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1日，來自中國與緬甸的兩條新聞讓人感慨萬千，一條是「中共中央禁止媒體發表反馬列毛言論」，為中國媒體定出了今後的五點宣傳基調；另一條是「緬甸放鬆報禁，准許私人辦報」。考慮到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長達33年，緬甸的民主化歷程正式開始不過兩年時間，不少網友感嘆：後起的緬甸在民主化道路上已經趕超中國了。
網友這一感嘆其實有兩個誤判：一是將中國經濟改革與緬甸民主化看作同一車道上先後出發的兩輛車，其實，這兩輛車從一開始就不在一條軌道上，無論是出發點還是目標地都很不一樣。二是中國網友忽略了緬甸人民為爭取民主化而艱苦鬥爭的漫長歷史，以及民主訴求貫穿這一斗爭的始終。
緬甸「8888民主運動」播下民主種子
自1988年至2011年，緬甸人民一共發動了兩輪大規模的民主化運動，第一輪號稱「8888民主運動」，因開始於1988年8月8日而得名；第二輪是2007年8月間開始的「番紅花革命」。與中國民主運動之間缺乏精神傳承不同，緬甸的兩輪民主化運動有極強的多層次傳承關係。運動的參加者及研究者都公認，「8888民主運動」為緬甸民主化從三方面奠定了基礎：
第一，產生了民主運動的魅力型領袖。翁山蘇姬的個人魅力和領導才幹使緬甸民主運動的國內國際影響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對緬甸軍政府構成了巨大挑戰。
第二，翁山蘇姬親手創建的「全民民主聯盟「很快發展成緬甸最大的反對黨，並在1990年的全國大選中獲得了壓倒性勝利。雖然軍政府在該次選舉後不肯交出政權，但這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緬甸人民。
第三，「8888運動」使民主自由價值觀在緬甸得到了空前廣泛的傳播，涵育了緬甸人民的權利意識。民主運動前，民眾只是對軍政府的獨裁統治深感不滿，但對民主自由價值理念及其對人的生存意義並不了解。翁山蘇姬在傳播民主理念時，特別就政治與人的關係向民眾做了通俗易懂的闡述，使之深入人心。此後，青年學生為了動員民眾，深入城鎮和鄉村，讓民眾明白經濟落後、腐敗橫行等各種社會問題根源於專制政治，此後，緬甸民主運動的方向從未偏離消滅獨裁專制這一方向。
可以說，「8888民主運動」為緬甸民主化運動建構了三個基礎條件：眾望所歸的領袖、成熟的組織、具有信念追求的各級組織者與參與者。
緬甸軍政府在人民壓力下的改良
「8888民主運動」雖然被殘酷鎮壓下去了，但緬甸軍政府的核心領導層已意識到堅持軍人專制沒有出路，因此被迫做了一些改變：首先是解除了在8888起義期間頒布的戒嚴令，開始與包括反對派在內的各政黨及社會各界人士對話。與此同時，軍政府通過它所支持的「聯邦鞏固發展協會」（後改為「聯邦鞏固發展黨」）來擴大與基層民眾的聯繫，爭取他們的支持。從1997年起，「鞏發會」經常召開群眾大會，從公務員和中學生中大量吸收成員。到1998年，該協會成員多達1100萬，成為緬甸最大的政黨。
2003年8月，緬甸軍政府宣布了旨在實現民族和解、推動民主進程的七點民主路線圖計劃。這個計劃的要點是恢復舉行國民大會、啟動制憲程序和舉行民主選舉，把國家權力轉交給民選政府。
在這個過程中，翁山蘇姬領導的反對派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從不同的方向給了緬甸軍政府以巨大壓力，在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2007年8月15日開始，緬甸發生了一場舉世聞名的反軍政府示威，起因是緬甸政府取消燃油補貼，導致燃料突然漲價數倍，公共汽車收費也上漲100%。飽受物價上漲之苦的緬甸民眾開始舉行示威，要求民生物資價格合理化，學生與反對派政治人物趁機參與並主導示威活動，逐漸加入「與軍事執政團進行對話」以及「釋放翁山蘇姬等政治犯」等訴求。自9月18日開始，約數千名佛教僧侶參加示威遊行。一些新聞媒體將此次示威活與世界各國的顏色革命相提並論，稱為「番紅花革命」（因僧袍顏色類似於番紅花得名，SaffronRevolution），亦稱「第二次緬甸民主運動」。
2007年「番紅花革命」依然被軍政府鎮壓下去，但強大的國際壓力迫使緬甸當局不敢像1988年那次肆無忌憚地對民眾實施屠殺。在鎮壓的同時，軍政府開始立憲改革：9月3日制憲國民大會確定製憲的基本原則，10月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12月起草工作正式啟動，2008年5月舉行新憲法草案全民公決。
值得一提的是，反對派從未因為緬甸軍政府這些籌備工作而放棄自己的訴求（即消滅獨裁專制），並因此做出原則性的妥協；當然也更不會為緬甸軍政府從未做過的事情鼓掌（這兩點恰好都是中國知識界及某些有影響的「異議」人士經常做的事情）。2010年11月7日緬甸舉行多黨選舉之時，不少反對黨還都嗤之以鼻，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自由聯盟就以選舉不具合法性為由而拒絕參加。這次大選之後，有「乾淨先生」之稱的吳登盛當選總統，軍政府將權力移交民主政府（評論稱之為「政府脫軍裝」）。以後，吳登盛頻繁發力，推進緬甸民主化，並主動向美國等示好表示民主化決心。至此，西方世界及緬甸反對派才敢相信：緬甸人民流血奮鬥了20餘年的民主化進程終於開始。
至此，可以對緬甸民主化進程做一簡單總結：20餘年的民主化進程當中，前赴者的犧牲為後繼者積累了各種資源，如領袖、組織等各種社會運動必不可少的要素；社會各界（包括宗教界）都將推動民主當作自己的職責；學生對市民與鄉村的啟蒙；國際社會的共同制裁；軍政府在壓力下的讓步與釋放的和解誠意；一位深明時勢、行止「乾淨」的戈巴契夫式政治人物。
接下來我將分析中國自1989年之後的20多年內，是否積聚了緬甸民主化的類似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