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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懂《岳陽樓記》了嗎?

《岳陽樓記》通篇四百四十六字,卻無一字用在樓姿樓貌上,何也?

  

《岳陽樓記》通篇四百四十六字,卻無一字用在樓姿樓貌上,何也?

其實,文無定法,就跟「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一樣,怎麼寫,完全悉聽尊便。只是有一條得注意,即不管你怎麼寫,必定自有一宗。那麼,范大人之不「記」樓,端的是哪「一宗」呢?這就要從作者的人生軌跡中去尋找答案了。

公元989年,范仲淹出生在蘇州吳縣,兩歲喪父,爾後隨母下堂,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膝下當繼子,改名易姓。說來辛酸,封建時代這是很受歧視的,民間即有「背簍子」的辱罵之名,加之家境貧寒,攻讀之路分外艱辛,也讓他自幼形成自強不息的性格。

1009年,范仲淹到長白山醴泉寺借讀,刻苦自律,飽受磨難,即使每日「畫粥斷齏」,也篤學不輟。

1011年,范仲淹得知身世後,前往應天府拜戚同文為師,繼續苦學。

1015年,時年26歲的范仲淹終於金榜題名,迎來了他人生的大轉折,從此,開始了他三十七年的宦海生涯。「初授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29歲恢復范姓,改名仲淹。」

儘管他文韜武略樣樣超群,擔任過大理寺丞、秘閣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諫、樞密副使、宣撫史、安撫史、參知政事(副宰相)等高官,甚至還立有赫赫戰功,但每個崗位都呆不長。這種官場上的頻繁「輪崗」,並非他見異思遷,實乃不容於權貴利益集團。

范仲淹宦途十分曲折,四起四落,數度遭貶,大部分時間都「處江湖之遠」,被弄去搞基本建設去了。說來簡直難以置信,他一生中竟到泰州、楚州、陳州、睦州、饒州、潤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鄧州、青州等十數個基層「鍛煉」過。他的這些跌跌撞撞、載沉載浮,當然與真宗、仁宗父子對他的政治信任度有關。因為 「忠」是封建官吏的第一要務,是他們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錢,也是加官之本,晉爵之基,富貴之源。范仲淹在官場歷練了幾十年,從一個書生氣十足的愣頭青,成長為一名老練的政治家,這點他還是清楚的。可惜的是,忠君與恤民的范仲淹屢遭挫折和打擊,這說明在真宗、仁宗父子心中,他的忠誠度不怎麼高。所以,他還得不停地努力,還得拚命地加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抓住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表忠心、獻忠心。這其實也是大多數封建官吏的心態。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范仲淹迎來了撰寫《岳陽樓記》的非常時刻。

那是慶曆六年的事,當時他正被貶在鄧州任職。那是他的第四次被貶。已經是五十七歲的老漢了,還經得住幾次折騰?天曉得還有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這次「作文」能不能算是一個機會?能不能爭取成為一個機會呢?

誰都清楚,《岳陽樓記》不僅是寫給天下人看的,更是寫給宋仁宗看的。我們完全可以想見,飽經滄桑、心底凄涼的他,沒準已是老淚縱橫了!一個落難的「問題官員」,下筆之前,不能不在這「一宗」的問題上慎之又慎,費些躊躇:滕子京不遠千里派人送來畫圖,希望他「記」些什麼呢?他又能「記」些什麼呢?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范仲淹自己希望通過「作文」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或者說他打算給世人,尤其給趙禎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印象呢?

我們也許需要從頭說起。

滕子京是他的「同年」,他的官場好友,可滕子京畢竟是個有過經濟前科的人。正因為如此,才「謫守」的。重修工程是否負案,范仲淹顯然心中無底,萬一滕大人舊病複發,又鬧出一個「挪用公款案」的問題呢?事實上,時人已有非議了,說他故伎重演,利用重修之機搜刮民間,「所得近萬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這種情況下,冒冒失失去「記」一個明顯是政績工程的樓宇,那該是何等幼稚啊!他不是三歲的毛孩子,不可能感情用事,更不會輕易被人利用。友情是該講,義氣也該重,但一碼歸一碼,他不能拿政治生命去冒險。因此,滕子京的「畫外音」肯定是不能沾的,岳陽樓即使「 重修」得再高大再雄偉再完美,他也別無選擇,恕不著墨了。

這就是說,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一宗」,頭一條便是規避政治風險。

其次,僅有規避政治風險顯然遠遠不夠,容易給人造成一個敬而遠之的消極印象。他必須「上台階」,抓住這機會,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這才是最重要的,是他煞費苦心的核心與要害。當然,作為才高八斗的文學巨匠,如何歸置,如何附麗,技巧上難不倒他。可以說,范仲淹甚至比誰都清楚,摒棄對樓姿樓貌的正面描繪,另闢蹊徑,選取以樓說事的角度,寫景抒情,借題發揮,比單純「記」樓不知要事半功倍多少。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樓記」洋洋洒洒,一氣呵成,「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他這種一憂再憂的心聲,樸實而深沉,似乎還夾帶著些許蒼老與悲涼,嗅不出唱高調的氣味,也看不見作秀的成分,沒有一丁點的阿諛之嫌,使人感覺完全是發自肺腑,如行雲流水般娓娓道來,不曾露出刻意所為的任何痕迹。而且,字裡行間看似感嘆唏噓,實則是不動聲色,思想和藝術二者高度統一,完美結合。千百年來洞穿時空,不知傾倒過多少仁人志士!如此,非但辭章出新出彩,展示了非凡才華,更是極其巧妙地表達了忠於朝廷的心曲,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天案,也牽涉不到他頭上。這是不是一石而三鳥?此其「一宗」之二也。

第三,范仲淹也要就此好好規勸一下滕子京。此乃「一宗」之三。

滕子京此前在涇州的經濟問題被監察御史揭露出來後,宋仁宗派人前往查勘,滕子京卻以銷毀支付憑證的手段加以抵制;岳陽樓重修落成之日,他又「痛飲一場,憑欄大慟十數聲。」很顯然,滕子京既沒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沒有達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樣的一種境界。這讓作為老朋友的范仲淹很沒有面子,不免失望和痛心。

「微斯人,吾誰與歸?」不需要複雜的鋪陳,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說教,乾淨利落。如果加以解讀,那就是除了表明他矢志不渝、忠於朝廷的政治立場,起到世人所稱道的「政治宣言書」作用外,同時也在用自己交友的原則和做人的信條,委婉地對滕子京進行批評,當然也包含有給滕子京打氣,要他夾起尾巴做官、為人的意思在內。

說到這裡有必要順便提一句,有人說《岳陽樓記》是為滕子京歌功頌德的,這就費解了,試問,開篇用一個「謫守」,就毫不留情面地將滕子京那點見不得人的老底抖落出來了,這叫歌的什麼功,頌的什麼德?天下有用翻老底、提醜聞來歌功頌德的嗎?至於「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就跟時下之「盛世」不絕於耳一樣,明擺著是場面上的恭維話。

凡此種種,當人們讀罷《岳陽樓記》,掩卷而思的時候,除了讚歎作者的憂樂境界外,難道就沒有窺見一副忠臣、才子、廉吏、諍友的自畫像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宋雲 來源:中國文化傳媒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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