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於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幫助，這或許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共產國際和蘇聯究竟給了中國革命，特別是給了中國共產黨人哪些具體的幫助，這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問題。從噎發現的各種文獻記載看，過去流傳的關於遵義會議以後，特別是抗戰以後，蘇聯和共產國際噎不再信任中共，不再援助中共的說法，是過於簡單化了。事實上，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開始決定撤出江西中央蘇區之日起，在共產國際和蘇聯軍事及情報機關內部，就迅速開始提出和醞釀著一個用於直接援助中國紅軍的跨國界的行動計劃了。這個計劃最後儘管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完全實現，但它的存在及其實施經過，足以說明蘇聯和共產國際至少這時並沒有放棄大力援助中共革命的想法。
    同樣的情況，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得出中共中央自從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央領導機關以後，就不再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一意堅持獨立自主，一切自力更生了。中國和蘇聯有著上千公里的共同邊界線，幾乎任何稍有頭腦的政治家都能夠看出，蘇聯強大軍事力量的存在和這一便利的陸路連接條件，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可能意味著什麼。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共由此得到的幫助，在數量上還遠不如馮玉祥、盛世才，包括孫中山、蔣介石這些國民黨人或地方軍閥得到的多。但是，這一方面和中共早期過於弱小有關，一方面也受到中國政治環境，包括地理位置的影響。已知1933年蘇聯就曾具體提出和計劃過由海路，甚至通過飛機，向中共江西蘇區運送軍火、藥品以及其他物資的方案，並且設想過提供大筆經費從福建十九路軍手中購買重型火炮、飛機等裝備的方案，只因為當時紅軍具體條件限制，和南京國民黨軍隊圍剿大軍集結太快而未能實現。《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李竹聲的電報》，1933年10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皮亞特尼茨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電報》，1933年10月2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埃韋特的電報》，1933年10月29日；《皮亞特尼茨基給埃韋特的電報》，1933年11月2日；《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電報》，1933年11月14日；《皮亞特尼茨基給埃韋特的電報》，1933年11月1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545、559、575、585、618、623頁；《皮亞特尼茨基給埃韋特的電報》，1934年4月2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李竹聲的電報》，1934年5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4），第118、123頁。然而，在1935年，當紅軍長途征戰，最終選擇北上，開始靠近蘇蒙邊界的時候，這樣的援助條件第一次變得現實起來了。據此，莫斯科很快依據過去幫助馮玉祥國民軍的經驗，作出了通過中國西北邊境大規模援助紅軍的重要決定。於是就有了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浴血征戰。如果中國共產黨人這一次而不是在十年之後的1945—1946年取得了蘇聯的援助，中共革命後來的歷史很可能會大不相同。
    
    孫中山、馮玉祥、鮑羅庭都曾嘗試從西北接取蘇聯援助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人們至少曾經三度提出過從西北邊境接通蘇聯，接取援助的設想。一次是在20年代初，當時孫中山發動的革命歷經挫折，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抗擊十四國武裝干涉，逐步將其統治擴展到遠東地區，孫中山向蘇俄在中國的代表明確提出了一個通過新疆或外蒙接取蘇聯援助，建立革命軍隊，再大舉進攻北京政府的「西北軍事計劃」。為了這個計劃，蔣介石1923年秋天曾經受孫中山之託，率團訪問過莫斯科。但由於國民黨人在西北地區沒有一塊落腳之地，孫中山、蔣介石設想的利用新疆烏魯木齊和蒙古烏蘭巴托（當年叫庫倫）建立軍事基地，組建軍隊，發動進攻的計劃，不僅需要蘇聯紅軍的幫助，而且直接涉及蘇聯與新疆和蒙古的關係問題，因此，蘇聯軍方反覆研究後，拒絕了這個計劃。參見拙作：《孫中山的西北軍事計劃及其夭折》，《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
    重提這一設想是在馮玉祥的西北軍開始與南方的國民黨攜手之後的1925年。儘管當時的馮玉祥遠不如南方的國民黨更讓俄國人放心，但考慮到馮玉祥直接在同敵視蘇聯的張作霖作戰，因此，當馮玉祥提出希望能夠通過外蒙古接取蘇聯援助的建議後，莫斯科方面立即作出了積極的響應。僅半年多時間，馮玉祥就至少得到了價值數百萬盧布的3?88萬支步槍、60門大炮、3架飛機，以及大量彈藥及藥品等參見楊雨青：《國民軍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從而使一度在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敗北的西北軍，很快發展強大起來。
    第三次提出從西北接通蘇聯的想法，是在1927年的4月。當時還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期間，因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成立反共的南京政府，汪精衛領導下的武漢國民政府雖繼續贊同國共合作，軍事上卻開始漸入困境。於是，當時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明確提出，應當考慮用武漢政府領導下的軍隊繼續向北推進，爭取占領平津及張家口，「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援助，再回過頭來收拾蔣介石。但一來這一主張自始就受到多數激進的共產黨人的反對，認為是「逃跑主義」；二來當時國共分裂已是大勢所趨，實行這一計劃幾乎沒有條件。結果，計劃沒有實現，在共產黨人內部，「打通國際路線」的提法反而背上了一個不大好的名聲。參見拙作：《關於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大革命關係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兩河口會議確定北上方針，意在背靠西北，逐鹿中原
    
    中共黨內重新提到「打通國際路線」問題，據說是在1934年。在張國燾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中，是這樣說的：在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後雙方領導於1935年6月間舉行的一次會議上，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自身的一切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我即發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聞天起而答覆：在他們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北京，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226頁。
    張國燾記述的這個會議，從時間、內容及事後決議看，顯然是中共目前史書所記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但查此一會議記錄卻頗多出入。首先，會議提出軍事報告和北進計劃的是周恩來，而非毛澤東。其次，會議上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恩來或張聞天，都未曾提到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並且也沒有人提到過向甘北寧夏北進的任何想法。可見，是否存在過張國燾所說的這個共產國際指示，值得懷疑。實際上，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蘇區後提出過的一系列建議根據地的目標，都在西南地區，如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貴州、滇東北、川西等。分別見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頁；《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我軍渡烏江的作戰計劃》，1935年1月20日；《中央軍委關於在川黔滇創造蘇區的指示》，1935年2月16日；《動員全體紅色政治工作人員爭取新的勝利》，1935年3月5日；《中央軍委關於消滅白水曲靖等地敵軍的指示》，1935年4月25日；《中央軍委關於我軍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這表明，他們當時並沒有向西北部邊界地區發展的打算。
    根據有記載可查的歷史文獻，中共最早提出接通與蘇聯的聯繫，是在1935年的5月份。當時，紅軍在西南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作戰屢屢受挫，而中共中央了解到，蘇聯通過援助盛世才，已在新疆形成了自己的重要影響。因此，毛澤東等人認為應當向北發展，用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的話來說，就是：當時中央的「決定是到岷江東岸，在這地區派支隊到新疆」《周恩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1935年6月26日。。
    6月中旬，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匯合，實力增強，中共中央於是進一步提出了「占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的戰略設想，這一設想仍舊包含著準備與蘇聯接通的意圖在內。關於這一點，從朱德等人6月16日給四方面軍負責人張國燾的電報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電報明確提出：準備「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打通國際路線。《朱毛周張為建立以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問題給張徐陳等電》，1935年6月16日。出乎意料的是，張國燾對此卻頗表懷疑。
    6月17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說川北地區地形不利，給養又斷，我軍意圖已為敵悉，目前不宜再過岷江東進和北上，而應迅速西進經阿垻進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地區。無論是向西進入少數民族地區，還是向南與川軍爭地盤，以往數月的作戰都證明困難太大。故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連兩電錶示不同意張國燾的主張，並建議張國燾來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決一切」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59—460頁。。兩河口會議就是這麼來的。
    關於兩河口會議，除了前面提到的張國燾的回憶聲稱中央的計劃受到激烈批評以外，過去的一些黨史著作也用了不少筆墨來說明張國燾是如何反對中央北上計劃的。事實上，至少我們從會議記錄上是看不到這種情況的。由於會前做過工作，張國燾在會上表現得十分隨和圓通。他承認：目前向西去阿垻要通過草原地區，夏天雨季長途行軍會有很大的減員；向南往成都打雖不成問題，但敵人會很容易調集兵力，故「發展條件是甘南與我有利」，「政（治）局應決定在甘南建立根據地，至於怎樣打，軍委應做具體計劃」，「政局應趕快決定迅速的定下」。《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6月16日。因此，會議決定「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並迅速弄好具體計劃。兩天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先後擬定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關於向松潘前進的部署》和《關於松潘戰役計劃》，各部隊由此開始了具體的北上作戰行動。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1—462頁。
    
    毛澤東說：地理上靠近蘇聯，軍事上飛機大炮，意義重大
    
    兩河口會議沒有具體提出接通蘇聯的問題，但其北上方針明顯地包含著力圖把甘肅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裡，背靠西北」，退可依託蘇聯，進可逐鹿中原的戰略設想。只是，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個時候要想實現這一設想純粹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蘇聯軍事顧問李德就明確認為，這樣做一來會給蘇聯造成麻煩，以至危及蘇聯的安全，二來以現有實力也很難實現。更多的領導人則顧慮到鮑羅庭以往所犯的「逃跑主義」錯誤，擔心「打通國際路線」的設想有退卻畏縮之嫌，因而極力強調北上計劃「不是打通蘇聯，而是向前」，是進攻。張國燾考慮得更多。他根據四方面軍過去的作戰經驗，對打地方軍閥的部隊比較有信心，對打國民黨的中央軍則顧慮重重。當他得知北上要遇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胡宗南部後，立即對北上方針猶豫起來。與此同時，這個時候四方面軍無論人還是槍的數量都幾倍於中央紅軍，張國燾相信有必要先解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陳昌浩據此於16、18日兩電中央，要求「請燾（指張國燾——引者注）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由「軍委獨斷決行」以利集中。因此，張國燾雖然同意了兩河口會議的決定，很快卻開始拖延部隊的行動了。
    還在7月10日，一方面軍進至岷江西岸的毛兒蓋地區，開始逼近松潘，四方面軍主力卻遲遲不進。一旦被敵人識破紅軍北上意圖，胡宗南部主力大批趕到阻截，整個計劃均將告吹。故朱德、毛澤東等已不得不急電張國燾，稱：「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後勿（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各部真能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朱毛周關於四方面軍北上致張電》，1935年7月10日。
    眼看不滿足張國燾等人的要求難以確實北上，經這時在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提議，中共中央於7月18日決定在軍委設總司令及總政治委員職，由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為軍委總負責者，並由四方面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徐向前、陳昌浩兼前敵部隊指揮和政委。《中央軍委關於朱德總仍兼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通知》，1935年7月18日；《朱張周王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組織前敵指揮部決定》，1935年7月21日，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3頁。至此，張國燾才又開始指揮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協調行動，實行北上進攻松潘計劃。但隨即又出現各部隊嚴重缺糧的情況，原定7月28日各部隊到達預定位置的計劃再度被延誤。很快，胡宗南軍主力趕到松潘地區，奪取松潘的戰役計劃被迫取消。
    既然北上必與國民黨中央軍遭遇，張國燾再度對是否繼續北上發生動搖。而這個時候，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之間的團結也接連出現問題，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開會統一思想。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再度舉行會議，討論由張聞天提出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報告進一步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所作的北上決定的必要性，並直截了當地強調了爭取西北地區，背靠蘇聯的意義。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蘇聯的問題。他解釋說，西北地區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然後特別強調了「蘇聯在這地區影響大」的問題。他說：
    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8月6日。《毛澤東年譜》（上）未收錄這方面的發言內容。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65—466頁。
    對張聞天、毛澤東的主張，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領導人如陳昌浩、傅鍾等雖未直接反對，但話里話外卻明顯地表示出不那麼贊成。
    比如說什麼不管蘇聯援助我們的態度如何，我們共黨應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為與蘇聯接近就是要從蘇聯得到技術幫助；說什麼同志們對西北方向講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數民族問題看成是一個困難；說什麼從西北發展到東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決定整個革命問題不能偏向一邊，不應限於一種因素，如此等等。
    很顯然，張國燾等人對北上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但他們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數，一時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對，因此說起話來只好含糊其辭。結果，會議仍舊通過了張聞天的報告。20日，政治局又在毛兒蓋開會，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制定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進一步規定了北上戰役行動的具體步驟。只是，既然張國燾等人內心不贊成北上，其領導下的四方面軍人多槍多，張在名義上又是軍委總負責者，部隊調動指揮及其具體軍事行動仍不免受到嚴重掣肘。
    8月底，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力克包座，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張國燾面臨嚴峻選擇。終於，張國燾以缺糧和葛曲河水大不能徒涉等理由，於9月3日下令左路軍離開北上路線，西進阿垻地區，不走了。形勢一時間變得異常微妙和複雜。
    
    紅軍分裂，毛澤東提議：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
    
    9月8日，張國燾避開中央，下令正在右路軍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率右路軍回頭南返。此一命令引起中共中央高度警覺，一、四方面軍迅速面臨分裂危險。
    關於一、四方面軍的分裂，各種書講得很多。始終成為懸案的，是毛澤東提到過的那封張國燾想要「武力解決」一方面軍的「密電」。實際上，即使沒有所謂「密令」，以當時情勢和以後紅軍發展的歷史事實，中共中央不顧一切單獨北上也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接獲張國燾電令後，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以及徐向前、陳昌浩當晚即在周恩來的住處開會。經勸說，徐、陳均同意北上更為有利。於是當晚七人聯名電張，說明無論地形、經濟還是居民環境，阿垻都不是久留之地。北上再困難、減員再嚴重，只要進入甘南，就補充有望。甘南若不能住，「即以往青寧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
    但9日張國燾再電陳、徐並中央，堅持原令，強調川敵好打。結果，陳昌浩改變了態度，準備執行南下命令。經勸說無效，不得已，毛澤東等當晚緊急開會討論對策。關於要不要單獨北上的問題，討論中一些與會者曾經有過顧慮，擔心這不符合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但在毛澤東詳細分析了事態可能的發展趨勢後，大家都贊同了毛澤東的提議，以周恩來任右路軍指揮，密令一方面軍主力連夜北上。關於中共中央決定獨自率領一方面軍主力脫離四方面軍緊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較為流行的是多數中共黨史書上關於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等以武力脅迫中共中央南下，被葉劍英發覺報告毛澤東，毛迅即決心採取此一行動的說法。但考慮到9月10日後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來往電報一度十分頻繁，雙方各陳己見，說明原因，卻均未提到密電一事。爾後中共中央召開的討論這一事件專門會議也絲毫未提及此一密電，故筆者對上述說法表示懷疑。參見《中央致國燾同志電》，1935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給陳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1935年9月10日；《中央致國燾同志電》，1935年9月11日。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71頁。
    在脫離右路軍陳昌浩指揮下的四方面軍部隊之後，中央致電張國燾，稱「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在懇切地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同日，毛澤東等以政治局名義命令陳昌浩、徐向前說：「八日朱張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該電。」「為不失時機的實現自己的戰略方針，中央已令一方面軍主力向羅達、拉界前進。四、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於日內尾一、三軍後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發布了《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參見《毛澤東年譜》（上），第471—472頁。
    當然，中共中央擺脫張國燾四方面軍的掣肘，率一方面軍主力一、三兩個軍單獨北上，情形也並不樂觀。因為這時一、三兩個軍作戰部隊很少，全部加起來也不過4000餘人，重新編制後的部隊只有六個團的戰鬥部隊，而實際的兵力其實只是六個營。以這樣少的兵力，要想實現原定的北上在川陝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設想，是很少可能性的。因此，向北打到蘇蒙邊界去的問題立即提了出來。儘管李德建議看個把月結果再定方針，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9月12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顯然都同意毛澤東所提出的行動方針，這就是：
    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毛澤東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與結論》，1935年9月12日。
    在從最初撤出江西蘇區時的87000人銳減到幾千人之後，每一個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的領導人都明白，現在這種形勢對於他們將意味著什麼。彭德懷估計：改編後的部隊，在進攻作戰中一個團只可以對付國民黨軍的一個營，這也就是說，對付國民黨軍，全部紅軍力量只能與其兩個團的兵力作戰。這自然「要謹慎，不能冒險」。正如毛澤東所說：國民黨軍隊可以調動的兵力有幾十個師，而紅軍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據地作為依託，就不得不永遠打游擊戰，以致成為瓮中之鱉，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夠通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就有可能保存這幾百名幹部和幾千名戰士，將來「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毛澤東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與結論》，1935年9月12日。
    然而，比較一年後數萬紅軍實施「打通國際路線」作戰而未得的情況來看，以這幾千兵力能否由川陝邊界一路打到外蒙古邊界上去，實屬不得已而為之的冒險計劃。這是因為，中央紅軍已輾轉跋涉西南各省，歷經艱難，人數銳減卻始終無法找到落腳點。靠剩下的這少數兵力，要想在西北更偏遠、荒蠻、更少革命基礎，甚至毫無地理、人口、物產知識的地區創立根據地，幾乎沒有可能。因此，北上蘇蒙邊界是保存紅軍和中共骨幹的唯一選擇。
    但是，以中央紅軍當時所在的川甘邊界地區，要想打到蘇蒙邊界去，還有相當遙遠的路途和想像不到的種種困難。當時他們所知道的只有兩條路線。一是經甘肅、寧夏，直趨綏遠的定遠營，這是1920年代鄧小平等人由蘇聯前往馮玉祥國民軍工作時曾經走過的路線；一是經甘肅狹長的河西走廊前往新疆，這是避開國民黨中央軍追擊的一條迂迴路線。無論走哪條路線，幾千疲憊的紅軍部隊要想掩護數百徒手的中央幹部大隊人員安全到達目的地，仍舊危險重重。好在中共中央進入甘南不久就從拾到的一張《大公報》上了解到在陝北還存在著一塊蘇區，可以做紅軍的落腳點。於是，他們及時地改變了原定的方針，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殺向甘北，然後轉入陝北落下腳來，不走了。
    
    共產國際提出援助方案，史達林贊成紅軍靠近蘇聯
    
    選擇北上，以及「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十分明顯地始終存在著某種顧慮。這不僅因為曾經歷史上有過鮑羅庭「逃跑主義」的陰影在作怪，而且因為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所受到的是「保衛蘇聯」的教育和薰陶，他們往往首先會考慮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會給蘇聯帶來什麼不利的影響。因此，如果不是形勢所迫，他們通常是不會主動採取這一步驟的。但他們這時不了解的是，莫斯科此時其實並不反對他們向北靠攏，甚至有意向他們提供援助。
    還在1930年，史達林就噎開始意識到需要武裝援助中國紅軍的問題了。史達林當時曾對中國紅軍及其根據地能否在靠近中國心臟地區和主要交通要道的南方各省長期堅持下去，表示悲觀。在幫助中共中央制定未來發展計劃的時候，他當著周恩來的面明確提出：將來紅軍如果能夠向西發展，得到四川那樣一塊地方就好辦了。因為四川具有進可攻退可守的極為有利的自然地理條件，又較為偏僻，紅軍不會因過分靠近南京受到國民黨軍隊頻繁的圍剿與進攻。參見拙作：《「立三路線」的形成及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遠東局的爭論》，《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最早按照史達林的建議把紅軍開入四川的是張國燾。1930年史達林向周恩來等中共代表提出向四川發展的建議時，張國燾恰好也在莫斯科。正是在他的帶領下，原來堅持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於1932年底向西退進了四川的北部地區。儘管張國燾此舉純粹是反圍剿戰爭失利的結果，但其西去的行動不僅沒有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反而受到它的讚揚。共產國際執委會一知道紅四方面軍在川北建立起川陝根據地的消息，就立即發來電報，對紅四方面軍在戰爭不利時主動撤出原蘇區，退入四川的行動給予積極的評價。電報稱：「在保衛蘇維埃領土時，必須保持紅軍的機動性，不能以付出重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一個地方，這一點對於保衛中心地區尤為重要。」因此，「我們對四方面軍主力轉入四川的評價是肯定的。我們認為，在四川、陝南和有可能的話向新疆方向擴大蘇維埃根據地，具有很大意義」。《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電》，1933年3月，轉見《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933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這封電報，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共產國際領導機關最早的一份明確建議中國紅軍向西和西北地區發展的正式的指示電。這封電報清楚地表明，蘇聯和共產國際希望紅軍西去川陝甘，並且希望紅軍接通新疆地區，儘可能地向接近蘇聯的方向發展。這一建議的目的，很顯然噎包含著蘇聯希望利用中國西北邊界向紅軍提供幫助的考慮在內了。
    1933年秋天以後，由前中共陝甘游擊隊改組的紅二十六軍在陝甘邊界地區漸漸變得活躍起來，這種情況進一步引起共產國際方面的高度重視。共產國際領導人幾次要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提醒中共中央下大力氣發展這一地區的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以便打通川陝蘇區與新疆之間的聯繫。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中共駐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王明和康生兩人曾兩次寫信提到這個問題。其1934年9月的一封信更把向西北發展的工作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信稱：如果我們能夠將陝北與陝南的游擊運動發展起來，我們就能夠接通川陝蘇區與新疆的聯繫，從而接通蘇聯。因此，「我們提議，中央與四川、陝西的黨共同努力完成這個與中國革命有偉大意義的工作」。共產國際也已同意中共為此派遣一部分西北與北方的幹部立即去蘇聯學習，以便派去西北地區開展工作。《康生、王明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自1933年秋天以後，由於新疆新的統治者盛世才積極靠攏蘇聯，蘇聯迅速開始展開其對中國新疆的工作。至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蘇聯兵分兩路進入新疆幫助盛世才打敗甘肅馬仲英部與伊犁張培元部的兩面進攻，更進一步加強了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力。這樣一來，中國紅軍由東向西發展，蘇聯的勢力則由西向東伸展，兩方面的距離迅速縮短，通過中國西北使中國紅軍接通蘇聯的前景對共產國際更具吸引力了。
    1934年夏，共產國際駐上海的遠東局軍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在和各方面負責人交談之後，他很快向共產國際副總書記兼聯絡局局長皮亞特尼茨基就中國紅軍的未來發展方向問題提交了他的建議書。在這份建議書中，弗雷德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中國紅軍向西北發展的戰略意義。
    弗雷德在這一文件中明確提出，目前紅軍及蘇區在中國南方，包括在江西的發展都遇到了嚴重的困難，中國革命當前最具發展前途的根據地是在四川。但四川的工作還遠不能令人滿意，它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相當薄弱，不能適應建立鞏固根據地的要求。特別重要的是，根據幾年來鬥爭的經驗，紅軍的發展極度需要來自國外的援助，而這種援助只能通過加強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紅軍向西北發展的戰略來實現。為此，弗雷德提議，立即在蘇聯中亞細亞的阿拉木圖組織由中共軍政領導人和共產國際聯絡部人員聯合組成的中共西北局，開始調查通過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員到中國西北各省發展游擊戰爭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陝北的紅二、六軍，並通過他們接通四川紅軍。為此不僅應當從莫斯科派遣一些有能力的和具有主動工作精神的中國幹部到中國西北地區去，而且應當考慮派遣一些在蘇聯遠東地區工作的華人幹部，包括一些從東北來的游擊隊成員，通過新疆到中國的西北地區去，充分利用西北地區的各種武裝力量，並把它們改造成革命的武裝，使之與四川的鬥爭匯合起來。同時還應考慮在蘇聯的中亞細亞地區組織一個秘密的軍政學校，包括建立一個至少足夠裝備五萬人的秘密武器庫。特別是對於軍事援助這一點，弗雷德具體解釋說：「可以肯定，僅僅培養幹部是不夠的，我們將來必須要為紅軍提供武器，包括飛機大炮等等。為此我們應該從俄羅斯向中亞細亞運送足夠裝備五萬人的武器裝備，並在那裡建立武器庫」，以便隨時可以根據需要向西北地區的紅軍提供軍事上的幫助。《弗雷德的建議》，1934年9月16日；《皮亞特尼茨基給皮爾金同志的信》，1934年11月3日，原檔存莫斯科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以下稱中心檔案），檔號495/19/575。
    就在弗雷德的建議書提交上去後不久，共產國際即開始委託紅軍情報部門著手對中國西北地區進行具體的調查工作。因此，1935年產生了一些重要的調查報告，如《關於中國西北邊疆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內蒙古一般情況的報告》等。這些報告說明，從中國西北地區接通蘇聯至少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經過新疆的哈密進入甘肅西部地區，一條是經過外蒙進至綏遠的定遠營，接通寧夏和山西。後者要比前者對紅軍更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前者距離較遠，道路困難，費時較長，但由於新疆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卻好得多。《關於中國西北邊疆情況的報告》，1935年；《關於內蒙古一般情況的報告》，1935年，中心檔案，檔號495/19/575。
    從1935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關於紅軍行動的一份報告來看，共產國際在這一年的4月間噎決定要紅軍在靠近蘇聯和外蒙的西北地區創立戰略根據地了。該報告宣稱：「現在，不僅四川地區的西北邊界噎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威脅，而且今後紅軍向陝西、甘肅方向發展具有非常遠大的前景，因為這些地方的游擊隊噎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據地，並且建立起獨立的蘇維埃政權。」紅軍「向西北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噎打通」。蘇聯國防部、蘇軍情報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三家甚至聯合組織了一個三人組，特別研究了中國紅軍未來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發展計劃及其蘇聯方面的援助問題，這個小組的一份報告也肯定，紅軍在西北發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國紅軍前線的新形勢的報告》，1935年4月；《有關軍事問題的報告（絕密）》，1935年，中心檔案，檔號495/19/575。
    由此不難看出，到了1935年，蘇聯方面關於支持中國紅軍向西北地區發展和直接援助中國紅軍的戰略設想，噎基本形成了。正是因為如此，還在1935年8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就急忙地找到中共代表團，要他們選派一位重要幹部秘密潛回中國西北地區，尋找正在北上的紅軍，一面轉達共產國際關於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一面轉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發展。史達林特別叮囑說，告訴中共中央：
    「紅軍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轉見《育英、聞天致朱德、國燾同志電》，1936年2月14日。
    
    瓦窯堡會議決定年內打通蘇聯，延長會議改變初衷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來執行這一秘密使命的人選是林育英。國際「七大」尚未結束，他就帶著共產國際聯絡部編制的與莫斯科聯絡的電報密碼，化裝成一名商人，由俄國人派飛機送到外蒙，然後從那裡跨過邊界，經過長徒跋涉，輾轉來到陝北。他8月中旬動身，到達陝北瓦窯堡中共中央所在地時，差不多噎是1935年11月20日了。
    史達林同意中國紅軍靠近蘇聯，這對於將近一年來極端渴望得到蘇聯援助的中共領導人來說，不能不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張聞天當即於11月20日和25日接連寫信給在前線的毛澤東等人，主張根據史達林的建議，迅速準備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術援助並建立更加鞏固的戰略根據地。《洛甫關於打通國際路線問題致毛澤東、彭德懷的信》，1935年11月20日、25日。
    這個時候的陝北蘇區，其實只有安塞、保全、瓦窯堡三個縣是中心區，周圍都是與敵人犬牙交錯的游擊區。這裡溝壑縱橫，到處是黃土高坡，人口稀少，自然條件十分惡劣，尤其是對於那些來自南方的幹部和戰士來說，一時間大家很難相信能夠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再加上中央紅軍兵力從甘南向陝北挺進途中又減員1500人以上，與陝北紅軍加在一起也只有不過6000人，而陝北蘇區周圍各種國民黨部隊就有數萬人，因此，張聞天等主張迅速取得蘇聯援助，是十分自然的。
    但作為軍事領導人，這時在前線的毛澤東、彭德懷等人卻有不同的看法。經過長征之後，他們看重由於找不到立腳點而使部隊嚴重減員的危險，更加看重根據地對士兵心理的重要性。因此，毛澤東一接到張聞天的電報，就馬上回電錶示：「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1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去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毛澤東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等策略問題給洛甫的信》，1935年12月1日。
    對於擴大紅軍的信心是這些軍事領導人從與正在圍剿他們的張學良東北軍的作戰中得來的。最初他們估計以紅軍的現有兵力，最多只能對付國民黨幾個團，因此，到陝北後，他們提出的最初的擴紅計劃也只不過是1200人。但11月下旬與東北軍初次正式交手，就以2000多人一舉殲其一○九師全部和一○六師兩個團，斃傷俘獲達6000人之眾，僅師以下各級軍官就達數百人。這顯然使紅軍指揮員大受鼓舞，並對鞏固和擴大蘇區和紅軍開始充滿信心。因此，「打通國際路線」在他們看來，一時變得不是那麼緊迫了。
    12月23日，中共中央舉行軍事會議，毛澤東作軍事問題的報告，同時提出打通蘇聯與鞏固和擴大蘇區問題。他主張：「打通蘇聯是中心口號，與鞏固和擴大蘇區聯繫起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將此一目標分三個步驟來實現，即：第一步，在陝西擴大紅軍，鞏固蘇區，準備東征；第二步，進攻山西西部，擊破晉軍主力，進一步擴大紅軍，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第三步，轉進綏遠，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線。參見《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卷，第590—597頁。
    按照毛澤東的這一計劃，打通蘇聯只是計劃中的第三步，它最終能否實現還要看噎進抵熱察和平津一線的日本軍隊是否會進入綏遠而定。對於這一點，多數與會者表示了異議，他們力主把打通蘇聯放在第一位，至少也應把二者並列起來。因此，會議決議在行文上，對打通蘇聯與鞏固和擴大蘇區的關係問題並沒有作清楚的說明，而是把前者規定為最終目標，至少在行文上看起來整個1936年的三步作戰計劃是以「打通國際路線」為中心任務的。但對於這種提法，部分軍事領導人乃至地方領導人則有所懷疑。
    1936年1月，紅軍主力開始受命移師黃河東岸，中共政治局亦隨軍行動，只留西北中央局率少數地方紅軍和游擊隊保衛蘇區，東征戰役即將開始。由於擔心這一軍事行動會以打通蘇聯為目的，有使紅軍再度脫離蘇區根據地的危險，彭德懷等相繼致電中央表示不安。他在1月24日、26日和30日接連致電中央，強調「鞏固的發展求得靠近外蒙原則上不應有所改變，但目前行動步驟上我已感覺有重新考慮的必要」。因為：「陝北蘇區是中國目前第一個大蘇區，是反蔣抗日有利的領域，是全國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塊最高的旗幟，應以如何手段使之鞏固擴大，如紅軍行動有脫離這個蘇區危險性可能時，都是不正確的。」《彭關於目前反蔣抗日爭取統一戰線及鞏固擴大蘇區問題致洛毛周博王同志電》，1936年1月26日。
    蘇聯軍事顧問李德這時也上書中共中央，主張慎重考慮打通蘇聯問題。他說：「我們有一萬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戰士和三千新的俘虜兵」，「敵人閻錫山一個就有八萬人」。特別是，「同蘇聯的聯繫不應當作為自己的主要戰略目的，戰略上的聯繫應當看作配合行動（在蘇日戰爭爆發的前後一個樣），戰爭未發生以前，在我們這方面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我們應當從我們的戰略計劃取消向綏遠先機接近外蒙的條文。……沒有到綏遠去的必要，沒有必要接近外蒙古」。《李德關於紅軍渡過黃河後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1936年1月27日。
    對於軍事領導人的這種看法，留守陝北蘇區的周恩來與博古等則有不同看法。周、博電稱：我們目前的「中心任務應以擴大赤區服從於打通蘇聯。……打通蘇聯我們認為不是一個單獨的技術問題，這包含整個黨的政治任務及戰略總方針之實現問題，而且也不應解釋為單純的技術條件之取得。一方面，將我們的戰線靠攏與聯接起來；另一方面在敵人後方開展我們的戰線，這是萬分重要的事」《周、博關於戰略方向問題致張、毛、彭等電》，1936年1月31日。。
    注意到這種情況，最早提出全力「打通國際路線」、接取援助的張聞天轉而贊同了彭德懷等人的看法。他承認：「長征經驗證明，主力紅軍長期沒有根據地時使我們發生極大困難」，因此，原定的「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計劃之第二項是不適當的」，將打通蘇聯取得技術幫助作為戰略方針的中心也是「不對的」。洛甫：《對奪取三原戰略計劃的意見》，1936年1月31日。
    據此，1936年1月31日，中央部分領導人與軍事負責人在陝北延長召開軍事會議，重新討論了戰略方針。經過反覆討論，原定的第三步驟，即年內經綏遠接通外蒙的計劃被取消，1936年的軍事行動僅以擴大蘇區和紅軍為目的，東征山西的作戰在保證回渡黃河沒有問題的情況下繼續準備實施，全部作戰「著重在鞏固的發展，反對冒進與脫離現有根據地的危險」。
    考慮到打通國際路線的任務勢在必行，林育英又可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在一、四方面軍之間起調解作用，故中共中央這時特地通知張國燾史達林的建議，希望四方面軍和在雲貴交界處的紅軍二、六軍團立即設法北上，共同實現打通蘇聯的任務。其2月14日電稱：
    關於戰略方針弟等有如下意見：……育英動身時曾得史達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如能過一岷江，一過長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陝甘，為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為使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打成一片，為使紅軍真正成為抗日先遣隊，為與蘇聯紅軍聯合反對共同敵人日本，為提高紅軍技術條件，這一方針自是上策。《育英、聞天致朱德、國燾同志電》，1936年2月14日。
    
    轉進綏遠作戰受挫，毛澤東提出「西北大聯合計劃」
    
    2月20日，紅軍發動了東征戰役。到3月初已擊潰或殲滅閻錫山部5個團，俘虜1200餘人。一個月後，紅軍更打敗閻部達19個團之多，前鋒已達文水、交城、介休、靈石、霍縣、趙城、洪洞、臨汾之線，並占領了同浦路之一段。於是，人們對於東征可能帶來的危險的擔心迅速消失，中共中央對軍事形勢的估計重又樂觀起來了。
    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樓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得到的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張聞天再度提出：「東征並不取消打通國際路線」，只是打通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我們仍公開的講需要無產階級國家的幫助」。毛澤東也明確表示，應當堅持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下決心與蘇聯打成一片，在日蘇戰爭不可避免的條件下，不要怕對蘇聯不利。他說：中國紅軍與蘇聯靠攏，對紅軍幫助很大，即根本取消技術幫助，只講政治幫助亦是大的。而蘇聯亦得幫助。
    據此，毛澤東噎開始具體考慮與蘇聯方面建立密切的軍事關係，這包括：（１）對日作戰彼我雙方之共同步驟問題；（２）兩軍委通信聯絡問題；（３）我軍向綏遠行動並向綏遠創立局面問題；（4）技術問題，能否接濟步槍、步彈、輕重機槍、高射機槍、步兵炮、新式架橋設備、無線電器材，如可接濟，我軍在秋天全部開赴綏遠接運一次至二次；（５）人的幫助問題，擔任特種技術教育者數人，擔任作戰者數人。《彭德懷、毛澤東致林、聶二同志電》，1936年4月2日；《德懷、澤東關於鄧發同志去蘇聯任務致恩來、洛甫並鄧發同志電》，1936年4月20日。
    東征的成功使毛澤東等人開始改變過去所說的「打通」的概念。過去說「打通」，是因為紅軍沒有能力建立一個與蘇聯連成一片的大規模的根據地，而今天這種可能性似乎出現了。毛澤東批評那些對實現這一設想表示懷疑的幹部是對革命形勢和戰略任務了解不足。他指出：現在紅軍的任務是「在華北，首先是在山西經過游擊階段，創造比陝北更大的根據地。在此根據地內建立模範的人民政權，成為號召全國革命的中樞。將此根據地與外蒙連接，與蘇聯打通」《彭、毛關於形勢任務及戰略問題給林、聶電》，1936年4月2日。。
    東征作戰計劃，是建立在單獨對付閻錫山晉軍的估計之上的。中共中央顯然沒有料到以山西為獨立王國的閻錫山會那麼快就把國民黨中央軍引進來。東征作戰不過一個月後，中央軍湯恩伯等部就進入山西，這不僅使原來與紅軍作戰的國民黨軍由20多個團很快增加到50個團之多，而且中央軍的作戰能力明顯高於晉軍。因此，東征山西的紅軍被迫轉入了防禦。
    與此同時，陝西方面張學良、楊虎城等部約15個師在蔣介石的命令下，這時也被迫向陝北蘇區推進，並迅速切斷了陝北與關中的交通，使得留在陝北蘇區的四個團和幾個獨立營難以招架。至4月下旬，形勢噎根本變得對中共不利，在山西及華北幾省建立根據地的戰略設想噎無從實現，整個東征作戰方針不得不根本改變。5月初，紅軍全部撤回陝北，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重新考慮新的發展方向和戰略方針了。
    這時出現了一個未曾料到的新情況，這就是，經過4月9日夜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的秘密會談，張學良噎暗中轉過來支持中共的「抗日反蔣」方針了。5月初，各種情報紛至沓來，都明確講，張學良決心拖到11月即揭旗抗日，並不惜與蔣介石大幹一場。考慮到紅軍與東北軍首領的統一戰線關係噎確立，雙方並且約定了尋求蘇聯支持的具體方法。
    紅軍這時也先後與楊虎城、高桂滋等西北地方實力派建立了秘密聯繫，在陝西乃至整個西北地區自然出現了有利於中共推進「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局面的重要時機。鑑於「國際已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中共中央於5月8日再度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提出了「為西北國防政府鬥爭」的政治鬥爭任務，準備推動張學良和東北軍共同組織西北國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聯軍，並和外蒙一樣聯合寧夏、新疆等省與蘇聯結成「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正是在這次會上，中共中央初步確定了向西發展的計劃。參見《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鄧發、王稼祥、凱豐、彭德懷、林彪、徐海東、程子華致朱、張、徐、陳、任、賀、肖、關、夏諸同志並轉告各負責同志電》，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第147—149頁。
    為貫徹這一新的戰略意圖，周恩來應張學良之邀於5月12日再度前往延安與之秘密會談，雙方共同商討了實行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計劃」，並基本商定以蘭州為實施「西北大聯合計劃」的大本營，同意以張學良為西北國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聯軍總司令，東北軍將協助紅軍「打通國際路線」。「打通國際路線」因此有了更可靠的條件和基礎。
    5月18日，中共制定《西征戰役計劃》，決定全力向西發展，一方面在陝甘寧邊擴展根據地，一方面相機奪取寧夏，以便打通國際路線。
    
    紅軍接通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絡，要求國際提供軍火
    
    陝北紅軍經過東征戰役，噎發展到近2萬人。又有東北軍策應，「打通國際路線」的條件較前有了極大的改善。但僅憑這2萬人，要在不失去陝北根據地的前提下實現接通蘇聯的任務，根據東征的經驗，顯然還過於困難。特別是在東征受挫之後，國民黨軍隊噎渡過黃河，進入陝北，紅軍作戰壓力一下子增大了許多。設法將還在西南地區的數萬紅軍爭取到陝北甘北來，就成為毛澤東等領導人不得不考慮的緊迫問題。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為此已做了大量工作，並反覆說明了靠近蘇蒙邊界的重大意義。但張國燾始終不為所動，聲稱「若欲從外蒙取得與蘇聯關係，將成為日本進攻外蒙蘇聯的藉口，誠為罪惡行為」。1935年11月5日，張國燾乾脆自行以「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電告中共中央說：「你們應以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名義），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經反覆交涉，特別是林育英以國際代表身份做勸說工作，至1936年1月底，張國燾才被迫稍作讓步，主張問題交由國際和中共代表團解決，他們方面改稱西南局，中共中央改稱西北局。儘管此一主張仍然不能為中共中央所接受，但畢竟使雙方有了一個平等交換意見的條件。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毛澤東等人提議，林育英在1936年2月14日向四方面軍轉達了莫斯科方面的援助意圖，強調聯合蘇聯的重要性，要求他們以及還在雲貴兩省交界處的紅軍二、六軍團設法北來的專電。
    但遲至5月，張國燾方面仍無動靜。5月25日，根據新的西征作戰計劃，中共中央又向四方面軍以及即將與四方面軍匯合的二、六軍團領導人呼籲，要他們立即北上。電報稱：「紅軍西渡後向陝甘寧發展，策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猛力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外蒙與蘇聯訂立了軍事互助條約，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天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育英、洛甫、澤東、恩來、博古、德懷、林彪、海東關於目前形勢及戰略方針致朱、張、劉、徐、陳並轉任、賀、肖、關、夏諸同志電》，1936年5月25日。
    這時，受莫斯科派遣，先後有數批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員攜帶密碼或電台秘密潛往陝北，僅到達陝北蘇區的即有林育英、閻紅彥、劉長勝等人，已知有兩人中途遇險未至，另有一行數人攜帶電台經北平前來，途中遇土匪襲擊，一人脫逃。由此可知這時共產國際為與陝北紅軍取得聯絡，並提供技術幫助，確實頗費心計。根據已知的情況，共產國際這一段時間為與西北地區紅軍聯絡，至少派出過六批聯絡人員。最早派回的是閻紅彥。據他本人1942年回憶，他是1934年7月由中共上海局派往莫斯科去的，在莫斯科很短時間即被派回國遞送密碼本，並準備接一批軍事幹部到蘇聯學習。閻由新疆入境，經過甘肅，轉到綏遠，再轉北平，最後由山西轉陝西進入陝北蘇區，時間已是1935年底了。其次是張浩，即林育英，1935年7—8月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期間，由共產國際選派經外蒙入境，轉經寧夏、甘肅，於1935年11月18日左右到達陝北蘇區的「首都」瓦窯堡，除負責傳達有關指示外，也帶有密碼本。隨後被派往陝北蘇區的劉長勝，化名羅英，1936年3月到達山西前線，主要任務也是送密碼本。1936年2月，當共產國際得知中央紅軍已到陝北，並向山西發起東征戰役行動之後，又迅速從外蒙送進來一個七人小組，負責轉送電台及密碼本，但在陝北與當地民團遭遇，六人被打死，一人被俘。另外，還有幾人於1936年5月被派回，準備轉經北平前往陝北。7月又派過兩人經北平進陝北。北方局為此曾有電報詢問與此兩人的接頭暗號，以確定他們的身份。另外，1936年4月底5月初經歐洲、香港派往中共中央傳達蘇聯方面重要戰略意圖的還有潘漢年。因此，中共中央明確告訴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國際已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發動西北大聯合的戰略計劃，是完全符合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要求的。
    就在中共中央剛剛提出「西北大聯合計劃」不久，就發生了兩廣事變。國民黨廣東、廣西地方實力派首領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日為名，揭旗反蔣。這無疑為「西北大聯合計劃」火上添油。中共中央確信：「西北政府噎有了迅速組織的可能與必要，我們應以西北的發動去配合兩廣的發動」，「使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進到高度具體化」。為此，中央進一步加緊了勸說張國燾的工作。此舉終於在6月10日有所奏效。當天張國燾有電報來，表示要向夏洮西北前進。
    6月16日，中共中央接通了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過去，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繫是經過上海中轉的。由於江西蘇區陷落，特別是上海中央局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破獲，中共中央與莫斯科失去聯絡已有將近一年時間。儘管林育英等陸續到來，但中共和紅軍方面的消息，特別是有關軍事戰略方面的重要意圖始終不能轉送到莫斯科去。電訊聯絡的接通，顯然解決了大問題。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第一封電報就匯報了接通蘇聯，建立西北大聯合的想法，明確提出：「西北發動有加快的必要。」電稱：「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的局面，西北的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大體以紅軍一方面軍經於甘北，二、四方面軍經於甘南，以東北軍一部入蘭州，解決朱紹良並控制蘭州到哈密要道。」電報特別要求共產國際提供經費和軍火援助。《中央書記處致王明、康生同志電》，1936年6月16日。
    7月初，當中共中央發出第二封電報時，又再度強調了這一點，指出：「國際的援助是一個重要的條件。」沒有這一條件，不僅張學良東北軍將缺乏信心，即使發動成功，十多萬軍隊的糧餉彈藥也將難以為繼。《洛甫致王明、康生、陳雲同志電》，1936年7月2日。
    正是考慮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再三告誡其左右說：「打通蘇聯取得接濟仍是總的戰略方針中重要一著。」「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獄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都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
    不僅如此，他還具體提出了打通國際路線的道路和時機問題，指出：道路「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部；一是甘涼肅三州。時機一是夏秋，一是冬季」，「如外蒙能出兵策應並解送軍械，我軍又有渡河作戰條件，則出寧夏最為有利，否則只好候冰期」。《毛澤東關於今後戰略方針和任務致德懷電》，1936年6月29日；《毛澤東關於打通蘇聯及其道路、時機問題致德懷電》，1936年7月1日。
    莫斯科來電：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計劃
    6月23日，四方面軍與二、六軍團在甘孜會師。27日，張國燾已同意北出甘南。然而，時機轉瞬即逝。就在中共全力以赴地準備8月左右發動西北地區抗日反蔣大聯合，以響應兩廣反蔣事變之際，兩廣事變不久就失敗了。
    兩廣事變失敗，蔣介石的力量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一旦蔣介石轉過身來集中力量解決西北問題，西北的發動就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更加成為整個計劃中最為關鍵的一環。
    8月10日，中共中央開會進一步討論了實施「西北大聯合計劃」，特別是首先實現打通蘇聯的具體部署。12日，他們正式通知了這一「戰略方針」的內容，即「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甲軍（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打通蘇聯為實現全國抗日戰爭，首先為實現西北新局面，進行部分抗日戰爭之重要一環。」其步驟包括二、四方面軍以一個半月時間進兵夏洮，威脅蘭州及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馬步芳兵力之轉援，以便使西路三州逕入於東北軍之手。然後，三軍匯合甘北，12月起三個方面軍中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東北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渡河消滅馬鴻逵，占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洛育恩稼懷凱澤關於今後戰略方針致朱張任電》，1936年8月12日。
    然而，幾天後，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了。
    8月15日，共產國際發來關於策略轉變的重要政治指示，明確要求中共中央放棄前此實行的「抗日反蔣」方針，改行逼蔣和聯蔣抗日的方針。這一指示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反蔣」的西北國防政府的那個「西北大聯合計劃」。《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8月15日，轉見《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從8月下旬開始，中共中央不能不迅速開始按照共產國際新的策略展開對南京方面的統戰工作，並通知張學良予以支持和配合。但是，取消「西北大聯合計劃」和轉而以南京為統戰的主要對手，是不是就能夠如願以償地達到目的呢？
    事實上，南京與中共之間為尋求政治解決兩黨關係的辦法噎進行了半年多的秘密接觸和商談，但由於雙方實力相差甚遠，談判條件亦相距甚遠，因此，國民黨始終沒有放棄消滅紅軍的幻想。如果西北大聯合不能實現，與蔣介石又達不成和平，三個方面軍七八萬人全都集中到陝北、甘北來，兵員補充和物資供給都將成為嚴重問題。因此，共產國際政治指示剛一到達，中共中央馬上意識到形勢之嚴重。
    8月25日，毛澤東起草了給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的電報，陳說利害，叮囑王明務必懇切要求蘇聯方面提供援助。電文扼要如下：
    一、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且北不出寧夏，東不出山西，亦無紅軍活動之餘地，目前陝北蘇區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
    二、為著避免與南京衝突，便利同國民黨成立反日，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依紅軍現時條件，如果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的要向現時位置之東南方面發展。如此，（甲）將被迫放棄現有陝甘寧蘇區；（乙）紅軍發展方向不是與日本進攻方向迎頭，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丙）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用此時機截斷中蘇關係的可能。
    三、我們所希望的地區為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我們除在九月以下三個月中加緊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求得在一般基礎上要求他承認劃出紅軍所希望的防地外，還須解決一個具體的作戰問題，因為即使蔣承認紅軍占領這個地帶（這個可能是極大的），也不見得能使這一地帶的土著統治者自動的讓出其防地（這個可能是很少的）。
    四、這一地帶的特殊地形條件是為黃河沙漠草地所束縛著的一個狹長地帶，而且其中滿布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在時機上進取這一地帶僅能利用冬季黃河結冰之時，但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
    五、軍事部署大致可定為：（甲）以一方面軍約一萬五千人攻寧夏，十二月開始渡河，先占領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數城寨待接取飛機大炮後再奪取之；（乙）以四方面軍十二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領青海之若干地方作為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於夏季達到肅州附近，沿途堅城置之不攻，待從外蒙新疆到來之技術兵種配合攻取之；（丙）以二方面軍位於甘南，建立蘇區，並使之與陝甘蘇區相聯繫。
    六、以上是基於今冬至明年以占領黃河以西為基本方針之作戰計劃，如此方針為蘇聯方面所贊同，則請兄代表紅軍直接向蘇聯有關方面談判許多具體準備之問題，主要是援助中國之技術兵種組成輸送與按時到達，以及到達後使用的問題；如果蘇聯不贊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針，而我們與南京之談判不能及時成立協定，或協定中不能達到使寧夏甘西土著統治者自動讓防之程度，或紅軍久攻不克結冰渡河時機又已過去，則我們只好決定作黃河以東之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展方向放在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關於紅軍行動方針給王明同志電》，1936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的電報十分清楚地說明了他們擔心之所在，形勢看起來確實對紅軍相當不利，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那麼即使從生存角度考慮，紅軍也必須離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西北根據地，重新轉向內地發展。蘇聯方面當然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因此，剛一得到中共中央8月25日來電，史達林很快就批准了噎擬就的援助方案。只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9月11日的復電說：
    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的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澤東、洛甫、恩來、博古電》，1936年9月11日。
    莫斯科的來電無疑是一個讓中共中央和全體紅軍將領盼望頤的好消息。面對這幾乎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他們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制定了行動計劃，並於9月14日先後通知了一、二、四方面軍。電報稱：
    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後占領寧夏。
    中共中央據此提出：
    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後占領寧夏，擬作如下部署：
    （1）一方面軍主力，九、十月兩個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區，十月底或十一月初開始從同心城、預旺之線攻取靈武、金積地區，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領寧夏北部。一方面軍之其餘部隊保衛陝甘北蘇。
    （2）四方面軍以主力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之部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西進，並相機打擊之。十月或十一月初進取靖遠、中衛西部及寧安堡一線，以便十二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
    （3）二方面軍在陝甘邊積極活動，吸引胡宗南部於咸陽、平涼之線以南地區，與四方面互相策應，並聯絡陝南遊擊區。
     （4）由陝北派出遊擊支隊，經關中蘇區出至涇水以南活動，牽制胡宗南之側後。
    為使二、四兩個方面的領導人了解此次戰役行動的重點及目的，中央軍委在電報中特別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並不妨礙爾後一、四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當一、四方面軍奪取寧夏時，二方面軍仍在西蘭大道以南包括陝甘邊與甘南擔負鉗制任務。至於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後再分兵略取之。」《育英、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關於軍事部署問題致朱、張、任三同志電》，1936年9月14日。
    隨即，中共中央具體提出了組織「靜（寧）會（寧）戰役」的計劃，要求二、四方面軍全力北上，與一方面軍合力奪取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實現三個方面軍的會合。至此，曾幾起幾落的「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部署，終於開始具體實施了。
    
    毛澤東告誡張國燾：奪取寧夏，打通蘇聯，是決定一環
    
    這個時候，敵我力量對比及態勢又如何呢？
    這時，紅軍一方面軍全部2?1萬餘人除少數配合約5000人地方部隊守衛陝北甘北蘇區外，其餘27個團約1?8萬人全部集中於鹽池、定邊至同心、豫旺堡一線，向南推進。二、四方面軍37個團約5?6萬人已進至甘肅中部的通渭、隴西一線，集力向北。
    這時，國民黨軍在甘南有30餘團3萬餘人尾隨於二、四方面軍之後。甘北有91個團大約14萬人分布在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之間的平涼、隆德、靜寧、會寧、定西及西蘭大道一帶，和與紅軍一方面軍平行的海原、同心、中寧、金積、靈武一線。同時，南京方面為應付兩廣事變一度南調長沙一帶的胡宗南部32個團約5萬餘人，又陸續入陝並西運至黃河東岸和靜寧、會寧、定西地區。再加上土著軍閥馬鴻賓、馬鴻逵部署在黃河兩岸的大約20個團，敵人這時可以用來對付紅軍三個方面軍的兵力即四倍於紅軍。
    所幸在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中間這時有大約40個團的兵力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因此，紅軍主力之會合一般噎不成問題。但胡宗南部的到來卻頗讓中共中央感到擔心。因為一來胡部戰鬥力確實較強，二來張學良與紅軍的結盟關係在東北軍中並未完全公開，多數部隊並不了解，一旦胡部主力楔入，張學良在軍事調動上與紅軍的配合將變得十分困難甚至成為不可能。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不僅紅軍會合將受鉗制，「打通國際路線」的計劃更將大受威脅。
    為此，毛澤東等再三電告張國燾等：時間緊迫，四方面軍主力宜在兩三天內進占界石鋪及其以西地段，否則胡軍乘汽車將在兩三天內控制此地，紅軍有被切斷之虞。「機不可失，千祈留意。」《毛、周、彭致朱、張、任電》，1936年9月15日、16日、17日。為確保無虞，中共中央同時還命令一方面軍一軍團第一師迅速向界石鋪推進，並相機占領之。
    讓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與胡宗南部作戰，這再度讓張國燾感到不安。何況原計劃要等到12月黃河冰凍才能進攻寧夏，那樣四方面軍將不得不在西蘭大道上與胡宗南等部鏖戰兩個月之久，其結果頗難想像。因此，張國燾一接到中共中央的靜會戰役計劃，就表示了懷疑的態度。
    9月17日，張國燾致電毛澤東等，一連提出幾個問題：一、向寧夏及甘肅西部，發展重點在甘肅抑在寧夏？二、如我軍攻寧夏，城仍為敵所占，是否地區狹小不便活動？三、寧夏通外蒙有哪些道路，冬季能否通汽車？四、衣服單薄之步兵冬季能否通過？寧夏到西部需多少天？五、不結冰你們有無辦法造船過河？黃河何時在何段結冰？六、如四方面軍不在西蘭路鉗制胡敵，一方面軍能否順利渡過黃河？《朱、張、陳致毛、周、彭電》，1936年9月17日。
    為解除張國燾的疑慮，毛澤東詳細答覆張說：一、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陝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後給我們幫助，沒說甘西。二、我軍只要能占領寧夏之鄉村，靠近賀蘭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三、外蒙寧夏間有許多路通汽車，過去蘇聯即從這些路接濟馮玉祥。四、寧夏氣候比綏遠、青海、陝甘北部及甘西較暖，且是產大米區域，四方面軍西去應待明年春暖後，同時我們將為你們製備一批冬衣。五、攻寧須待結冰，無造船把握，結冰從陽曆十二月開始，靖遠以上至蘭州不結冰，靖遠以上均結冰。六、因馬鴻逵有二十餘團，湯恩伯、何柱國、高桂滋、高雙成等軍在我軍側後，一方面軍單獨攻寧有顧此失彼之慮，如使胡宗南確實占領靜會定區域，會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強馬鴻逵，使我們攻寧計劃失敗，又可加強馬步青，使你們攻甘西計劃失敗，如此有各個擊破之虞，只有集中全力先占領寧夏，方免此失。
    毛澤東在電報中最後特別提醒張國燾注意：「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站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拒止胡軍把一、四兩個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緊迫，稍縱即逝，千祈留意，至禱至盼！」《毛、周、彭致朱、張並任、賀》，1936年9月19日。
    經過一陣猶豫之後，張國燾在四方面軍領導人的會議上基本上贊同了實施靜會戰役的計劃。鑑於雙方意見趨於一致，中共中央立即根據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建議，提議由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與朱德、張國燾和陳昌浩組織軍委主席團，集中於同心城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的軍事行動。不料，張國燾與陳昌浩於9月20日赴前線了解敵情和地理條件後，再度改變主張，其9月22日電主張：一、估計到一、二兩方面軍能夠牽制的敵力和四方面軍的實力，目前與胡宗南之一路軍在靜會這一四面受敵之地區決戰是不利的。二、寧夏地區狹小，一、四方面軍集中寧夏不免後有黃河沙漠之險，前有敵人封鎖，如在該地區作戰，須停留六個月，物質補充不便，萬一決戰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敵人時，則將陷紅軍於不利地區。三、為迅速實現奪取寧夏和甘肅西部的戰略方針，和實現全國紅軍大會合目的，我們提議：四方面軍以基幹兩個軍迅速由蘭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並搶占永登、紅城子一帶地區，一個軍暫在黃河渡口附近活動，兩個軍暫留漳縣一帶吸引胡敵，然後三個也全部轉進涼州、永登一帶，以一部向靜遠、中衛活動，配合一方面軍由靖遠寧夏段渡過黃河。《朱、張、徐、陳致毛、周、彭並賀、任電》，1936年9月22日。張國燾隨後即下令部隊轉向西進。
    在胡宗南部源源而至，國民黨軍即將形成強大優勢力量的情況下，此舉自然置一方面軍於孤軍奮戰的不利地位，寧夏戰役計劃也將難以實現。為此，中共中央決定改變原定計劃之第一步，先以主力南下，集中三個方面軍之力打擊胡宗南部，使之不能形成威脅。與此同時，他們再三告訴張國燾說：胡宗南部在咸陽尚未到齊，目前「四方面軍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靜會定道，不會有嚴重戰鬥」。但張國燾仍反覆來電，堅持認為西渡黃河有充足理由，並斷言四方面軍先機占領甘西是目前最重要一環，即可接通外蒙新疆，吸引胡軍，打亂敵軍堵截計劃，又可東西兩面夾擊黃河兩岸寧夏段之敵，順利接應一、二方面軍占領寧夏，防止紅軍陷於狹小地境被強敵所制。張國燾斷言：如照此計行動，一、四方面軍至多一個月也就能在靖遠、中衛附近會合了。因此，他反要毛澤東等「勿使全黨全軍對會合失望」。《朱、張、徐、陳致毛、周、彭電》，1936年9月26日。
    不過，西渡計劃畢竟與國際指示從寧夏提供援助和反對紅軍進入新疆的意見相左，這是張國燾不能不加以考慮的。而中共中央又早已同共產國際發生了關係，張國燾不論表面上如何強硬，內心裡也不能不擔心自己另立中央的行為是不是會成為嚴重問題。再加上事實也證明中共中央當初北上的選擇是正確的，是得到國際承認的，再度分庭抗禮，萬一發生嚴重後果，更是難辭其咎。因此，思前想後，張國燾終於沒敢獨斷獨行。他一方面堅持己見，擅令部隊西進，另一方面卻又表示：「關於統一領導，萬分重要，在一致執行國際路線和艱苦鬥爭的今天，不應再有分歧。因此，我們提議，請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西北局應如何組織和工作，軍事應如何領導，軍委主席團應如何組織和工作，均請決定指示，我們當遵照執行。」「西渡計劃確係站在整個紅軍利益的有偉大意義的正確計劃……如兄等仍以北進萬分必要，請求中央明令停止，並告今後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朱、張、陳、徐致洛、澤、恩、博等電》，1936年9月26日；《朱、張、徐、陳致賀、任、關、肖、劉電》，1936年9月26日。
    既然張國燾表示願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自然不再取協商態度，決斷決行，於9月27日以「黨中央」名義正式下達命令稱：
    朱總司令、張總政委並告一、二、四方面軍首長：四方面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從寧夏蘭州間渡河，奪取寧夏、甘西。二方面軍應暫在外翼鉗制敵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動。一、二、四方面軍首長應領導全體指戰員，發揚民族與階級的英勇精神，一致團結於國際與中央路線之下，為完成偉大的政治任務而鬥爭。《黨中央命令——給朱總司令、張總政委並告一二四方面軍首長》，1936年9月27日。
    時至於此，張國燾不能不表示：「遵照黨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並於29日制定「通（渭）莊（浪）靜（寧）會（寧）戰役計劃」，決心「迅速進到於通渭、莊浪、會寧、靜寧、界石堡地區，迅速與一方面軍會合，相機消滅胡敵一部，鞏固擴大甘陝寧抗日根據地，爭取抗日獄，擁護外蒙蘇聯為目的」。《朱、張、徐、陳關於通莊靜會戰役計劃致英、洛、澤、恩等電》，1936年9月29日。
    
    莫斯科表示願提供600噸軍火，紅軍準備提前攻寧
    
    9月27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通知說蘇聯只能從外蒙提供援助，紅軍必須奪取定遠營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10月2日，中共中央復電共產國際，進一步提出了他們所希望得到武器裝備的清單，並且明確要求蘇軍能夠提供相當數量的飛機和大炮。電報同時也再度說明了紅軍在現有技術條件下通過寧夏接取援助有困難，要求蘇蒙軍隊幫助，儘可能將物資運送和保護到中國境內來，以確保紅軍能夠一次接運成功。不過，共產國際10月18日通知中共中央說：「你們對於你們實際上所能得到的給予你們的幫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確，我們……負責供給一百五十輛汽車，並保證提供司機和所需的汽油，以便來回兩次將貨物運送到你們指定的地點。但貨物並不像你們2日來電所要求的那樣多，它大約有五百五十噸至六百噸重左右，其中沒有飛機和重炮。」同時，電報說明：「你們必須派遣足夠數量的武裝部隊到外蒙邊境來接收貨物和擔負沿途保護的責任」，蒙古方面不能擔任越境保護的任務。《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10月18日。
    能夠有600噸左右武器彈藥裝備紅軍，這對長期以來只能靠同敵人作戰獲得各種槍枝彈藥的紅軍來說，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了。因此，儘管沒有想像中的飛機、大炮，中共中央仍舊下決心開始實施寧夏戰役計劃。
    考慮到二、四方面軍噎開始跨過西蘭大道，胡宗南的中央軍正在迅速跟進，要等到12月黃河冰凍再行渡河，敵人很可能會形成合圍，並逼我在甘北這狹小區域決戰，這無論從作戰角度，還是從糧食供給等方面來看，都無可能性。故中共中央被迫改變原方案，下決心不等12月黃河冰凍，冒險提前實行寧夏戰役計劃。
    10月3日，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四方面軍剛剛制定的「通莊靜會戰役計劃」不慎遺失，落入敵手。張國燾急忙改變原定部署，下令部隊兼程北上，除爭取與一方面軍會合外，應立即以四方面軍主力進占黃河東岸之靜遠地區，搶占渡口，爭取渡河，避免與胡敵決戰。中共中央迅速同意了這一建議，只是要求四方面軍「在甘谷、莊浪一線配置必要兵力遲滯胡敵」，並接防會寧、界石鋪，以便一方面軍前鋒轉置隆德、靜寧以北和固原以南地區，防堵固原、平涼之敵，避免被國民黨軍切斷後路。《毛、周、彭關於同意渡河計劃致朱、張、徐、陳電》，1936年10月4日。這樣，搶渡黃河的時間不得不進一步提前。
    10月8日，國民黨方面在得到四方面軍遺失的「通莊靜會戰役計劃」之後，擬定了「通渭會戰計劃」，準備各部隊分別從秦安、隴縣、隴西、定西進擊，並在平涼、靜寧、莊浪、固原防堵，決心與紅軍主力決戰。此一計劃因東北軍各部受命拖延推進時間，並未能對紅軍四方面軍北進形成任何阻礙。至10月中旬，四方面軍先頭部隊三十軍噎進抵靖遠及打拉池一帶，並已準備好於20日開始渡河。
    得到張學良的通報後，中共中央軍委於10月11日迅速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要》，決定提前開始實施寧夏戰役計劃。要求：一、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於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11月1日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其主力在通渭、馬營鎮、靜寧和會寧地區就地休整，並派支隊進逼定西、隴西、武山、甘谷、秦安、莊浪、靜寧之敵，爭取在10月份保持西蘭大道於我手中；二、二方面軍進至通渭、馬營鎮以北界石鋪以南地區，休息數日後轉進至靜寧、隆德線以北地區，準備爾後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軍在固原以北之防禦任務；三、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軍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樞紐地段豫旺堡於手中；四、攻寧部隊以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全部及定鹽一部和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組成之，攻寧時間依造船情況而定，至遲不得超過11月10日。《中央軍委十月份作戰綱要》，1936年10月11日。
    紅軍三個方面軍，特別是二、四方面軍長途征戰，不僅疲勞已極，而且急需補充休整。據二方面軍任弼時報告說，整個二方面軍這時實際上噎基本處於喪失戰鬥力的狀態，非休整不可了。但是，紅軍渡河意圖已明，蔣介石急令西蘭大道一線之胡宗南等部北進，固、平、隴一線的東北軍西進。他同時親赴西安，嚴令各部三面出擊，要求於短期內聚殲紅軍於黃河以東，「勿任竄過」。他甚至還親飛蘭州督戰。因此，國民黨軍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向二、四方面軍所在的靜寧、通渭、會寧地區猛進，戰爭已漸次展開。至23日，國民黨方面就噎占領了華家堡、會寧、通渭、靜寧、界石鋪等地，西蘭大道已失。形勢轉瞬間就變得對紅軍極端不利了。
    據此，朱德、張國燾於23日下令四方面軍之三十軍立即渡河，九軍跟進。24日晚，三十軍渡河成功，25日，九軍跟進。接著，四方面軍前線指揮部也於26日過河。寧夏戰役比原定計劃提前展開了。
    
    胡宗南步步緊逼，紅軍顧此失彼，渡河作戰竟意外失利
    
    在四方面軍渡河行動開始的當天，即10月24日，中共中央就緊急致電共產國際，通知了這一新的情況，要求蘇方立即準備實施援助計劃。
    為儘快控制通向定遠營的路線，毛澤東這時特別指示在打拉池前線負責指揮的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三十軍、九軍渡河後，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並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毛、周關於準備襲取定遠營事致朱、張、彭電》，1936年10月26日。
    但考慮到胡宗南部推進快，威脅大，張國燾又有指揮四方面軍西去甘西之意。彭德懷對此十分不滿，他在25日提議，應首先集中四方面軍河東之全部及一方面軍的四個師在郭城驛一帶打擊胡宗南之一路，並爭取以一方面軍進占定遠營，接取蘇援物資。毛澤東權衡再三，於次日同意彭關於集中在河東岸的四方面軍以打擊胡宗南為中心的考慮，但不同意彭關於打胡之後再抽調一方面軍去奪取定遠營的建議。他指出：張國燾的關鍵是有出涼州不願出寧夏之意，而目前則是以打胡敵取定遠營兩著為最重要。以四方面軍之四、五、三十一軍和一、二方面軍全力打胡固屬必要，但仍應以噎渡河的九軍占領定遠營，因為「這是接物攻寧的戰略樞紐，不應以一方面軍去占，不便利不失時機」《毛關於打胡取定遠營的戰略部署致彭電》，1936年10月26日。
    10月27日，朱德、張國燾和彭德懷商定，先以四方面軍河東之四軍、三十一軍集中郭城驛一帶準備誘殲胡宗南冒進突出之部。28日，朱、張並命令四軍和三十一軍脫離四方面軍建制，直接歸紅軍總部和前線總指揮彭德懷指揮。
    28日當天，噎渡河的徐向前、陳昌浩提出，以九軍一軍之力難以實現奪取定遠營的任務，故朱德和張國燾又建議三十一軍仍應渡河，因為以四軍、三十一軍兩軍很難保證完成擊破胡敵的任務，不如以一個軍擔任牽制，另一個軍過河以加強河西之力，爭取「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軍主力能達到占領定遠營和寧夏地區之目的」。29日，中共中央軍委有電報對此表示同意。
    但是，作為前線總指揮的彭德懷仍認為三十一軍應留在河東參加作戰，並致電毛澤東對朱、張電提出異議。30日，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朱、張，要求三十一軍停止西渡，在河作戰，「勝利後直由中衛渡河」。毛澤東並特別強調：「方針先打胡敵，後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請二兄把握此中心關鍵而領導之。」《毛、周關於先打胡敵後攻寧夏致朱、張電》，1936年10月30日。同時，中共中央軍委通知共產國際書記處寧夏戰役失利說，因胡宗南等部敵軍70餘團齊頭猛進，推進至海原、靖遠，我現處南北夾擊中，迴旋困難，不得不在一部紅軍噎渡河的情況下，暫時停止渡河，轉而打擊南面追敵。《中央軍委致共產國際電》，1936年10月30日。
    10月30日，朱、張遵令執行。然而，這一天，胡敵前鋒意外逼近打拉池，留守河東看護渡船的五軍被迫隨船西渡。次日，國民黨部隊已推進到郭城驛、大盧子地區，並控制了靖遠附近的河岸，彭德懷集中兵力在郭城驛一帶打擊胡宗南突前部隊，阻遏胡敵推進的計劃已無從實現。至此，紅軍渡河攻取寧夏的行動被迫中止，河西與河東的部隊被切為兩段。戰爭形勢對於紅軍變得十分不利。
    由於始終找不到合適的戰機，再度展開渡河行動，攻取寧夏幾乎成為不可能。因此，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辦法。毛澤東承認：本來打寧夏就是沒有多大把握的，只是過去沒有看得這樣嚴重。現在計劃失敗了，紅軍必須改變行動方向，以求生存。現在應考慮南下平涼、涇川、長武、寧縣、正寧，然後根據情況再東進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準備在外線作一年左右的長途征戰再設法返回西北地區。
    換言之，毛澤東噎看出，在甘北這一狹小區域內，紅軍已難以堅持。為了生存，紅軍將不得不面臨著一次新的長征。當天，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說明了這一決定。但他們同時仍通知後者，確實準備援助物資，因為他們將命令河西部隊依照國際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進。
    11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定，紅軍準備全部南下。中央為此先後通知了正在前線的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和張學良等。但是，注意到蔣介石正調集軍隊，有意在綏遠教訓日偽軍，張學良力勸中共熬過一兩個月，相信西北局勢定有變化。隨後，張學良極力向蔣介石遊說，要求率東北軍前往綏遠參加抗戰，反對繼續剿共。因反覆勸說無效，張學良憤而在12月12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公開與紅軍及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結成了三位一體的軍事政治聯盟，從而迫使南京方面的大規模剿共計劃流產，並且意外地促成了國共兩黨之間的和平。
    西安事變的發生，使紅軍在西北立下腳來，南下內地的征戰計劃因此取消。但即使在國共兩黨談判的和平時期，紅軍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的嘗試也仍有成功的可能。
    
    莫斯科變更援助路線，共產國際允諾提供百萬援款
    
    實際上，還在紅軍渡河作戰失利的幾乎同時，它就得到了共產國際關於改變援助地點的通知，內容扼要如下：在詳細研究之後，我們堅決認為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１）在嚴冬和沙漠的環境之下，你們派數千紅軍到外蒙邊境護送運輸是不可能的；（２）日本飛機有對紅軍及汽車轟炸的可能；（３）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衝突的可能。因此，現在噎決定目前不採用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大約一千噸物資運到哈密，你們能不能占領甘肅西部前來接運？並請通知我們接運的辦法以及你們準備採用什麼樣的具體的運輸方式？《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11月3日。
    蘇聯突然改變援助方向，很大程度上同綏遠正在出現的抗戰形勢有關。這個時候，綏遠的形勢的確開始變得緊張起來。自1936年5月日本人提供軍火，唆使德王在距張北二百里的嘉卜寺組織所謂「內蒙軍政府」以來，偽蒙軍就屢犯綏遠。10月中旬，偽蒙軍已幾度同傅作義的軍隊發生衝突。考慮到這種形勢，再加上日本特務遍布綏遠，並早已深入到定遠營，一旦蘇聯援助紅軍物資的情況被偵知，難免會給蘇聯帶來麻煩。因此，正如電報中所提到的，它最擔心的，其實只是最後一點，即擔心此舉「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衝突的可能」。
    當然，蘇聯方面早就從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得知日本人有意以定遠營為其特務活動的重要據點。在知道這一情況之後，仍舊選定被日本人看中的定遠營為蘇聯援助的主要通道，很明顯是準備冒點風險的。但顯然它沒有料到日本人會如此迫不及待。在這種情況下，停止從定遠營進行援助事實上不可避免。
    蘇聯方面的突然變卦來得也正是時候，如果紅軍經過重大犧牲奪取了定遠營，這封電報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如今，中共中央的復電只是說：「從哈密輸送物資的辦法對於我們主力紅軍已無用處，這個改變噎遲了。已渡河的紅軍約兩萬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進，但通過五千餘里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並且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無人煙的沙漠。」《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1930年11月8日。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說明紅軍準備南下的決定，要求國際迅速提供現金援助，以便紅軍能夠解決嚴重的財政困難，渡過眼前的難關。它同時通知後者確實準備援助物資，因為他們將命令河西部隊依照國際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進。《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1936年11月13日。
    紅軍這時最缺的就是糧食和冬裝。陝北甘北原本就十分貧瘠，再加上戰爭不斷，又集中了大批軍隊，糧食問題自然早就極大地困擾紅軍了。由於陝北蘇區地域狹小，又被國民黨軍分割成數塊，紅軍不能發票子，當地又沒有多少土豪可打，因此，中共中央早就開始靠向張學良借錢來買糧了。而今另外兩個方面軍又來到甘北，紅軍人數猛增一倍以上，吃的問題自然更加嚴重。但最嚴重的其實還是冬裝問題。因二、四兩個方面軍均剛剛來自西南，部隊不僅全無過冬準備，甚至久經征戰之後，大部分戰士單衣和單鞋都已破爛不堪了。而甘北的冬天又來得格外早，11月初噎開始下雪，許多戰士備受凍餓之苦，傷病者與日俱增。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不得不再請張學良和宋慶齡幫助，雖解決了一時的糧食需求，得到了幾萬雙鞋子和一萬套冬裝，但不論糧食還是衣服，都還有一半以上的部隊沒有解決問題。因此，當寧夏戰役失利，又得知蘇聯方面不能從定遠營提供援助之後，張聞天焦慮萬分，他立即電請共產國際緊急寄送款項，聲稱：「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否則，「你們多推遲一天，則紅軍的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中共中央書記處致王、康、陳電》，1936年11月9日。
    對於紅軍在西北所面臨的困難，共產國際早就有所了解。在徵得史達林同意後，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對此已有準備。還在10月18日的電報中，它就噎表示：「我們準備向你們提供數目可觀的現金，以便你們能夠在國內自行購買必需的物品。」11月12日，共產國際來電說明：姻定向你們提供55萬美元的幫助，第一批15萬美元於11月底送到上海宋慶齡處，由宋轉交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漢年。
    爾後，來自蘇聯的第一筆援款於12月初到達上海，很快即轉送陝北。隨後，經過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努力，共產國際還進一步告知中共中央：蘇聯方面噎決定，一次性向中共提供80萬美元以上的援助，而後還將進一步向中共提供大約與此數目相同的另一筆款項。這兩筆援款總數將達到160萬美元左右。《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7年3月2日。連同共產國際兩次寄出的援款，一次15萬美元，一次5萬美元，共產國際和蘇聯這段時間先後向紅軍承諾提供的援款數量應當有將近200萬美元左右。尚不能確定的是，共產國際先前許諾的55萬美元（除已匯出的15萬加5萬美元，應該還有35萬美元）是否也包括在蘇聯新答應的援款數目中。
    可以想見，這個時候共產國際確實是在想方設法給紅軍以最大可能的幫助。
    西路軍鏖戰甘西，莫斯科抱怨為什麼耽擱如此之久？
    提供援款固然可以解財政之急，但對於紅軍來說，最渴望也是最實際的，顯然還是軍事援助。
    為了實現打通蘇聯的目標，中共中央早就下令將渡過黃河的四方面軍三個軍改組成西路軍，專門負責接取來自新疆的蘇聯援助。他們並且為此專門通報了共產國際，請蘇聯立即在哈密設立辦事機關，準備援助物資以便在西路軍到達時運往安西。但是，中共中央最初對奪取甘西走廊的困難顯然有些估計不足。他們固然注意到戰勝這一帶敵人的碉堡需要很多時間，但11月18日以後，由於中共中央沒有得到共產國際關於在新疆提供援助的具體答覆，擔心西路軍過早前往新疆，蘇聯「恐準備不及」。同時，中共中央這時也希望西路軍能夠在甘西建立一塊根據地，保持回渡黃河和牽制甘北敵軍之可能，故11月19日電明確指示西路軍主力不宜西進，要在永昌與甘州間創造新的根據地，「決不可將主力位置於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只可派實際兵力不足一個師的五軍團去占領安西，控制安西至哈密的交通，準備接運物資。中共中央據此通知共產國際：西路軍已達甘州地區，正派一部向肅州、安西前進，本月至遲明年一月即可到達安西，「你們政治上物質上援助務請迅速決定，告知我們」《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書記處電》，1936年12月1日。。
    事實證明，讓裝備差、彈藥少，又幾乎沒有騎兵的西路軍在地理條件極端惡劣的甘西走廊，擊敗以騎兵為主的馬家軍，創立根據地，是一項難以完成的任務。
    在11月底以前，西路軍西進到永昌，除在古浪損失上千人外，沒有遇到太大阻力。因此，陳昌浩等信心十足，準備稍加休整，1937年1月奪取臨澤、高台，2月到達安西。
    共產國際12月6日終於正式電告中共中央說：「正採取方法給你們以數量很可觀的幫助，第一批貨物大約在兩個半月內送到你們所指定的地點。」據此，中共中央又一度通知西路軍可以西去。不想，幾天後西安事變爆發，中共中央及張學良均要求和希望西路軍東返擔負牽制任務，西路軍再度進退維谷。
    當時的情況已很明顯，西路軍越往回打，敵軍越強。本來西路軍就噎受到馬步青、馬步芳等馬家軍騎步兵和地方民團數萬人的圍攻了，又拖帶上2000餘傷病員，再回頭向東，部隊將承受更大損失是肯定的。因此，西路軍政委陳昌浩一度猶豫不決。等到他們下決心往回開之後，西安事變又突然和平解決了，中共中央重又要求西路軍西去接取蘇援。
    然而，1937年1月，因張學良被扣，潼關以東中央軍西進，西安形勢又吃緊，中共中央又要求西路軍停在甘、肅兩州之間策應，西路軍因此又再度陷入苦戰。
    此後，西路軍面臨的形勢更加困難，內部圍繞東去西征問題也爭論不休。終於，據守高台的五軍團全軍覆沒，西路軍只剩下近半兵力，無論東回還是西去，都變得不大可能了。
    對於這種情況，遠在千里之外的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無論如何難於了解。他們噎開始安排人員前往新疆哈密準備接應，但始終不見消息。為此，莫斯科方面幾度來電詢問：為什麼西路軍不儘快向西取得大批新式裝備，而要在那個幾乎無法立足的沙漠地帶耽擱如此長的時間?中共中央對於西進接取援助的任務究竟是怎樣一種方針？西路軍的西進究竟遇到什麼樣的困難？中共中央有沒有可能給他們以軍事上的幫助？
    本來，共產國際堅持西路軍要到哈密接取援助，至1937年2月時，他們噎明確表示他們可將貨物送到安西，並且貨物數量比原來答應的還要多一倍以上，同時還有50個在莫斯科熟練地掌握了炮兵、裝甲等項技術的中國同志，也將一同交給中國紅軍。顯然，來自蘇聯中亞細亞的這批援助的規模是比較可觀的，它甚至還包括了紅軍所急需的火炮，以及在西北地區進攻城堡的作戰中極為有用的輕型裝甲車等。據當時由莫斯科派去接應西路軍的中共代表團的代表滕代遠回憶，陳雲等從莫斯科出發前往新疆之前，史達林等曾專門接見過他們，並表示紅軍想要什麼可以儘量滿足，在重武器方面至少可以提供90輛坦克及90門大炮。見滕代遠：《憶由蘇赴新迎接西路軍》，《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第1016頁。這批裝備如果能夠送到紅軍的手中，它所起的作用必將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西路軍在甘西走廊上耽擱了太多的時間。到2月中旬，中共中央雖再度指示已極端困難的西路軍就地堅持，粉碎敵人進攻，爭取春暖後完成西進任務，西路軍卻相信以現有兵力西進沒有可能，因而又一次在東返和西進問題上來回搖擺，失去了最後一次西進的機會，在倪家營子一帶陷入重圍，直打得彈盡糧絕，被敵各個擊破。對此，噎作好了援助紅軍準備的蘇聯方面頗為焦急，他們不止一次地去電，要求中共中央想盡一切辦法給西路軍以援助，甚至主張聯合東北軍、十七路軍共同增援，並建議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直接提出交涉，要求南京務必設法停止甘西敵人的進攻。總之，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十分擔心援助計劃將會因西路軍的失利而前功盡棄。
    到3月中旬，西路軍終於全軍覆沒了，剩下的一兩千人也很快被打散了，再也不存在武裝接取蘇聯援助的可能了。自從1934年以來逐漸成熟的通過中蘇邊境由蘇聯直接提供軍事援助的計劃，幾經波折之後，至此流產了。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來說，這無疑是一次巨大的，甚至可能是難以彌補的損失。
    當然，在這之後，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仍舊儘可能地進行了一些軍事上的幫助工作。它們在得知有部分紅軍可能到達新疆時，於4月初曾接連詢問中共中央：西路軍是否還能剩下一千人左右？你們是否還能在甘西地區找到其他失散的紅軍人員？能否通知所有失散的西路軍成員前往安西或敦煌，以便我們派人接運他們來新疆？因為，「噎決定西路軍人員進入新疆後即轉送蘇聯學習，因此，西路軍務必前往星星峽，我們將會在那裡迎接他們」。《（蘇聯）軍委致中共中央電》，1937年4月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等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7年4月7日，中心檔案，495/74/285。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代表團派陳雲、滕代遠等人迅速乘飛機前往新疆攜帶足夠的衣服、糧食和藥品前往新疆星星峽設立接待站，接運西路軍人員。陳雲等人4月18日飛抵蘇聯邊境，23日到達烏魯木齊，25日由盛世才派部隊護送到星星峽，接運噎先期到達那裡的西路軍幹部戰士共407人，於5月8日返回烏魯木齊。以後，又有一些西路軍成員陸續到達新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於5月9日親自致信蘇聯國防部部長，說明可能有大約900名中國紅軍戰士將要到達新疆，他已提議將其中的半數送到蘇聯來學習軍事，部分幹部送到共產國際的政治學校里進行深造，請其給予積極的幫助。季米特洛夫還特别致信史達林說明了他的這一提議。《陳雲致王明信》，1937年5月11日；《季米特洛夫致伏羅希洛夫信》，1937年5月9日，中心檔案，495/74/290。
    最後，根據蘇聯國防部部長的建議，少數西路軍成員在當年夏天被送入蘇聯各類軍事學校進行學習，其餘多數幹部戰士在新疆就地被編為一個總支隊（即所謂「新兵營」），由蘇聯方面提供各種現代的武器裝備與教員，進行分門別類的培訓。其中，學汽車的有67人，學裝甲車的有50人，學炮兵的有87人，學無線電的有34人，學空軍飛行和維修的有43人。另外還有20餘人去蘇聯學情報，10餘人學軍醫或獸醫。應當說，這種幫助對中共軍隊仍舊是有益的，因為它最終為中共軍隊培養了一批裝甲、炮兵、航空、汽車、通訊等特種技術的人才。《西路軍總支隊在新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23頁。
    
    本文摘自《讀史求實》，楊奎松著，浙江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