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自焚」是極具特殊含義的辭彙,它首先讓人想到十年前發生的「法輪功信徒」天安門自焚事件。隨後,就是弱勢群體為對抗強拆而採取的極端對抗行為,以自焚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

十年前的「天安門自焚」作為一把偽火已經被國際媒體所揭露,然而那有類納粹國會縱火的神秘事件,還有許多細節等待歷史真相的還原。儘管它已經為國人所淡忘,但北京當局以大批判形式告訴國人一個極為重要的新信息──藏僧自焚事件震驚了國際社會,又形成了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人權的新焦點。

北京對藏工作機構大調整

中共最高層設有「西藏工作協調小組」,現任組長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從中共十七大到現在,該小組已經做了三次人員調整。第一次是十七大開完後,周永康進常委,接任公安部長的孟建柱代周成為該小組成員,類似的情況還有杜青林接任劉延東、張平接任馬凱等。第二次是武警司令吳雙戰任屆期滿,由王建平接任,而武警司令進入該小組始自吳雙戰在○八年三月與杜青林、張平二人接任的同時。第三次,是西藏書記張慶黎調任河北,河北省長陳全國升任西藏書記,依例成為該小組成員。

二○一二年中共十八大之後,該小組的人員構成還會有大的調整,但其組長人選應當是團派與太子黨均能接受的人物。這種「共識」性考量是要改變賈慶林作為江系核心人物不聽總書記調遣,以及在業務上比較粗淺的狀況。換句話說,作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之一的全國政協主席人選將由對藏工作的能力來決定。

可靠的最高層消息表明:人選有二,一是現任內蒙古黨委書記胡春華,其對西藏情況頗熟又為太子黨所接受,但胡錦濤並不希望胡春華一步到位至政協主席而終結仕途,後者是前者不言而喻的隔代接班人選;二是現任政治局委員兼國務委員劉延東,其團派背景自然為外界熟知,而其父劉瑞龍(曾任農業部副部長)在抗戰時曾拯救美飛行員與美國人結下了友誼,其出掌西藏事務較易減低美國的批評因素。

劉延東在今年四月份訪美時,向希拉莉贈送了其父救助被日軍擊落的美國飛行員的照片。此舉不僅被國內政界捧為「個性外交」,也是其瞄準政協主席職位的預演。此外,她在中共統戰部的工作資歷為其出任政協主席積累了過硬的資本。

習近平硬調門遭藏人反擊

劉延東身兼團派與太子黨身份,由現任政治局委員晉位為常任並出任政協主席幾無意外,習近平也可以構造比胡賈關係更協調的習劉關係。但是,習近平此前代替對藏業務水平粗淺的賈慶林去西藏慶賀「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卻是迫不得已的錯誤選擇。彼時,權力核心層內定了對藏工作的硬調門,一是維護胡錦濤治藏居功甚偉的形象,二是中印關係全面實質性惡化,中共以「硬西藏(政策)」對付「軟印度(外交)」是策略之選。

習近平全面接班後,肯定會比胡錦濤時代更關心西藏問題,因此,接班前去西藏「宣威」也是他補充邊疆工作經驗匱乏的良機。藉著對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的嚴肅批判,習在西藏講話說:「粉碎一切破壞西藏穩定、危害祖國統一的圖謀,深入開展反對達賴集團分裂祖國活動的鬥爭。」這樣的強硬調門無疑激起了藏族宗教界異見人士的不滿,採取激烈反擊措施也是必然之事。

中共喉舌系不敢正視這樣的事實,反而採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策略,指斥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有寺辦學校的格爾登寺是培養自焚者的基地。然而,拋開宗教管制層面的衝突因素不論(大陸對「地下基督教會」的打擊也在加強),比「敏感因素」更敏感的是中共現行制度危機已經全面發生,即社會管制與協調能力已經負值化。簡單地說,藏僧自焚事件只是全面社會危機的一個「弱信號」。

三種自焚實質是一個指向

為了維持統治,北京當局不惜與鄰為壑。比如,因為達賴要到印度出席世界佛教研討會,北京就決定中止與印度的邊界談判。此前,中共要求印度取消此次佛教會議,但遭到了新德里方面的拒絕。

對於英國媒體「西藏僧人自焚浪潮」的報道,中共駐英機構發言人進行了堅決的回應,致函英國《衛報》指責其「公開美化自焚行為,顛倒黑白」。在另一方面,不惜收買西方作家對達賴進行詆毀,比如德國的湯姆‧卡恩回答對本國記者採訪時聲稱「沒有達賴的西藏更好」。再比如,法國作家馬克西姆‧維瓦斯專門著書攻擊達賴。此二人均曾受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之邀到西藏去免費旅遊。

在藏族地區,中共雖然大量吸納藏人進入權力體系,但正如「德國之聲」電台網站評論習近平的講話時所說,「這些逐漸壯大的無神論的、漢化的藏族官僚,正在充當統治佛教徒的藏民眾的代理人」。虔誠且激烈的格爾登寺體系與世俗且投機的藏共官場,確實是西藏社會的深層悖論。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悖論無處不在,江澤民在其當政末期不得不採取納粹式的拙劣手法,製造自焚偽案以轉移社會視線和淡化悖論色彩。這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悲哀!當這種悲哀尚未被全部淡化之際,利益集團的推土機逼到了小民的窗下,暴力拆遷迫使無助的人們選擇自焚作為極端的抗爭手段。這不能不說是統治的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