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風的危害，輕則浪費公帑，重則腐化整個官場風氣，所以歷代王朝都想剎住官員揮霍無度的公款吃喝習氣，如明王朝的《監紀九款》規定：「風憲凡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不得逾分。御史出巡地方，不得縱容官吏出城迎送，亦不得盛張筵宴，邀請親朋。」當然公款吃喝風能不能剎得住另說，明代海瑞便有「阿諛作俑，流弊至今，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知府之身亦當驛丞之半」的感嘆，意思是說，縣長成天迎來送往、陪吃陪喝，像個招待所所長，市長也好不了多少，像半個招待所所長。
就制度建設來說，宋朝對公款吃喝的管理是歷代中最為完善、合理的。首先，宋朝的財政會撥給地方官一筆「公用錢」，即用於公務接待的特別費，換言之，宋朝承認公務接待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但是，公款招待必須按照法定的規格、標準。這方面宋朝訂立了非常周密的規章制度，凡官員出差公幹、下基層考察，均由政府發給「券食」，憑券供給飲食，「依條計日支給人吏券食」（《慶元條法事類》卷七）。「券食」的費用到年終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統一結算，上報戶部審計，如果發現「有過數取予及違戾者，並重置典憲」，即超標、違規的公費接待，以重典處置。
不過，有完備的制度是一回事，制度能否得到執行則是另一回事。應該說，在宋朝的政治清明時期，官員如果大搞公款吃喝，一旦被台諫官發覺，立即就會受到彈劾，罪輕者降職丟官，罪重者領受刑責。如知靜江府的張孝祥曾因為「專事游宴」，被台諫彈劾而罷官，知嘉州的陸游也因「燕飲頹放」而受到撤職處分。發生在北宋慶曆四年（1044年）的進奏院聚宴案，也導致著名的大才子蘇舜欽被削職為民。
宋朝的進奏院有點類似現在的「駐京辦」，負責將朝廷的文書印成報紙，轉發給地方政府。蘇舜欽當時正好經副宰相范仲淹提拔，以「集賢校理官」的身份「提舉進奏院」，即主持進奏院的工作。另一位宰相杜衍也很賞識蘇舜欽的才幹，乾脆將女兒嫁給他。大家都相信小蘇毫無疑問是一個很有前途的「年輕人」。
宋朝京師有一個慣例，「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余物貿易以具酒食，至其時吏史列坐，合樂終日」——每到春秋兩季的賽神節，京城各單位都會將積下來的多餘物資賣掉，換成酒食錢，大夥痛快吃喝一場。大概朝廷對這個慣例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你不能太過火，不要吃相太難看。
慶曆四年的秋季賽神會，蘇舜欽便依照慣例將進奏院的舊報紙賣了換錢，然後召集了一幫同僚與文友，到酒樓吃喝玩樂。因為預計賣報紙所得的公款不足消費，大家又湊份子補足，蘇舜欽自己掏了十貫錢助席，其他「預會之客，亦醵金有差」，換成現在的話，即AA制。酒酣之際，還叫了幾名優伶、官妓陪飲助興。不能不說，蘇舜欽這次宴會，是搞得挺排場的，難免要授人以柄。
也活該蘇舜欽倒霉。恰好有個叫李定的官員知道進奏院大辦宴席，也想參加。但蘇舜欽很瞧不起這個人，不但拒絕了，還將他諷刺了一番。李定銜恨在心，便托人探聽蘇舜欽聚飲的詳情，再添油加醋描述出來，到處散布，「遂騰謗於都下」。消息很快就傳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耳朵里——王拱辰在歷史上的名氣並不大，不過他有個曾外孫女，大家一定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這裡我們更應該注意王拱辰另外一個身份，他是御史中丞，相當於議長，有監察、糾繩百官的權力；又是前宰相呂夷簡的同情者，慶曆四年朝廷正在推行由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而呂夷簡則是新政的反對者，朝中隱然分成兩個派系，明著暗著角力。現在新政陣營中的蘇舜欽鬧出「預妓樂宴會」的醜聞，正好給反對派王拱辰抓到了把柄。王拱辰便聯合其他御史，以蘇舜欽濫用公款、召妓宴樂為由，對蘇舜欽等人提出彈劾案，指控蘇舜欽已經構成「監主自盜」罪。
按宋朝的法律，官員如果在公務性接待之外「預妓樂宴會」，要處以「杖八十」乃至「徒二年」的刑責。宋代保留著官妓之制，但只可以在公宴上「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員私召官妓也是犯法的，宋人龔明之《中吳紀聞》說：「樂天（白居易）為郡時，嘗攜容滿、張志等十妓，夜遊西湖虎丘寺，嘗賦紀游詩。為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宋代），必以罪聞矣！」宋朝有不少官員就因為與官妓游宴、雜坐而被貶黜。「監主自盜」更是重罪，最高刑罰可以是死刑。不過宋朝很少以極刑對待士大夫，最後蘇舜欽被「削籍為民」，一個大有前途的政治新秀從此結束了政治生命；參與進奏院聚飲的其他人，也「皆斥逐」。
對這個嚴厲的處罰結果，蘇舜欽自然是憤憤不平的，他在致朋友歐陽修的書信上大發牢騷：進奏院賣舊報紙換錢聚飲，歷年都這麼做，況且這也京城各個單位的慣例，為什麼要處理我？就算對我以「私貸官物」論罪，也不過是杖九十，「其法甚輕」。現在以重罪削了我官籍，「舜欽雖不足惜，為國計者豈不惜法乎」？歐陽修也為蘇舜欽鳴不平：「嗟我子美（蘇舜欽字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不過我們平心而論，蘇舜欽也談不上受冤枉，至少其公款吃喝、召妓作樂的責任是推脫不了的。
蘇舜欽還在信中提起另一起「公款吃喝案」，大概想反襯自己遭遇的人情涼薄吧：「近者葛宗古、滕宗諒、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己。范公橫身當之，皆得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所補多矣。」這裡說的是滕宗諒濫用「公用錢」的事情。
滕宗諒，即滕子京，著名的岳陽樓就是他重新修建的，他的好朋友范仲淹還給他寫了一篇《岳陽樓記》，千古傳誦。滕子京為人豪爽、好客，他知涇州時，「費公錢16萬貫」，除了用於宴樂，還「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游士故人」。「公錢」即我們前面說到的「公用錢」，是財政撥給地方官自由支配的特別費，「用盡續給，不限年月」，但長官也不能亂花這筆錢，需用於公務接待，用時也需要副職副署，且計入公帳。
滕子京並沒有以公用錢中飽私囊。平心說，滕子京也不是貪官，《宋史·滕宗諒傳》稱他「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但他涉嫌「挪用公款」應該是沒有疑問的。所以，毫不意外地被御史彈劾了，罪名之一便是「盜用公用錢」。時為慶曆三年（1043年），「蘇舜欽案」的前一年。宋仁宗派人調查，滕子京「恐連逮者眾，因焚其籍以滅姓名」，竟然將冒領「公用費」的帳簿燒掉了。看來確實夠講哥們義氣。
如何處置這案子，朝中出現兩種意見。宰相杜衍主張嚴查，「欲深罪滕宗諒」；范仲淹則「力救之」，說：「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臣甘與宗諒同行貶黜。」大概是范仲淹的辯護起了作用吧，滕氏「止降一官，知虢州」。不過，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是他）認為這個處理太輕了，「論奏不已」，甚至以辭官相挾：如果不嚴加處罰，我就辭職不幹了。最後，滕子京「復徙岳州」，即貶到荊楚南蠻之處。岳陽樓正是滕子京在岳州任上重修的，無獨有偶，蘇舜欽被罷官後，也在蘇州修建了一座滄浪亭，並寫了一篇很有名的《滄浪亭記》。
蘇舜欽在致友人書信中提起這件舊事，可能是覺得自己與滕子京同病相憐，也可能是藉此埋怨范仲淹與杜衍沒有對他施之援手。他對歐陽修說，「二相（范仲淹、杜衍）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言語中似乎有些怨氣。
如果在官官相護的政治生態中，蘇舜欽這點屁事完全不至於丟官，甚至連被調查的風險也不會有，要知道蘇舜欽並非沒有後台，而是後台很硬。但宋朝的政治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大體上能保持著制衡性與競爭性，首先是政府—台諫的二權分立，台諫完全獨立於政府，台諫官有點像現代議會政治中的議員。宋人說，「本朝諫臣之盛，古未有也。」這不是吹牛，至少在仁宗朝，台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在咄咄逼人的台諫官之前，身為宰相的范仲淹與杜衍也不敢庇護蘇舜欽。范仲淹雖保護過滕子京，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不依不饒，逼著皇帝將滕子京貶到南荒之地。
另一個創造了政治制衡的機制，是表現為「異論相攪」的派系競爭。慶曆四年的「進奏院獄」具有不必諱言的黨爭背景，據《東軒筆錄》記載，王拱辰在扳倒蘇舜欽等人之後，曾向前宰相呂夷簡表功：「聊為相公一網打盡！」我們現在知道宋朝的黨爭導致了很多惡果，不過也應承認，那是黨爭惡化的衍生品，良性的黨爭則可以創造一種政治壓力，讓執政團隊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對派抓住把柄。蘇舜欽若非公款吃喝，也不至於受到彈劾。進而言之，若非有「異論相攪」的政治競爭，大概也沒有人敢打當朝宰相女婿這隻「老虎」。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項系統工程，不但需要建立嚴密的規章制度，而且必須有一套使制度啟動起來的機制。宋朝並未能根治公款揮霍之風，因為一套制度運行起來，免不了要打一個折扣。不過比之明清筆記所記錄的觸目驚心的官場吃喝風氣（可參見《道咸宦海見聞錄》、《官場現形記》等），宋朝的政治生態畢竟要健康得多。
（選自吳鉤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