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學者、翻譯家資中筠，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在從事外交工作期間，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非專職翻譯。她曾經也是主動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獨」驅使燒掉青春紀念冊、下放幹校餓到浮腫依然堅定信念的理想主義者。如今，年紀越大，資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為被「太多太不像話的事」推動著，變成了「八十後憤老」。本文摘自2011年第46期《南都周刊》，作者鄭文，原題為《資中筠的信與疑》。

資中筠個人照

八十一歲的資中筠仍然思維清晰，表達通暢。從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退休後，她筆耕不輟，將經歷抗戰、內戰、建國、「反右」、「文革」、改革開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澱下來；又奔走呼告，不斷重複啟蒙與普世價值等話題。

馮友蘭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馮一生的思想軌跡——「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跟那個年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資中筠的思想演變路徑同樣應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對知識階層的反覆塑造。

曾經也是主動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獨」驅使燒掉青春紀念冊、下放幹校餓到浮腫依然堅定信念的理想主義者。如今，年紀越大，資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為被「太多太不像話的事」推動著，變成了「八十後憤老」。

在目睹父親以及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種種苦難，乃至他們對殘酷近乎荒誕的承受力後，她感慨於「為國家與民族復興油然而生的欣悅，一度遮蔽幾代知識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輩人的命運，才想明白自己曾經有過的愚昧，何以發生，何以解脫。滿頭已爬滿銀絲的她，說起年輕時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執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際遇卻讓那份理想主義情懷增加了許多無奈。

理想主義者

資中筠年輕時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歲的袁偉時很羨慕。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天津發生水災，讀高小的資中筠隨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個濟濟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紀，她躲在閣樓上「如痴如醉」通讀巴金的《家》，為主人公受封建禮教摧殘致死而義憤填膺。

但「封建禮教」背後也有輻射中國讀書人一生的精神傳統。資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讀《論語》、《孟子》，像「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等訓誨，早就在精神里紮根。

資中筠曾戲稱自己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這令她有幸趕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車。自小學的「公民」課起，要學習現代公民社會的基本觀念與行為規範；中學的英文課上則朗誦《獨立宣言》。

如今社會上再度提倡回歸傳統道德，大講忠孝節義，甚至要求小學生誦讀《弟子規》。對此資中筠放言：「我們現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報，走邪門歪道容易得到好處。提倡回歸傳統道德，不要普世價值，這個屬於有害的。我們現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價值，應該進行公民教育，了解現代的公民應該有什麼社會義務和權益。」

對資中筠來說，古典傳統教育凸顯了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真理與獨立人格的傳統，與普世價值倡導的民主、自由、平等並不矛盾，合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義情懷。

柴米油鹽風花雪月的牽掛，在資中筠看來是「挺沒有追求的事」。供職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父親與讀過新學堂的母親，也都敦促女兒以讀書為主業，戒做紈絝子弟。

1948年，資中筠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當時清華文科尚未分離出去，資中筠有幸得錢鍾書、楊絳等名師授課，後甚至指導畢業論文。

那時適逢國共內戰酣熱，校園裡流行著「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書桌了」這樣的熱血呼告。而資中筠的父輩人有感於國民政府的腐敗，對共產黨主政的新政權充滿期待。1949年之後，一代人追求國家解放和民族獨立的理想得以實現，對未來充滿熱情。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沸騰的同學們以各種方式獻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筆從戎，報名參軍；有人寫下血書，動員同窗奔赴前線。

經過了那段硝煙歲月，資中筠很是瞧不上現在校園裡流行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是最容易煽動的一種情緒，媒體特別是《環球時報》、電視上的一些軍事節目，簡直說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輕人血氣方剛，有一點民族主義情緒問題本來不大，但拿這個東西來轉移對真問題的注意力，來對抗普世價值，就不好了。現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動用的就是民族主義。這是虛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犧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於書齋的資中筠本沒有參加任何地下黨活動，但隨後校園裡的波瀾終於令埋首故紙堆的她，無法安於籌備畢業論文的課業。父親資耀華衷心擁抱新政權，也勸她「在政治上求進步」。

作為班長，資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還很「進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請願，要求取消畢業論文，讓同學們有更多時間投入社會活動。幸好碰了釘子，這竟成「文革」結束前最後一屆做論文的文科畢業生。

在一個「太陽和國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資中筠發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學樓頂，在紅旗下宣誓「把一切獻給祖國」。當時與她共同起草、宣誓的，還有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後來，資中筠又在全校大會上表態，堅決服從全國統一的畢業分配。

受局勢薰陶並沿襲父輩人理想的資中筠，不知不覺中滑向了理想主義的另一端。「在一定情況下，特別是年輕時，總有這麼一種追求理想的內心的推動，容易走極端，也促使我後來在愚昧時期愚昧到這樣的地步。」

與資產階級父親脫離關係

反帝反封建，打倒國民黨與官僚資本主義，追求民主自由，實現現代化發展。欲從頻仍戰事中解脫、實現國家獨立的知識分子與青年人，普遍接受了這一套新穎、完整的思想體系。

1949年冬天，清華學生曾到海淀農村參加土改複查。資中筠深為農民的窮困生活狀態震驚。書齋生活並未給予她知識分子的優越感，在與現實的強烈反差中，挑動了那根「擔當」的神經。資中筠決心以新的意識形態好好改造自己，卻料想不到隨即而來的「改造」徹底影響了她的生活。

畢業後，資中筠被分配到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工作，很快被捲入「三反」、「五反」運動中—任上海銀行總經理的父親資耀華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裡通外國」。

資中筠在單位里被一再教育，組織要求她揭發父親，但她對父親工作方面的事一無所知，家中也一向擁護共產黨，「從來沒說過反動話」。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與父母疏遠，向組織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來往。想登報申明與資產階級父親脫離關係，卻未被組織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決不了思想問題」。「那時候特別天真，覺得應該表里一致，不能在單位、在機關說劃清界限，在家裡又和他們聊家長里短、噓寒問暖……」

歷次政治運動的鬆緊，成為靠攏無產階級、力求思想改造的資中筠與「資產階級」家庭聯繫的晴雨表。為了實現工農化，不做「共產主義壯麗事業」的外人，資中筠在歷次改造中都全面檢查自己的思想。

「以後回頭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對的。但那時候做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動機。有的人確實很壞，賣友求榮，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後自省這一生之悔，資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神父，向神父坦白，卻因而出賣了同志與革命。

在袁偉時看來，中國知識分子受儒家三綱影響，包袱很重，難以從對上服從的依附關係中解放出來，從人民轉變為公民。多年後資中筠也深刻自省「士」之「道統」與「家國情懷」。

資中筠中學畢業時舉辦鋼琴獨奏會的紀念冊，並未成為令她受批判的把柄。但出於君子「慎獨」的傳統訓誨，為了「早日完成脫胎換骨的轉變」，她毅然將紀念冊及照片付之一炬。

資中筠慶幸自己在「思想改造」中的坦白揭發，不曾讓什麼人特別受罪，「但不見得那種心境下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

1956年後，資中筠與丈夫陳樂民因公派駐維也納三年。後適逢「大躍進」運動，國內大煉鋼鐵。「我們很遺憾不能參與，將來共產主義建設成功了，少了我們的參與，覺得非常遺憾。」到1959年，聽說國內物資匱乏，兩人又坐不住了。「我和陳樂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輕同事，一同向領導申請調回去和祖國人民同甘共苦。自己這個時候在國外養尊處優，吃那麼好，心裡非常不安，這是非常真誠的。」

因「中蘇關係惡化」回國後，陳樂民一度餓到浮腫。而資中筠產假未滿便再度因公出國，靠著父親作為「糖豆乾部」的特供，才讓女兒喝上了牛奶。儘管如此，沒有人問過「為什麼」，「只覺得跟大家一塊挨餓比較安心……」

「文革」期間，全家下放五七幹校，資中筠覺得不可能回到城市，只想趕快忘掉腦袋中的資產階級知識，轉而在河南農場裡認真學起科學種田。

信與疑

「四人幫」風雨如晦的日子，但凡保有良知和清醒的知識分子均「意有所鬱結」。資中筠通讀了《史記》，在失意歷史人物的孤獨中找到共鳴。

幼年熟讀的《論語》遭到批判，韓非子反被推崇，接受改造的知識分子在工廠里註解著四書五經……當荒謬情境籠罩全國以後，發生思辨的時機到來了。

以彭德懷為首的少數「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早被上面壓了下去。到「文革」時，在一切領域內實行專政，國家的邏輯發生了質的變化。林彪事件以及後來「批鄧」的反覆，終於讓寧願餓死也不失節、不肯吃「挖社會主義牆角」雞蛋的資中筠感悟到，「它的邏輯太荒唐了。」

從廟堂之上到階下囚，從「接班人」到「反革命」，不過是朝夕之間。更可怕的是，姚文元報告毛主席的讀書心得里，《史記》、《天演論》、《五燈會元》等，資中筠全部看過，「不至於全國人民就有一個人替大家看看書，完了以後還要最高領袖批示說，你這幾本書學得很好。當時突然有一種滑稽感，覺得很不應該，很不敬。」

資中筠不敢說、不敢寫，只好選擇「腹誹」。她曾讀到遇羅克的《出身論》，內心贊同卻不敢表達。遇羅克被判處死刑後，資中筠內心仍有害怕——幸好沒說，不然的話，「我不也可能被槍斃了？」

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前，資中筠調回對外友協主管對美工作，曾接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面對國際友人對中國的疑慮，資中筠極力幫助她認識當時的「大好形勢」。當時正是一段反「極左」的喘息期，周恩來「解放」了一批老幹部，氣氛似有緩和。然而林彪事件後，為了批判周恩來，竟搬出本不姓「周」的周公。知識匱乏與邏輯荒謬，令資中筠深感這齣荒誕劇已經亂了套。

解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四人幫」解體，以及針對「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的討論，為資中筠等帶來希望。

有感於國內的「復甦」氣象，闊別鋼琴廿餘年，資中筠的音樂弦也被喚醒。1981年，她托人買到一架鋼琴，重拾舊好。此前她申請調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以讀、寫為業。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為領導人做翻譯的經歷，並不符合她「出世」的本性，「興趣索然」。

1982年，因發表《中美關係中台灣問題之由來》一文，得中國社科院院長李慎之欣賞，便調到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先後任副所長、研究員、所長。

在美國所期間，儘管曾就台灣問題，向政府決策層提過一些建議，但資中筠一直不希望社會科學完全成為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資中筠在國際政治與中美關係方向、陳樂民在歐洲問題方向，均旁涉中西歷史文化，從人類文明的視野出發去考察、理解。

啟了又蒙，蒙了又啟

經過「反右」與「文革」期間的迷失，進入八十年代後，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被逐步衝破，市場經濟開始不斷發展起來，中國知識分子也逐漸從迷思中回歸自我。

然而，「又以為新時代要到來了」的喜悅沒有持續多久。資中筠認為的中國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最後表現」，很快灰飛煙滅。資中筠時為美國所所長，既要交代自己的思想，又要「領導」清查運動手下所有人的動向。

「我那時候非常痛苦，就下決心不再說違心話了。」但她仍然沒有勇氣振臂一呼。只能消極抵制，不參加表態會，對所里的年輕人也採取「能保就保，能瞞就瞞」的態度，使所里無人得到處分。很快，她就辭職了。

退出體制之後，資中筠真正實現「我筆歸我有」。不但出版《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等專業領域著述，還率先提出了影響學界至今的觀點，如美國對外實行霸權，對內實行民主，並行不悖；衡量美國興衰的趨勢不以GDP占世界份額為依據，而是創新能力、對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優秀人才的實際流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