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湯富翔同一簽收帳篷中的聯軍代表名叫瓊斯（Jones），是一位行伍出身，身經百戰的陸戰隊少尉排長，在空檔間湯富翔與他交談甚歡。
湯富翔從交談中了解到，在韓戰中聯軍（多系美軍）多利用武器的「火力」優勢壓制共軍，譬如美軍擬攻下一座山頭必先派空軍投彈轟炸和機槍掃射，再由炮兵將整個山頭轟炸成像一個光禿禿的和尚頭，每片土地幾經翻過兩三次，皆已寸草不生，更無生命跡象，因此中共戰俘跟他談到此種戰況時皆不寒而慄，多是未見敵蹤已命喪九泉，因此共軍傷亡慘重。
但是中共軍隊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以劣勢武器裝備和非常落後的後勤供應，用人海戰跟聯軍的飛機大炮拚殺，造成中共軍隊和聯軍死亡人數比例高達20比1。瓊斯告訴他，他們發現在城堡攻略戰時，中共軍隊必採取「人海（炮灰）戰術」，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組成隊伍，一波波的往前趕。
「他們先以婦幼、老殘打頭陣，幾個人頂著一張方桌，四周圍以厚被或毯子，在一面大紅旗的前導下，旗到哪裡不顧敵人的彈如雨下，必須跟進不許後退，否則共軍的機槍在後面督戰也將必死無疑。手無寸鐵的百姓成群倒下後，後面還有民兵或投共的國民黨殘軍，消耗了對方的火力後，最後才是共軍自己的正規部隊。」
眼見死的都是老百姓，瓊斯說美軍十分震驚，出於一貫的人道心理，實在不忍心開槍，可這仗怎麼打？「幸而後來聯軍改弦易策，在台灣招收一大批能講中英文的青年幹部，經過訓練後，派到前線喊話招降，以中文高喊保證不殺的允諾下，引來成千上萬的前國軍官兵棄械投降，這就是為什麼首屆1.23自由日有1萬4千多位義士毅然回歸台灣重獲自由的實績。」
決定命運的一天：首屆123自由日
1954年1月22日，湯富翔等任務編組成員到達韓國仁川港聯軍總部，提前一天與對口的聯軍代表美軍軍官至現場的簽收帳篷，實地演練一番。
湯富翔回憶，「1月23日當天，義士從板門店出發，他們必須先進入第一個帳篷，那帳篷有兩個出口，一個指向「台灣（TAIWAN）」，一個指向「大陸中國（CHINA）」，義士可自由任擇其一，無人干預。而後進入第二、第三個帳篷的消毒、洗滌、換裝和進餐等程序，凡選擇去台灣的戰俘，須列隊循序進入編號從1到10的帳篷，而每一帳篷中均配派有一位負責點交的聯軍軍官代表和一位代表台灣負責簽收的海軍軍官（當時所有台灣代表，一律換穿陸軍軍官服裝）。
他們從聯軍代表手中接過名冊，按中文點名並核對人數正確後簽收完成作業，全數義士14,715人中，除了有傷病的96人由唐塋南與高公魯兩位同學與醫務人員護送同日搭機先行赴台外，其餘14,619位義士全部搭乘美海軍派遣之大型登陸艦LST，亦於同日啟航赴台，並於1月27日安抵台灣基隆港。」
1954年萬餘名戰俘到台灣，受到熱烈歡迎。
1954年萬餘名戰俘到台灣，受到熱烈歡迎。
1954年萬餘名戰俘到台灣，受到熱烈歡迎。
前往台灣的反共戰俘由基隆上岸抵台後，被稱為「韓戰義士」，他們在台北市區遊行，市民張燈結彩、夾道歡迎；全台灣各大城市自由鐘，也以敲響23下的方式慶祝，並定1月23日為「自由日」，以紀念這群他們眼中的反共義士重獲自由。他們後來都被編入中華民國國軍，並參加了諸如八二三炮戰的戰役，大多終老眷村。
2011年7月3日，湯富翔護送孫女進入淡江大學夏令營學習中文，順道到台北三峽鎮白雞的榮民之家，會見當年在仁川義士營曾晤見過的老友。他說看到當年的韓戰義士生活在榮民之家，環境優美，生活舒適，且有護理與醫生照料，老人退休生活稱心如意，頗感欣慰。
比起韓戰後回到大陸的6千多名戰俘，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扣上「叛國投敵分子」、「裡通外國分子」、「叛徒」、「特務」等帽子飽受摧殘、受到嚴厲批鬥的境況，二者的遭遇可說是天壤之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