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熱的又一面
英國廣播公司在毛的冥壽百年之際，推出電影《毛澤東——最後的皇帝》披露了毛澤東的一些私生活醜聞。這類有關私生活的新聞，也可以說是毛澤東熱的一個組成部份，不妨稱之為「感性批判的毛澤東熱」。對於這種感性的批判，許多即使主張批判毛澤東的人，也從理性批判的角度出發，持有否定的態度，認為應該「淡化」。
如全球性電腦中文雜誌《華夏文摘》，不久前就有讀者在第一三五期上載文指出，「據說美國總統羅斯福，甘迺迪等在這方面似乎亦有過之而無不及。關於毛澤東，各種傳聞也很多。但這畢竟都是他們的私事，只有三流小報上的花邊新聞才會熱衷於此。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災難，這是需要後人永遠分析、研究的巨大課題。如果只是寫一些死無對證、破綻百出、無法自圓其說的『黃色秘聞』硬充『黨和國家的機密』，顯然既有悖研究歷史人物的嚴肅態度，又有失為歷史高度負責的慎重精神」。
二、低級無聊嗎？
對此，首先可以指出，毛澤東和羅斯福、甘迺迪等人的情況是不同的。首先，誠如新聞界的一句名言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因而，那些公認的道德家，例如西方社會電視裡的布道家，平時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模樣，開口閉口道德、貞潔，一旦被揭發出有生活醜聞，就具有較高的新聞價值。顯然，毛澤東思想本身極富道德說教色彩，毛澤東生前也一再號召八億人民「作一個純粹的人，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鬥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閃念」，號召乃至強令八億人民過清教徒的生活；因此毛澤東本人的低級趣味和腐朽生活方式，就因凸顯了他言行間的巨大反差而具有特別強烈的戲劇性效果，人們對此表現出較大的興趣也就完全可以理解。我們知道羅斯福、甘迺迪都沒有對老百姓作如此道德的苛求。
其次，羅斯福、甘迺迪固然有生活問題，但那一般屬於個人隱私問題，還沒有到觸犯法律的程度。而毛澤東的生活問題則牽涉到濫用權力和觸犯法律的程度。毛澤東的性趣怪僻，已遠遠超出了「浪漫故事」和「個人隱私」的範圍，以毛澤東時代的政策、法律來衡量，已屬「事實重婚」乃至「淫亂」流氓活動的範圍。老百姓中如果有人這樣，那就要受到「批判、鬥爭」乃至判以重刑。某些人對此義憤填膺，那也十分正常，恐怕也是「淡化」不了的。
西方國家元首往往在執政時，在活著時，就被民眾議論紛紛，他們死後老百姓也就沒有對發掘那些軼聞有特別的興趣。而毛澤東生前，議論他的私生活屬於最嚴重的「惡毒攻擊」反革命罪，要處以極刑的。在他死後，老百姓終於漸漸解脫了這種恐懼，特別是來到言論自由世界的大陸人士，終於能夠自由地接觸到那些在大陸至今還屬於「黨和國家重要機密」的毛的私生活資料，對此會因新鮮而感到較高的興趣。這也是很值得同情和理解的。要說低級趣味，那毛澤東的性趣怪僻才是最大的低級趣味呢。至少干低級趣味的人，比起議論低級趣味的，是否更低級一些呢？
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同「供小市民在飯後茶餘，消愁解悶用的」「花邊新聞」、「野史」相對而言的「嚴肅的」正史，也要加以具體分析。中共毛澤東時代的黨史，夠嚴肅的吧！多麼道貌岸然、言正辭嚴的說教，可是有多少可信度呢？完全是公然強姦歷史的作法，比起小道消息、花邊新聞和「野史」來，不知「野」多少了！
事實上，「野史」往往是對「官方正史」的一種必要的補充，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尤其如此。即使在言論相當自由的美國，野史的大量存在也沒有影響到嚴肅的歷史學研究，仍然對於正史有一定的補充作用。至少「野史」具有「錄以備考」的功能。
最近看到一則關於國內成立了辛亥革命研究會的消息，感觸良多。不知何時才能成立「文化革命」研究會、「大躍進」學會、和毛澤東時代學會？在這些嚴肅的學會成立之前，關於「文化革命」、「大躍進年代」、毛澤東時代的「野史」恐怕是少不了的。巴金等知識分子關於建立一個「文化革命紀念館」的建議，至今不能落實。若干年後和再一代人以後研究「文化革命」，當然比現在研究要困難得多，那麼為什麼不早一點做呢？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似乎太多地用在考據歷史方面了，實在可惜！在嚴肅、真實的史實還被封殺的中國大陸，如果再封殺小道消息和野史，那今後歷史研究的難度就會極大地增大。
無疑的，現在深刻研究、分析毛澤東錯誤、罪行的主要障礙來自中共的材料封鎖和「研究禁區」的設置，而不是來自民間的「熱衷花邊新聞」。民間的「熱衷花邊新聞」，也恰恰是對禁區設置的叛逆心理，所以，要消除「黃色秘聞」的最好方法，就是公布那些有關毛澤東私生活的「黨和國家的機密」。當然，個人隱私還是要保護的，但一般來說，死者的許多私事就不必再當做隱私。其次，歷史人物的私事也往往具有較大的研究價值，控制程度自然應該進一步放鬆。這正像西方國家老百
姓的隱私是隱私，公眾人物的隱私就往往牽涉到公眾事務而往往不再成為隱私。
當然，我們不主張完全依據道德標準去衡量、苛求歷史人物。許多歷史偉人按照常人的道德標準來看也是很有缺陷的，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也。但是，巨大的虛偽終究是為人處世的大忌。某些歷史偉人私生活「不檢」，但可能他們原本就對這方面持有開放、寬容的態度。如布哈林等蘇俄早期的一些領導人，性生活也相當浪漫，因為他們推崇絕對的自由感情，有自己不同於常人的道德觀，因此他們還是言行一致的。在歷史人物中，就言行不一致，對人民動則上綱上線的無限道德苛求和對自己低級欲望的無限放慫之間的反差而言，就「對人是馬列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而言，古今中外著名領袖人物中，恐怕毛澤東實在算得上「據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第一人了。不要不承認嘛，這也是世界第一，反映了中國的大國氣派嘛！
三、沒有嚴肅的學術價值嗎？
把毛澤東的私生活醜聞僅僅看作沒有歷史價值的逸事、野史，這種對待毛私生活的觀點，雖然比之看作低級趣味要緩和一些，仍然十分片面。即使西方有關領袖人物花邊新聞真是全無價值的野史，中國的國情也是不同的，因此這類比附往往也就不成立。無疑地，西方國家元首的特權比毛少得多，其私生活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干擾也就比毛小得多，因而也就不像毛的私生活那樣具有如此重要的參考、研究價值。
在我們看來，毛澤東的私生活，與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時代所受苦難有相當大的聯繫，因此就不能視為個人生活問題。我們不能就事論事的局限於分析毛澤東時代的政策失誤等等。要想想在這些表面的政策制定和變動之下，是否還有什麼深層的個人心理在起作用？分析毛澤東時代的政治人物的心理，顯然對於我們深刻了解那個時代是會有啟發的。有人曾分析指出，毛澤東早年在北大時的落魄是他後來仇視知識分子的原因之一。我們沿著這樣的思路，可嘗試地提出幾種關於毛私德和中國政治的關係的分析。
毛澤東作為黨的最高領袖如此耽於享樂，這樣上行下效，顯然對於中共上層普遍的追求享樂、意志衰退有相當程度之影響。今天我們或許會感到像大躍進和文化革命這樣明顯荒謬的政策為什麼（除彭德懷外）沒有幾個人敢站出來反對，看來，黨內普遍的耽於享樂、意志衰退是原因之一。
由於毛澤東自知在私生活上有欠缺，他對於黨內最高領導層中生活上比較清廉的同志就更容易產生一種忌恨的心理。一方面，毛需要這樣生活清廉、有威信的同志去執行他的決策和維護他的領導；另一方面，他又懼怕這些同志的威望超過他。這種矛盾的心理恐怕是中共在毛澤東時代人事多變、內鬥不斷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的政治決策中，肯定有許多個人自私的動機。據說，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的意見書害得毛澤東嚴重失眠。有一次毛在吃了三次安眠藥後還睡不著，突然對身邊的田玉雲說，「你知道彭德懷原來的名字嗎？彭德懷原來叫彭得華，就是要得到中華！」這裡，毛恐人覬覦神器的帝王心態不是很明顯了嗎？這樣的生活細節對於我們理解廬山會議的實質不是很有幫助嗎？現在大陸的毛澤東研究，總是把毛的錯誤（罪行？）看作是好心辦了壞事，是認識問題。這就不是實事求是了。這種心理障礙，對於我們深刻認識毛澤東是極為不利的。
毛澤東對生活問題的雙重標準，延伸到政治上，也就成了出爾反爾和不擇手段，這一點對於中國社會影響甚大。例如他一方面號召人民「要關心國家大事」，另一方面，又對真正關心國家大事的仁人志士殘酷迫害、圍剿屠殺。這比「莫談國是」，僅僅箝制言論的專制，要厲害得多。這種「誘民入罪」的殘忍政策，弄得人人自危，民氣萎靡，暴政之苛，莫過於此也！既然不關心不行，真關心也不行，結果就是人人被迫去假裝關心國家大事。這同政治笑話中所說的「共產黨假裝愛我們，我們就假裝愛共產黨」互相補充，形成舉國上下普遍的雙重人格。致使民風純樸不再，暴政之害，莫過於此也！
毛澤東人格上的巨大矛盾、混亂則是他政策的矛盾的認識根源之一。除上面說過的言行不一致外，他人格的矛盾還表現在如下多方面：想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而不愛讀馬列的書，相反，終生酷愛記載帝皇權術的《資治通監》及描寫封建腐朽生活的《金瓶梅》等線裝書。許諾人民富裕的生活而又謳歌貧窮，大談「富則修」和「窮則思變，要變，要革命」。仇視史達林的趾高氣揚而又覬覦史達林的權勢地位。自稱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而又有強烈的民族沙文主義傾向。想試驗「大民主」而又放不開個人崇拜和極權主義。自稱信仰唯物主義無神論，聲稱「與天奮鬥，其樂無窮」「無法無天」，卻又深信道家的「采陰補陽」說，津津於研習道家的「房中術」，後來竟到了每逢房事必同性伴侶一起虔誠地拜讀道家房事經書《蘇奴經》的迷痴程度。他本人酷愛讀書卻又仇視知識和知識分子。氣質中富有浪漫主義情懷而卻陷於低級趣味不能自拔……。這些，也間接地導致了他的政策中充滿矛盾、混亂。
毛私生活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的關係，還突出表現為江青的從政經歷。江青強烈的參政、干政欲望，多少同她家庭生活的不幸有關，是家庭生活失落、受挫後產生的某種補償需求。假如江青是一個幸福、滿足的妻子，她的參政欲望必不致如此強烈，即使參政也不會有瘋狂的報復心理。心理學家認為「妒忌是人類最強烈的感情」，江青的政治瘋狂多少可從她同毛的關係中找到部份答案。而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說，在毛和江之間有一種默契，作為江青對毛私生活不干涉的補償，毛也對江的政治活動採取不多干涉的態度。這顯然是「四人幫」權力的一個重要來源。
王光美的家庭生活比她幸福得多，這或許是「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間殘酷鬥爭的潛在原因之一。
現代西方選民對國家領袖的家庭生活相當重視，這在政治權力嚴格制約的法治社會，或許可說是有些將公務活動過多糾纏於私生活的傾向，但也不是全無道理。有道是幸福的人往往對人是寬容的。
據某些歷史學家分析，東方文明的一個弱點是皇帝妻妾過多，因此帝王們往往將過多精力用於處理家庭矛盾，無暇管理國家大事。作為中國末代皇帝的毛澤東，顯然重蹈了這一歷史錯誤：性生活耗去了他過多的精力，於是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從事他本人所一直強調的「調查研究」，以致嚴重脫離現實，做出了「大躍進」、「畝產萬斤」一類顯然荒謬絕倫的決策和去考慮「糧食吃不完怎麼辦？」一類的愚蠢問題。
歷史人物的研究可以有各種角度。而從個人的早期經歷、心理素質去分析後期作為，向來是文學作品探討中的一個嚴肅領域。政治人物的心理分析，為什麼不能成為嚴肅的研究呢？按照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連嬰兒時期的經歷對人的後期行為都有極其深刻的影響，能說佛氏的研究是不嚴肅的嗎？
四、對毛澤東生活醜聞的態度和中國文化
對於英國廣播公司推出的《毛澤東——最後的皇帝》影片，中共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指訴這一影片，「畫面和文字解說毫不相干，搞移花接木」，對「深受中國人民愛戴的民族英雄和世界人民尊敬的偉人」毛澤東「進行惡毒毀謗和中傷」，「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是該公司缺乏新聞道德的表現」。這種對待感性批判毛澤東的極端態度，也是需要作點分析的。
這個抗議相當軟弱無力，完全沒有一點具體的反駁，只是空洞的大帽子一頂，用的基本是中國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中「何其毒也」式的大批判語言。至於是否「畫面和文字解說毫不相干」那樣的技術問題，完全可以由觀眾去判斷，不是一個政府所應該干涉的。
說到「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個問題倒是可以具體分析。首先，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私生活醜聞並不負有直接的責任，人民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去這樣干，毛澤東是毛澤東，人民是人民，中國人民不必為毛澤東的醜聞受「連坐」、背黑鍋。從這個角度講，揭毛澤東的醜聞談不上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當然，從另一方面看，毛私生活醜聞的曝光，對那些至今視毛澤東為革命導師、一代師表、民族英雄的人，無疑會有一種發覺自己受騙上當後的深深的羞恥感；對於那些至今還沉浸在「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那種「無限幸福感情」中的人，無疑也是十分無情的一盆冷水；而對於那些至今還高舉毛的大棒作大旗的人，更是殘酷的當頭一棒。從這個角度說，說英國廣播公司的這一舉動「會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問題是，這種場合下，受騙者應該把怨恨指向欺騙他感情的騙子，而不是遷怒於揭露騙子的人，這才是勇敢的覺悟者的作為。如果說英國廣播公司這一影片揭露了中國人的「家醜」的話，那麼，我們就是應該去追究製造家醜的人，而不是揭露家醜的人。
須知主動暴露和批判自己國家的醜事，這正是一個國家自信心的和道德勇氣的表現。聯繫到英國新聞媒介對自己王室「醜聞」的窮追不捨，我們對人家新聞媒體那種高度的敬業精神不能不表示深為折服。而今英語文化能發展到雄視全球的規模，這恐怕同他們的向來不太忌諱、害怕自曝其丑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關。自曝其丑才能不斷去丑、改進。
其實，英王室的所謂醜聞，發生在平頭小百姓身上根本就無所謂。這也許正反映了中西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差別：中國總是對小老百姓作過多的道德苛求而於上層執政者過於放縱；西方則往往是相反。對毛澤東醜聞的掩飾，正是這種中國文化的具體體現之一。
從功能的角度兩相比較，應該承認對小民寬鬆而對統治階層、執政者嚴加制約的取向略勝一籌。因為對老百姓寬鬆，可以保持、生息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活力；而且國家的衰弱，總是由上層的腐敗引起的。曾經有過一個時候，我們認為青年人的留長髮、穿短裙都是關係到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需要各級黨組織密切關注的動向。這種觀點不但不對，而且可以說事實上是相反：政府將行政力量用於限制人民的一舉一動，致使人民唯唯喏喏，失去生氣，國家豈有不衰弱的。
毛澤東之為千古罪人，恐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結論。這看看史達林的結局就可以知道了，而毛澤東所犯錯誤、罪行比起史達林規模和程度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要將這隻黑鍋長期背下去，實在是極為不智而缺乏遠見的措施。真正明智且勇敢的措施，是莊嚴宣布將毛澤東——這個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浩劫和給中共帶來巨大恥辱，混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封建法西斯主義者，永遠開除出黨！這樣一刀兩斷地同封建餘孽劃清界線，才能討還自身清白，才是保全面子的根本辦法。也只有這樣，才能獲得人民的諒解，從而輕裝上陣地在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軍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如此，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空前絕後的悲劇，才終於有了一個喜劇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