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9日中午，我手機上突然接到一個朋友的簡訊，內容很簡單：「22日告別紫陽，參加悼念活動，請致電治喪電話：010-5XXXXXXX」。
兩年前，我聽一位老先生講過在一個高爾夫球場巧遇紫陽打球的情景：說開始遠遠望去，紫陽身形蒼老、頗顯佝僂；但他打了一會兒後，再看上去則腰挺背直、精神矍鑠。再往前幾年，我也不時聽到紫陽的消息。一次我去長白山天池，接待的人講，天池上很難看到晴空萬里的時刻；不久前紫陽來，陪同人員告訴他：您真幸運，江主席來了兩次都沒能看到晴天，紫陽聽了哈哈大笑，得意的說：「我是誰？」另一次聽人說，紫陽去四川遊覽參觀，接待的將軍都向他敬軍禮口稱「報告首長」。
此刻，這條簡訊讓我完全出乎意外。其實，這時距離紫陽出任總理已經25年，距離紫陽最後出現在國人視野里已經16年：他身體再好，畢竟不是金剛不壞之體，總有走掉的一天。但是在我心中，卻從來沒有預計過、設想過有這麼一天。一個公眾人物，他越是銷聲匿跡，你越是覺得他生命也會像聲名一樣凝固不動，從此靜止長存。我也和朋友聊起過紫陽的壽命，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朋友輕鬆、自信、驕傲地說：「老趙是何許人也？什麼沒見過、什麼看不透？老趙且活呢！這幫人都死光了，老趙還將健在。」話雖玩笑，但我們心裡都深以為然：以紫陽的豁達通融、雲淡風輕、舉重若輕，生命似乎可以無限。
況且，我們心中都有一個歷史的榜樣，這就是社會主義偉大的改革先驅杜布切克。杜布切克47歲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發起「布拉格之春」，兩年後被蘇聯推翻罷黜，1970年6月開始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於布拉提斯拉瓦附近的伐木所工作。相信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在有生之年還會看到共產黨一黨專政土崩瓦解，也還會再造共和。1989年捷克民主變革成功，杜布切克在眾望所歸中王者歸來，於1992年出任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主席與聯邦國會議長。因此，我們滿懷期望這一奇蹟會在紫陽身上重演。可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卻都忽略了杜布切克復出時才僅僅68歲，正是紫陽去職時的年齡。
發給我簡訊的朋友當時不到三十歲，對紫陽自然沒有直接的了解和情感。他知道我是那一代人，相信我必定對此心神激盪、刻骨銘心，所以收到簡訊後即刻轉發給了我。
接到這條簡訊應該說是偶然。如果沒有這條簡訊，我雖然對紫陽充滿感情和敬意，可也不會想到如何對紫陽逝世公開表達自己的哀思。有了這條簡訊則完全不同了，我再不會在行為上無動於衷。於是，我迅速按照電話號碼打了過去。電話一下就接通了，我本來自然以為這個電話是紫陽家裡的，接電話的人是紫陽的某位親屬，會語帶悲戚地聽完我的致意。然而，對方完全沒有興趣聽我低沉的表達，就簡單、職業、程序化的告訴我：紫陽的治喪辦公室設在金台飯店二層，如果想參加悼念活動，可以去辦公室詢問方法。顯然，接電話的不是紫陽的家人和親友，而是公事公辦的工作人員；而且，這個號碼本身應該就是治喪辦公室的對外電話，就設在金台飯店——這麼說，紫陽的治喪活動也不是其家庭的私下行為，而且由官方全程操作。
金台飯店位於平安大道和德勝門內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和北大附屬第一醫院新樓隔街相對。我早就聽到過這個酒店是安全部下屬酒店的說法，此時聽電話里這麼一說，我頓時認為治喪辦公室設在這裡的目的自然是為了方便管制和監控。其實我之前聽到的傳聞並不準確，金台飯店的真正上屬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局；負責紫陽後事的是中辦，當然要使用自己的賓館接待、辦公。
沒有對中國的政治恐怖生態有深刻了解和體會的人，也許根本想像不出來我後面的猶疑不決和苦思冥想。餘下的一天裡，我都在反覆權衡分析：
很顯然我最初的判斷是錯的，這個電話並不是紫陽家的，而是他去世後專門臨時安裝，應該屬於治喪辦公室；從數字上看的出能得到這個號碼的絕非等閒機構，最可能的是中辦，也不排除是安全部門，因此紫陽的治喪活動應該是由這兩個單位來負責控制；
當局對這一敏感的突發事件會如臨大敵，最嚴厲的封鎖消息，務使社會影響淡化到最低；但紫陽的家屬們絕不可能容許紫陽就這樣默默走掉、銷聲匿跡，他們一定希望利用這一最後的機會讓紫陽和人民真正地結成一體，所以就通過各種關係、途徑和渠道把紫陽逝世的消息連同這個號碼儘量擴散出去；但是，紫陽親屬為什麼不擴散自己家裡的電話、哪怕是暫時在家裡安裝的弔唁電話，而非要透露一個由官方控制的電話號碼呢？這不是讓想要悼念的群眾與虎謀皮嗎？
不過，我又自問自答地想，這倒也不難解釋：也許是紫陽家人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親自接電話，也許是紫陽家明白，如果把自己家裡電話擴散出去勢必被懷疑別有用心，而把官方電話公布應屬無大過；當然也可能這個電話本身就設在紫陽家，但已經被有關部門接管。這個疑問解除了，又一個問題來了：治喪辦公室完全可以回答謝絕參加，為什麼要讓人親自去金台飯店呢？可能有兩個答案：一是想引蛇出洞、請君入甕，布設陷阱羅網；二是紫陽畢竟影響重大，逝世消息畢竟無法隱瞞，當局預計想參與者眾而且涉及極廣，一一拒絕反倒引起公憤，於是，索性讓欲參與者親自提出願望，也可便於審核、管理。
這一天的臨睡前，我做出決定：不論是何種情況，我都要去金台飯店，根據情況臨機而動，這也是一個難得的觀察和記錄一個歷史時刻的機會。我撥通了當時來往最多的中學同學Y的電話，告訴了他我一整天的經歷和想法，問他是否願意明天同去。Y的政治觀念並不鮮明，但他足智多謀、熱情好事，一口答應。
深夜上床，我久久不能入睡，腦海里放電影般以第一人稱角色回顧著紫陽的一生，又放電影般呈現了八九年六四的整個過程，再放電影般交叉比照重疊回憶十六年來我自己的人生和紫陽的歲月，眼裡的淚水和心裡的潮濕幾次交替湧上。
一月二十日上午，我接上Y，一起去金台飯店。進了飯店前院，我特意把車停在一個不引人注意的角落裡，然後和Y走下車，沒有逡巡猶豫的直奔酒店大門，同時不動聲色的左右觀察停車場裡、酒店周圍是否有閒散人等和監控攝影。
一月份是北京旅遊和飯店業最清淡的季節，如果不是紫陽治喪辦公室設在這裡，此地一定人跡罕至。但即便承擔了如此重任，金台飯店裡的情景也遠遠出乎我們想像的冷清，北方冬日黯淡昏晦的日光勉強投射進酒店大堂，陰鬱而蕭沉。六、七個百無聊賴枯坐一隅和偶爾走動出入的人，全都穿著臃腫、拖沓、令人沮喪和沉重的深色防寒服，看上去和我們來尋找的目標毫無關係的遊走在另一個生活里。
我們上到二樓，下邊絲毫看不出來的，這裡別有洞天，公共區域異常熙攘，各色人等來來往往，很顯然現在真正接近事件核心了。治喪辦公室接待處設在八樓一個大會議廳里。大廳里端一字排開七、八張條桌，條桌里側坐著十幾個工作人員，面對條桌外側七、八張椅子上坐的人，有的簽到，有的登記，有的查閱名單，有的回答問題，有的發放資料。來訪的人應該有三、四十個，散在廳內各處；我們剛要走進會議廳的時候，正好一個整潔儒雅的老人被兩個年輕人攙扶出來。
我們沒有直接去條桌擺成的接待台，而是很自然地坐到會議廳最外端的一排沙發里，躲在闌珊處隔岸觀火、好整以暇，仔細打量、觀察著接待者和被接待者——當然我們也懷疑沒準自己其實正在被別人仔細打量、觀察著——。作接待的工作人員以女性為主，穿著不一，和到處都能見到的吵吵嚷嚷、粗俗八卦的普通女公務員毫無區別，看不到任何肅穆莊重的表現，但也沒有警惕和審視的神色舉止；來的人絕大部分是衣冠楚楚、白髮蒼蒼、看上去身份教養都不錯的老人，很多都由青年人陪著，中年人不多。
在我們不動聲色的觀察、聆聽下，現場情況很快搞清楚了：紫陽的悼念活動就是二十二日——後天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這裡的人都是已經預先報名而且通過了審查，被電話通知前來領取告別儀式入場卷的。於是，我們找到一個自認為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亂鬨鬨時刻，走到接待台前，一句話都沒問，直接了當告訴要領告別儀式門票。接待人員問我們是否有提前申請預約，我們自然回答說有；接待人員隨即翻看厚厚一沓名冊，他們自然查不到，就告訴我們沒找到我們名字所以不能給票。我們還裝作不解和不滿的嚷嚷說：「這怎麼回事？哪能這樣？」工作人員估計見多這類人了，聽都懶得聽，早已經扭過頭去審問別人了。
這種結果不出意料，我們也沒期望能這麼兒戲般輕而易舉就混過去，所以並不灰心，就又回到沙發上坐下，繼續再觀察著尋找機會。一旦到了現場，其他如昨天的憂慮、忐忑、顧慮、擔心索性就沒有了，唯一的念頭就是如何想盡辦法達到目的。
坐著坐著，一群西裝領帶、深呢大衣、邋裡邋遢、臉龐粗黑、渾身土氣的人晃晃悠悠走進會議室，一看就是進城的鄉下人。他們叫叫嚷嚷、高談闊論、大大咧咧的來到接待台前，滿口濃重的河南話和工作人員談著。我立即猜到這肯定是紫陽家鄉來的人。京城大官故去，對家鄉人是一件天大的事，當地領導和群眾代表必然前來相送如同農村的送喪出殯，不管這個大官生前有沒有鄉土情、回沒回過家鄉、以前和當地人接觸過沒有、是否給家鄉做過貢獻。可是，如今紫陽是個敏感的麻煩人物，他去世的消息絕大部分北京人現在都還未必聽說，而這些遠在窮鄉僻壤的基層群眾卻居然早就到了現場——足見大人物、哪怕是失勢廢黜的大人物的家裡人和北京的聯繫多麼廣泛、信息多麼靈通。我們知道，家鄉人在這種時刻往往能夠決斷不少事情，對紫陽的感情也比局外人深，更較少顧忌。於是等他們和接待人員交涉完，我們就跟著他們走出會議室。在一層我們攔住一群人中領頭的矮個子，口氣謙恭地告訴他：我們當年正在讀大學，對紫陽的感情非常深，今天特別想有機會送紫陽最後一程；您們一看就是紫陽家裡的領導和親友，肯定有辦法幫我們實現這個願望。矮個子站定，雙手插在口袋裡，看著兩個突然出現、一臉誠懇求助的陌生北京人，愣了一下，很快顯出一副非常理解但愛莫能助的神態，然後居高臨下、老成深刻的用河南土調教育我們：「感情深，主要是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不是要一定去追悼會。」當時我們正著急焦慮，哪有心思聽他瞎扯；但事後想想，這人話說的著實很有水平，再看那左右簇擁的鄉土派頭，足見是當地的一號人物。能和紫陽保持思想政治上一致又威風不倒，無疑是個奇蹟。
離開了矮個子一伙人，我們繼續在飯店裡上下逡巡遊走，尋找其他可能的機會。李敖概括過各國法治的不同：美國是除了法律規定不能做的你都能做，德國是除了法律規定能做的你都不能做，義大利是不論法律規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蘇聯是不論法律規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不能做，國民黨是不論法律規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也都不能做。在這個國家呆長了，我們很清楚沒有任何事可以順利做到、也沒有任何事一定做不到。
八層來訪者逐漸比剛才多了起來，總共差不多有七八十人。我們加入進三三兩兩交流議論的人群，旁邊一個人悄悄對我們說：去到隔壁休息室，找紫陽的親屬。
我們立即按照他的引指，敲開不遠處一個小休息廳的門。裡面只有幾張沙發、茶几和三、四個人。一個二十出頭的胖小伙子——應該是紫陽唯一的女兒趙亮（王雁南）的兒子——站起來接待我們。簡短的對話後，他告訴我們：「去我姥爺家吧，我二舅在。我姥爺家在王府井旁邊的富強胡同6號。」
出了飯店沒有耽擱，我們開車直奔王府井。路上我們分析、商量著去紫陽家可能的遭遇和對策。去紫陽家，肯定比僅僅來金台飯店風險大的多。如果遇到公安詢問，我們如何回答？如果被警察帶走，我們如何脫身？我們是編造一個身份，還是如實告訴？往後事情我還好，Y在部委工作，一旦鬧到單位後續會很麻煩。這些都應該在抵達富強胡同前想好。
臨近春節前的北京，路上已經不如平常擁堵；此刻時值中午，車流更為稀疏。我們很快就到了王府井，而且出意料順利地確定了富強胡同的位置；此時。我們要想的事情半件也沒想清楚。
進入富強胡同之前，我把車停在臨近的著名購物城世都百貨的停車場上，然後打電話給裡面的一個熟人。他是世都的內保，我們在朋友的酒局上無數次遇見，最近一直聽他興沖沖地通報自己已經被安全局吸收為外圍，大有妓女從良、強盜招安的驕傲和志得意滿。熟人聽我說就在外面，立即迎了出來。我一說出「富強胡同」四個字，他就明白了，問我：「你要去？」我問：「是呀，有事嗎？」他說：「這兩天盯得很嚴，不過正常去，應該問題不大。反正要小心、小心！」
富強胡同坐落在沙灘和王府井之間，是一條狹窄、破舊、擁擠的小巷。如果不說，誰都無法想像裡面還居住過前後兩位曾經的名義上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在紫陽之前，胡耀邦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就住在富強胡同6號，一住就是二十九年，直到當了總書記幾年後才搬離。胡同兩邊沿著相連的院牆堆了不少亂七八糟亂的雜物。一輛車通過沒有問題，但如果恰恰雙向都有車就難辦了。但即使這樣，像北京大多數胡同一樣，還是有幾輛車長時間停在牆根下。時值冬日午後，胡同里幾乎不見行人車輛，我們兩人一進巷中就被一覽無餘。這真是一條便於監視的街道，即使在最好的季節里，也只會是住在其中的人過往，極少能有外人從此穿行，更不可能有人特意停留站立，只要裝幾個探頭，就沒有遺漏的死角。
從富強胡同西口往裡沒有多遠，路北一座院門上「富強胡同6號」的陳舊路牌就被我們看見。同時被我們看見的，是正對面的三四個攝影頭。院門斑駁陸離，院牆青灰剝落，我們在門口略站片刻，就按響門鈴。實話說，我們心中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的，一是因為身處是非險境，二是我們貿然來訪，紫陽家屬是否歡迎、是否納入也在未知——當時我們還不知道之前的兩天，已經有大量北京市民自發來到這裡悼念紫陽。
很快有人來開門，是一個保姆樣子的中年婦女，非常痛快的讓我們進去，然後立即關上兩扇大門。
北京富強胡同6號
紫陽家的簡陋、蕭條、頹敗出乎我們的意想。一進去是一個很小的院子，或者只能算是一個過廳；進入過廳小門是第二進院子，先看見的是一個大的影壁，繞過影壁就是主院，東屋即紫陽的客廳兼書房。中年婦女引我們進去，讓我們稍等。於是，我們慢慢打量著紫陽生活了最後十六年的地方。
紫陽的客廳兼書房大約有六、七十平方米，有沙發、書架、書桌、椅子、藤椅等，是一個典型的不善收拾的老年人居室的零亂陳設。唯一的特點，是到處擺放的相框，裡面都是和孫子孫女們在各處的合影，可見晚年弄孫之樂給紫陽帶來多少欣喜快慰。屋子裡一切應該一如紫陽生前，只是臨時布置成靈堂，多了無數花圈、鮮花。紫陽那幅身穿滿是皺褶的灰色短袖稠衫、雙手叉腰、笑容可掬的著名遺照掛在東牆上，後來流傳很廣的兩幅對聯：「能做你的兒女是我們今生的榮幸，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倡民主堅守良知兒女為你驕傲，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分掛照片兩側。我注意到遺像下面田紀雲的花圈，其他花圈落款我就基本上不知道是誰的了。
不多時候，從門外進來一個四十左右、個子不高，身體有些向前彎曲，走道左右搖晃，象極了北京小痞子的人。他走到我們身邊，向我們伸出手，自我介紹說：我是趙二軍。我早就知道紫陽有兒子叫趙大軍，在金台飯店紫陽外孫說二舅在家，這人又說自己叫二軍，我想他一定是大軍的弟弟。看二軍的舉止神態，地道的一個北京社會青年，怎麼也不像曾經的二皇子。最讓人想笑的是，他穿著一件幾乎可以用破舊形容的草綠色粗毛線衣，一望而知是八十年代初的產品，連我這樣從不講究的人都有十幾年不穿這種檔次，更別說損壞程度的衣服了。我們握住二軍的手，向他表示我們的沉痛，告訴他我們是當年北大的學生。然後，二軍站在我們身後，看我們向紫陽遺像深深地三鞠躬。
後來我看杜導正的女兒杜明明在《他尊嚴地走了——趙紫陽臨終紀實》裡寫到，好多人在紫陽家對著他的遺像失聲痛哭，包括和他素昧平生的普通百姓。此時此刻，我並沒有流淚的感覺，但是這十六年裡，當我想起紫陽，當我回味起在那個讓我一生一世魂牽夢繞的尖峰時刻紫陽的行至時，卻多少次為他淚濕襟懷。
十六年來，我在腦海里無數次浮現出紫陽，在心裡無數次回味著紫陽，今天我終於離紫陽如此的零距離。此刻，我時空穿越，努力地去想像、去描繪、去勾畫十六年前的歲月情景和風雨如晦。那夜北京城破淪陷，大軍攜坦克和裝甲車突入，京城四處火光沖天、彈林矢雨、硝煙瀰漫。長安街屠城和天安門血洗之後，學生領袖們四散逃亡，百萬市民如鳥獸盡。後面的幾天，北京城十幾萬墮胎亡，城空人絕跡，家家閉門杜戶，整個京城像地獄、鬼界和死域一般。與此同時，全國其他城市卻揭竿而起，圍困、臥軌、縱火、焚毀、搗砸，反抗方興未艾、舉目烽火連天。接下來是全國持續的大搜查、大逮捕、大處決。在那段風雨飄搖、肅殺恐怖、血雨腥風、「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日子，人人性命難保、自顧不暇之際，誰也沒有去關注、去思忖過在不見天日的京城的另一個世界裡、在整個事件漩渦的最中心、在人們永遠無法看到的地方，同時發生的另一場驚心動魄的故事。鄧小平在公開對人民發動戰爭、鎮壓和屠戮的同一時刻，也在暗地裡開始了對內部的圍剿、清洗和整肅，紫陽做為最大的異己力量和內在威脅必定第一個遭到懲罰。這場不為人知的故事至今紫陽沒有透露過一個字，也沒有見過當年的身邊人或參與者的披露。紫陽如何被帶走？他最初被囚禁在哪裡？有著什麼樣的驚險經歷？遭到過怎樣的屈辱和虐待？當時的軍人已近瘋狂失控，誅殺紫陽以謝陣亡者之聲絕對存在。權勢瞬間崩塌，希望頓成泡影，自由突然喪失；生命的危如累卵、禍在旦夕，子女的離散飄零、不知所蹤，別時容易見時難的無限江山......面對個人兇險、山河淪喪和國破家亡，紫陽的心情是如何的沉重、慘痛和沮喪？他有沒有恐懼與忐忑、有沒有絕望和悔恨？這一切，深深地迷惑和吸引著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