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2周年臨近，六四死難者親屬團體「天安門母親」在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中透露中共公安部門今年早些時候曾兩次找某位六四死難者家屬，討論賠償問題。

天安門母親之一張先玲對BBC中文網說，他們這個團體的訴求政府向來是沉默對待。現在有這樣一種嘗試是值得歡迎的。但對於這種方式他們並不贊成。

天安門母親群體自1995年就提出了解決「六四」問題的「真相、賠償和問責」三項要求；2006年，又提出可採取「先易後難」的補充協議，同意可暫時擱置諸如對「六四」事件定性的問題。

張先玲對BBC中文網強調說這不是單單賠償多少錢的問題。天安門母親向中共當局提出的「公布真相，個案交待，賠償和追究司法責任」三個要求是不可分割的。所謂「先易後難」的解決六四問題，首先就要解除對六四死難者家屬的監控和人身自由限制，讓他們能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公開悼念親人。「如果談到賠償，也要先有個是非對錯」。

張先玲還表示，由公安部門出面「接觸」是他們無法接受的。因為公安機關是監控他們的國家機器。對待天安門母親如同對待敵人。由他們出面是對天安門母親尊嚴的一種不尊重，一種侵犯。他們要求政府有權威的單位委託相關部門或國務院有關部門，民政部有關部門出面正式同天安門母親這個團體談。「這樣才能顯示政府的誠意」。

雖然中共當局今年在六四問題上有「個別接觸」這種不同尋常的舉動。但六四臨近，天安門母親受到的監視則是「一如既往」。張先玲對BBC說，從今天（5月31號）開始，公安部門又開始了對她的監控。主要是對她的行動進行跟蹤。同往年相比，監控的時間往後推了幾天。然而政府這種不顧憲法，侵犯人權的行為本質上沒有改變。

張先玲說，同往年一樣今年他們還計劃六四當天到萬安公墓舉行公祭活動。另外有一些家屬也會在6月3號晚上，在六四遇難者的遇難地點悼念。BBC

丁子霖：官方首提資助難屬但未道歉

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丁子霖 (資料照片)

天安門母親群體透露，今年官方首次派人以個人名義跟個別「六四」難屬接觸，表示願意給予金錢幫助。對此，她們回應說，她們與政府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但希望不是私下溝通，而是公開對話。

北京公安私下提出資助個別難屬

天安門母親在紀念「六四」22周年的祭文中說，今年二月和四月，北京某區公安部門，兩次找到某「六四」難屬，進行所謂私下溝通。來人不談「公布真相」，不談「司法追究」，不談就每一位死者做出「個案交代」，只單單提出給多少錢的問題，而且強調，這隻對個人不對群體。

「六四」難屬在北京萬安公墓悼念失去的親人(資料照片)

祭文表示，多年來，當局對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對話要求始終置之不理,今年終於打破沉默。「這是值得歡迎的第一次。」但是，她們希望的不是私下溝通。

天安門母親主張公開平等的對話

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丁子霖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必須同時指出：第一，來人和我們談話人的身份必須調整，我們不接受這種身份。因為20多年，北京的公安、國保、國安是監控我們的人。你政府派出監控我們的人來和被監控的受害者來談，它本身就不對等。」

丁子霖表示，她們反對暗箱作業，私下溝通，主張當局跟「六四」難屬對話團談，而不是跟個人談。

丁子霖：在法制軌道解決「六四」問題

丁子霖說：「回到正確的軌道上，納入法制軌道解決『六四』問題，一步一個腳印來談，不要名不正、言不順。你個人，個人你是誰呀你？(要)堂堂正正地談，光明正大地談，公開談。」

她說，所謂「公開談」，並不是說談一點事就立刻訴諸媒體，而是對難屬群體要公開，不能搞封鎖政策。

楊冬權：「六四」檔案尚未到開放期限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主導的要求懲治貪腐和民主自由的天安門民主運動。6月3日夜晚，為了對付示威者，中國軍隊以坦克和裝甲車開路，從各個方向開赴天安門廣場，沿途掃射、追殺，造成民眾慘重傷亡。有些學生還被坦克碾壓至死或重傷。

官方沒有正式公布死亡數字。但是，20多年來，光是天安門母親群體記錄下的「六四」死難者就達203人。

對於那個時期的檔案，中國國家檔案局局長楊冬權表示，正在整理當中，還沒到開放期限。他星期二對到訪的外國記者說：「等到我們國家規定的開放期限，是至少三十年。三十年以後，如果檔案館認為不宜開放，還可以延期開放。」

天安門母親：解決「六四」可先易後難

天安門母親提出了解決「六四」問題的三項要求，那就是，「真相、賠償、問責」。她們表示，公正解決「六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可以採取先易後難的原則，對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重大分歧，可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

但是她們強調，她們不是沒有原則的，其底線就是：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褻瀆「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VOA

丁子霖：六四問題不是車禍不能個別解決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

六四二十二周年臨近之際，六四難屬群體―天安門母親5月31日發表公開信，悼念亡靈的同時，披露：自今年二月以來，北京公安部門首次與某位難屬接觸，私下溝通。但既不談「公布真相」，也不談「司法追究」，只詢問要給多少錢。天安門母親團體在公開信里，對政府當局22年來首次打破沉默表示歡迎，但是認為不能接受目前這種個別接觸、私下了結的做法。天安門母親團體發起人、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通過電話向我們闡述了難屬團體協商之後達成的立場。

天安門難屬群體的三項基本訴求

丁子霖：我們從95年開始就要求和政府對話，提出三項訴求：要求政府當局公布六٠四真相，向每個受難者家屬就死者做個案交待；第二，要求依法賠償；第三，依法進行司法追究。簡單說，就是六個字：「真相、賠償、問責」。

我們（這位）難屬當然堅持這三項要求，不可分割。來人就說：真相，這麼多年了，不好辦，當年很亂；追究呢，也不好辦，現在有的人死了，有的人還活著―當然是指李鵬吧，我想。（來人）就跟我們的難友講：你看多少錢。

到底他們有沒有用「賠償」兩個字，我現在不太清楚。讓她回憶，她也模模糊糊，就是多少錢合適解決（六四問題）。

那當然，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談的方案。

今年中國國內人權狀況倒退到六٠四以來最惡劣的的狀況，尤其是茉莉花革命以後，簡直就是全面封殺，重判劉曉波，現在又秘密關押艾未未，各種聲音都被封殺了。這種情況之下，怎麼2月20日開始，幾乎每個月一次找我們這家難友，盯著她不放來談。而且，孤立的談要多少錢合適。還不讓她和我見面。

六٠四問題不是車禍，不能個別解決

丁子霖：我們經過商量，覺得：我們迴避不得，必須正面回應。

我們的態度是：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但是，我們必須正告政府當局，第一：派人來談，可以，需要是政府相關部門，有正式授權來談。絕不能讓十幾年、二十多年監控我們的公安人員，和我們這些被監控人員來談。這本身就不對等，本身就缺乏誠意。第二：談，就要堂堂正正、公開地談，擺在桌面上，跟難屬群體談，不要私下勾通。第三：談，應該有廣泛性，不能盯著一家難屬：想幹什麼？我們那麼多家難屬呢！要談，可以選擇談，可以和我們群體談―我們有對話小組。可以多找些難屬談，廣泛聽取意見。不能黑箱作業。六٠四問題不是某項車禍，不能這樣個別解決。

法廣：假設有這種可能：他們接受與天安門母親以團體的形式對話，但是，只談賠償問題，你們會接受嗎？

丁子霖：這個問題現在並沒有擺到現實面前，我不能回答你。我們難友要商量。但是，我可以談我個人的看法：我想，這個問題不太現實。為什麼呢？賠償，因何要賠償？是車禍撞死人賠償，還是開槍打死人賠償？

當然，對方（公安）也很狡猾。他就說多少錢合適，他也不用這個詞（賠償）。

金錢和壓力不會摧垮和化掉天安門母親團體

法廣：二十二年來，六٠四始終是官方媒體禁談的話題。您覺得六٠四這個話題在中國人的記憶里是不是已經淡漠了？

丁子霖：沒有。所以，我們祭文里的第一部份內容是獻給我們親人亡靈的。我們首先要告訴他們：二十二年了，時間不短了，但是，儘管八٠九、六٠四這些詞眼都被當局屏蔽、淡化，但是，中國人沒有忘記，尤其是北京人沒有忘記，香港那麼遠，香港同胞也沒有忘記，海外的很多同胞―不管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沒有忘記。我們要告訴他們：人們永遠記住他們。再有，我們也要告訴他們我們的態度：我們始終認為，中國的八٠九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不管世道如何多變，不管中共當局怎麼打壓，我們認為它偉大就偉大在於它是和平的請願，和平的示威，和平地表述自己的意願。我們認為，我們的親人是為民主死的，為自由死的。他們為我們中華民族、為世界的進步事業獻出寶貴的生命。儘管我們被打壓，但是，我們始終以他們為自豪。

他們（中共）想用錢來化解我們天安門母親，來抹殺六٠四大屠殺的罪孽，是做不到的。

丁子霖女士表示：「天安門母親這個苦難的群體是在我們親人的鮮血、屍體堆上站立起來的，我們的群體是我們親人的鮮血和難友們的淚水凝聚在一起的。我們已經過了二十二年了，最最艱難的時候我們都熬過來了。親人突然離去是我們最最難熬的時候，我們都熬過來了。我們一塊兒相互扶持，走到今天。既然站起來了，我們就不可能趴下。不是金錢，不是壓力能把天安門母親摧垮、化掉的。法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