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王若望撰寫「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一文，直接挑戰中共的獨裁體制。
到今年12月19日，王若望先生已經去世10周年了。旅居愛爾蘭的華人作家喻智官寫出一本中文專著《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傳》。該書「序言」以蓋棺論定的口氣說，在流亡海外的老一代中共反叛者中，王若望是最徹底的，是獨一無二的。我很認同這種說法。
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王若望成為他那一輩人中反共最堅定、最徹底的一個呢？我覺得這跟他的氣質性格有相當大的關係，或者說是關鍵的因素。
頭腦像降落傘，開放狀態才運作
王若望是個性情中人，給人的印象是達觀、率真、坦誠，身上有種「老小孩」，或者說「老天真」的東西，讓人想到喊出「皇帝沒穿衣服」的那種孩子。他沒什麼心機，也不諳算計；他不故作高深，也不會不懂裝懂；既不端架子，也不擺譜，跟他交往，你不用在意什麼，也不用提防什麼。大概正是因為這種性格，讓很多海外流亡者喜歡他。大家都喜歡自然、真誠、隨和的人，反感矯情、做作、擺譜的。
但這種率真的性格，在共產黨的世界，是會倒霉的，因為它跟共產主義的虛假一定發生衝突。王若望的一生，就是這麼「衝突」過來的。本來他19歲時，就已是中共寶雞地委書記了，如果按部就班地跟黨走，就可能當中宣部長，或者更高的職務。但是他率真的性格，導致路見不平就得發聲，所以也就不斷被整肅，哪個運動都被修理一頓：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六十年代因批毛澤東被判四年，八十年代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隨後八九天安門運動爆發時，他走上街頭支持學生，又入獄14個月，最後被迫流亡美國。
在他被開除黨籍的前一年，我當時編輯的《深圳青年報》曾發表了王若望題為「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的文章，直接挑戰中共的獨裁體制。這樣的文章，別說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即使在今天，在官方媒體上也是絕對看不到的。王若望就敢寫出，並公開發表這種文字，沒有他那種率真的性格，是不可想像的。
這種坦誠的性格，也使王若望不因循守舊，很容易吸收新思想、新知識，尋求真理。這也是他來到美國後，接觸到更大的天地、知道更多的真實之後，更堅定地反共、否定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他知道了真相，就服從真實，放棄原有的意識形態。他做得毫無勉強，而是順理成章。
西方有一句話：人的頭腦就像降落傘，只有在開放的狀態下才運作。王若望就是一個頭腦開放、思想開明的長者。例如，不要說徹底否定他曾跟隨了一輩子的共產黨，甚至對台灣問題、西藏問題等，也都持開放、理性的態度，而不是像許多民運人士那樣固守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王若望雖然曾訪問台灣，受到國民黨的相當禮遇，但他沒有對國民黨言聽計從，更沒跟國共兩黨的調子「反台獨」，而是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在他那一代「大中國主義」薰陶成長的老一輩知識分子中，像王若望在台灣問題上這麼開明、理性者實不多見。他對西藏問題也同樣。我曾跟王若望等一批異議人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拜會達賴喇嘛，同去的王若望同代人蘇紹智想跟達賴喇嘛談馬克思主義，因達賴喇嘛說過他是「半個馬克思主義者」，而王若望卻是關心西藏人民的苦難。
對錯誤觀點直言批判
也正是王若望的性格因素，導致他對虛假、矯情，對任何以各種理由給共產黨辯護的事情，都反應敏感，並發出批評的聲音，而不管對方是民運領袖，還是哪方「神聖」。例如對劉曉波那本《末日倖存者的自白》詆毀八九民運，甚至認為運動打斷了鄧小平開放改革進程等等，王若望當時就毫不留情地進行了反駁、批評。在題為《關於八九民運的反思——與劉曉波先生的「對話」》的文章中，王若望用對話的方式，對劉曉波的那些錯誤、甚至荒唐的觀點，逐一批判。這是我看到的王若望寫的邏輯性最強、觀點最清晰、文字最有力的文章之一。今天讀來，更欽佩他當年的直言不諱。
王若望雖然被很多異議人士稱譽為「海外民運領袖」，但是他在「海外民運」的權力鬥爭中卻一直失敗，這又是因為他的率真氣質和性格。因為他不會陰謀詭計，不會拉幫結夥，不會隨機應變、左右逢源。王若望抵達美國時，要他領導海外民運的呼聲很高，在華盛頓民運組織合併會議上，本來他是被推出的主要領袖人選，但最後被權謀者欺騙耍弄了，因為他從一開始就不是那一類人的對手。
王若望的性格使我想起另一個具有同樣氣質的劇作家吳祖光。雖只見過一面，但他的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那是在1989年4月底舊金山的一個文化討論會上，由於八九民運剛剛爆發，人們不約而同談起學潮，但在正式發言時，都比較謹慎。只有吳祖光的講話獨樹一幟，他居然在台上大聲說：「現在是時候了，讓我們裡應外合推翻共產黨！」全場幾十名與會者鴉雀無聲，被吳祖光的話「震住了」，大概沒人想到這位中國劇作家敢這樣大膽直言。當時在座的不僅有中港台及美國學者，還有《紐約時報》記者等，而且吳祖光開完會之後還要回到中國。
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尤其是在中國，最需要的是率真、坦誠，敢於喊出真正心聲的勇敢者，而不是矯情十足、故作高深、計謀遠超過智慧的偽知識分子們。
王若望追悼會的意義
王若望80歲生日的時候，在紐約的一些反共的朋友給王老辦了一個公開的祝壽會，誰都可以參加，結果一下子來了好幾十人，大家一邊給王先生祝壽，一邊交流反共思想。在紐約這個華人眾多，但卻任何會議、活動都很難找到人參加的地方，那麼多人參加了王若望的祝壽會，這在海外民運當時已頗顯冷清的情形中，實在是很難得的。王若望義無反顧的反共，和他坦誠、率真的性格是凝聚力之一。
在王若望先生彌留之際，我和王炳章、魏京生、唐柏橋等幾個「堅定反共」的朋友在醫院商量怎樣辦理後事，由誰來主持操辦等等。我們當時就決定把這個追悼會開成一個抗議中共、挑戰中共的大會。當時王炳章強烈主張由我來出面主持，他全力支持協助。理由是我沒有派系，不屬任何民運組織，身份比較超脫，有利於擺平（各派）。王若望夫人羊子、魏京生、唐柏橋和在場的其他朋友都同意。
但我當時則力主由「中國人權」辦。一是因為很多民運的「重量級」人物都是「中國人權」的理事，由他們組織，可把王若望的追悼會辦得更有規模、有影響。這是一次對中共的示威，要展示的，是民運整體的力量。對這件事，應以大局為重。我知道王炳章和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的政治觀點有距離，劉青反感王炳章的 「可用武力推翻中共」的立場（這一點王炳章跟王若望和我的觀點非常接近）。第二個考慮是，由中國人權出面，可給王若望遺孀羊子募到一些捐款，這對羊子今後在美國的生活有實質性的意義。後來也證實，這種做法是對的，羊子得到了數字可觀的捐款。
當時還有一個考慮，就是王若望和劉青的關係。劉青曾在背後指責王若望隨便給人出政治庇護手續等，讓王先生很不高興。但後來弄清，那是紐約另外一個 「民主黨主席」做的，劉青張冠李戴了。但劉青知道真相後，又倔強不肯認錯。後在王若望病危之際，劉青雖去醫院看望，但遺憾的是他沒有向王老道歉。所以我覺得給劉青一個機會，通過辦追悼會，將功補過，也是一個心理安慰，好事一件。
劉青應說聲「對不起」
王若望的追悼會是過去近二十年來海外民運最成功、規模最大的一次活動。當時還在紐約《世界日報》刊登了一個整版的悼念廣告，可謂盛況空前。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們這些跟王若望同一觀點的人，為了顧全大局，全都讓出了主持追悼會的機會，而給了平常跟王老觀點不合、並有對立的那些所謂溫和派，才有了那樣一個各派都來參加的成功的追悼會。可是劉青在最後關頭卻排斥了王炳章，不給他在追悼會發言的機會，當時王炳章是專程從溫哥華飛到紐約。
後來王炳章抱怨，如由我來主持追悼會，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當然我一定會讓王炳章發言，而且是重點發言，不僅因為王炳章是最早民運刊物《中國之春》的創辦人和海外民運元老，更重要的是，他跟王老觀點一致，相當有感情。後來王炳章被中共在越南邊境綁架回去，判處無期徒刑，不知這牢獄要坐到何年何月。現在劉青已卸職中國人權，不再有「主席」的光環和權力，但願他能夠靜下心來，回憶反省這件事，在內心深處對王炳章說一句「對不起」。
順便提一句，和王若望的八十大壽、追悼會相比，同樣逝於海外的劉賓雁的八十大壽和追悼會，則都開成了另外一種形式。主持者們論資排輩發請柬，讓誰來，不讓誰來，把給一個人的祝壽和追悼會，弄成一個等級制、一個製造隔閡、展示權威、拉開「他們」和普通反共人士距離的活動。一種很不健康的心態。本來在某種程度上（或者說，在當年國內官方認可程度上）劉賓雁的名氣可能比王若望大一些，他的祝壽和追悼會完全可以做成更有規模的抗議中共的活動，結果被他們那種「故作清高」的方式搞成一個小圈子，所以沒有王若望追悼會那種平民化和反共影響。
在王若望去世十周年之際，我在想，他今天如健在，一定會為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的革命成功而高興歡呼，為包括用革命方式結束中共專制統治、建立自由民主中國而大聲疾呼。而北非和中東的這些變化，也同樣證明了王若望堅定反共、不懈努力結束專制的信念之正確。我們今天懷念王若望，就是懷念這種單純的信念，陽光的心態，沒有計謀的操作。靠這些，靠常識，就足以把到處陰謀詭計的中共推翻！
2011年12月19日於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