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喚不公開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被質疑不科學。(勾犇/圖)
「不能說，不能說，不能說」。為何六年前啟動，兩年前已結束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千呼萬喚不公開?如今它面臨更嚴重的質疑：布點不密，難堪重任。
中東部地區、礦山開採冶煉區的土壤負荷已達極限，約70%的土地受到污染。保守估計，各類風險較大的污染場地，在全國城市及其郊區約有1萬-2萬個。
六年前，一場官方宣稱耗資十億元的土壤污染摸底戰役在全國悄然拉開。
三年前，環境保護部一名副部長公開承諾：一旦結果出來，「將第一時間向新聞媒體公布」。
兩年前，這場被稱為我國有史以來最大、最全面的土壤污染調查終於完成，各界翹首期盼。
2012年的今天，縱然媒體和公眾不斷呼籲和追尋，官方調查結果仍未公布，甚至連調查過程也「猶抱琵琶半遮面」了。
更意外的情況發生了，學界及業界不少學者開始認為這項全國普查缺乏科學性和嚴謹性，難堪摸清土壤家底的重任。
這六年究竟發生了什麼?這究竟是一次怎樣的土壤污染調查?結果秘而不宣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苦衷?而中國真實的土壤污染狀況，又究竟怎樣了?
秘而不宣
三千多個採樣點，一千多個日夜，150名科研人員像經過嚴格培訓過的「特種部隊」，將所轄土地分成網格化的點，採集土壤樣本，拍攝照片，再進行樣本分析統計，最終建立資料庫和樣品庫。
這是6年前全國土壤污染調查中廣東一地的情形。浙江省湖州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站工作人員陳江也經歷了這一幕，他記憶猶新：「以前沒有，我們很少做土壤調查。」
正是2006年夏天，《全國土壤環境狀況調查總體方案》層層傳達到各地環境監測站，要求監測人員利用GPS指引，嚴格按照4×4平方公里的網格化方式採樣。
這場歷時三年半的土壤污染調查，範圍覆蓋了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全部陸地。
依照預期，各地的調查結果將繪成一張巨幅的中國土壤污染圖譜。其意義不言而喻：土壤污染調查數據是所有後續治理工作的基礎。
業已取得的成果，從數字上說，也可稱豐富，截至2010年底，全國共採集土壤、農產品等各類樣品二十一萬多個，獲得有效調查數據495萬個，點位環境信息數據218萬個，建成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資料庫和樣品庫，組織完成全國總報告和專題報告，完成12項試點工程、18份研究報告和7部污染土壤修復技術指南草案。
但接下來的事讓人意外。這份調查的最終結論卻秘而不宣，圖譜含糊不清。南方周末記者翻閱了六年間各省市組織調查工作的公文、匯報、階段性總結，毫無所獲。環保局、土壤所、高校、監測站……幾乎所有和土壤污染調查有關的人員都避而不談。
某些場合，探詢調查結論甚至成為禁忌。2012年11月21日，南方周末記者參加北京召開的一次有關土壤調查結論的研討會，會議卻因為臨時獲悉有記者在場，而不得不草草結束，會場上關於結論片言難尋。
「不能說，不能說，不能說。」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技術指導組專家、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萬洪富自1994年開始關注土壤污染問題，他曾不止一次呼籲開展全國性的土壤污染調查和信息公開。因簽署了保密協議，這位專家婉拒了對於調查結果的提問，僅僅透露，「結果其實沒有那麼恐怖，不明白為什麼不能公開」。
「這場調查原本僅僅是作為一個科研項目，根本沒有想到後來會引起社會那麼大的關注。」中國環境修復產業聯盟秘書長高勝達回憶道。
受訪專家對是否公開和原因都莫衷一是。
「不公布的主要原因還是環境數據的敏感性。最終結果肯定是要公布的，但不知道是全部公開還是只是在系統內公開。」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宋靜分析道。
多名受訪專家表示理解保密的苦衷，在沒有切實的處理辦法和法規出台前，全國污染土壤狀況一旦公布，將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擔憂和經濟損失。
「土壤的問題不僅是土壤，涉及中國出口的農產品安全問題。在這些問題都沒想好之前，怎麼公布?」高勝達也不贊成將這次調查結果公布。
而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潘響亮則擔心，這是一種數據壁壘。「全國性土壤調查工作量極大，得到的數據也非常可貴。不同部門在數據共享上是存在壁壘的，環保系統和科研系統並不是一條線的。」
採樣不足，難堪重任
另一個更意外的情況是，公眾翹首以待的調查報告，業內專家卻普遍認為它的科學性存疑。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總體方案中規定，採樣密度為耕地8×8(單位km，同下)，林地(原始林除外)、草地16×16，未利用地40×40。其中東部沿海省區耕地密度是4×4。
「採樣的密度遠遠不夠，國家規定是4×4，即16平方公里采一個樣。這麼大面積，能說明什麼問題?」萬洪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調研密度和取樣數量直接影響到最終結論。因擔心採樣代表性不夠，廣東省在執行時曾把範圍縮小為2×2，而四川省也對災後重建區進行了加密採樣。
資金不足也導致採樣密度「做減法」。據一名專家透露，整項調查的資金並未到達公布的10億元。該專家表示，10億元設計由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各出資5億元，但國土部門並未給足資金，「拖拖拉拉好多年(資金)都沒下來」。這直接導致了原計劃完成時間一再被拖延，一些省份遲遲不能開展調查。
一個佐證是，參與調查的廣東省環境監測中心自動室主任郭慶榮回憶，廣東省土壤調查預算原先是四千多萬元，後因經費不足，減少為兩千多萬元，預計的4800個採樣點也變為了3000個。
不僅如此，還有專家透露，一些省份因為地處偏遠地帶，地形複雜，採樣難度大，基層監測站會更改採樣地點，甚至報送往年的舊數據。這些都會嚴重影響數據準確性。
四川省環保局一名負責協調土壤污染調查工作的官員接到南方周末記者電話後，更是直言「調查沒有真實地反映情況」。
「單個樣品根本說明不了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一位專家解釋道，像這種大規模、粗比例尺的土壤調查是不能反映農產品產地污染狀況的。嚴謹的土壤調查對樣品取樣和檢查都有一套詳細的技術規定，這次土壤調查出於生態環境標準的考量，而並不能代表土壤里蔬菜、糧食的污染情況。對農田而言，土壤重金屬超標並不一定導致蔬菜、稻米的重金屬超標，不同種類的植物對不同種類的重金屬吸收量並不相同。「我們應該考慮重金屬在土壤里起作用的部分。而不是只看數據。」上述農科院專家強調。
「擺上桌」的土壤污染
質疑聲甚至延宕到既有數據上。早在6年前，一個被官方公布的污染數據——全國受污染耕地約1.5億畝，也屢遭拷問。不斷有專家提醒，真實數字可能遠超於此。這位農科院專家不願置評：「我們連污染評估的標準都沒有，數字是怎麼得出來的呢?」
無論最終調查數據如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已是不容忽視。2012年10月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曾透露這次歷時六年的普查的整體結論，「全國土壤環境狀況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工礦業、農業等人為活動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這些問題都是擺在桌上的。」輕工業環境保護研究所總工宋雲說。
沒有最終數據，部門專家們只能用碎片拼接大致圖譜，他們一致認可的是，南方比北方嚴重，重金屬污染是土壤的頭號殺手，工業化程度越高的地區重金屬污染越嚴重。從我國西部(成都平原)向中部(江漢平原)，至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區，重金屬污染呈逐漸加強的趨勢，表現為分布面積增大，含量強度增高、元素種類增多。
「中東部地區、礦山開採冶煉區的土壤負荷已經到達極限了，約70%的土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雲南、貴州、廣西局部地區很嚴重，化工、電鍍廠里被污染面積有30%-40%，農藥廠更是高達80%-90%。」宋雲表示擔憂。
潘響亮在西北地區做過大量的土壤修復工作。他回憶起調查過的某個廢棄銅礦，土壤中的銅含量達1萬多個PPM(濃度單位)，而正常應該是幾十個PPM，「我國的礦山重金屬污染並沒有真正治理」。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國從1980年代初已陸續開展了土壤污染調查工作，但僅局限於區域性，且調查污染元素又是單一的，主要以重金屬為主。隨著工業的發展，污染物已不僅是有害重金屬，更增加了有機污染物、農藥、塑料增塑劑等，呈加重趨勢。
不惟偏遠礦區，城市亦非淨地。在搬遷的污染企業中，100個地塊就有二三十個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保守估計，各類風險較大的污染場地，在全國城市及其郊區約有1萬-2萬個。」宋雲說，「我們正朝著麻煩前進。」半個世紀之前，美國環境學家總結的化學污染物給人類帶來的困境，如今依然適用。
西南大學資源環境學院的陳玉成教授等人收集了1995年-2011年間，國內43個大中城市3688個城區土壤重金屬數據，初步確定了我國城市土壤重金屬的污染格局。結果表明，「太原、南京、開封等城市已達到強度並接近極度污染水平。長江以南城市土壤重金屬污染比長江以北城市嚴重，中小城市土壤重金屬污染低於特大城市。而我國城市土壤重金屬單個潛在生態危害指數由大到小依次為：鎘、汞、鉛。」這與官方相關資料顯示一致。
再度調查，如何公開
面對這些指摘，南方周末記者多方求證獲悉，國家即將進行新一輪的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或者可以稱為2006版調查的補充，新調查將針對密度不足的問題，加密調查區域。
新調查將集中在全國重點區域(包括耕地、蔬菜基地以及礦山周邊地區)開展，最終各地的污染情況，糧食和蔬菜是否污染，污染物、污染程度都會用充分的數據表示。「現在還沒有最終批覆。但是等加密調查的結果出來，家底就基本上摸清了。」萬洪富說。
據專家透露，廣東、四川、浙江等地將率先啟動新的加密調查。「環保部現在委託了全國幾個比較大的大學研究單位做加密調查，以前是委託各地監測站。」郭慶榮說，「布點將會達到0.5×0.5，這就非常密了。
學者們更贊同將2006年的調查比作土壤的「人口普查」，而並非「摸清家底」。普查只能了解概況，它更大意義可能在於，「給國家制定決策提供依據」。
2011年底國務院印發了《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土壤污染問題被列入四項「突出環境問題」之中。宋雲在「規劃」不到五百字的表述中，找到了國家重點關注的對象：「『深化土壤環境調查，對糧食、蔬菜基地等敏感區和礦產資源開發影響區進行重點調查』，這應該是國家根據土壤調查結果的總結。」
「環保部的數據也給農業部的普查做了基礎。」前述農科院專家說。2012年6月，財政部與農業部兩部委聯合印發了《農產品產地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實施方案》，財政部向農業部撥款8.27億，由農業部在未來五年內對全國農產品產地的土壤污染狀況進行調查。
但無論新舊調查，信息公開始終是不可迴避的公眾話題。
據宋雲介紹，美國的污染場地的大致數量和修復治理清單都進行了公布，甚至「一塊污染場地修復的環境保護規劃中，包括了這地塊的風險評價結果、修複目標、修復進度和環境監控信息等公眾感興趣的信息」。
據統計，美國大大小小的污染地塊有29萬-40萬處，通過實行《超級基金法》和《國家優先控制名錄》，對污染場地進行風險等級評估以及等級劃分，確定優先解決順序。美國列入「超級基金清單」的污染場地有1664塊。
「我國連法律都沒有。就只有環評，其他都沒有要公示。」宋雲說。我國尚無專門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而作為污染土壤唯一標準的「土壤環境品質標準」頒布於1995年，制定者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所前所長夏家淇早在6年前已著手修訂標準，但卻因基礎研究不夠，數據不足而步履蹣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