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新世紀出版社去年六月出版了一部《陳希同親述》。本書談話人陳希同，一九八九年時任北京市市長、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一九九二年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一般認為，他對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事態發展負有相當責任。然而，陳希同的政治命運在六四事件僅僅六年之後就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一九九五年，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高位的陳希同，被當局指控犯有貪污受賄及玩忽職守罪，隨即被開除中共黨籍並撤銷一切職務，並於一九九八年七月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二○一一年到二○一二年四月份，年屆八十一歲的陳希同，在北京昌平小湯，先後八次接受了本書作者姚監復的訪談。作者根據這些訪談記錄整理出版了《陳希同親述》一書。
本書記述的這些訪談內容十分集中。陳希同主要談了兩個問題：第一，陳希同否認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鎮壓中扮演負責角色，著重澄清他本人從來不知道自己被任命成為北京軍事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第二，陳希同否認對他的貪污罪指控，多次辯解、說明了「貪污禮品」和在「豪華別墅」享樂、瀆職等罪名的事實真相。同時，這些訪談還涉及到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江澤民等中共最高層領導人和他們的一些活動。
學者吳國光在本書導言中指出，這些訪談作為陳希同的一家之言，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在政治上，這則構成了一篇巨大的翻案文章：陳希同要同時洗清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鎮壓中的責任和後來中國官方所指控他的貪污、瀆職等罪名。
吳國光認為，從《陳希同親述》一書反應出在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下，公共權力的結構高度扭曲的狀態。首先，名義與職責之間的關係被扭曲。不在其位者可以擁有絕對權力;重要職位(比如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新華社社長等)則可以虛有其名，占據這些職位的人對於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務不僅可能沒有權力決定，甚至可能根本不知曉。
其次，信息(即對於社會現實情況的認知)與判斷(即相關的政治決定)之間的關係扭曲。往往不是根據社會現實作出決定，而是有了決定之後臆造現實。這樣的決定，因此往往形同兒戲，因為它沒有現實根據，而是出於某些人的主觀臆斷;決定的目的，更不是服務於公共治理，而完全是出於個人的權力考量。
由於上述扭曲，則在重大公眾事務與個人隨心所欲之間，也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狀態。書中的一些記錄清楚顯示，對於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一些重大決定，那些決定者本人卻視之如兒戲，草芥人命直如常事;而這種態度和行為，輕說也屬於嚴重瀆職，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另外，在訪談中，陳希同不斷並多次強調：「我不知道」。對於當時的高層政治分歧，他說「我不知道」;對於某領導人當時的作用，他說「我不清楚」;「上面有兩個司令部，我不知道」;甚至自己為什麼轉眼成為階下之囚，他也說「我不知道」。在當時中共的黨和國家領導層中，作為國務委員，陳希同排名大約在第二十幾位，而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的一市之長。如果這樣一個人物對於當時的高層政治也是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麼，這樣一個人民共和國，究竟廣大人民還能知道什麼呢?又怎麼能夠「當家作主」呢?
的確，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幅荒唐、荒謬的政治畫圖。本書的主人翁，曾經是一個荒謬的市長，因為據他自述他在市長任內不了解本市上報中央政府的信息簡報，甚至作為市長而簽署本市歷史上唯一的軍事戒嚴令也是如同木偶一般被人牽線行動;他也曾經是一個荒謬的國家領導人，因為他作為全國排名二十幾位的實權人物而完全不知道這個國家的領導層在如何決策，在報告重大事務時，根本事先沒有參與這個報告的討論和形成。
還有太多的荒謬，並不止在陳希同身上。評論認為，根據陳希同的說法，趙紫陽「不是正式囚犯，也沒有正式判刑」，但根據本書作者姚監復的觀察，陳比趙「更自由」這顯然也是「法治中國」的天下奇聞;不是囚犯的，比囚犯還不自由，這是不是也很荒謬?歸根到底，陳希同訪談錄處處都在顯示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荒謬和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