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中國」言說者的心目中，世界上只有「西方」和「東方」，或者說「世界」就是西方國家和中國。你方唱罷我登場，過去是東方落後被西方欺負，現在是西方沒落東方崛起，更準確的說是重新崛起，中國要討回那個據說是五千年的領先。整個「世界歷史」就是這樣一個全球範圍內的種族權力關係在白色的「西方」和黃色的「東方」之間的交替和轉移。世界歷史的意義就在於哪個種族「當頭」—也就是誰是「老大」。
（一）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大量由港台歌星演唱的愛國歌曲由於其獨特的音樂，歌詞和演唱風格而形成一個特殊的音樂種類，紅遍中國大陸，被說成是「海外赤子」的拳拳愛國之心，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的重要手段。多年下來，這些歌曲中表達的概念和使用的語言已經構建出了一套黃色的「大中國」言說，深深影響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實際上，這些歌曲的創作過程多半和「自發」的愛國主義無關。用當代批判理論的術語來表達，它們可以說是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港台跨國資本在大陸流行音樂市場上的共謀。這裡的港台音樂資本主要是港台資本主義音樂製造商，即音樂經紀人和大型唱片公司，它們有簽約歌手，有合同制的作詞和作曲家，有豐富的市場經驗和全球化（主要在東南亞和環太平洋華人圈）的視野，更有覆蓋華文世界的營銷網絡和對歌星的包裝策略。中國大陸是全世界最龐大的華文音樂製品市場，利潤豐厚，但用國際標準來衡量，它又不是純粹的「自由市場」。它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其運作很大程度上受「中國特色」 的制度控制。因此要進入這個市場，就必須深諳它特殊的供求關係和操作過程，而不能盲目地迷信「市場規律」。自從文革後流行音樂介紹進中國，幾十年來港台資本主義文化產業已經摸索出了利用意識形態進入和擴展大陸市場的經驗和路子。在當代流行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研究中，這樣一種現象是典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全球化資本相互利用和融合來控制文化市場的做法，它把大眾文化消費在無意識中引導到「政治正確」的方向，達到用文化消費來強化意識形態教育和宣傳的效果。
大陸意識形態和港台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合作有兩條途徑。其一，是有關方面為一些特定的和愛國主義有關的場合（例如各種運動會，展覽會，歷史紀念日等等）下定單，由形形色色的「組委會」出面，港台音樂製造商接單按照要求創作音樂產品（最常見的是「主題歌」之類）。其二，更多更常見的是港台音樂製造商主動迎合大陸意識形態的需要，積極創作這類產品向大陸推銷，尤其是當一些公司發現了新歌手，要向大陸市場推介，或者是為了讓已經在大陸站穩腳跟的歌手進一步擴展市場煽惑「人氣」的時候。這兩條途徑最終都必須經過有關部門在政治內容和藝術風格上的審定。三十年來，港台文化製造商們不但被這個過程和它背後的體制所馴服，他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揣摩，迎合，參與和自我審查在很多時候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大陸的有關部門很多情況下完全不用出場，成為在「愛國主義音樂市場」背後的那隻「看不見的手」。
很多在舞台上和聚光燈下聲情並茂流傳全國甚至海外華文世界的所謂港台「愛國歌曲」實際上完全是這樣「打造」出來「特供」給大陸受眾消費的，票房和卡帶CD廣告等等的收入無形中成了衡量哪個歌星或者哪家唱片公司更「愛國」的天枰。這些音樂製品在它們的「產地」其實並無影響甚至不為人所知，但在大陸卻冠以「港台愛國歌曲」的名義，讓大陸受眾誤以為它們是在港台首先流行起來再傳到大陸的。大陸給予這些愛國音樂製品最有特權的 「促銷」手段是挑選一些愛國表現「突出」，在大陸人氣旺盛的港台歌手在每年的「春晚」作表演。歌手一上春晚就風靡全國甚至海外，隨之而來的是大型音樂會，全國巡迴演唱，影音製品發行和廣告收入等等，可以說財源滾滾。因此這種愛國音樂的製作，推銷和消費完全可以作為西方學界分析資本和權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的研究對象，也可以用當代左派批判理論另一對常見的概念「中心和邊緣」(center and periphery)的辯證關係來分析；在這裡，中心退隱到幕後，「邊緣」（港台）用中心的立場和調門發言，而受眾卻誤以為這是「邊緣」純潔自發的表達。
港台音樂資本進入和站穩大陸市場的秘訣在於迎合和推動大陸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為此其音樂產品竭力誇張「愛國主義」的姿態，構造出一個「大中國」言說。具體來說，港台音樂資本手上有兩張「愛國」牌。一張是把中國文明在古代世界歷史上的獨特性和創造性誇大和神秘化，大力渲染中華民族近代的民族悲情，突出對當代「強國」的抱負和期待，散布自大，自戀和怨憤。另一張是種族主義，即用種族色彩濃厚的語言來定義「中華民族」 或者「中國人」，訴諸原始本能和非理性情感煽動種族情情緒，把愛國主義偷換成種族主義（有關這個問題見筆者的「當代中國的種族主義言說」一文，發表於《文化縱橫》２０１０年４月號），。
三十年下來，從這些歌曲在大陸流行的效果來看，應該說這確實是兩張非常有凝聚力的「王牌」。它們所使用的語言和表達的概念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進了主流意識形態或者大眾政治話語，染「黃」了中國的民族主義。
（二）
舉一 舉一個事例。周耀輝是香港大牌詞作家，曾經為達明一派，王菲，林憶蓮等歌星寫過很多風花雪月的歌詞，但也接受經紀人或者簽約唱片公司的要求專門為大陸市場寫「愛國歌曲」。在2009年發表的學術文章「我和龍的周旋：歌詞創作與有關『中國』的政治」（「Me and the dragon: a lyr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politics of Chinesenes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Nov 2009）中，他用大量個人經歷披露了自己通過由大陸訂單和港商主動推銷這兩個途徑加入構建「大中國」言說的內幕。文章中的「the politics of Chineseness」（「有關『中國』的政治」）指的就是上面定義的「大中國言說」和其政治內涵，文章中用「龍」來隱喻，也包括那隻「看不見的手」。這種「有關『中國』的政治」直接影響到身處港台的華人如何定義和描繪「中國」和「中國人」，這種定義和描繪又直接影響自己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作為流行音樂藝術家，這種關係非常現實，事關自己在大陸的市場份額。文章介紹了力圖充分利用「大中國」言說為自己謀利的港台音樂製造商和歌星，他們往往比那隻「看不見的手」表現得更「愛國」，樂於「與龍共舞」。
周耀輝可以說是一個人文色彩濃厚，有相當的文學造詣，中英文俱佳的寫手。他對香港流行音樂界在龐大的大陸市場的誘惑下無法自持的處境有切身感受，對一些在大陸市場上高調「愛國」的音樂製造商和歌星在很多場合作為「大中國」形象代言人的身份而紅得發紫既有羨慕更有感慨。作為一個在香港回歸前後成長起來的文化人，大陸和香港之間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差異始終是他作為「身在香港的中國人」之身份認同的一部分，表現在他的歌詞創作中就是一種內在的緊張。他其實對音調高亢讓人虛火上升的「大中國」言說非常反感，因此他在為大陸市場創作歌詞時曾經力圖沖淡這類言說的內容，降低其調門，主要方法是在歌詞中避免使用一些「大中國」言說中常見的宏大敘述，集體性身份認同，民族驕傲，民族怨憤和國家復興之類話語，在關鍵處夾帶一些自己的 「私貨」。有時表面上似乎是在附和「大中國」的主旋律，但實際上用他自己的說法是通過「claim」（即聲稱）這種言說去disclaim（即否定）它，有時甚至在歌詞中隱涉一些敏感的歷史事件。他和「龍」的這種周旋有時「矇混過關」，但更多情況下被有關部門察覺而告敗；另一種情況下的告敗是因為音樂製造商和歌星的過分「愛國」，在推銷策略和表演風格上常常越出他精心構造的歌詞的範圍。
2002年中國足球第一次打進世界盃16強，北京有關方面找到大陸歌迷的青春偶像歌星黎明的經紀人，指名要黎明拿出一首愛國歌曲作為華語地區官方宣傳的「主題曲」 。這首歌的唱片和卡帶CD等後來由香港的SONY公司發行。黎明找到周耀輝要他來寫歌詞。周耀輝說這個任務既是誘惑又是挑戰，自己一方面難以拒絕這個誘惑，同時又想看看能不能藉機在歌詞寫作中和「大中國」政治周旋一番，儘管他在過去為達明一派的歌詞創作中已經做過一些嘗試。結果他寫出了《衝鋒陷陣》這首歌。雖然歌名很附和當時高揚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在歌詞中他巧妙地避免使用「勝利光榮驕傲民族中國人」甚至「我們」這樣的語詞，強調了重在參與的精神和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使用的是單數人稱而不是集體的複數。此外他還在歌曲中加入了一段念詞（R&P）「有你的愛我勇敢去追 有你的愛我隨時上電」。他說這樣的語詞是模稜兩可的，表面上把愛國（「你」可以解釋為「祖國」）和足球聯繫起來（為愛國而踢球，即「追」），但他認為更多的人會從更浪漫和個人化的角度來解讀。這種「解讀」客觀上也就解了民族主義之「毒」。他直言不諱地說「我就是想把一首民族驕傲的歌扭曲成表達凡夫俗子的愛」。儘管他動了不少腦筋，但製造商最終打造出來的影音製品中喧囂雄壯的「大中國」畫面和音響使得他在歌詞上的努力顯得十分蒼白。兩年後他又簽約為大陸中超聯賽（足球）寫主題歌，歌手是謝霆鋒。他也在歌詞中加入了比較個人化的內容去沖淡民族主義色彩。同一年謝霆鋒簽約為第七屆世大運唱主題歌，謝的經紀人又找到他。這一次，周耀輝在歌詞中加入了「走上街頭」和「徹夜無眠」這些他認為在大陸校園的歷史背景下有特殊含義的詞彙，但被審查部門挑了出來。
也就在2004年，周耀輝面臨和「大中國」言說一次最重要的周旋：為謝霆鋒次年在大陸的巡迴演出寫一首愛國歌。這次周旋的後果非常引人深思。謝霆鋒當時是在大陸最走紅的香港歌星，有數以千萬計的粉絲，他已應邀在很多重要場合出演，是中國的「形象代言人」。謝在香港的經紀人找到周耀輝，說這次要打造的不是一首普通的愛國歌曲，而是要為「中國人」下一個定義—什麼是中國人。經紀人的話不無玩世不恭的意味，他說謝霆鋒在大陸開演唱會時每一次都要唱一首叫《中國人》的歌（下面將介紹這首歌的來歷），「每次都管用，大陸聽眾就是喜歡它。但它不是謝霆鋒自己的歌（這首歌是港台音樂製造商為劉德華定製的）。謝霆鋒現在要一首他自己的歌，用它來把演唱會的氣氛從一開始就搞熱」。這就是說，大牌港台歌星在大陸光是唱「愛國」歌曲是不夠的，他們要有自己的「招牌」歌，劉德華那首就很成功。現在謝霆鋒的經紀人和公司也要給他量身定做一首，用「大中國」言說把他再包裝一下推向大陸市場。而給 「中國人」下定義，可以說是高屋建瓴，在愛國的高度上一舉超越其他的歌手。
周耀輝說他意識到這是一次和「大中國」言說周旋的好機會。他給這首歌取名為《黃種人》，不但因為他本來就一直避免 「中國人」這三個字，也因為這三個字已經被別的「愛國音樂家」捷足先得了，以「龍」為名的歌也早已泛濫，此外他還覺得避開「中國人」這三個字，在歌詞內容上可以不那麼敏感，周旋的餘地可以大一些。在最初送審稿中，他放進了一些譴責歷代暴君的內容，例如：「黃種人，是誰讓你為死人殉葬？黃種人，是誰傷害了你？」他解釋說，這裡用秦始皇活埋為自己修墓的民工和歷代君主的暴行來提醒受眾：中國人所遭受的苦難並不都是由外來侵略者造成的，而這種怨憤情結恰恰是 「大中國」言說中最常見的成分。此外，在人稱上他都用了單數而不是複數，他的用意是把「中國人」的定義開放給每一個個體去闡釋。這份送審稿很快被否定了，審查部門說「歌詞總的來說不妥，應該表現中國人民的驕傲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這一稿被否定後，周耀輝對歌詞作了一些修改。但令人費解的是，最終通過的那一稿竟然在內容上比所有它所要超越的那些港台「愛國歌曲」在「大中國」言說上有過之而無不及，成了一首不折不扣的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歌曲：「黃種人來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黃種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樣/越動盪越勇敢世界變更要讓我闖/一身坦蕩蕩到四方/五千年終於輪到我上場/從來沒有醫不好 的傷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黃載著頑強背上東方/黃種人來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黃種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樣/越動盪越勇敢世界變更要讓我闖 /一直能用異光看我的黃色的臉 /鮮紅色的血留在深山裡的人哀傷/你說這是我的憤怒我說這是我的態度/奮不顧身勇往直前只有我們中國人/越動盪越勇敢流下屬於我的黃/一身坦蕩蕩黃天在上 看我如何做好漢。」 不但如此，他後來又再接再勵寫了一首就叫《黃》的歌，也由謝霆鋒首唱。
之所以說令人費解，是因為被周耀輝批判和抵抗的「大中國」言說不過是狹隘而激進的民族主義或者沙文主義，而他在《黃種人》的歌詞中表達的卻是種族主義，比前者更有害。他竭力迴避用一個集體性的名詞來指代「中國人」，但最終選用的「黃種人」實際上是一個最壞的集體性名詞。如何解釋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可以有兩個答案：一是周耀輝確實沒有意識到《黃種人》的種族主義色彩（雖然以他的文化修養和對意識形態的敏感程度來說很難讓人相信），那只能說明種族主義意識在中文世界的知識分子圈中嚴重的程度；第二，他意識到歌詞的種族主義色彩但不做修改，或者是因為個人對創作成果的偏愛，或者更有可能是他深知大陸受眾就是喜歡這樣的歌詞—謝霆鋒的經紀人對他說那首《中國人》在大陸廣受歡迎，而只要讀一讀其歌詞就可以看到其中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下文將分析），他要在這方面更上一層樓。更有諷刺意義的是，周耀輝在文章中對自己歌詞中的種族主義問題沒有絲毫反思，卻繼續批評謝霆鋒在演唱中現場發揮，說他不但把自己迴避的「中國人」這個「宏大的集體名稱」放回歌詞，而且在念詞中強化對中國民族主義言說中「他者」的敵意和表現中國人面對世界的無所畏懼，認為這大大影響了自己費盡心機在歌詞中對「大中國言說」的抵抗。
當然，由《黃種人》引起的思考中，最值得注意的還不是周耀輝「黃色」的歌詞或者謝霆鋒誇張的臨場發揮，而是這首歌竟然通過了審查，唱遍中國，登上了大陸的排行榜，唱片公司在碟片封面上甚至說它「表現了年輕一代的精神」，可以說是「一路綠燈」。離開了「陸」「港」雙方在 「大中國」言說上的共識，這樣的默契是難以想像的。
（三）
周耀輝所披露的這些「內幕」非常有價值。 對於大多數如此這般打造出來的「港台愛國歌曲」，我們無法知道其「創作背景」，往往只能從作詞作曲者的身份，演唱者，所屬的唱片公司和創作時間等等去揣摩甚至想像。上文中謝霆鋒的經紀人對周耀輝提到的《中國人》這首歌就是如此。這首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五千年的風和雨啊藏了多少夢
黃色的臉黑色的眼不變是笑容
八千里山川河嶽像是一首歌
不論你來自何方將去何處
一樣的淚一樣的痛
曾經的苦難我們留在心中
一樣的血一樣的種
未來還有夢我們一起開拓
手牽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
讓世界知道我們是中國人
歌詞中的種族主義色彩已經不用分析，網上對此也有尖銳的批判，例如有網民說：
「眾所周知，中國歷來是個多人種、多種族也是多民族的國家」，「這是中國普通大眾都知道的常識。而歌曲《中國人》歧視性選取中國人中的黃色人種作為《中國人》的鼓吹對象，以『黃色的臉，黑色 的眼』宣揚黃色人種種族上的差異性以及黃色人種上的特異性，並以『一樣的血，一樣的種』、『讓世界知道我們都是中國人』等多處褒揚、頌讚黃色人種作為中國人的種族和人種優越性。這首公然並多年長期在中國民眾中演唱傳播的《中國人》，「嚴重歧視多色人種、多種種族的全體中國人。」
北京的陶東風教授也在《警惕流行歌曲中的種族主義》一文中指出這首歌 「突出的是以『中國人』的生理學特徵為標誌的種族身份，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身份，更不是中國人的公民身份。」他反對《中國人》一歌入選上海市「學生愛國歌曲」。
陶教授的文章發表後，有論者套用後殖民主義話語來做「關公戰秦瓊」式的比附，說中國人歌唱黃皮膚就象黑人以黑膚色為驕傲一樣，是對崇尚白膚色的西方殖民話語的拒絕和抵抗。
了解這首歌的「創作背景」對我們理解其歌詞為什麼這麼「黃」或許更有幫助。這首「愛國歌曲」是港商專為劉德華量身定做的（這也是上文提到的謝霆鋒執意要有一首「自己的」愛國歌曲的原因），時間是1997年。劉當時早已站穩大陸市場，但和他簽約的香港東亞唱片公司仍然覺得大陸市場競爭激烈，尤其是很多新手都有他們的「愛國歌曲」，因此必須出新招狠招。當時正值香港回歸，所以抓住機會製造了這個愛國產品。誠如百度介紹的那樣：
「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由陳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詞，劉德華演唱，共同創作了這首《中國人》，也為香港回歸後劉德華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奠定了基礎（深色為本文作者所加），同時這首歌曲激發的愛國情緒也深受人民喜愛」。
這首歌的作詞者李安修是劉德華的「御用」寫手，為他寫過很多情歌（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很多「港台愛國歌曲」的歌詞和音樂都出自「情歌聖手」。他們在個人和集體兩個意義上都是煽情乃至濫情高手。）作曲者陳耀川在大陸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音樂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當時還是台灣飛碟唱片公司大陸市場的營銷經理。作為營銷經理，他當然深知大陸市場的特殊「需求」並投其所好。另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李安修和陳耀川都是台灣人，他們身在台灣為一家香港公司「創作」這首歌，當時正值台灣「去中國化」盛囂塵上，這樣讚美「大中國」的歌在台灣當然不會有什麼市場，更談不上「流行」，完全是轉道香港為大陸定製的，但大陸受眾卻被告知這是「港台愛國歌曲」並由此「激發」出「愛國情緒」。所謂的「喜聞樂見」原來是這樣來的。這首歌不但是上海是有關部門向全市中小學推薦的「愛國」歌曲，還是權威部門向全國大中小學隆重推薦的「一百首愛國歌曲」之一。
如果仔細考察，這種共謀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了，濫觴之作是《龍的傳人》和《我的中國心》。雖然《龍的傳人》的創作過程是自發真誠的，但它首創了「兩黑一黃」，用種族概念來定義中國人，為後來無數「港台愛國歌曲」所仿效，也奠定了歌曲創作者在大陸政治色彩濃厚的流行文化中的地位；而《我的中國心》則是在香港音樂製造商在中英談判香港回歸之際對市場的試探。詞作者黃霑本來以粵語見長，粵語也是香港主流和通俗文化的共同載體，但根據首唱者張明敏的回憶，音樂製造商以和粵語相同的報酬讓黃用普通話寫歌詞，意圖是很明顯的，寫完後黃再也沒有放在心上，直到張明敏告訴他這首歌在大陸走紅才吃了一驚。可以說在很多「港台愛國歌曲」背後多少都有一個類似的對「大中國言說」刻意迎合推波助瀾的故事，越到後來越是如此。有的「港台愛國歌曲」的產生還帶有向「大中國」言說「贖罪」的痕跡。台灣的三人少女演唱組SHE在大陸走紅後，她們在海外的「我是台灣人」的表白引起了一些大陸愛國者的不滿，於是她們的經紀人很快推出了《中國話》，由她們向大陸演唱。歌詞不但誇大世界上的「漢語熱」，而且藉機發揮，把語言也包括進「大中國」 言說，為種族主義話語增添了又一個文化元素：「好聰明的中國人/好優美的中國話/全世界都在講中國話/我們說的話/讓世界都認真聽話」。這麼一唱，網上就有人說「既然唱了《中國話》我想她們也是愛國的」。也有人一針見血：「它們這樣唱是為了挽回大陸市場。否則就沒人氣了。」
（四）
通俗文化市場反映主流意識形態是當代國家和大眾文化互動的常見形式，一般而言這種互動是觀念和情感在二者之間的自然流動，政府強勢的國家有時會通過種種途徑做一些有利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但象本文所涉及的這種由特定的權威機構和跨國文化資本配合默契共同塑造一種特定的政治話語，一方提供市場，幫助促銷，另一方察言觀色精心打造音樂產品，明明是政治表演，卻以「流行歌曲」的形式推向受眾，這還是不多見的，因此是一個很值得繼續觀察的現象。
從80年代到現在，港台跨國文化資本為大陸定製的「愛國歌曲」數量繁多，和大陸土產「愛國歌曲」加在一起，創下了一個國家在和平年代中—更不用說「和諧盛世」--產生的「愛國歌曲」的難以超越的記錄。如果統計一下，今天「愛國歌曲」的數量，可能要遠遠超過抗戰時期，中央一級經過挑選向全國推薦的就有100首。這個「中國特色」完全顛覆了愛國歌曲一般都是在各國各民族歷史上的危機關頭產生的，數量有限，由此才顯得珍貴和真誠這個普世道理。通過「打造」和「定製」的「愛國歌曲」在一方面把愛國主義商品化市場化，變成一種泛濫於流行文化中人皆可為的庸俗表演和濫情的對象，尤其適合那些其「中國人」身份本來就很可疑的「愛國者」，使得誇張煽情的「表演」（從舞台到街頭和廣場，從國內到國外）成為當代中國「愛國主義」最突出的群體特徵；在另一方面，「港台愛國歌曲」中的空洞虛矯而種族色彩濃厚的「大中國」言說又深深影響了中國本土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概念表達和情緒發泄。以下是一首大陸中學生「愛國歌曲」創作競賽中的得獎作品，它的歌詞簡直就是這些「港台愛國歌曲」的翻版：
歌名--龍的信仰
歌詞--世紀的陽光，沐浴著東方；我們挺起了胸膛，把夢想抗在肩上；五千年的文明在流淌，沉澱東方人心上；綻放智慧的光芒，苦難中我們成長。迷茫中看清方向，永恆不變 仍是我們黃色臉龐和不息的自強，我們來自東方，龍是我們的信仰，看天空風起雲湧，只為等待我飛翔；我們來自東方，大地知道我們的力量，大浪淘沙淘不去，天朝的輝煌 (念詞;時代的車輪 載著我們炎黃子孫向富強飛奔 巨龍舞起了中國魂 那正在升起的是民族的自尊 龍的信仰心中存 鑄造我們永往直前 龍的傳人)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些中學生來說，不但「天朝」就是中國，而且「東方」也是「中國」的代稱，「東方人」就是「中國人」。「東方」成為中國的專有代名詞。這是「大中國」言說的又一重要概念，早已存在於很多「港台愛國歌曲」中並泛濫於當代中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形形色色的表達中。毫無疑問，這個「東方」是和「西方」對應的。在「大中國」言說者的心目中，世界上只有「西方」和「東方」，或者說「世界」就是西方國家和中國。你方唱罷我登場，過去是東方落後被西方欺負，現在是西方沒落東方崛起，更準確的說是重新崛起，中國要討回那個據說是五千年的領先。整個「世界歷史」就是這樣一個全球範圍內的種族權力關係在白色的「西方」和黃色的「東方」之間的交替和轉移。世界歷史的意義就在於哪個種族「當頭」—也就是誰是「老大」。至於其他的種族，其他的地區，其他的文明在世界歷史和人類前途中的位置，在這個「大中國」言說中是找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