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家史和父母們的遭遇
我叫吳世躍，現年61歲，住在大邑縣安仁鎮吉祥街16號，距劉湘老公館幾步之遙。我母親叫劉秀容，是劉湘大弟弟劉成章的女兒。
當年，我母親嫁給了邛崍縣冉義鄉的吳家。冉義鄉距安仁10公里，據說母親出嫁時，送親的隊伍有三四里路長。
母親嫁過去只有幾年時間，就遇上了1949年的「解放」。本來，劉湘的夫人一再叫我母親全家同她一起去台灣，但母親放不下家裡這份產業；再說，她對「共產黨」和「解放」是咋回事完全搞不懂。
不到一年，「解放」就來了，鎮壓、搞土改、追金銀、評地主……
吳家是當地的一個豪門大族，有田土上千畝，建有學校、糧站。我曾祖父吳天宇（音），外號「吳叫花子」，因為他愛跟窮人打交道，每當有叫花子（乞丐）上門乞討，他都吩咐煮飯給他們吃。最特別的是，他還要把自己的飯端到門口同叫花子們一塊吃，長期如此。「吳叫花子」的名聲傳得很遠，周圍幾個縣都知道，就是現在到冉義場上去都打聽得到。
他的兒子，即我爺爺吳仁安，外號叫「吳歡喜」，他最喜歡去給人家調解糾紛，成天笑嘻嘻的，所以人們叫他「吳歡喜」。
我爸爸叫吳慶華，解放前是大學生，1949年時還沒畢業。但是，我爺爺非要他回鄉當鄉長，爺爺把他的名字填上去，他還沒正式去上任就「解放」了。
吳家的很多人都被抓來關起，其中有我爺爺、我爸爸、我媽媽、我么爸吳純一等等。
爺爺、爸爸、么爸三個人是同一天被槍斃的，爸爸死得最慘。那是一個冬天，在冉義河壩開批斗大會，爸爸他們跪在地上。工作組的人事先給一個叫龔玉華（音）的人作了工作，叫他來批鬥我爸爸。龔玉華來了，提了一個我們這兒叫「火提子」的烤火篼篼。批鬥完後，準備槍斃人了。龔玉華把「火提子」上面的灰扒開，把裡面的炭火吹得通紅，然後一把將我爸爸的後領子扯開，把通紅的炭火從他頸子倒下去。炭火把爸爸的後背燒得吱吱吱的，他痛得滾倒在地上。他們把他一把提起來又讓他跪下，爸爸受不了，拼命掙扎，又翻滾在地，又被提起來，如此幾次。有人看不過了，開了槍，點的心——打心臟，這樣才結束了他的痛苦。
接下來打我么爸，他是打的頭。槍響後，頭炸開了，骨頭、腦水爆得到處都是。他妻子在場，看到這一幕，把圍裙解下來，將么爸的頭骨、腦水包裹在一起。
政府出了點錢，叫當地一個瘋子把我爸爸和么爸從河壩拖到坡上埋了。這個瘋子姓鄭，還活著，前幾年他帶我去指了埋我爸爸和么爸的那個坑坑，我這才開始上墳。
土改中，吳叫花子的後人共有11個被槍殺，他們是：吳澤芝、吳志誠、吳福田、吳三素、吳世昌、吳必成、吳炳生、吳作成、吳仁安、吳慶華、吳純一
我七爸吳俊成的妻子吳楊氏土改時被關在鄉公所，逼要金銀財寶。看守她的人見七伯娘長得漂亮，就把她強姦了。七伯娘被放出來後，覺得沒臉回去見人，跳井自殺了。
強姦她的人叫李清銀（音），是冉義九大隊六隊的人。七爸吳俊成在饑荒年餓死。
我媽媽也被關押，同七伯娘關在一起。她被整整關了一年，天天逼要金銀財寶。能交的都交了，還是逼，她交不出，又吊又打，受不盡的刑。她頭髮又髒又亂，身上長滿虱子，一身臭氣，像個乞丐。
一天下午，她突然回來了，對帶我的保姆說，她是請假回來看娃兒的，還得再回去。當天晚上她並沒有住在家裡，她走了。走前她對保姆說，如果第二天早上她沒回來，就請保姆把我帶走，當自己的娃娃把我撫養成人。
當晚，媽媽去了一個叫金三躍（音）的家，金三躍全家都曾在我們家當過長工，工作隊把金三躍提起來當了武裝隊長，還發了槍。媽媽當晚同他們擺了一陣龍門陣（聊天），半夜裡，等他們睡沉了之後，她用背我的一根背帶，吊死在金三躍的床欄上。
第二天一早金家的人發現後，趕緊把媽媽放下來，另找一根繩子，把媽媽吊到豬圈的茅廁上，然後去找村長蘇吉武：「村長，村長，劉秀容吊死在我家的豬圈裡了！」
村長來後，他跪在地上，對著屍體叩頭作揖地說：「你吊死在我們家裡，你來害我們哪！」
蘇村長說：「死都死了，喊人來把她埋了就是了。」
我的父母就這樣走了。據我們吳家的老人，80歲的吳繼成（也是地主）說，我爸爸死時25歲，么爸只有22歲，我媽媽死時具體年齡不詳，但肯定也只有20幾歲。
二、我被收養和被遺棄的經歷
保姆聽說我媽媽吊死了，嚇壞了。這個時候，吳家的人被槍殺的槍殺、關押的關押，長工們也早走了，她一個人，十分害怕，於是，她收拾起東西，甩下我，獨自走了。
那時我還不會走路，餓得在家哭，哭得昏天黑地，沒人理，不知過了多久，一天還是兩天，我從屋裡往外爬。是從後門爬出去的，記得翻過了一個門坎。
我在門外的路上爬了一陣，不知怎麼就滾到路邊的一個溝里去了，全身糊滿了爛泥。
那天是趕場，瞿家有一個叫王素芳的女人趕場時從我家院子前路過，她聽見有娃兒的哭聲，伸頭一看，看見了我。她說：「這娃兒滾得這麼髒，可憐。」她把我抱起來。
王素芳正被培養當婦女主任，曾經到我家來看守過我們，因此她認得我是劉秀容的娃兒。
王素芳有個嫂嫂，結婚五六年了都沒生娃娃，她把我抱起時就打算把我給她嫂嫂。她先把我抱回家，把我洗乾淨，然後給我吃飯。她先把吃剩的半碗肉端上來，我迫不及待伸手就抓，飯還沒來我就把肉抓來吃完了，可想我餓到什麼程度。
吃完飯，她把衣服給我穿得巴巴適適的，抱我去找她嫂嫂。
她嫂嫂聽說我是地主的娃娃，爸爸又是遭槍斃了的，不敢要。怎麼辦呢？不能把我又丟掉，王素芳看我長得很乖，也捨不得。於是她去找村長蘇吉武，問他怎麼辦。蘇吉武說：「大人有罪娃娃沒得罪。他才這麼大點，也沒享到什麼福。這樣吧，明天上午8點鐘開大會，我在會上說說這事，你把娃兒抱來。」
第二天在會上，蘇村長當眾說：「王素芳抱了個娃兒，是吳慶華和劉秀容的兒子，現在吳慶華槍斃了，劉秀容自殺了，娃娃沒了父母。王素芳有個女兒，沒有兒子，乾脆就把這個娃兒給她當兒子，同意的舉手。」
所有的人都舉了手。
王素芳好高興，這麼順當就抱了個兒子。這時，她嫂嫂瞿楊氏後悔了，想要得很，但是王素芳不幹了，她自己想要。
就這樣，我成了瞿家的人（王素芳嫁給瞿家），我的名字改為瞿炳良。
王媽媽領養了我之後，接二連三地生孩子，我九歲多時，她又生了六個，加上以前的一個女兒和我，共有八個娃兒。這個時候遇到了「糧食關」（即三年大饑荒），家裡吃飯困難，王媽媽拖不起了，決定把我送走。她對我說：「你有個姑姑嫁在冉義黃福聯（音）家，你到她那兒去。」當時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姑姑，我小時候憨乎乎的，什麼都不懂，沒有任何人指點我。為什麼呢？因為瞿家的人不願意其他人同我說話，怕別人告訴我我的真實出身，吳家的人更是不敢接近我。所以，我只知道王素芳是我的親媽媽，其它什麼都不曉得。
那天我被帶到姑姑家，姑姑獨自一人躺在一間爛茅草房裡；床是一塊木板搭的，被蓋都沒有。姑姑已經病得起不了床，她拉著我的手哭著說：「我不曉得你還活著。」
王媽媽走後，姑姑說：「那個角落裡有個小罐罐，裝米的，你去看一下，裡面還有沒得米，有米的話就打點來煮飯。」
我去把米全部挖出來，只有半碗。我把米煮稀飯，煮好後有三碗多。當天就吃了這點稀飯。
第二天，一點米都沒有了，早上我去地里找了點牛皮菜回來，煮來吃了，就再沒辦法了。姑姑病得重，我看這兒呆不下去，獨自一人離家出走了。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我姑姑。好多年後，我才弄清楚，姑姑是我爸爸的妹妹，叫吳素華，排行第四。土改時她也被劃成地主，關押起來受了很多刑罰。搞土改的人把她捆綁在樹上，逼要金銀財寶。他們算帳說姑姑有多少田，請了多少長工，剝削了多少年，該交出多少金銀。土改工作組的人發動農民去鬥打。他們把姑姑衣服脫了，用豬背上的鬃毛穿入她的乳頭。有人還從茅坑裡舀來屎尿，撬開她的嘴，硬給她灌下去。
姑姑當年是嫁給冉義黃家的，姑父在土改後不久就死了，姑姑沒有小孩，無依無靠。我流浪幾年回來後，王媽媽告訴我，我走後姑姑被送到人民公社辦的「幸福院」，在那兒姑姑只住了兩三天就死了。姑姑的全部家產就是那兩間爛草房，她死後隊上把它拆了作柴燒。
三、外出乞討，九死一生
我從姑姑家跑出來後，不曉得往哪兒走，心想，沿著大路走，也許找得到吃的。
一路上我餓得心慌，只撿到一點蘿蔔根根吃。我走到高橋場，到飯館門前去守，果然守到別人吃剩的一點菜湯湯。我去端來喝，唉呀！那個味道我從來沒吃過，安逸！
從此，我開始了舔盤子的乞討生活。
我在高橋討了幾天飯，飯館的服務員趕我走，不准我在那兒要飯。我只得又走，往邛崍縣城走。
邛崍城裡也不准我要飯，我只得又走，沿著大路往雅安走。
流浪路上，我吃水溝里的水蔥子、路邊的馬邊草、芫須草。聽人說，一種叫豬鼻拱（即「折耳根」）的草草可以吃，我挖來吃。咦，清香清香的，還好吃。一路上，我只要聽說哪種植物可以吃我就挖來吃。水溝里的水蔥子、田裡的烏瓜子、路邊的野草草、山上的野果子野花花、水苔蘚，還有樹皮，我都剝來吃過。
到了雅安，咦，不錯，這兒飯館多，也不趕我走，我在雅安呆了一段時間。
我東混西混，晚上怎麼辦？夏天，我跑到撻了穀子的穀草堆里去睡，蚊子咬不到。冬天，我鑽到別人燒灰窯的窯子裡。有時在別人屋檐下的草堆里過夜，但這種時候不多，因為主人發現了要打，把我當小偷（我第二次出來流浪時還把我當特務抓來關起）。
下雨的日子最苦，沒找到過夜的地方只有頂著淋。後來我發現了一個避難處，就是墳墓。川西荒棄的墳一頭有一個敞口，可以鑽進去睡。有一段時間，大概有三個多月吧，我天天鑽到墳墓里睡。我要等天黑了，往往是等群眾睡了才摸到墳地里去，因為讓群眾發現了的話會把我當盜賊打。我永遠記得第一次鑽進去的情景。我躺下後，四周漆黑，我想看點光亮，心裡安穩些。我伸手亂摸，抓到一塊石頭，我把石頭墊到後腦，這樣，頭高一點，可以從敞口看到外面的一點光。第二天早上醒來，我把墊到後腦的石頭搬過來，一看，「石頭」原來是一個死人的頭骨！我那時小，才十來歲，也不曉得害怕，第二天晚上照樣爬進去。只是，這次我先用草草把墳裡面的塊塊渣渣掃出來了之後再睡下去。
在流浪討飯的那幾年裡，我好多次昏死過去。有時是餓昏了，有時是淋了雨感冒發燒，有時是又餓又病。有一次我昏倒在地上，不知過了多久，迷迷糊糊聽見有人說：「這個叫花子要死了，已經在這兒睡了兩三天了。」嘿，我沒死，幾天之後我又慢慢醒過來。我爬到溝溝邊，喝了點水，有了點精神，又爬到田邊扯草草吃。那時田裡麥子正在灌漿，我爬過去扯下一把麥穗，用手搓，吹一吹，一口吃下去。那個漿漿清香清香的，好吃！
我還在田裡扯「烏瓜子」剝米米吃。嫩的就直接吃，老的就扯草草來燒起吃，這樣要香一些。
野草草野果子吃多了，經常拉肚子，糞水從肛門流出來，我一點知覺都沒有，褲子打濕後，覺得冷，才發覺。我的腸胃病、風濕病就是流浪生活落下的。
那些日子，我瘦得皮包骨，衣服破破爛爛，一身又髒又臭，過路的人看見我，遠遠地捂著鼻子繞開走。我自己也覺得自己太髒，於是，有河，或者有水溝的地方，我就脫了洗。衣服洗後曬在地上，我光著身子找個地方躲起來，直到衣服曬乾。
有一次我看到河裡有人撲通撲通游得很歡快，我不會游泳，但憨乎乎地跟著跳下去，結果一下子就沉了下去。旁邊的人見我半天不起來，曉得出了事，一個人鑽下水把我撈起來，扛到岸上壓我肚子，我吐了好多水才活過來。
這次流浪，到底是幾年我記不清了，大概有五六年吧。但我記得流浪的路線：邛崍—百丈—銘山—雅安—天全—瀘定—康定—爐霍。當時，我不知道我劉家的身份，更不知道劉文輝有個兒子就在爐霍縣，而且是供銷社的主任，否則，我一定要去找他，人生的命運也許就是另一回事了。
後來外面不准流浪了，要遣返，我便回到生產隊。
四、地主子女，生存這麼艱難
我回到生產隊勞動時，大約十五六歲。那時，一切靠工分吃飯，一天的滿分是10分。同我一樣年歲的人，貧下中農子弟評8分，我是地主子女，只評4分，最多5 分。我乾的活比他們（貧下中農子弟）重，比他們多。為啥呢？因為地主子女不敢有絲毫的偷懶，更不敢講價錢，重活累活我都得去干，否則就要挨批鬥。
每年冬月間或臘月間年終結算，算工分，我一年到頭幹得比他們多，但工分少一半。工分少，分糧就少，根本不夠吃。每年都是如此。我一分了糧就計算，多少斤穀子，一年有多少天，一天可以吃幾兩，一頓又吃多少。算下來，一頓只能吃一兩多穀子。因此回到生產隊幹活，仍然挨餓，我幹活時，常常餓得虛汗直流。這樣幹了幾年，實在拖不下去，於是我第二次出去流浪。
我仍然沿著上次的路線走。翻越二郎山時，我鑽到山洞裡過夜，一天夜裡，一個黑乎乎的東西朝洞口走來，我聽見呼哧呼哧的氣息聲。我想可能是條熊，聞到我的氣味了。我嚇得跳起來，一把抓住洞口的一根樹枝，拼命地上下左右亂舞！
那黑乎乎的東西退走了，我還在亂舞，根本沒看清是不是熊。那一夜我不敢睡，緊緊握著樹枝，睜大眼睛一直坐到天亮。
我這次流浪時間不長，只有一年多，原因是我被抓了。
那一天我流浪到瀘定，餓慌了，我身上還有討口時別人給的一點錢。我找到一戶人家，對他們說，能不能給點吃的，玉米饃饃、稀飯羹羹都行，我可以付點錢。
他們給了我吃的，我坐下來享用。
正吃著，幾個民兵突然衝進來把我捆綁起來。原來，這戶人家認為我是偽裝成叫花子的特務，他們在給我飯吃時就向公社匯報了。
我被押到公社，又押到瀘定縣城，他們讓我老實交待，我如實說了，但他們高低不相信，認定我是偽裝了的特務。我被押到雅安專區，雅安打電話到邛崍，最後落實了我的身份——一個沒有家的、無人照管的孤兒。
雅安把我放了，我沒有馬上回來。雅安是個要飯的好地方，飯館多，剩的菜菜湯湯也多，我吃了這家吃那家，甚至抱著潲水桶一陣猛喝；潲水桶里有油水，味道也不錯，回想起來比現在的肉還好吃。這樣，回生產隊之前，我吃得臉上還長了點肉。
回到生產隊後，生活仍然十分艱難。這時，我聽人家說，在成都，雞蛋可以換糧票和布票。我決定試一試。第一次我身上只有10多元錢，我買了點雞蛋到成都去，果然換到了糧票、布票。我把糧票拿回來賣，嘿，還掙了幾個小錢。我來了勁，開始學做生意。後來，我花20多元錢，買了一輛舊自行車，這樣就更方便了。我開始掙了一些錢。可惜，一次在路上，我被工商所的人抓住了，所有的錢和東西全部被收繳。他們說，想要回錢和東西，必須開來三級證明。「三級證明」指的是生產隊、大隊和公社的證明。我怎麼敢去開？我出身又不好。所以，我第一次「下海」就輸得精光。
沒法，我又出去流浪，這是我第三次流浪。這次時間更短，沒多久就被國家抓起來關押在成都多寶寺。我被關押了近三個月，放出來時我頭髮長得很，一身骯髒。
從多寶寺釋放回到生產隊後，人們不敢同我說話。我在生產隊抬不起頭，只得去跟一個木匠師傅學手藝，主要是拉鋸子改木板。我幹了一年多，只吃飯，沒有工錢。後來，國家不准五匠人員（木匠、鐵匠、泥瓦匠等）「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又被清理回來。
還是得做生意才能生存，我又買了輛自行車。
我白天勞動，晚上悄悄去買一些蔬菜，等別人睡了再把菜托回來，天不亮就趕到雅安去賣，同時把雅安的菸酒帶回來賣，比如8分錢的經濟煙、4角錢的芒果煙、2 角4分一包的飛燕、5角錢一包的大前門。買煙要排隊，一次只能買5包，我就一次一次地排隊買。煙買回來後我不敢公開賣，只能打給販子，價格可以翻一倍。
在偷偷摸摸做生意的過程中，在眉山、雅安、彭山的路上，我前前後後被工商所收繳了四輛自行車和好幾千元錢，辛辛苦苦掙的一點財產轉眼就沒有了。不過，人還沒有被抓、被打，真正把我整傷心的還是生產隊。
「文革」中「一打三反」運動時，大隊書記龔年笙和生產隊長王良清說我投機倒把，把我抓去「學習班」批鬥。同時，他們抄了我的家，把我的幾十斤麥子、一百多斤穀子和一輛新自行車全部抄走了（自行車從此成了大隊幹部的公車）。
我被捆綁起來批鬥。那天晚上，鬥爭會結束後，他們用一個拌桶把我蓋起來，關在保管室。我雙手反捆在身後，悶在拌桶里，夜裡，屎尿都拉在褲襠里。第二天，保管員瞿留生來掀開拌桶，把我放出來。
我又一次一無所有，家裡連一粒糧食都沒有。我跑到一戶姓冷的夫婦家，他們給我煮了飯吃，看我實在沒法，兩口子商量後又給了我一升米。多年來，我一直對他們心懷感激。
我把那升米吃完後，沒辦法了，不得不又一次外出流浪。
地主子女，生存得好艱難！
五、捆綁吊打，逼我走上絕路
1976年，是我終身難忘的一年。
一天，幾個公安人員突然把我抓起來，銬到安仁鎮付安鄉一幢房子裡。這幢房子是當年劉湘手下一個叫劉麻子的連長修的私宅，現在還在。
在那兒，我遭受了我一生中最慘痛的吊打！天天皮鞭暴打，還用扁擔砍，一身打得稀爛。
他們為什麼下狠勁打？因為我不承認偷了供銷社的布。
在付安街上有一個供銷社，1976年7月28日，供銷社的布被偷了。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是我偷的，因為我曾到處流浪，又是地主子女。那個年代，地主子女，人人都可以欺負。
我們問我7月28日在哪兒，在幹什麼。我想不起了。我一輩子沒讀過一天書，日子過得稀里糊塗，某天某日真是記不起。
說不出來，又不承認，幾天幾夜連續吊，暴打！打得我屎尿失禁，拉在褲子裡，右膀和右手腕也被吊脫臼了（後來是赤腳醫生給我接好的）。下手最狠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公社的武裝部長史國強，我永遠記得。
六七天後，他們突然說：「地震那天晚上你在哪兒？」
這一下我猛然想起了，1976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那天我印象深，當時我正住在雅安車站後面的一個招待所，地震發生時，那門格吱格吱地響。
我趕緊把「不在現場」的證據告訴他們。第二天他們去調查了，我所說的是事實。
但是，他們仍然不放我，仍然把我銬起，只是沒有再吊打了。
那天中午送飯時，他們把我手銬打開一隻，另一隻仍然銬在樓梯的欄杆上。吃飯時我發現地上有顆鐵釘子，我悄悄把它撿起來。當天夜裡，我用釘子挖磚縫的石灰，然後取下一塊磚。接著又挖，總共挖下六七塊磚，人可以鑽出去了。
但一隻手還銬著。為了活命，我拼命往外拉，手磨得鮮血直流，我還拿釘子戳，最後終於掙脫了手銬，但手上留下了終身的傷痕。
我逃出去之後，不知往哪兒走，絕望得很，我萌生了死的念頭。
我回到家，買了20多粒「敵百蟲」，晚上關上門，一口氣全部吞下去。
我們瞿家有個嫂嫂，她每次到民安村時都要來找我擺擺龍門陣。也是我命不該絕，第二天她剛好來了。她看快中午了我門裡面還是關著的，她從門縫看，看見鋪蓋好象裹著人。她拍門，又喊，都沒應答。她估計出事了，趕緊去把大隊赤腳醫生吳世龍叫來。吳世龍來把門砸開，見我牙齒咬得緊緊的，於是撬開我的嘴，灌水。不知又灌了什麼藥，半天后，我又活過來。
六、艱辛的尋親之路
在我走投無路時，有人告訴我，我有一個哥哥，在峨邊茶廠工作。我非常高興，當即決定去投奔他。
我沒錢乘車，但我知道青龍場有火車，以前我在那兒賣過菜。我到青龍場爬上一列火車，是貨車。到樂山附近時，我被車站派出所發現了，又被關起來。幾天之後，落實了我的身份，要遣返。我不干，說我的哥哥叫吳世倫，在峨邊茶廠工作，我要去找他。派出所的果然又查到了我哥哥，但是不准我去找他。為啥？因為他正在峨邊勞教，是個勞教分子！
派出所給我買張車票，非要我回來。
我上了車後又溜下來，爬上開往峨邊的車。
這次是列客車，查票查得緊，第一次我在廁所里躲過了，第二次躲不過，眼看又要被抓、被關，押回去又要被當成小偷、扒手。那種絕望的感覺又湧上來，不活了！跳車，摔死就算了！
我從車窗跳了下去。
嘿，不知過了多久，我又醒過來，身上除了腳上的傷（傷痕至今還在），其它都完好。
但是，去找哥哥的夢破滅了，我不得不又回到了家鄉。
回來後仍然沒法，這時，又有人給我說，安仁鎮是我家婆的老家，王玉清是我家婆的親戚。
王玉清！她的名字響得很哪，劉文彩的五姨太，到處都在批鬥她，她還是我的親戚？！
我反正無路可走，去找找她。我從冉場步行，一路走一路問，最後打聽到王玉清在蔡場5大隊3隊。
王玉清住在一間矮小房子裡，雖然貧窮，但打掃得乾乾淨淨。我們見面，彼此都不認識。我把我的情況說給她聽，但是，那時我對我媽媽家的情況也不太清楚。我告訴她，我只聽說劉湘是我的外爺爺，我不知道我該叫她祖祖呢還是婆婆，還是其他什麼。我說：「我搞不清楚，要你才搞得清楚。」王玉清問：「劉湘是你外爺爺？那你媽媽叫什麼名字？」我回答：「她叫劉秀容。」王玉清一聽就拉著我的手說：「噢，劉秀容是劉湘的親侄女嘛，是劉湘大弟弟劉成章的女兒。那你該叫我祖祖。」
我於是就叫她祖祖。我告訴她我的經歷：流浪呀、舔盤子呀……她一直抓著我的手，眼淚直流，說：「唉呀，你這娃娃，你是我們劉家的么孫子，你100根頭髮里就有50根是我們劉家的……」
她煮飯給我吃，吃了中飯也不讓我走，又留我吃晚飯。
她有兩個雞在生蛋，她把全部雞蛋煮給我，共有10個。接著把晚上沒吃完的飯捏成兩個飯糰，在火上烤黃後塞給我帶走。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親戚的款待，聽到這麼和藹溫柔的聲音，我一個長期流浪，看慣了冷眼，飽受了呵斥的孤兒，心裡覺得好溫暖！
王玉清對其他人也很和氣，群眾都說她好。後來她從蔡場搬到安仁，每個月都要到我這兒來耍，我也經常送些東西給她。我有親戚去看她，她把貢的東西拿下來，非要招待我們吃了才准走。每年年關，她覺得她是個老輩子，還要給我們發壓歲錢。改革開放後，我做生意已經在掙錢了，她還要給我發錢，50、100地發。
那天分手時，她叫我到安仁去找劉世孝。「他是你親么舅，你大舅還在不在就不清楚了，他叫劉世澤。」她還告訴我，我還有一個哥哥，全名不知道，只知道叫「昭昭」，她曾經在劉家公館裡逗過他。
我好高興，找到親人了！
我趕到安仁，打聽昭昭和劉世孝。我先問劉世孝。別人說，他在紅旗垻（就是現在的十字口）。我趕到那兒一看，正在開批斗大會。我問劉世孝，別人說：「站在那高板凳上的就是。」
我第一次見到么舅，他正站在高板凳上挨鬥，有人正用刷條子鞭打他。
我不敢認他，也不敢說我是他侄兒。
我就問昭昭，得知他叫吳世昭。我找到他的家，二十多年了，我們兩兄弟第一次見面！
二哥本來也出生在冉義，但還不到一歲時就到了安仁外婆家，從此再沒回去，也不敢回去，冉義的家在哪兒他都不曉得。外婆姓鄭，1960年時餓死了。
二哥同大舅的一對兒女劉忠民和劉鳳鳴住在一起。大舅和大舅媽在饑荒年時雙雙餓死。他們為了救兒女，把僅有的一點糧食留給兒女吃。大舅和舅媽是地主分子，不敢去開點荒地種點蔬菜，更不敢出去偷點瓜果小菜，只有活活餓死。我後來聽說，他們被從劉湘公館裡趕出來後，長期沒有住處，日子非常淒涼。在外教書的二舅劉世清（早已去世）回來看到這種狀況，把手錶賣了，買了幾間破草房，他們才有了個住處。
我媽媽的幾個兄弟姐妹都出生在劉湘公館裡，我媽媽是老二，解放後他們幾乎都被打成地主。
二哥的家空蕩蕩的，什麼家具都沒有。我那表妹蓋的是一床破棉絮，到處是洞，那張板板床也破破爛爛。
當天，二哥湊了點錢，去買了半斤米，再弄了些紅蘿蔔煮在飯里招待我。飯煮得還干，他們自己吃的都是清湯湯。
我無路可走，想投奔親人，但看到這個樣子，知道沒法了。吃了那碗紅蘿蔔飯後，我又走了。
七、山上遇險和大哥之死
離開二哥家後，我去找以前我跟過的木匠師傅，求他帶我出去幹活，這樣我又混口飯吃。
但這次我差點又丟了命。
那天我們去天全青龍山上改木板，走在懸崖邊上，我腳下一滑，從懸崖上摔下去。下面有十多丈深，我雙手抱著頭，翻滾得昏天黑地，然後人事不省。師傅認為我沒救了，他爬下懸崖，把我翻過來，一看，還有氣，趕緊背我下山。
街上，有人出了個土辦法，把山上的苂麻草割一大把來，脫光我衣服，全身用苂麻草抽打。嘿，過了一會兒，腫就有些消了，我人開始動彈，但是，臉和頭還是腫脹。又想一個辦法：把挖了麝香後的空殼殼（獐子的肚臍眼）切開，放在大蒜里磨，磨成漿後抹在頭上、臉上。果然，2、3 個小時後，我醒過來，又一次從鬼門關折回來。
我回到生產隊後，遇到國家要在邛崍五面山修玉溪河，每生產隊派5個勞動力。我被派到工地上擔泥巴。
這個時候，我大哥吳世倫從勞教隊裡釋放回家，他來找我。
我這才知道大哥的身世。
大哥比我大4歲，土改媽媽被關押時，帶哥哥的保姆胡大嬸嬸便把哥哥領走了。後來，他獨自一人住在一個叫紅廟子的破廟裡。饑荒年，哥哥餓得沒法，跑出去偷了點蔬菜吃，因此被抓去峨邊勞教。勞教回來後，紅廟子已經被拆了，他沒住的地方，去投奔二哥，發現那兒沒法安身。他來找我，見我也是一貧如洗。他很絕望，把勞改隊發的一件衣服送給我就走了。那是一種牛皮紙衣服，現在還沒得這種衣服。離開我後，大哥去邛崍找三姑姑，三姑姑家也很窮，大哥把身上僅有的幾十元錢用完後，在新津南河跳河自殺了。
工地上有個姓吳的冉義人，人們叫他吳連長，他有一定的權。我於是壯起膽子去找他。我對他說：我父親也姓吳，點名時叫我瞿炳良是因為我是瞿家撿回去的；我父親叫吳慶華，是吳大院子裡吳叫花子的後人。吳連長一聽，說：「唉喲，我同你爸爸還一個包包里用過錢！」
第二天，吳連長就把我提起來搞後勤。先煮了三天飯，他見我還老實，便安排我去當採購。這是個美差，我高興得很。可惜，又是因為地主子女這個老問題，我失去了這份美差。
一個姓汪的營長，聽別人反映，一個地主子女在搞後勤，他便找個理由撤我的職。他說我偷了菜板。我沒偷，不承認。一天晚上，一個叫吳子明（音）的老鄉來叫我走。我說我不走，我沒偷。他說：你還不明白，沒偷也要整你。我一下子想起上次「偷布」的事，馬上軟了。當天夜裡，吳子明把我送下了山。
八、我的婚姻和「翻身」的日子
從玉溪河工地回來後，有人來給我介紹個女人，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
我以前也談過幾個女朋友，女方對我的人品、相貌、辦事能力等都沒有意見，但是，一說到成親，女方所有的親戚朋友都反對，說嫁給了我就是地主婆，將來要吃虧，要挨批鬥。最長的一個我談了一年，她很想嫁給我，可最後她還是放棄了。
這次，當介紹人把她帶來時，我已經30歲了。
她來相親，一件好點的衣服都沒有，褲子爛成刷刷，鞋子是個爛筒靴，到處是破洞。衣服補疤重補疤。她沒有媽，只有一個爸爸，爸爸爛酒（酗酒），成天叫她做事，做不完就打。我這兒有吃的，她一來，就不願走了。
我說：「你不回去怎麼行，我們剛見面，手續都沒辦，連你爸爸都還沒見過。」我叫介紹人帶她回去，介紹人有點怕她爸，不敢。
我決定冒起膽子上門去見她爸。我先買了8斤半肉，我聽人說，「8」是吉利數字，「半」表示「伴」（老婆）。還有，雙數也吉利。我到醫院去找了兩個瓶子，打了兩斤酒，買了40個雞蛋，20把掛麵，都是雙數。
我見到她爸，送上這些禮物，他一下子就滿意了，留我吃了中午飯。就這樣，我有了老婆，有了一個完整的家。
幾年後，老丈人去世，我回到安仁找我么舅，從此住在了安仁。
這個時候，已經是鄧小平說「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年代了，做生意不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被抓、要被收繳。我以前流浪時走過很多地方，清楚哪些地方有什麼特產，價格怎樣。我們這兒1斤米換3斤土豆，每斤還要補5分錢差價。在天全1斤米可以換8斤。我把米拿到天全去換土豆，把土豆拉回來換米，我不要差價，土豆又好，很多人都找我換。
接下來我又做水果生意，我跑瀘定、康定、石綿（出核桃），又跑阿垻州的小金縣——小金縣的水果又好吃又便宜，我賺了不少錢。
做生意的人多了，產地的水果價格漲起來，我於是轉到雲南，把雲南的菠蘿、香蕉、芒果等等，一車一車地拉回來，又賺不少錢。後來，聽說越南的水果便宜，我辦一張出境證，到越南去採購。越南的水果果然比雲南便宜，還可以到樹上去選摘。我選了一些長長大大的香蕉，拉回來我自己給它取個名字叫「香蕉王」。我們這兒從來沒見過這種香蕉，稀奇得很，也好賣得很。我批發兼零售，又賺了大錢。
我水果生意做大了，人手不夠，便把老婆娘家那邊的人雇來當幫工，我成了一個小老闆。老婆回娘家，穿的都是時髦貨；我每次去，都提著好酒好肉。她娘家的親友們高興得很，也羨慕得很，連連說：「她嫁好了，嫁好了！沒成地主婆，成了老闆娘！」
就這樣，我一步步掙下了眼下這筆家業，包括在安仁鎮中心地帶（也是與我媽媽出生地——劉湘公館——一街之隔）的三個旺鋪和住房。
採訪後記
這是一次我最長的個人採訪——前後跨越了三天，地點分為室內、街上和野外（墳地）。
吳世躍沒有讀過一天書，地名和人名都只知道音。但是，同他接觸，分明感到他的聰明和靈氣——這是不是那斬不斷的遺傳基因的緣故？
吳世躍個子比較矮小，這自然是多年「爬雪山、過草地」，吃樹皮、啃草根的「長征」所致。他說：「能活下來已經是萬幸了。」
想來也是。
不過，細細端詳，你能看到他眉宇間有一種端莊、一種穩沉和一種大氣，這不是一般的流浪兒所能具有的。雖然，不時有一種仿佛根深蒂固的悲苦，烏雲般籠罩在他臉龐。
不管怎麼說，他活下來了，並且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老闆，他的店鋪，與他母親的出生地——劉湘公館——僅一街之隔。
有人說，吳世躍的創業，比他外爺爺劉湘（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赫赫偉業更加顯赫，更值得書寫。
看看他的一生，此話似乎不無道理。
補記：周宇新在《中共安在「地主階級」頭上的罪名純屬有意編造的謊言》一文中對所謂「劉文彩水牢」有這麼一段描寫：
1949年之後出生的大陸人，誰都不曾見識過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見識過他們的橫行霸道，他們的兇狠殘暴，但幾十年來，大家卻都以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說的那樣壞，即使今天，相信這一點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從小到大長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傳所致。這方面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階級」，我們就會不由自主不約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們記憶中栩栩如生的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們是中共當年為大陸民眾提供的「地主階級」的四個活教材，也是長時期來我們心目中「地主階級」的化身和象徵。不過，從現今已經披露出來的有限資料來看，這四個人物，無一不是中共出於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假典型。
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實人物是四川的劉文彩——一個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反派明星。
1965年初，在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們用泥巴塑造了一組解放前農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這組以劉文彩為原型名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114個，一個個栩栩如生，無言地訴說著劉文彩當年所乾的種種壞事與罪惡——從小鬥放貸、大斗收租、私設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然而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個誰都沒有懷疑過其真實性的十惡不赦的大惡霸地主，原來卻是中共當年出於政治需要塑造出來的一個虛假的反面教員，歷史上的劉文彩與中共塑造出來的劉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
當年，在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知名度最高的莫過於其中的「水牢」。據水牢解說詞稱：劉文彩在佛堂側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勞動模範冷月英是惟一僥倖從水牢裡活著出來的人。
但據《劉文彩真相》披露，從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採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莊園陳列館向主管部門送呈的《關於「水牢」的報告》稱：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說，據稱是在1951年的一次會議上。冷月英說：「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五斗租谷，剛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縣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為主，配以圖片解說，他們根據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認可後，籌辦人員就按設想「布景」。1958年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全盤照搬1954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並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劉文彩老公館西側的那間原本是存放鴉片煙的地下室灌上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後向社會開放。冷月英也開始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後來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絕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1988年，四川有關部門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復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乾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掛上一塊「鴉片煙室」的木牌。
那個曾經煽起了無數直接參觀者和億萬中國人「階級仇恨」的「道具」——「劉文彩水牢」，終於還原了它歷史的本來面目。
但是，那個同樣欺騙了無數人，煽起了狂熱仇恨的泥塑《收租院》還在莊園內展示，導遊小姐仍然按「傳統」向遊客宣講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雖然它眼下已含有了一個「旅遊景點」的意味（門票50元）。另外，當年因宣揚階級鬥爭所贏得的輝煌，以及郭沫若「一入收租院，難忘階級仇」的詞也還醒目地懸掛在牆上：
「一入收租院，難忘階級仇，大邑土豪惡霸，暴發一家劉。水牢地牢連比，長槍短槍無數，隨意斷人頭。苦海窮人血，糧倉地主樓。
「飛輪轉，彈鞭動，鬼神愁。荒淫無恥，佛殿金鐘伴玉甌。轉眼人間換了，活把閻王駭死，萬眾竟來游，教育耿千載，風雷震五洲。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來大邑參觀收租院成水調歌頭一首書出以為紀念。」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85期 2012年8月10日—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