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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中東民主革命給中共帶來的政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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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眾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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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民主浪潮吞沒了又一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獨裁者!從街頭的和平示威到血腥的武裝起義,通過半年之久的戰鬥,利比亞人民推翻了控制國家四十二年的政治狂人卡扎菲,用勇氣、智慧和生命為自己民族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也為中東和世界的民主進程注入了新的活力。雖然利比亞的戰後重建將十分艱難,民主制度建設也充滿了變數。但是,革命的成功至少給人民帶來了希望和機會。

無論是突尼西亞和埃及的街頭抗爭,還是利比亞人民的武裝起義,都是為了推翻沒有合法性的獨裁政權,爭取人民的政治權利。他們勝利的意義遠遠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具有世界性。他們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正在爭取民主權利的敘利亞、葉門等中東國家的民眾,震撼了尚存於世的那些苟延殘喘的獨裁者。與突尼西亞和埃及的革命相比,利比亞的武裝起義還有者進一步的意義。它向世界宣告了「武裝革命過時論」的終結。它向世人宣告,在獨裁者的血腥鎮壓面前,人民有通過武裝革命推翻獨裁者的權利,世界民主力量有支持他們的義務。

如果說上個世紀前蘇聯和東歐集團的瓦解是世紀之交的一波大型的民主化浪潮,那麼,今年以來突尼西亞、埃及和利比亞民主革命的勝利所代表的則是一波新的民主化浪潮。這一輪新民主化浪潮對仍然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帶來的衝擊的程度不亞於二十年前蘇東集團瓦解所產生的衝擊。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蘇東集團的瓦解宣告了現代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以共產主義為旗號的獨裁政治制度的破產。中國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一個共產黨大國則剛剛血腥鎮壓了大規模的民眾抗議示威活動,國家的政治局勢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蘇東集團瓦解對中共的衝擊是當時的領導人必需面對的挑戰。

中共領導集團對蘇東瓦解的解讀是: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無法改善民眾的生活,導致政權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面對當時的政治危機,中共決策者們的對策是一方面淡化執政黨僵化的意識形態色彩,以減輕民眾的厭惡和逃避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不能自圓其說的困境;另一方面通過加速市場化的改革和對外開放進一步搞活中國經濟,通過經濟的高速增長來挽救因「六四」鎮壓而進一步惡化的合法性危機,抗擊蘇東瓦解所產生的對中共的政治衝擊。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與黨內的經濟保守派徹底地分道揚鑣。應該說,鄧小平和執政黨內的經濟開明派通過此舉延長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生命。

相似性帶來的挑戰

當前這一輪民主化的衝擊與當初蘇東集團垮台的所帶來的衝擊不一樣。在這一波民主化面前遭受衝擊的國家的獨裁政權並沒有很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不僅如此,這些國家的獨裁者們中的不少人還曾經領導國家經歷了不錯的經濟增長,這些國家在世界經濟中大多列入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換言之,他們的經濟形態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多與現在的中國相似。當然,最為相似的還有,中國與這些國家一樣,都有著由於一人或者一黨專制所帶來的大面積蔓延的腐敗現象,都有著不受人民制約的國家政權,都有著人民大眾日益增長的對政治權利的追求。

正是由於這種相似性,中東民主變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因為中東的革命擊破了只要經濟增長就能給執政黨帶來合法性的神話;它清楚地顯示,任何試圖永遠地壟斷政治權利的政權都不具備治理國家的合法性,因為這樣的政權無法滿足民眾對政治權利的訴求,無法遏制不斷蔓延的腐敗。面對這一巨大的衝擊,現在的中共領導人採取了被動消極的態度。中共的官方媒體一直以同情的口吻談論中東獨裁著們的困局,並且以大量的負面報導來其表達對中東民主革命的反對立場。

與政府的消極立場完全不同的是,中國的普通民眾通過對中東民主革命給與了高度的關注和熱情的聲援。甚至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後一度曾經被官方收買的中國主流知識分子面對中東的變局也產生了劇烈的分化。雖然中共政府依然保持著政治上的高壓,但是一個認同普世價值、推動中國民主的暗流正在中國涌動。問題是,與鄧小平等中共的執政精英們在二十年前對蘇東變革產生的衝擊作出迅速大膽的反應不同,中共當前的領導集團面對這一輪的衝擊卻顯得無所措手足。顯然,他們是要將面對這一條挑戰的任務留給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了。

責任編輯: 於飛  來源:BBC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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