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擔任翻譯的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原所長資中筠日前在《資中筠自選集》首發式上發表講話，高調炮轟中共弊政，呼籲還原真相、開啟明智、喚醒良知、推動革新。
資中筠畢業於清華大學，今年清華百年校慶，中共高規格紀念，胡錦濤發表講話。但資中筠在講話中透露，她收到請帖後拒絕出席清華百年校慶。她說已經不認同現在的清華，清華就像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而中國名牌大學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
資中筠說，大饑荒時期，包括他們夫妻在內的全國人民都愚昧，深信是自然災害以及蘇聯撤走專家所致。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分子不愚昧，但他們被壓下去了。否定兩個凡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等大討論很不徹底，啟了又蒙，蒙了又啟，剛剛看到一點亮光，然後又不讓說了。資中筠又批評，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夠實行西方那一套這種說法邏輯不通，再多理論也無法自然其說。
中國經濟學家茅于軾因撰寫《把毛澤東還原成人》遭全國左派「公訟」威脅，但資中筠表示非常佩服茅于軾，說他真正為底層老百姓著想，並且把先進的思想、先進的方向帶到最貧困的農村，受到很多打壓後絕不放棄，還在到處奔波。
有人指責資中筠衣食無憂，「過得好好的，吃飽了撐的要自由民主」。對此，資中筠反駁說，這是因為她通過媒體了解很多事實真相以後，不能假裝不了解，不能無動於衷，因此欲罷不能。資中筠又援引中共領導人張聞天助手、曾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何方的話說，弱勢群體太苦了，不能無動於衷，還得寫。他十幾歲就入黨，親身經歷了那麼多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滿著那麼多謊言，就要寫出來。
關於對國家和世界的看法，資中筠跳出以國家政府的角度考慮問題。她說，國強民不一定強、不一定幸福，「我越來越傾向於以個人為本來考慮，我現在不願意用『人民』這個詞，因為『人民』這個詞已經被用爛了。」 中共黨章規定「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資中筠卻說，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權益。
最後，資中筠以給《炎黃春秋》創刊20周年的題詞：還原真相、開啟明智、喚醒良知、推動革新與出席首發式的人士共勉。
《資中筠自選集（五卷）》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五卷分別為《感時憂世》《坐觀天下》《士人風骨》《不盡之思》《閒情記美》，收錄的文章內容涉及公民社會、文化建設、知識界思想狀態、新文化建設等問題以及追憶往事、讀書隨筆等。
資中筠生於1930 年，湖南人，系中共黨員。1951畢業於清華大學，精通英、法文，從事外交工作。1953年調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之後派駐維也納。1959年，與丈夫陳樂民受命回國。資中筠曾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翻譯。參加了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以及隨後美國參眾兩院領導人訪問中國大陸團的全程接待，並參加基辛格若干次訪問中國大陸的接待。
改革開放之後，資中筠到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任研究員，曾任所長、《美國研究》主編。陳樂民到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任研究員，曾任所長、歐洲學會會長。
夫妻多次到海外講學訪問，在美國和歐洲的研究上堪稱一代大家。為了能以獨立知識分子的身份暢所欲言，1992年，資中筠辭去美國研究所所長的職務，專心著述。
資中筠：我為什麼常常「感時憂世」
——在《資中筠自選集》首發式上的發言
我都不知道要說什麼好了，因為大家提到的問題很多，我自己想的問題也很多。我就從最後的說起幾句。
第一，我已經不認同現在的清華了，今年一百周年給我發了一個請帖，我拒絕去，我覺得已經面目全非了，我本來想寫一篇《哀清華》，但是一想人家在那過生日，就沒有這樣寫，但是真的是這種心情。現在變的像是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可惜的是他們招來的，真的是全國分數最高的學生。現在的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有點招天下英才而毀滅之，這是傷天害理的事情，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著覺，這是我憂慮的非常深的問題。
第二，關於悲觀或者樂觀的問題，我也可以說，我基本上是悲觀態，但是也不能說悲觀到什麼事都別做了，等著船往冰上撞等著一塊死算了，還沒有到那個地步，還有一口氣在。我們那麼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還是比較多的，怎麼樣使這個社會做好人比較容易一些、做壞人代價比較高一些，最好向這個方向努力。
第三，講到啟蒙的問題，我應該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這個人胸無大志，沒有像你們說的那樣做一些什麼事情，救國救民，沒有這樣的意思，做不到。我實際上只是欲罷不能，想到什麼問題，沒有辦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寫不可。小冊子有人寫我是「先天下之憂而憂」，不是，我現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許多，沒有說別人沒有醫療保險，我放棄醫療保險。在五十年代的時候，人們有非常理想主義的時候，也確實想過，比如說1958年的時候，我和陳先生都在國外，聽說國內煉鋼，我們聽了很遺憾我們不能參與，將來共產主義建設成功了，少了我們的參與，覺得非常遺憾。等到1959年的時候，忽然又聽說國內吃不飽飯了，物資非常匱乏，結果我們就坐不住了，我和陳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塊向領導堅決提出來，要求回去和祖國人民同甘共苦，覺得我們在這個時候在國外那麼養尊處優，吃的那麼好，心裡非常不安，這是非常真誠的。過了不久，我們真的調回去了，不是因為領導覺得我們應該回去挨餓，而是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和蘇聯吵翻了。回去之後我們真的吃不飽飯，眼睛浮腫，那個時候下放，我們也是主動要求下放到農村，不是像農村時候那樣被迫下放。我們真的是差點餓死，後來有一次晚上他被餓暈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溝，那個水溝是不深的，但是他爬不下來了，他沒有力氣，正好有一個老鄉看到了把他救了。
可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只覺得挨餓是光榮，跟大家一塊挨餓是一種光榮，我要在這個時候不挨餓是不光榮的，但是從來也沒有問過為什麼。那個時候信息也不靈通，我們那個時候什麼都不知道，一個是不知道，一個是完全深信不疑自然災害、蘇聯搗亂撤走了專家，其實只要稍微用腦子想一想，撤走專家最多會影響工業，怎麼會影響農業呢，農村又沒有蘇聯專家？但是我們腦子從來沒有往這塊想過。
所以，愚昧到這樣的程度，那就是全國人民都愚昧。當然，那個時候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的分子不愚昧，但是他們被壓下去了。所謂啟蒙，就是說你只要用自己的腦子想一想，或者了解事實的真相，就可以不這麼想了，非常容易了解問題、非常想明白，但是當時就想不明白。
但是從那個以後，比如否定兩個凡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等等大討論，是一次比較大的啟蒙運動，可惜這個也很不徹底，啟了又蒙，蒙了又啟，剛剛看到一點亮光，然後又說不對，不讓說了。
所說的啟蒙，不用太高深，一個是把事實弄明白，不在謊言裡生存；還有一個是用邏輯來考慮問題，什麼事情是不合邏輯的？現在有很多主串流媒體所講的事情，邏輯是不通的，比如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夠實行西方主義的那一套？因為我們社會主義理論上講理應比資本主義更加平等，就是說社會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層的人民應該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實上我們並不是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體現在哪兒呢？於是，有人提出來我們的主義並不是這樣，我們的貧富懸殊比資本主義落後得多。於是，另外一個邏輯就來了，說資本主義在19世紀的時候，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時候那些人都很悲慘。那麼，我們現在算什麼時候呢？因為社會主義是沒有原始積累的，社會主義是在高級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更加平等的，資本主義的常數在於效益，在於大大的推進生產，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需要社會主義的思潮關注弱勢群體。當說到礦難、殘酷的職業病等等，一些媒體說十八世紀、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就是這樣。之所以能夠進步到今天就是因為建立了憲政和民主，才能夠限制權力，同時也能夠通過各種法律來限制財富。那麼，這些都不能做的話，我們到底算什麼主義？這是我們永遠想不通的問題。用事實和邏輯來考慮問題的話，考慮清楚了，就變成了啟蒙。啟蒙也不是那麼神秘的一件事情。
第四，我們能夠做到的也就是引導，我們做不了行，茅于軾先生自從退休以後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為底層老百姓著想，並且把先進的思想、先進的方向帶到最貧困的農村，並不是說像現在哪個大款到處撒紅包，不是那種扶貧，而是他十幾年來孜孜不倦地創立了很多模式。當然，不是他一個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塊，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輕人跟著一塊做。在這個過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壓，很多辱罵，甚至於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溫不火，無動於衷，不生氣，但是他絕不放棄，也絕不後退。對於這樣的，我自己自愧不如，他還比我大一歲，他現在又飛到寧夏去，他還在到處奔波，我對他非常佩服。當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這一個，有很多比我做的好。
我坐到這兒，想到一些事情，這是欲罷不能的。因為現在資訊特別發達，因為有網絡，而且我是被動的，我收到人家寄給我好幾十份的報刊雜誌，這裡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紙媒，現在有一些不錯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記者，他們是做深度調查的，他們把各種各樣的事實都說出來。我了解了這些事實以後就不能假裝不了解，我明明已經了解了，我也不能無動於衷，我欲罷不能，我就得寫這些。我曾經以為退休之後應該寫像《閒情記美》這一類的東西，我還有很多書要看，並且有的人就說我自己已經衣食無憂了，過得好好的，所以吃飽了撐的要自由民主了，沒事兒幹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種奢侈。其實是相反的，我要是沒事兒幹了，我過的好好的，我可以什麼都不管，什麼事都不干，我家裡有那麼多好書，有音樂，有唱片，我為什麼要關心這些事情？但是我已經知道了，就欲罷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對於生活有不同的取向。
何方老師也是自己過的好好，自己級別比我高，待遇好一點，但是他就說，現在的弱勢群體太苦了，不能無動於衷，還得寫。另外，他十幾歲就入當，他親身經歷了那麼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滿著那麼多的謊言，就以後要寫出來。這也是一個生活的態度，也是欲罷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麼樣，就是內心深處必須要這樣做，那也沒有什麼辦法。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別的東西要寫，但是剛要寫這個，就被一個什麼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灣的污染使得我非常的憂慮，美國墨西哥海灣的漏油事件的處理，他們的媒體天天都在盯著，英國石油公司的發言人天天被媒體追問到底採取什麼辦法，這個辦法有效沒效，結果發現沒效，再用其他的辦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
石油公司的負責人被美國國會召去，被直問，狼狽的沒法說，天天的在那盯著。而我們國家媒體報導墨西哥灣的事比我們國家這次漏油的多，最後它賠償賠的傷筋動骨，非常的多，首先就搞一個二百億美元的資金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損失還沒有最後算出來，到現在還沒有算完，一點一點的賠。對比之下，我們渤海灣的漏油是非常嚴重的，渤海灣的污染相當嚴重，誰來管這件事情？當然，說是現在正在管，正在調查，但是到底誰在管？康非公司說是外國公司，其實是我們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國有資本在裡面。所以，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思考，但是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渤海的污染要影響到我的生活，那還很遠，但是就是覺得放不下，而且還很生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後來我想到一個醫學上痛點比較低或者痛點比較高的問題，痛點比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較疼，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痛點比較低，別人見怪不怪的事情總覺得有這樣的心情，我並沒有什麼特別崇高偉大的目標，一定要救民於水火，不認為自己有這種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受到啟發，能夠多一點地了解事實和邏輯。
第五，關於對國家和世界的看法。我跳出了以國家政府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我自己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最初的時候，我寫東西也是以這個取向的，但是越來越覺得不是這樣的，看歷史也不是看哪個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謂國強民不一定強、不一定幸福，我越來越傾向於以個人為本來考慮，我現在不願意用「人民」這個詞，因為「人民」這個詞已經被用爛了，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權益。所以，現在真正的以人為本是以一個鮮活的生命來考慮問題，每一個人都是鮮活的生命，加在一起。這就是馬克思講的自由人的聯合體，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獨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這個團體就是幸福的。至於國界的邊界要劃在什麼地方是次要的，這句話說出來可能要被人家罵「漢奸」，我們有太多的看法，「君王殺人知多少」，就是漢武帝的那篇文章，我這也不是憑空的，完全有事實根據，我也不是學歷史的，就是從《資治通鑑》整個西漢一路下來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講老百姓死了多少，三級以下的幹部，真是不知道殺了多少，而且漢武帝被我們認為是最偉大、最了不起的。為什麼軍閥混戰的時代反而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那麼活躍呢？因為管不了，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時候就是比較寬鬆自由的時候。
最後，在《炎黃春秋》二十周年的時候讓我提字，我就提了四句話：還原真相，開啟明智，喚醒良知，推動革新。這幾句話願意與大家共勉。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