心底里,所有人都以這只不過是走走形式、應付交差為借口而填寫答卷。同樣,我在秦城監獄時所受到的政治壓力要比其他人大得多,所以走走悔罪的形式沒什麼大不了的,完全正當。這也許應了孔夫子的那句話:「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中國人屈從於專制暴虐的習慣性說謊。甚至到了如此地步:如果誰不走這個形式、不作這種官樣文章,誰就是混沌未開、不諳時事,整個兒一個傻瓜,挨整活該,很難得到社會的認同,更不要說公開伸張正義了。
理由之二:(註:對官方說謊我也說謊的懺悔,全部略)
理由之三:我是民主鬥士、中國的精英分子,肩負著民族的重任、人民的期望,我的思想、我的形象、我的聲音、我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將關係到中國的未來。如果我的聲音沉寂在獄中,豈不是對中華民族不負責任?豈不是國家的一大損失嗎?如此寶貴的財富怎麼能輕易地放棄而不惜之如生命、如自由呢?決不能!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計,為中華民族的前途想,我一定要好好活著、精心地保護自己、用一切手段爭取自由。而我一旦自由了,就能夠繼續發揮作用,完成未竟的事業。就這樣,當我把自己的謊言與民族、國家的前途聯繫起來,似乎真的感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真的感到自己完全有資格、有理由氣壯如牛地說謊。因為我不是為自己的蠅頭小利而說謊,而是為社稷江山、為千秋萬代而說謊。於是,振人心魄的奇蹟出現了——謊言的卑鄙、下流、在這種自我辯護中銷聲匿跡了,說謊非但不可恥,反而變成了一項高尚的事業、偉大的情操。此時我又想起了司馬遷筆下的韓信——這位叱吒風雲的驍將,不也曾經忍受過胯下之辱嗎?古來成大事者無不能屈能伸、無不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何況我所追求的事業那麼輝煌。就連有些對「六四」抱同情態度的警察都苦口婆心地勸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大丈夫能進能退」。無論如何,只要能跨出秦城監獄的鐵門,我又是我,生活又屬於我,世界又屬於我。一九八六年年底,我在北京各大學的演講中曾反覆引用過一位美國哲學家關於愛國主義的評論:「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後一個避難所」。而現在對於我來說,民主是謊言的最佳避難所,樹起「爭取民主」的招牌,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心安理得地當懦夫。在當代中國,一個里外通明的真實懦夫難以被公眾接受,但是扛著鮮紅旗幟的懦夫卻能引來成群的圍觀者,旗幟的金光燦爛既欺人又欺己。
理由之四:提審人員、監管人員以及站崗的武警戰士的同情、理解、關心和勸說。(全部略)
理由之五:親情。(與父親見面的部分略)
……
一九八九年九月份,官方安排了一次採訪,讓我談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經歷的清場過程。當時,我的思想還處在堅硬到底、死不認罪的時期。所以,接受官方的採訪也經過了一番內心的掙扎。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場的事實是沒有死人,這種採訪的目的也主要不是為了澄清事實,而是官方為自己開槍殺人做辯護,沒有死人的事實僅僅是達到官方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我如果接受採訪,就等於甘願充當官方的工具,其社會影響肯定極壞。因為當時的全世界都相信戒嚴部隊血洗了天安門廣場,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也為了樹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流成河(吾爾開希、柴玲、李碌等人皆如此)。我出現在電視上證明沒看見打死人,豈不是要觸怒全世界,對我的公眾形象極為不利。既然我已經下決心堅持,就乾脆拒絕採訪。這種拒絕一可以表明我不與官方合作的姿態,二可以增加我自己的殉難光輝,但是,面對歷史事實的沉默也近於說謊。

基於我對政治影響和自身形象的考慮,我拒絕了兩次提審人員的勸說。但是,他們拿出了《人民日報》所登載侯德健關於清場過程的訪問錄,並勸說道:「事實永遠是事實,既然你沒有看見打死人,沒有看到血流成河,為什麼不敢澄清事實,講真話呢?難道講真話也要顧慮重重,這可不是你劉曉波的性格。再說,我們一直認為你們四人組織的和平撤離是立功表現。講出事實,對誰都沒有壞處。」

提審人員的話打動了我。我一下子找到了接受採訪的充分理由。1.清場時我沒見到打死人是事實,講事實是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我最討厭中國人為樹立道德美名而寧願歪曲事實的道德至上主義,吾爾開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實的抉擇中,選擇了道德美名而拋棄了尊重事實。在一定意義上,特別是在此次運動中,選擇尊重事實的確需要勇氣。因而,儘管這次採訪可能會損害我的道德名譽,但我寧可如此也不歪曲事實,相信總有一天歷史會澄清的。2.德健已經講出了清場事實,他正在受到巨大的社會輿論的壓力,人們的盲目和狂熱足以淹沒侯德健的真誠的聲音。既然講出事實要承擔全世界的指責,那麼作為事實目擊者的我決不能讓侯德健一人承擔這種指責。如果我保持沉默,只能加強世人對謊言的盲目相信和對德健的指責。因為我和德健都是清場過程的目擊者。德健講出沒死人的事實而我卻保持沉默,這等於在證明德健為保存自己而為政府作偽證,等於把德健一人推向萬夫所指的前台,獨自承擔所有指責。如果我出面作證,講出目擊事實,一可以增加事實的可信度,二可以和德健共同承擔不公正的指責和消極的社會影響──由謊言所煽動起來的公眾義憤。3.官方證明了清場過程中天安門廣場沒死人,並不能證明北京沒死人,開槍殺人是鐵案,決不會因為清場過程中沒死人而改變。而且,沒有導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主要原是因為學生們的和平撤離,其功勞在學生們一邊,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講出事實沒有絲毫為官方開脫責任的意味。如果學生們不主動和平撤離,而像六部口、木墀地等處那樣進行反抗,天安門廣場肯定要死人,血染廣場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基於上述理由,我接受了官方四十多分鐘的採訪,如實敘述了我目睹的清場過程。但是,在採訪結束後回秦城的路上,我非但沒有坦然,反而因想到這次採訪對自己的損害而心情沉重。如果沒有侯德健的率直,沒有他不計任何後果和政治影響地講出事實,那麼我或許也為了保持自己的公眾形象和道德名譽、而沉默、甚至說謊。這使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新衣》,那些老於世故的成年人都睜眼睛說謊,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針見血地道破事實。侯德健就是那個孩子,卻不被謊言的世界所容,這已經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悲哀,各國的新聞媒介也加深了這種悲哀。不負責任的某些流亡精英為個人功利而誤導世界的新聞媒介,媒介又誤導公眾,謊言一旦深入人心,就會變成鐵案如山的事實。

所以,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因為我只有在這個抉擇中才完全拋開一己的公眾形象,為歷史、為朋友、為自己負責。令我不安的倒是我兩次拒絕接受採訪,這種拒絕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功利的考慮,正像我出獄後為寫了《悔罪書》而後悔不已一樣。更何況我當時對自己前途的悲觀估計所產生的死硬對抗心理,並不是一種為信仰、為良知而捨棄一切的堅韌呢。否則的話,我不會在血腥味逐漸淡化之後寫下《悔罪書》。

其他三篇評劉曉波的文章,請看附件。

附件:一.鄭義評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二. 王若望與劉曉波先生的 「對話」
 三.劉賓雁:走出幻想(之四)──劉曉波眼中的天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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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這算什麼懺悔?——評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上、中、下
/鄭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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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周刊》編者按:有關「六四事件」的事實報導與歷史評價,中共官方與海內外民間歷來有不同版本。因涉『六四』流亡在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年來對事件的反省,也由於個人品格、思想深度與立場的不同,而出現針鋒相對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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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從末寫過批評個人的文章(毛澤東們除外),這次破例批評劉曉波,心裡很沉重。起意寫這篇文章大約有一年了,那是滯留香港時,《中國時報周刊》刊登了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以下簡稱《末日》)一書部分章節,北明同我看了頗有同情。這位「六四」天安門撒退中的大智大勇者,僅因在獄中寫了一紙「悔過書」便遭到許多抨擊嘲諷,實在有點不人道了。北明還特地寫了一文,發表在《開放》月刊(九二年七月號)上,為劉曉波打抱不平:

——【劉曉波在「六四」屠城時承擔了歷史的責任,和他的同伴一起,在殺人的槍口前,與戒嚴部隊談判,並說服學生,組織他們撒離廣場。……至於對自己寫悔過書一事之懺悔,是他個人的權利,是他的自我道德要求。別人是無權指責的。難道我們不應當更加寬容和人道地對待那些曾為中國的進步事業作出過努力,承受過苦難的人們嗎?……專制統治者要千方百計地剷除自己的反對者,他們有意利用各種手段,製造叛徒,毀滅英雄。而人民,會永遠記住那些為民主理想作出過貢獻,付出過代價的人。在人民心目中,高壓下的低頭也不能抹殺英雄的形象。而他們所承受的苦難將為世人所銘記。】

但不久,劉曉波的「懺悔錄」(即《末日》)出書了。一看之下,令人氣結,又受騙上當了,詆毀八九民運者,似無出其右!特別是由這樣一位「八九」的著名參與者來現身說法地詆毀,未到過現場的人不由你不信。但我還是寬解地想,不過是他這個人活得有些猥瑣,因之觀察分析能力從來不夠準確罷了,無論如何,還是蹲過秦城監獄的同道,批評文章就免了。不料,劉曉波連篇累牘地發表演講和文章,詆毀「八九」民運,以今年六月七日台灣《中央日報海外版》(轉載自《聯合報》)上發表的〈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達到新的烈度。我再也無法保持沈默。

這算什麼懺悔?(上)
鄭毅
簡介:成名欲的瘋狗攆得劉曉波滿世界亂跑。從北師大跑到美國,又從美國跑到天安門廣場,到處追尋「鮮花與掌聲」。劉曉波的「懺悔錄」(即《末日》)出書了。一看之下,令人氣結,又受騙上當了,詆毀八九民運者,似無出其右!特別是由這樣一位「八九」的著名參與者來現身說法地詆毀,未到過現場的人不由你不信。劉曉波對「八九」民運的種種醜化筆調——他筆下的知識份子、學生領袖個個都是權欲狂、名利狂,使我這個同樣的「八九」參與者驚詫莫名。《末日》所描繪的那個陰暗的「八九」民運,正是劉曉波個人陰暗心理的投射。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我下地獄,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獄。我是王八蛋,便罵天下人都是王八蛋。懺悔不應當說謊。說謊是對懺侮的最根本的否定。懺悔是個人面對上帝時真誠的低說獨白,它是人生罪惡中最後一線良知之光。如果連懺悔都是欺騙,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樣翻新的手段,我們還有什麼希望!我們並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們同樣具有,但我們總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壞,至少要保有一絲廉恥之心,不要當眾手淫。

誰在用謊言強姦「六四」

在《末日》封面,鮮紅奪目的一行字便是:「中國,除了謊言,你一無所有。」十分駭人聽聞。在「引子」中,劉如此寫道:「『六四』的槍聲驚呆了世界,中共的殘酷引起了全球性義憤。但是,更猙獰者在於,「六四」提供了一個以謊言來撈稻草、自我貼金的良好時機。各種人,懷著不同的動機,說著各異的謊言,此乃機不可失。政治性謊言、道德性謊言、求生性謊言、官方謊言、精英謊言、民間謊言……。『六四』被謊言打扮得一塌糊塗,也被謊言強姦得人老珠黃。」(《末日》十二頁)說被屠戮者被壓迫者的道德性、求生性言論(就算是謊言也罷),比獨裁政權殘酷的屠殺「更猙獰」,言之重矣!於理似失之於荒謬,於情似失之於偏袒。劉曉波不只一次反覆宣喻這個觀點:「……即左右這次運動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層出不窮的謠言。謠言的力量絕不次於任何一個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的宣言、演講。」(《末日》一八七頁)在這本書中,劉以「謊言」、「謠言」來取代、涵蓋「傳言」、「傳聞」,在文字技巧上有點小小的不道德。現代漢語里,「謊言」與「謠言」主動性極強,說左右運動的是「謠言」、「謊言」,字面後的意思即知識分子、學生領袖欺騙民眾,才鬧起「動亂」。官方用「謊言」來欺騙,民眾領袖也用「謊言」來欺騙,烏鴉落在豬身上,誰也不要說誰「黑」!這顯然是不公正的。而且,玩這種文字遊戲也是不道德的。

在「八九」民運中,確實「傳聞」極多。大量的是正確的,比如在官方每一動作之前,皆有傳聞:趙紫陽下台、實行戒嚴、五將軍聯名抗議、屯兵故宮人大會堂、決心武力清場、準備大逮捕……。大量的是誇大的,如把萬里對民運的同情誇大為在外組織政府,如把各國的抗議誇大為不承認李鵬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如把三十八軍上下的同情誇大為同二十七軍火併等等,但誰都可看出這是「事出有因」,並非空穴來風。毫無根據的傳聞也大量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一則是「鄧小平下台」,搞得省港大遊行慶祝、傳回天安門廣場,也歡呼了好一陣兒。

不必諱言,在傳統的泛道德甚至超道德的倫理規範下,在現代極權主義的政治壓迫,思想禁錮下,中國人確實有虛偽、說謊的痼疾。但傳聞、「謠言」與之不同,在嚴密封鎖資訊,壟斷傳媒的極權社會裡,民眾只有以傳聞、「謠言」、「小道兒消息」的形式來傳播重大社會信息。這是被剝奪了知情權,沒有新聞、出版、結社、集會等基本自由的民眾的反抗和特殊權利。而且北京人並沒濫用這權利,傳聞、「謠言」、「小道消息」大多正確或大多大體正確。比如,百姓就沒有中共那些彌天大謊:什麼學運「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軍隊不是來鎮壓學生的」、「絕不秋後算帳」等等。至於民間失真的「謠言」,大多是口耳相傳的變形及操作上無法核實所致。對中共不斷製造並用刺刀支持的大量真正的官方謊言不著一詞或輕描淡寫,而抓住抗衡官方謊言的民間傳言之失實(而且,大量的關鍵的並不失實)大加韃伐,恐怕有失公允,大約也並非筆誤。

高估屠殺數字不必為憤

民間把屠城的傷亡估計偏高,也是令劉曉波憤怒不已的又一大罪過。統治者嚴加掩飾罪行致使情況不明,加之民眾的義憤,一般來說,當時的估計數字要高於事實。這是各國專制政權大開殺戒之後的通常現象,不是中國人之專利,更不值得過於激動。有義憤,恐怕還是應首先沖劊子手去,然後再指責被屠殺的羔羊沒把同類的數字點准。從今而後,如果劊子手掩蓋真相,也千萬不要自行統計、估計,否則,數字有了出入,你就會比劊子手「更猙獰」。
(著名古例:《明史》記載,張獻忠殺蜀人達「六萬萬之數」,一眼看去就是史官用「謊言」把農民起義「強姦得人老珠黃」——明季全國人口亦遠不足「六萬萬之數」!但此數得來不虛:張獻忠以殺人多少論功行賞,故部下多報冒功,合計四路屠殺大軍所報之數,實為六萬萬有奇。從統計學角度來說,此數以訛傳訛,虛假不實;但在古代一般人對戶口總數缺乏正確概念的情況下,這一數字傳達給人們的是屠殺之酷烈,可與後世中央政府大移民,「湖廣填四川」之史實相互印證。這個誇大無比的數字表現了一種更為驚心動魄的本質化的歷史真實。)

關於五一五大遊行的兩個版本

在「官方謊言」、「民問謊言」之後,現在談談「精英謊言」:《末日》中的謊言。在「八九」民運中,我與劉曉波只有一次相處,那是五一五中國知識界首次大遊行。劉曉波是這樣描述的:

——【五月十五日中午剛過,嚴家其、包遵信、鄭義、柯雲路、老鬼、徐星、趙瑜等幾十人來到廣場,他們打著橫幅「首都知識界」,每人披著肩帶,寫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他們在人群的簇擁下,念了宣言,並用高喊姓名的方式與群眾見面。「嚴家其!站起來。」嚴家其站起來向人群致敬。「包遵信!」包遵信站起來向四周拱手,就像領袖來到群眾中一樣。可惜,他們的人太多,到了最後,人們似乎失去了興趣,掌聲和歡呼聲漸趨微弱。這種自視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的出場方式,白傑明曾有一針見血的分析。】
——那天,我和趙瑜是總指揮,遊行隊伍當然不是「幾十人」,而是「幾十人一的一千多倍——數萬人。隊伍佔滿了半條長安街,在上千名糾察隊員的奮力開道下浩蕩前進。當隊首已進入紀念碑西北角時,隊尾可能剛剛通過六部口。——這些,劉曉波可能沒看見,不去說它,但在他所親歷場面的描寫中卻充滿貶斥性的謊言。當時廣場上人山人海,早無立足之地,我無法把龐大的隊伍全部帶入廣場,只好原地坐下,宣布開會。首先宣讀《五•一六聲明》,大嗓門趙瑜先手持電喇叭朝北念了一遍,於是南邊鼓噪吶喊,只好又朝南念一遍,但熱情的民眾仍然要再聽一遍;再聽清楚點!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上,竟出現了這樣感人的奇觀:手執電喇叭的人念一句,周圍凡能聽清的上萬人大聲復誦一句!這巨大的齊誦聲如大海的波濤一浪浪蕩向遠方……那麼長的文件,一千五百字!廣場上不時爆出熱烈的掌聲和歡呼……——這一切,劉曉波親歷親見,但他傾向性極強地只有寥寥十三字(「他們在人群的簇擁下,念了宣言」)。對事實進行不公正的剪裁,不知道該不該算謊言。但有把握的是:顛倒事實總該算謊言!——《五•一六聲明》念完,我和趙瑜把我們目力所及的有一定知名度的知識分子叫起來發表即席演講。書生們都不習慣於在這種盛大的群眾場面講話,怯場,叫誰誰不起來,只好拉、點名「將軍」。我看沒有一個人想利用這場合來撈一票,「自視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向四周拱手,就像領袖來到群眾中一樣」。
那天的演講都是我和趙瑜硬拽起來的,只有一個例外——不是別人,正是劉曉波。他坐在我身旁,但我不認識他。他主動要求發言,對我說:「我是劉曉波。」我馬上站起來宣布姓名,請他演講。從《末日》一書的自白中我們知道了,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劉曉波,每一動作甚至每一眼神都充滿了對名利權勢的渴求。唯一的一個勇敢主動追逐名利的人向其他眾多靦腆的被硬拉起來發言亮相的人倒打一耙,這一事實太絕對,太魔幻,太令人不可思議!

「……到了最後,人們似乎失去了興趣,掌聲和歡呼聲漸趨微弱。」——極不真實。從始至終,每一位即席講演者,每講完一句話,就有上萬人齊聲復誦(同宣讀《五一六聲明》一樣),浩大的聲浪一波波傳向四方!這種感人的大場面,劉曉波應該不會忘記:因為他是靠近「最後」的演講者,而他的演講,同樣是熱情的民眾一句句復誦而達致廣場遠方的。

準備「一鳴驚人」的假「懺悔」

在香港,看完了謊言多多的《末日》,激憤地和剛逃出大陸的著名美學家高爾泰講起,特別談到前言中的這一段話:
——【友人們對《末日》手稿有種種意見,最後一種意見尤為尖刻,我剛剛聽到時真如五雷轟頂。這種批評不是針對書中關於運動本身的記述,而是直指我對自己「悔罪」的懺悔。這位朋友說;「你的懺悔儘管讀起來頗有震撼力,但這是不是-種更高級、更巧妙的自我解釋和自我辯護,甚至是不是另一種方式的偽裝……」(《末日》第八頁)。】

我同高爾泰講,劉曉波不必裝作「五雷轟頂」,我讀書的感覺是:這不是懺悔,這是另一種以貶損他人,貶損「八九」民運以來挽救自己道德形象的精心設計的……伎倆!自己心知肚明,何必假惺惺地裝出被誤解的震驚!

高爾泰沈思片刻,問:「你還記得在成都嗎?我給你講劉曉波最近來一信,說他不久又要一鳴驚人了。」——我記起來了,那是九一年晚秋,我們夫婦二人匿居於成都川師高爾泰家中。據說劉許多語驚四座的觀點之原版皆出自高爾泰,(他的創造性只是把高先生的觀點絕對化、極端化、驚人化),這一次劉寫信請高先生關照他的一位朋友,於信中隨筆寫了又將「一鳴驚人」一語。

不料又是一年過去,在香港故事重提,一推算那時間,恰是《末日》成書之前。也就是說,他早就打算以懺悔的方式(《末日》)來「一鳴驚人」了,又何苦在前言中表白一番,佯裝「五雷轟頂」呢?一條教訓:不要藐視讀者的智力。加之世界很小,謊言終要被揭穿。

九三年初夏,我同北明去紐約看望隱居寫作的詩人江河,在海灘散步時,談及時下虛偽成風,談及《末日》,江河便朗朗笑出聲:不久前,就在紐約江河家中,劉曉波賣給江河一本《末日》,併當他面明白無誤地表達了以下意思:在獄中寫了《悔罪書》,栽了,這次要通過懺悔,再撈回來——據說那口氣無知狂妄之極,讓人懷疑是否智商都出了問題。後來讀了書,江河感到的不是心理痛苦,而是生理痛苦:胃受不了,要嘔吐。

在《末日》中,劉曉波也透露出這種意識:
——【我像一個長了頭瘡的人,忌諱別人寫到或談起,當這頭瘡的存在世人皆知,無法隱瞞之時,索性就來個不掩飾,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搖過市,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堅硬、個性、我行我素和飄飄欲仙,通過不掩飾來更隱密地裝扮自己。(《未日》五十五頁)在內心深處,我相信自己還會一鳴驚人,這是我的本能、天賦和命運。而對於我來說,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寫作。(《末日》十九頁)】
——話說得已然十分明白,不需要再作闡釋。

這算什麼懺悔?——評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
/鄭義
《中國時報周刊》編者按:「八九民運」是一場凈化靈魂的群眾運動?還是一個不容錯過出鋒頭機會的歷史際遇?對「八九民運」性質的認識,在「六四』倖存者之間,分出截然不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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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是一個複雜的充滿內心衝突的人物。我們誰又不是呢?
但是,劉曉波的內心衝突較為有戲劇色彩。比如說,他從來鄙視民眾,似乎有意與尼采媲美。尼採的「超人」與蔑視民眾,是由此表述新思潮的哲思,而劉曉波的「狂人」與蔑視民眾,則是毫無理論品質的鄙俗與淺薄。

——「我蔑視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崇尚天才個人的創造力,終生的目標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孤獨天才強大,還是芸芸眾生強大。」(《末日》七十七頁)

——一次穿越糾察線到廣播站演講,曾被學生糾察隊阻擋,他接過話筒,開口之際,一種報復欲「使我決定在演講的開始高聲重複自己的名字,讓他們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們嚴加把守的學運中心發表演講。『我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青年教師,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我說出自己姓名時的那種特殊的快感,卻令我終生難忘。」(《末日》一三四頁)
(這位對劊子手還講和解、合作,既反對削弱「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又鼓勵劊子手「重塑自己的公眾形象」的和寬宏的劉曉波,對不小心得罪了他個人的芸芸眾生卻報復至此,令人不寒而慄﹗)

以投機為榮的孤獨天才

——這樣-位蔑視民眾的「孤獨天才」怎麼又捨得屈尊投入「烏合之眾」的「八九」民運呢?——投機——「……不管別人如何議論,我都堅信,「八九抗議運動」之機太值得投了,能夠投上此機,確乎上帝有眼,賜福於我,即使被指責為政治投機者,也心地坦然,無怨無悔。」(《末日》七十四頁)

我想,投機不可能是全部動機,我不敢相信在劉曉波的全部思想情感中就全然沒有真理追求和憂患情懷,但可惜的是他由己推人地事先就作出了這樣一個「定理」:「在每個重大的歷史時刻,參與者都抱著個人的目的來利用歷史的契機,投機的成功者會由此贏得各種榮譽和利益,投機的失敗者將被指責,錯過機會者將悔恨。」(《末日》七十三頁)

——我想這該算是人類常識的大膽挑戰。不必細說那些彪炳史冊的殺身成仁的眾多英烈,那些視死如歸迎向槍口和坦克的「八九」英雄們又該作何解釋?他們血流京華,該算作投機的成功者、失敗者還是錯過機會者?當然,說到底他們還是抱著個人的目的,但這早已不是劉曉波所指的世俗的一己私利,而是在歷史洪爐中經過升華結晶的一種堪稱為聖潔的信念!

關於「投機」的人生哲學,使人不能不回憶起劉曉波迅速的成名史:一次是扭住一位文化名人,一次是扭住幾乎全國作家,都是故作驚人之說,幾近全盤否定,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以一紙談話錄而名揚中外,被譽為「黑馬」、「狂人」、「大陸的柏楊」、「當代中國的尼采」,一夜成名。名是出了,只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認真對待他的那些學問?——是偏激的理論呢還是投機的工具?

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
成名欲的瘋狗攆得劉曉波滿世界亂跑。從北師大跑到美國,又從美國跑到天安門廣場,到處追尋「鮮花與掌聲」。當他面對狂飄突進的「八九」民運時,內心很是矛盾:
【一個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觀,不想捲入,因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個人,而鄙視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認為在中國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會有積極的意義。而另一個我是情緒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運動的每個環節,想在運動中佔有突出的位置,貪婪地注視著狂熱的人群,認為如此空前的運動怎麼能不留下劉曉波的痕迹。(《末日》六十九頁)】

絕食後的劉曉波站在紀念碑的最高層向下俯視,面對「從未體驗過的大眾場面」,面對「人群的狂熱歡呼」,他一下子「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講技能」(《末日》二○六頁)當時在場的一位劉曉波的好友分析說:「曉波,有沒有當年毛老頭接見紅衛兵的快感。老於世道的毛老頭兒都禁不住誘惑,你們初試雲雨,可以理解。」(《末日》二○八頁)歷史的契機往往有這樣一種「放大效應」,它使正直者成為高尚,腐敗者成為殘暴,鄙俗者成為墮落。

我常常又同情那些被成名欲的瘋狗攆得慌不擇路的人們。他們沒有定見,喪失人格,比如劉曉波,前天藐視民眾,昨天引導民眾,今天出賣民眾。為了出名得利,往往愈是人們囿於情理所不齒之事,愈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古人早有遺訓:「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黃宗羲)知識分子要追名逐利,還有什麼壞事干不出來呢!

除此之外,劉曉波對「八九」民運的種種醜化筆調——他筆下的知識份子、學生領袖個個都是權欲狂、名利狂,使我這個同樣的「八九」參與者驚詫莫名——還有另一個來源:《末日》所描繪的那個陰暗的「八九」民運,正是劉曉波個人陰暗心理的投射。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在「前言」中,他正是這樣開宗明義的:「儘管這本書帶有我個人的性格、局限和偏見,但我決不掩飾這一切。」因為要「盡量忠於我自己的體驗。」(《末日》第七頁)

——一個預先聲明的對歷史的歪曲。醉鬼對於一個動蕩、暈眩世界的堅定描述,常常使人們莫可奈何,無言以辯。尤其是碰上那種事先就聲明沒有普遍真實的(絕對的)相對主義者。如果他偏偏又是借酒裝瘋,我們更加無言以對。
我下地獄,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獄。
我是王八蛋,便罵天下人都是王八蛋。

懺悔不要說謊

共產黨以人日記入罪是不道德的,小說《牛虻》中神父利用青年的懺悔去告密更是罪惡的,因為人對上帝及良心的懺悔是神聖不可褻瀆的。那麼,我引用劉曉波的懺侮來批評他本人,是否道德?

劉曉波的某些懺悔具有一定深度。我贊同懺悔,但反對在這種懺侮的掩飾下追名逐利,不惜代價,那怕洪水滔天,我批評的是表面真誠下深處的虛偽。也就是說,我所批評的,不過是在沽名釣譽的假日記,假懺悔。它們並不神聖。懺悔不應當說謊。說謊是對懺侮的最根本的否定。懺悔是個人面對上帝時真誠的低說獨白,它是人生罪惡中最後一線良知之光。我不知道,如果連懺悔都是欺騙,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樣翻新的手段,我們還有什麼希望!我們並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們同樣具有,但我們總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壞,至少要保有一絲廉恥之心,不要當眾手淫。我們確實有撒謊的惡習,但至少不要懺悔時撒謊。

這算什麼懺悔?——評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下)
/鄭義
《中國時報周刊》編者按:……當歲月逝去,回首歷史之際,我們可能更加準確地評價「八九」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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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劉曉波素無個人恩怨。我必須在一片醜化、否定「八九」民運的聲浪中守護「八九」的光榮。「八九」民運之偉大,不僅在於慣於忍受的中國人第一次在中共面前挺直脊樑站了起來,要求結束做奴隸的歷史,還在於天安門廣場上的英勇抗爭事實上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總崩潰的開始,它已經成為確定不移的樹立起來的歷史的界碑。

誰該有「深重的罪惡感」?

「八九」起因於青年、民眾不滿中共一黨專制,腐敗無能,起而和平示威,要求加速民主化進程;中共老人一步不退,反而出動軍隊血腥屠殺。——再是搖唇鼓舌,顛倒黑白,又有誰能否認這一基本事實?歷時五十餘晝夜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嚴格遵循「和平」、「非暴力」的理性原則,沒有砸一塊玻璃,搶一個商店,刑事案件與交通事故大幅度下降,民眾自覺維護紀律,和睦友愛,許許多多人都感受到經歷了一次靈魂的純潔。甚至在屠殺現場,在血與淚與火中,仍有眾多的市民和學生保護軍人的生命……。試問,這樣壯闊宏偉,理性和平的民主運動可曾有過先例嗎?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光輝範例!理性至此,和平至此,劉曉波還要質問被屠戮者事後是否有「深重的罪惡感?」——真是天理昭昭啊!

沒有距離,便沒有歷史感。我們往往很難看清近在咫尺的偉大。當歲月逝去,回首歷史之際,我們可能更加準確地評價「八九」的光榮。我們應當為自身的種種過失和道德缺陷反思懺悔,尤其是當我們憶及那些永別了我們的死難同胞之際。但是我們無權以懺悔反思(尤其是假懺悔)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榮。因為「八九」民運不屬於我們個人,它早已屬於我們苦難的民族和全人類。

我沒有正面回答劉曉波對「八九」民運的全盤否定,一則此文著重談了誠實、道德,怕在此討論「八九」會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凡持不同意見者皆是劉曉波式的偽君子;二則篇幅已然過長了;三則不知他的種種言論是否值得認真對待?他精於計算,善於及時調整。

人民、土地與真理

批評個人並非我的目的。從作為個案的劉曉波批評中,也許我們應該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訓。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個人與群體的關係。

中國的傳統儒學崇尚「存天理滅人慾」的群體主義,共產意識形態同樣以「大公無私」、「集體主義」、「愛國主義」來壓制個人。在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政治—文化轉型期,這種反人性的群體主義當然要遭到揚棄。所謂物極必反,作為一種歷史的報復,目前所盛行的,甚至並非一種健康的個人主義,而是一種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利己主義。這種思潮深具破壞性,它不僅摧毀群體主義,同時也摧毀健全的人性。它不事建設,只有摧毀,它以赤裸裸的無恥來反抗偽裝的無恥,結果還是無恥。我們所追求的,既不是個人銷融於社會的片面的群體主義,亦非個人凌駕於社會的片面的個體主義,而是一種個體主義與群體主義的完美的平衡。

共產意識形態將民眾神聖化,自有它的政治效用(但事實上民眾受盡漠視與壓榨)。是否今天當反而復之,蔑視民眾,視民眾為草芥?每一個人,無論貧富貴賤,都值得尊重,都有平等的生活與追求的權利,這是天賦人權。雖然宣稱「我蔑視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並非什麼「貴族氣」,而宣布自己「終生的目標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孤獨的天才強大,還是芸芸眾生強大」,這裡所透露出來的與民眾誓不兩立的暴戾之氣,令人吃驚。手無縛雞之力尚且狂暴至此,大權在握又該如何?

十年的農村、礦山生涯使我永遠也無法蔑視民眾。因為我與我的同代人曾在艱難時事中與民眾相濡以沫。被稱為「文革」的一代,我們失去了青春歲月和學業,但我們也有所得,那就是一段社會底層的生活,一分與父老鄉親—人民—的感情。我們務農做工的那一小塊土地,那一大塊近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是我們生命之舟的永遠的錨地。因此,縱然八面來風,形勢莫測,也不易驚魂落魄,隨波逐流。

走向真純,走向崇高的人格理想不止一條道路。我們在獄中服刑的朋友葛湖就是另一種典型。在他從獄中所寫的家信中,他回憶了自己的人生:「我愛讀書,愛知識,由此後來才懂得愛真理。……與很多人不同,我完全是從理性的、知識的道路走向『不同政見」的,不摻雜任何個人情緒和偏見。……正是這種對科學和真理的真誠,拯救了我自己的靈魂,進而又漸漸升華為一種超然於個人之上的對民族、對社會、對時代乃至對人類良知的責任感?……我把這種品質珍藏於身心之中,把它作為對父母養育我的一分一孝心,一分回報,作為對我所得到的愛情的感謝,作為我留給女兒的一分遺產。這是一枝心靈的玫瑰,比起財富,它的效用微不足道,比起成就,它的光彩也很不起眼,但如果它能夠真正給人以感動,也不失為一種慰藉,一種滿足。」(《中國之春》九三年一月)
土地、人民和真理,是人類生命中最深刻的元素。我們熱愛土地、人民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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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王若望與劉曉波先生的 「對話」


劉曉波先生在八九民運中是重要角色之一,他出獄以後所作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說,「我寫這本書可以幫助人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八九抗議運動,了解了那些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呈現這場運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動機和當時的心態」。這本「獨白」成了記述八九民運的第一手現場實錄,此書的難能可貴之處還在於作者對自己的心理弱點和盤托出,毫不隱諱。拜讀了他的「獨白」以及今年六月七日發表於《中央日報》上「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發覺他在理性的反思上面,諸多論點本人不敢苟同,乃採用對話的方式提出來與劉先生商榷,這裡把劉先生的原話引錄在前,後面就是我的批評和質疑。


「除了謊言,一無 所有」 的詮釋

 「獨白」的扉頁上「除了謊言,一無所有」的標語,似乎只有這兩句警句可以涵蓋「獨白」全書內容。劉作了如下的詮釋:「謊言之於維繫中國的專制,比刺刀更有效。有甚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如此這般的人民只配如此這般的政府,說謊的人民只配說謊的政府,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說謊這點上,真可謂合作得天衣無縫,確確是中國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這配合者之一。」(引自「獨白」的「引言」)


「中國的槍聲驚呆了世界,但事後,『六•四』被謊言打扮得一塌糊塗,被謊言強姦得人老珠黃,這其中,有官方的謊言、民運精英的謊言、階下囚的謊言,也有流亡海外英雄的謊言。」(引自「獨白」的封面說明)


劉說:「革命了,民主了,我們就可以睜著眼睛說謊,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謠,就可以面對當事人還要狡辯說謊有理,就可以不負責任地宣布:鄧小平死了、李鵬跑了、楊尚昆被打傷了、趙紫陽復出了、萬里在加拿大組成新政府了……作為民主運動象徵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謊言和謠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謊和越編越沒邊的謠言成為運動直線升級的重要動力之一。『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民主鬥士』們為了誇大共產黨的殘酷和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誤導國際輿論。」(引自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中央日報》)


王:你的論點所以偏頗,實由於你沒有區別各種謊言不同的性質,沒有指明倡導謊言的始作俑者,上引你的頭一節頭一句話,「謊言之於維繫中國的專制,比刺刀更有效」,這一句可以成立,但往下接連四個排句,如說謊的人民只配說謊的政府之類,這就把在專制政府下,人民不得不用說謊求得生存安全混為一談,而且把因果關係也顛倒了。


你舉廣場上的若干謊言為例:傳言鄧小平死了、李鵬跑了、楊尚昆被打傷……這些流言廣泛傳播,這是由於在中共治下,人民根本沒有知情權,中共權力鬥爭又是在絕密的幕後進行的,這樣就滋長了小道新聞和政治命相的流行,加之五月學潮興起後,鄧、楊、李等當權派躲在幕後,久不露面,必然引發對當權派的種種猜測,而群眾內心的主觀願望,寧信其真,一來表明了公眾對頑固派的憤怒,二來有利於鼓勵士氣,這是特定環境中群眾心理自然的流露。即以今年五月份李鵬生病而言,中共官方說謊在前,他一個月不露面,起初說他患了感冒的假話不攻自破,於是外界傳說紛紜,反而暴露了說謊者的弄巧成拙。我們怎麼能把「傳說紛紜」的公眾與說假話的當局等量齊觀,譏刺他們在說謊上跟當權派「合作得天衣無縫」呢?


由於你所設的命題,混淆了不同質的差別,又犯了倒因為果的不分先後不分敵我的毛病,從這裡演繹出來的論點沒有一條站得住。例如:怎麼可以把官方的謊言、階下囚的謊言、海外流亡英雄的謊言以及自己的謊言一股腦兒放進一個情緒化的簍筐里,一同嘲笑,一同鞭撻呢?所謂階下囚的謊言,那是為了保護自己,又不株連戰友的英雄行徑,而專制政府卻是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誘你上鉤屈服,因而政治犯善於說謊,乃是堅貞不屈的表現。


至於你說的「民主鬥士們」誇大共產黨的殘酷和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我且不談這種主觀判斷是對民主鬥士們的傷害。我只說一條:揭穿袁木謊言的最有力的證據,便是國外電視台廣泛放映的「六•四」血案的現場錄影,觀眾看了錄影,就不會說攝影記者「誇大了共產黨的殘酷和罪惡」,只有毫無心肝的人才會這麼說。即使最後撤出廣場的侯德健和劉曉波一齊作證,解放軍在天安門清場中沒開一槍,沒打死一人,也不能改變中共血腥屠殺人民的歷史真實。侯德健說他從天安門撤出時,躺在一輛汽車上,他能看到的視野是極有限的,我相信劉和侯所說的都是真話,由於「六•四」大屠殺的地區是廣闊的、時間持續十二個小時(另一說法是五小時),並不妨礙別人說出他們目睹的真相。如果別人講出他自己看到的情景,與劉先生所說的口徑不一致,怎能責備人家是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才故意說謊誇大呢?只要中共和軍方對其屠殺人民的傷亡數字堅不吐實,誰都沒有可靠數據評判某人是「誇大」或是「任意歪曲事實」。


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在今年六月九日《世界日報》上回答記者的問題:「聽說日本電視台最近播出『六•四』四周年特別節目時,其中有你說天安門廣場有坦克從帳篷中輾過,壓死熟睡中的學生的證詞,並播出侯德健說廣場沒有打死人的鏡頭,你現在如何看這個問題?」


柴玲小姐回答:「至於天安門廣場是否死人,我們知道消息是確實的,比如廣場那麼大,很難說每個人看到的都是全面,現在沒有必要作這種評論,也不能因為你沒看到,就認為別人看到的是撒謊。」我認為柴玲所說的是可信的。


 朽木不可雕也

劉曉波的「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在《中央日報》刊出時(以下簡稱「擊倒」),編者的按語中有句話概括為:「劉曉波對這個運動(八九民運)所持否定態度,或許會引起一些爭議。」 劉在 「獨白」 的前言中介紹「有的朋友說我對八九抗議運動的評價不公正,『八九抗議運動』不是上帝的作品,不可能盡善盡美,不應該用一種聖潔化的尺度來苛求它。運動的意義決不像我(指劉曉波自己)所認為的那樣消極,灰色調不是運動的基調。」  編者按語的評價與劉的朋友所指出的缺憾是一致的。本文不想批評劉對八九民運的總估價,只是想指出他何以用灰色調來反思八九民運。


劉:八九抗議運動的失敗,不僅僅在於流血、死人,而且還在於運動的不斷升級所釀成的激烈對抗在一段時間內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


執政黨的政治恐懼和民眾的「世紀末」心理恐懼使中國平穩地走向現代化的民主社會的前景變得非常暗淡,似乎鄧小平死後的天下大亂已成為必然的結局。除非執政黨和全國民眾從現在開始就結束對抗,實現社會合作,否則的話,隨著鄧小平死期的逼近,官民之間的恐懼和仇恨只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發社會動亂的可能。(引自「擊倒」文)


王:你似乎仍然保持著當年黑馬反潮流的精神,你不去觸及已成歷史定論,確認擊倒了八九民運的是中共領導的罪魁元凶,卻獨樹一幟,宣稱參與八九民運的「我們是被我們的『正義』擊倒」,打括弧的「正義」是什麼呢?你說「我們在運動中所狂熱追求的恰恰是字面上的盲目正義,而放棄的恰恰是現實上的理想主義」,儘管北京的大專院校學生和市民本身有許多弱點,並帶有黨文化的傳統烙印等等,他們終於彙集到天安門廣場,一致抗議中共的專制腐朽的統治,它的革命性和正義性是舉世讚譽的,無可爭議的。(劉先生對「革命」一詞深惡痛絕,我以為:不能因中共濫用「革命」、「人民」等美麗詞藻就廢棄不用。故這兒仍用了「革命性」)


你在「六•四」大屠殺的第二天,即通過英國BBC電台發表了你和侯德徤等四人的呼籲書,你寫道:「現在,大屠殺已經血染整個北京城,學生和市民仍然堅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則,它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的大覺醒,這種覺醒絕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鎮壓的。


「在中國現代史上,如此大規模地血染北京城,還是第一次,北洋軍閥沒有干過,國民黨政府沒有干過,就連日本法西斯也沒有干過,今天卻由共產黨幹了,這樣的政府,天理難容!」(引自「獨白」二四七頁)


當年,你所寫的呼籲書氣貫長虹,何等理直氣壯!這是可愛可敬的真實的劉曉波,時隔四年整,卻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灰色的、被自己的「正義」擊倒的劉曉波,恕我直言,你是從當年的呼籲書水平大大後退了。


方才你說「八九民運的失敗,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言下有不勝惋惜之意。而我則認為,這正是屠城的元凶自食其果,罪有應得。豈止是「削弱」,由於下令屠城的是鄧小平,以「六•四」慘案為起點,連同他的政權和解放軍、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完全葬送了十年積累的民意支持和最後一點信心。鄧的威望從「六•四」後一落千丈,人民中詛咒鄧、摜小瓶子等已成為發泄不滿的流行方式,對王震、胡喬木等老人的死,公眾的心態可概括為:


不死則人祈其速死,既死則人慶其已死。這個群眾心理也適用於鄧小平、陳雲以及李鵬身上 。


你既然對八九民運持灰色的否定的態度,你就低估了當年曾熱烈讚頌的「中國人民民主意識的大覺醒」,也就低估了「六•四」所造成的巨大震蕩,這種巨大震蕩除直接報應到首惡者自身以外,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中共目前的領導層,是半個世紀以來最虛弱最缺乏權威性的一代,「六•四」以後重組的領導班子,更得了心有餘悸和神經衰弱綜合症,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在上者便表現出手足無措、心驚肉跳、大動干戈,這才叫做「世紀末的恐懼」,而你卻把這句形容詞套在老百姓的頭上,有張冠李戴之嫌;第二,如果說八九年前知識分子和一部分共產黨幹部還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又稱自我完善),那麼,在「六•四」大屠殺隨著天安門一聲炮響,這一幻想也一同灰飛煙滅了,只有幾名新權威主義加上新保守主義者還在做著天真的自欺欺人的夢。


中國人民民主意識的大覺醒,包含的要求其實只有一條,即認為中共已走完了它歷史的路,根本性的大變革不可避免。達到這一覺醒高度的認識並不是憑主觀願望和個人恩怨而來,它是考察大陸政治經濟面臨不可救藥的危機得出的推論。例如:中共統治大陸幾十年,只能給人民帶來苦難和災禍,遠的不說,最近通貨膨脹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如,近兩年來一批一批的偷渡客,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遠涉重洋,投奔美、日、澳洲、台灣等樂土,而這些從廣東福建來的同胞,是從經濟開發地區的農民和城市居民,這就顯示出中國同胞對中共政權的離心力和厭惡,它反映了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不外是外商和官僚太子黨等,人民並未安居樂業,不僅此也,在大陸拋荒土地到處流動的遊民已達一億人,另一方面,中共各級官吏依然醉生夢死,上下交爭利,以至貪污成風,五毒俱全,人人都從內里挖空中共這棵老樹,以至這棵大樹至今雖兀立如故,但已成不可救藥的朽木。孔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 至今還在指望它開花結果,使「執政黨走向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你豈不成了給王震、鄧小平發功的特技氣功師了?


黑白豈容顛倒

劉:在「六•四」使中國的全面倒退持續了近三年的現實面前,在充滿著世紀末恐懼的今日中國,我們這些扮演了兩個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聖人的大學生以及知識分子們,是否會從心底里產生深重的罪惡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引自《中央日報》「擊倒」)我幹麼要面對社會輿論?……呵,我在劊子手的屠刀下,你們在絕對安全的地方,手裡拿著望遠鏡,欣賞著我的發抖和乞求,還他媽的橫加指責,這公平嗎?那些跑到國外的王八蛋們,更沒有理由評價我的功過。你小子挺住,別跑呀!我太清楚國外的民主鬥士們是怎麼回事。有些人恨不得廣場上流血成河,屍橫遍野,恨不得我們這些在國內的階下囚都被判重刑、被槍斃,那樣他們才覺得過癮、有戲唱,才覺得他們自己價值連城,他們在外面就有得干、有得吃、有得花、有得嫖了。(引自「獨白」三八頁)


王:我發現,你在評價「六•四」的功過是非等原則問題上,幾乎全都來了個顛倒,令人不勝詫異。你方才提出 「扮演了兩個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聖人」 應反省自己深重的罪惡感,而對製造大屠殺的元凶卻惋惜地說出:「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這兩句話如果顛倒使用,那是符合正常的理性的評判,如今你卻要求受害的一方去承擔「罪惡感」豈不是荒唐透頂!再如,你把「持續了近三年的全面倒退」歸咎於 「八九民運不斷升級所釀成的激烈對抗」,這又是把因果關係顛倒了。三年全面倒退,完全是鄧、李、楊為首採取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的結果,怎麼能怪罪民主精英和 「革命聖人」 呢?八九民運中所以「釀成不斷升級的激烈對抗」,同樣是中共劊子手為了保住專制獨裁和特權階級的既得利益,寸步不離,頑抗到底而激起的,難道四個人絕食兩天也是激烈對抗?在你「呼籲書」里說:「學生和市民仍然堅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則」,中共劊子手有何理由下此毒手?


你面對輿論,還是頗注意保住自己的「公眾形象」,但你卻對一同戰鬥的夥伴語帶譏嘲揶揄,譏之為「革命聖人」、「手裡拿著望遠鏡的王八蛋」,並且罵他們「苦難會為某些人換來美名,犧牲會成為某些人撈取功名利祿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許僅僅滋潤了幾個膽小鬼和騙子」。緊接著,劉先生又自虐地承認「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引自「獨白」二一頁)你有權利自由地駡自己是膽小鬼和騙子,但卻沒有權利污蠛那些從血泊中逃出來的倖存者。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來解釋,劉先生是在受到嚴重的精神挫折下,發生的「大家彼此彼此」(眾人皆醉我也醉),以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種歇斯底里。


怎樣看「天下大亂」?

劉:趙紫陽的倒台而危機四伏,一種世紀末的瘋狂心理驅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撈一把,民眾真切感到鄧小平的健在是最後的機會,如果錯過,就會在那死後的天下大亂中成為無謂的犧牲品。


有一張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無法迴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我以為明智的選擇是不必發社論,不必開大會,不必公開張揚,只要私下裡撫恤「六•四」死難者的家屬,釋放所有在押政治犯……。如果某位政客在鄧小平死後靠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僅是這位政客的災難,突然平反所帶來的爆發性後果是任何人也無法控制的。(引自「擊倒」文)


王:我挑選你所講的兩節文字,說明趙紫陽的倒台和「六•四」平反,可能爆發大亂的憂慮。你從另一角度論證了我所說的「中共已走完了它歷史的路」並非虛語。不過你對發生大亂的恐懼是徒然的,儘管你煞費苦心為鄧、江政權設想得多麼周到、多麼低調,只要引發的火種不思早日排除,它隨時隨地都會星火燎原,它不是依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形成大亂的各種火種,均來自共產黨本身對民主人權的深閉固拒。你要「實現社會合作」嗎? 無奈他無動於衷,甚至還在 「十四大」 以前,鄧還向江澤民提出了不平反 「六•四」,不改變動亂性質,不啟用 「六•四」 中被撤換的幹部的 「三不主義」。所謂 「實現社會合作」,只能是一廂情願而已。


如果中共統治在某種突發的危機中自取滅亡,中國人民從此跳出苦海,這是歷史的一次大飛躍,也是繼續完成八九民運未竟的事業,理應雙手歡迎才是。


  如果真的發生大亂又如何呢?中國人民從八九民運中受過兩個月之久的鍛鏈,充分吸收經驗教訓,政治上日趨成熟。對中國未來命運的預測有多種可能性,並不一定會發生天下大亂。只有中共領導層不斷以「大亂破壞穩定」來麻痹人民、恫嚇大眾。我們不能墜其彀中而束縛自己的手腳,或者倡議與垂死的政權謀求合作。從長遠的利益著眼,只要能完成大變革的歷史使命(徹底一點就是實行多黨制的議會政治)。不論是社會震蕩或是局部地區的大亂也好,中國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預知的代價還是值得的。


今年你到美國來做了兩場講演,無緣識面,深以為憾。我希望不久的將來,有機會兩人坐下來進行互通款曲的溝通,當面聽到你的回應和批評,則不勝企盼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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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劉賓雁:走出幻想(之四)──劉曉波眼中的天安門


劉賓雁的這篇文章是從六四檔案裡面翻出來的,文章很長,只節選與劉曉波有關內容。

 

劉曉波眼中的天安門

  這段文字和讀者見面時,一九八九天安門運動和 「六四」 大屠殺
五周年已經逼近了。運動的許多參加者來到海外也已幾年。遺憾的
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參加者本身關於這場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的
客觀而真實的記述,更沒有對於它的成敗得失的回顧與總結。就我所
知,只有當年天安門廣場絕食總指揮部的副總指揮封從德先生去年在
香港《百姓》雜誌上紀念「六四」的文章中寫到:那年五月十四日,
學生代表與政府的談判,曾是一個重要的機會,可惜由於一些學生領
袖的反對,談判未取得任何結果。他承認他本人是有責任的,因為他
也是激烈反對那場談判的一個。


  這個空白,當然不會沒有人來填補。第一個(來填補的)就是北京政府,它的充滿謊言與誣衊的書和錄影帶已經出了幾部。第二個(來填補的)
便是大名鼎鼎的劉曉波。劉曉波寫了一本書,叫《一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後來又寫了一篇文章,《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八月台北的《中央日報》。劉曉波不同於中共,他參加了天安門運動,又是在運動尾聲中開始絕食的所謂「四君子」之一,還坐過牢,因而
他的記述和分析的「可信性」,會被中外讀者認為比中共的宣傳高出許多
倍。


  僅就這是天安門運動參加者所寫的第一部關於運動全貌的記述和
分析這一點,就很值得重視。但究竟他寫了什麼呢?


  那本書是從作者的懺悔開始的。他在被捕後向強權屈服了,寫了
一個很長的「悔過書」。很多人最先見到的是劉曉波為此(悔過書)
而寫的懺悔錄。不了解劉曉波的人,十之八九會被它(懺悔錄)的真誠、
沉痛和責己之重所震撼。二十世紀大約還沒有一個中國人如此公開地無情
地剖析和鞭撻過自己!但是我由於對此人有所了解,讀到他把自己罵得狗
血噴頭和體無完膚的地方,便不無疑惑起來:劉曉波此舉真的是出於真誠,
還是企圖藉此放一個「衛星」,打破中國歷史記錄,重振雄威呢?


  不久,我把這個疑問向也是「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提出,他
雖未正面回答,似乎對劉曉波的這種做法很是不以為然。後來又從鄭
義先生的文章中得到證實。鄭義提到劉曉波「末日」一書的前言中的
一段話。劉寫到有的朋友讀過此書的反應是:「你的懺悔儘管讀起來
頗有震撼力,但這是不是一種更高級、更巧妙的自我解釋和自我辯
護,甚至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偽裝……」 書的作者寫道: 「(這)
種意見尤為尖刻,我剛剛聽到時真如五雷轟頂。」


  鄭義在香港同著名美學家高爾泰先生談起此事。高爾泰告訴他:
「你還記得在成都嗎?我給你講劉曉波最近來一信,說他不久又要一
鳴驚人了。」 鄭義一算那時間是一九九一年秋,他們夫婦匿居高爾
泰家中,恰恰是「末日」成書之前。鄭義來美後,又向詩人江河談及
此事。原來劉曉波在紐約賣給江河一本「末日」時,曾向他明白無誤
地表達了這個意思:在獄中寫了悔過書,栽了,這次要通過懺悔,再
撈回來。


  為自己有背於道德的行為而作的懺悔,居然可以是謊言,可以用
來欺世盜名,對道德再來一次踐踏!一個人的墮落,真的是沒有止境
的嗎?!


  不能說「末日」中關於天安門廣場上事件與情景的記述都是不真
實的。但通讀全書,你得到的印象卻是:儘管作者在卷首的懺悔中把
自己說得一無是處,但同其他人相比,他仍然是一個佼佼者。作者達
到了他的目的。


  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中,劉曉波毫不掩飾地攤
開了他的政治態度。(此文中)他對天安門運動的全盤否定和詆毀,
令人髮指。奇怪的是迄今未見身居海外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提出異議。
只有鄭義是一個例外。


  劉曉波屈尊紆貴地把自己同他認為「連民主的A、B、C還要從
頭學起的知識群體」和「芸芸眾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
們」作為敘述的主體。他認為運動水平奇低和一敗塗地的主要原因在
於「我們在骨子裡仍然崇拜 『革命』」,而「凡人凡事只要冠之以
『革命』之名,就充滿了正義感和進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於「我
們」要「革命」:「我們」「唯我獨尊」;「我們」「拉山頭」,
「自封為王」;「我們」「睜著眼睛說謊」「造謠」,以及「流亡海
外的『民主鬥士』們為了誇大共產黨的滔天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
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
面,誤導國際輿論。」


  他所列舉的現象,可能是有的,但這同「革命」有什麼關係呢?
依我之見,情形正好相反。劉曉波是為了革命而匆匆趕去北京的嗎?
不是。四月十八日北京學生上街後,他還在《世界日報》發表一篇長
文,對胡耀邦百般貶損,意思是胡耀邦算老幾?不過是共產黨的一個
頭頭罷了,有什麼值得悼念的?因而他本來是反對這場學生運動的。
可是不出兩日,他突然打電話告訴我,他決定回北京了,舊金山紀念
「五四」七十周年的會議他不去參加了。日後我才從他身邊的人獲
知,他那時見到有的人在國內已大出風頭,急得他抓耳撓腮,坐立不
安,這才突然決定歸去的。臨行之前,還不忘留下一個謠言:劉賓雁
和一個什麼人到美國人那裡說劉曉波的壞話,反對他參加那個會議。
一到北京,又造出一個謠言,說他是放棄了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
高薪毅然回國投身「革命」的。


  其實,天安門運動失敗的主觀原因,可以從劉曉波式的人物身上
找到一些線索。劉曉波比大學生更年長、更自信、更狂妄,因而在一
般大學生身上處於比較稀釋狀態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和蔑視人民的思
想和情緒,在劉曉波身上便更濃烈、更露骨和更瘋狂。他在「末日」
一書中自認:「我蔑視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崇尚天才個人的創
造力,終生的目標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孤獨天才強大,
還是芸芸眾生強大。」 鄭義的文章援引了劉曉波一書中描繪的一個情
節:

  一次(劉曉波)穿越糾察隊到廣播站演講,曾被學生糾察隊阻
擋。他接過話筒,開口之際,一種報復欲,「使我決定在演講的開始
高聲重覆自己的名字,讓他們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們嚴加把守
的學運中心發表演講。『我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青年講師,我叫劉
曉波,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 ... 我說出自己姓名時的那種特殊
的快感,令我終生難忘。」這個劉曉波,對不小心得罪了他個人的芸
芸眾生報復至此,令人不寒而慄!


  沒有北京市人民的竭誠支援(有的人家用光了自己的糧票和現
款)和冒死阻擋軍車,天安門廣場很難支撐下來。你絕想不到人民的
這種奉獻得到的酬報是什麼:當北京數以百計的市民已橫卧血泊時,
一位學生領袖居然還會說出這種話:「中國人,你們不值得我為你們
去犧牲!」


  在五月十三日以前,此人不會說出這種話,儘管蔑視勞動人民的
意識早已埋在心底。二十幾天的領袖生涯,外國電視錄影機鏡頭不斷
對準面孔,可以使一個人自我膨脹一百倍!


  倘若沒有(他)這種自我膨脹,五月二十八日本應該撤出廣場了。那是
北京市各界聯席會議的決定,廣場總指揮也舉了手的。為什麼後來又
忽然變了卦呢?


  五月十四日的談判若能成功,天安門運動將會取得可觀的成果。
五月二十八日倘能按已然達成的決定撤離廣場,六月三日到四日的血
洗北京就不會那麼容易,因為劊子手失去了藉口。


  我並不是責怪學生群體。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我在和柴玲一起接
受BBC電視台採訪時就說過:「這樣沉重的擔子,本來就不應全部
落在學生肩上。沒有哪個國家的這一類運動是由學生挑大樑的,中年
和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應負起責任。」


邪惡何以會逍遙

  劉曉波一字不提 「六四」事件是一場陰謀的結果。(四月二十四
日,學生上街還不到一星期,陳希同和李錫銘就擬好向鄧小平彙報的
稿子,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了。其後一次又一次挑動學
生,激化矛盾,可以排出一張時間表。)(劉曉波)卻在那篇文章中
十四次提到鄧小平——並不是譴責這個劊子手(哪怕有一點保留,
比如說——像他女兒說的那樣,他又一次上了左派謊報軍情的當),
而是說「我們」「無法理性地評價鄧小平十年改革開放的功過得失」,
對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計不足;指責天安門運動「削弱了民眾
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中斷了執政黨
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


劉曉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極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態一舉成名的。
七年以後,他成了中共和中國現狀的辯護士。在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的軌跡中能夠找到什麼始終一貫的東西嗎?只有他那塊一百多斤的個人。
這個人之所以還值得一提,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現象,一個我們絕不可掉
以輕心的信號:毛澤東耕耘過的這塊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溫床。
白天跑到領事館門前示威抗議,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晚間又跑到那
里去告密;一隻手拉住共產黨,另一隻手拉住國民黨,兩隻腳又站在
民運的船上;當年激烈反共,今天又動員人到大使館去悔過;象麥卡
錫份子那樣把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 的標籤帖到別人身上,
自己卻甘願為代表最壞的也是最虛偽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權
效犬馬之勞……而在做所有這一切傷天害理的非人勾當時,卻不以為
恥,又受不到譴責!

  不以為恥,並不足怪;但不被譴責,逍遙自在,如入無人之境,
就很危險了。最近聽說一個(僅就在國外而言)自一九八九年起便在
民運份子中行騙的騙子,早已被人察覺,卻能在香港、歐洲(在那裡
騙走幾百萬法郎)行騙之後五年還繼續在美國作案!他還並未更名改
姓,生理特徵又非常明顯!

  中國人(漢人)個人智商往往很高,自衛(常常是為逃避)和報復
的本事也很高強,為什麼作為群體的中國人就會那樣愚蠢麻木和軟弱
可欺呢?我們幾時才能不再以息事寧人、明哲保身、不得罪人為處世
準則呢?

(飛鴻黃摘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阿波羅網精粹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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