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走出中國 如何神秘離開？

位於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長期以來一直是渴望到國外開始新生活的中國人的出境點。在那裡，人們可以經陸上穿過原始森林潛離中國，也可以走水路，沿瀾滄江一路順流而下，直到它變成了湄公河，綿延流過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和越南。

因此，每當我踏足雲南，看到在陽光下閃亮的紅土地，就會變得不安分起來。我的想像力也會四處馳騁。畢竟，自從我寫了一首詩譴責中共政府在1989年對抗議學生的殘酷鎮壓、並因此被囚禁四年後，我已經有16次被禁止離開中國了。

我真的很動心。有沒有護照或簽證並不要緊。關鍵的是你口袋裡的現金數量。你扔掉手機，切斷與外界的通訊，潛入一個村莊。在那裡你可以輕鬆地找到一個願意幫你的農民或走私犯。談妥價格之後，你就會被帶上一條秘密小路，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中國。

直到今年年初，我一直在抵制著逃離的衝動。相反，我選擇留在中國，繼續記錄著社會最底層人們的生活。然而，民主抗議活動席捲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網際網路上也開始出現呼籲在中國舉行同類街頭抗議的帖子。在二、三月份里的每個星期天下午，在幾十個城市的繁華商業和旅遊熱點都有和平集會。政府驚慌失措，在全國各地一致嚴厲鎮壓。士兵們換上便衣，持槍在街道上巡邏，逮捕他們認為可疑的人。

與此同時，任何提及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甚至只是茉莉花三個字）的言論，都會在簡訊和搜尋引擎中被過濾掉。警方圍捕人權律師、作家和藝術家。民主活動家劉賢斌曾因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關了9年監獄，現在又被判了10年徒刑。藝術家艾未未在4月里徹底失蹤，並且在6月中旬被放出來之後，一直在政府的嚴密監視下生活。

我是一個老派的作者，很少上網瀏覽。阿拉伯之春與我擦肩而過。但是，即使沒有參與其中，我仍然逃不過警察的騷擾。當公安人員了解到我的書將在德國、台灣和美國出版後，他們便開始經常打電話給我，並登門造訪。

今年三月，負責監視我日常活動的警察在我的公寓外常駐下來。"在西方出書是違反中國法律的，"他們告訴我。"獄中回憶錄玷污了中國監獄系統的聲譽，《上帝是紅色的》歪曲了黨的宗教政策，煽動地下教會。"他們說，如果我拒絕取消與西方出版商的合同，我將面臨法律後果。

後來我收到薩爾曼•拉什迪寄來的邀請信，請我參加在紐約的國際筆會世界之聲節。我馬上聯繫了地方當局，申請離開中國，並預訂了機票。不過，在我預定出發的前一天，一名警官叫我去"喝茶"，並通知我，我的申請遭到拒絕。那位警官告訴我說，如果我堅持要去機場，他們就會讓我像艾未未一樣失蹤。

對於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渴望見證中國的作家來說，言論和出版自由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我的好朋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已為他的著作和政治活動支付了沉重的代價。我不想走他的道路。我不想回到監獄。我也不願意被監獄高牆外的人當作"自由的象徵"。

只有逃離中國這個龐大而無形的監獄，我才可以自由地寫作和出版。我有責任讓世界了解經濟繁榮的假象背後所隱藏著的真正中國——對老百​​姓一觸即發的怨恨漠不關心的中國。

我沒有向別人透露自己的計劃。我沒有按慣例請求警方的批准，而是收拾到箱子裡一些衣服、一隻簫、一個轉經缽和我珍愛的兩本書籍——《史記》和《易經》。然後趁警方不注意的時候，我離開了家前往雲南。雖然當地很熱，但我仍然感覺就像冬天裡的老鼠，靜靜躺著以節省能量。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與道上的人打交道。我知道，只要我在附近打聽，最後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揣著有德國、美國和越南有效簽證的護照，我開始了行動。與我在西方的朋友（他協助我制定了這次計劃）做簡短的聯繫之後，我關閉了手機。幾天後，我來到一個邊陲小鎮。在那裡，我可以看到在水流湍急的河道對面就是越南。當地幫助我的人說，可以花錢僱人偷偷渡我到對面，但我謝絕了。我有一份合法的護照。我決定通過橋上的邊境檢查站過去。

在逃離之前，幫助我的人把我安置在邊境附近的一家酒店裡。陣雨時斷時續，我也在半夢半醒之間。然而敲門聲驚醒了我，我緊張地打開門，卻看到一個妓女站在雨中發抖，她想要進來避避雨。雖然心有同情，我當時的情形實在是愛莫能助。

7月2日上午10時，我走了100碼，來到邊檢站。我心中已做好最壞的打算，但奇蹟出現了。邊防人員檢查了我的護照，盯著我看了片刻，然後在我的護照上蓋了章。我一刻不停地前往河內，並登上了飛往波蘭的飛機，然後又轉飛德國。當我在7月6日上午走出柏林泰格爾機場時，我的德國編輯彼得·史萊姆正等在外面接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大叫著。他被深深地感動了，簡直不敢相信我真的到了德國。機場外空氣清新，我感到了自由。

安置好之後，我打電話給我的家人和女友，他們已被當局盤問過了。我逃離中國的消息傳得很快。一個畫家朋友告訴我說，他去見了仍被嚴密監視著的艾未未。當我的朋友提到我神秘地出現在德國之後，老艾的眼睛都瞪大了。他難以置信地喊著，"真的嗎？真的嗎？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