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周刊朝鮮》 在韓中建交後的20年裡，梨花女子大學教授金惠林一直發揮著傳遞兩國信息的信使作用。她從1992年韓中建交之前開始擔任翻譯，至今為止擔任翻譯的次數已超過1500次。
江澤民、李鵬、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第三、四、五代領導人與韓國高官之間舉行的會晤，金惠林幾乎全部參加過。金惠林說：「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中，除了賀國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之外，都為其擔任過翻譯。」今年秋天即將成為中國第五代領導班子核心成員的習近平、李克強訪問韓國時，也是通過金惠林之口與韓方交流。
3月15日記者在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採訪了金惠林教授，她不愧是資深同步口譯師，滔滔不絕地講述了韓中建交20年裡鮮為人知的故事。
金惠林對親眼見過的胡錦濤和溫家寶等第四代領導人的印象有所不同。金惠林說：「在做翻譯的過程中發現，中國第三代領導人和第四代領導人給人的感覺完全不同。朱鎔基之後的中共領導人越往後感覺越隨性。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韓國時甚至被拍到『開懷大笑』的樣子。」金惠林對溫家寶評價稱：「臉上總是掛著微笑，能感覺到性格溫暖。」
金惠林認為中國副主席習近平是個「紳士」。她回憶稱：「一般領導人都具備基本的禮貌，而習近平在這方面尤其突出，他會經常稱讚『今天翻譯非常好』。」
中國的「三段論」和韓國的長篇大論
▲金惠林教授2009年為訪問韓國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右）擔任翻譯。照片=金惠林提供
據金惠林評價，中共領導人都「能言善辯」。她說：「中國政治家總是拿出具體數據說話。上次溫家寶總理不是批評過報告時沒背下具體數據的下屬嗎？他們大都對數據了如指掌。」
金惠林還指出，中方演講者通常會說「我認為有三點」，他們大都喜歡採用「三段論」，在邏輯推理方面比韓國更有條理。金惠林稱讚道：「中國演講者總是會說第一、第二、第三。他們講話比韓國政客更言簡意賅、更有條理。」
但對於韓方演講者，金惠林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評價。她說：「不同於先說結論的中國，韓國演講者喜歡『長篇大論』。人們不是經常說，韓國語必須聽到最後嗎？有時會在環環相扣的情況下突然失去邏輯，有時不知道真正意圖是什麼。」
金惠林說：「韓國某位前總統說話長篇大論，有時還對自己的講話過於陶醉。」她笑著說：「有一位總統經常不按原稿發言，喜歡即興發揮，讓翻譯常常感到為難。」金惠林表示擔任過全鬥煥、金大中、李明博總統的翻譯，但她最終拒絕列舉總統的實名。
翻譯現場總是讓人感到緊張。金惠林說：「尤其是早餐、晚餐這樣的場合，以及在休息室的時候，更緊張。正式活動開始之前，貴賓之間見面時說的話大都難以預測，而且脫離預定框架。真心話都是這時候說出來，但一邊用餐一邊說話很難聽清楚，所以更加需要繃緊神經。」
有時會碰到地方口音濃重的人，這時也頗為棘手。中國和韓國不同，如果說方言可能完全聽不懂。金惠林說：「領導人大都說普通話。但有一次去山東省濟南做翻譯時遇見一個說山東話的人，費了不少心思。」這種時候要集中全部精力，高度緊張。
建交初期難求翻譯人才
據金惠林透露，1992年韓中建交之前，韓中翻譯人才非常稀少。中國一民航客機被劫持後在春川緊急降落時，還是某女子大學二年級學生擔任的翻譯。1983年發生的這起事件成為韓中之間第一次進行正式外交的契機。她說：「韓中建交後外交部也使用了較長時間的職業翻譯。當時，漢語『資深翻譯』非常少。」
但現在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分工體系。如果與當地僑民、學生、企業家見面，使用民間同步口譯；協商外交上敏感的問題時，則使用外交通商部專業翻譯。她說：「重點不同，重要性也不一樣。」而且這一結構也是直到最近才確立。
韓中翻譯還要精通中國古詩和成語。中共領導人喜歡引用古詩或成語間接表達自己的想法。金惠林說：「中國高層領導人比較喜歡援引典故或成語作答。尤其是在作總結時往往會說『我要用4個字、6個字、8個字、16個字作總結』。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2月訪問美國時就曾用16 字作答。」她說：「在表達感受、感想以及做出評價時，往往會引經據典，或當場做詩，甚至是講究對仗平仄的五言律詩、七言絕句。」
不過，如果擅自翻譯政客引用的成語或古詩，會釀成大禍。因此，本國領導說的話必須由本國翻譯來傳達給對方。她說： 「外交翻譯的原則是，『即使會讓韓國人聽著刺耳，也不通過韓國人之口傳達』。」 她說：「同步口譯時話中有話的情況最難翻譯。」因為有非常重要的隱喻，所以不能擅自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