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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澤東寵幸的高幹姐妹

作者是解放軍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將軍的女婿、前《解放軍報》社編輯盧弘。盧先生是一位老革命,一九四四年即參加新四軍,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共,從事部隊宣傳文化和新聞工作約五十年,其中在《解放軍報》社近三十年。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盧弘已經出版傳記、報告文學和電視劇多部,包括《王稼祥的一生》、《李伯釗傳》、《毛澤東親家張文秋之家》和《伍修權傳》等,並是中國著名刊物《炎黃春秋》創辦人和前主編,目前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盧弘先生與這對姐妹交往數十年,深深了解她們與毛澤東交往的細節,也由此深諳毛的醜惡和虛偽的一面,因此希望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還原一點歷史的真相。


我的比較密切的戰友中,有兩位李姓姐妹。她們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個兄弟,因為他們三個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藝戰友,其餘幾位我也認識,只是交往相對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們的母親是一位革命烈士,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隊伍中成長的,因此也與我結下了友誼,並且是不太一般的關係。

二姐和我們軍長及其家事

先說二姐,我與她相識最早,那是一九四六年蘇中七戰七捷之後,部隊轉移到蘇北地區,華中軍區文工團與我們一師文工團到了一起,我們團請軍區文工團一位女士,來輔導不同的棋歌,來的就是二姐。我當時才是個十四五歲小鬼,竟被其“驚艷”,為她罕有的美麗而吸引了,她扭的棋歌更令人叫絕,我至今還記得甚至會學她那特有的舞姿:用腳尖點地並使全身輕顫著,兩眼隨著雙手“飄”向四方&help;&help;令人看得簡直神魂顛倒!顯然因為她的品貌出眾,不久就被一位首長“佔有”,成了他的妻子。幾十年後我的另一位文藝戰友,在我家遇到二姐的兒子,竟當我的面對她兒子道:你媽是先被你爸強姦了,然後才跟他結婚的,也才有了你們。此說是否有據,我難以考證,卻知這位首長,在此之前已結過婚,不知是因為“感情不和”,還是由於有了她這“新歡”,才離了婚並再結婚。我再見到她時,那位首長已調到我們軍,她就成了我們的軍長夫人。

這時我已長大,對於她的美仍是驚嘆不已,她的丈夫即我們軍長,平時與我們這些“小兵臘子”,有點沒大沒小,常在一起說笑,並且對我似乎格外關顧。一九五五年我借調到總政工作時,想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軍長正在北京,準備在此安家,我去請示了軍長,他對我全力支持。我進了美院之後,他竟親自來學校看我,來時不帶警衛員,又穿著便服,入門時被門房老頭攔住填會客條,他不知怎麼填,被門房訓了幾句,他見到我時笑道:你們學校門口那老頭比我還厲害,為我不會填會客條,狠狠教訓了我一頓。我送他出門時問門房老頭道:你知道他是誰嗎?這是我們軍長,一個真正的將軍,你卻把他給教訓了!那老頭這才歉意地說:對不起,我眼濁,沒看出是位將軍;也難怪,填會客條是衛士和秘書的事,您哪會呢?要是你穿軍衣帶肩章來,學校就會敞開大門歡迎視察了。

還是我在總政工作時,無意中參與並卷進了軍長夫婦間的一次內部矛盾。二姐作為軍長夫人與我重逢時,因為我正在軍中文化部門,認識一些部隊作家、藝術家,她托我打聽一位已是作家的戰友的地址,我很快完成任務告訴了她。當時我不知道,她與這位戰友,抗戰期間的目同在新四軍四師“拂曉劇團”,並且早就是一對戀人,可她的美,戰友喜歡,首長也喜歡,她那戰友“骼膊扭不過大腿”,她只得被迫痛別戀人成了首長的老婆。卻又對老情人一直心懷愧疚又念念不忘,終於通過我重新搭上了關係。他們當時都在北京,據說曾多次幽會過。這事被其丈夫即我們軍長發現了,兩人吵了一架,幸虧二姐沒有“咬”出我來,不然我肯定逃不過軍長大人之手。她後來告訴我這事時,說自己也曾對其丈夫反唇相譏,甚至發起反攻,原來軍長也曾多次與其前妻重逢約會,並且不止一次地對妻子不忠,例如她有一次偶然臨時回家竟進不了門,好容易打開後,看到丈夫和一女文工團員在裡頭,正驚慌不安又衣衫不整,他們肯定沒幹好事。因此她也有權對其丈夫進行“報復”

軍長夫婦共同對我的美意

二姐和軍長兩人吵歸吵,有一點卻完全一致,即把她三妹介紹給我。她那三妹原是一個部隊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這時正住在自己姐姐、姐夫家。這位三妹美貌雖不如二姐,卻正處青春期並“待字閏中”。顯然因為二姐想彌補自己未能與文藝戰友結為一家之憾,我與其三妹年齡相當,似也匹配,她那當軍長的丈夫,又有些偏愛我這“多才多藝”、正上美院、頗有前途的部下,兩人一拍即合,一致主張讓我與其三妹結識交往,於是我就成了他們家的常客,並且每回都款待我一番。有一次他們為我沏了杯好茶,軍長問我這茶怎麼樣,我說還可以。其實我只喝過大碗茶,根本不會品味。軍長聽了罵我道,你這傢伙口氣不小,我這茶葉幾十萬元(舊幣)一斤,你只說是“可以”,真是白給你喝了!又有一次吃飯時,軍長指著一道菜問我,你知道這是甚麼嗎?我說是粉條,他又笑著罵道,他媽的,我又白招待你了,這是魚翅,誰家有這“粉條”啊?我只得也笑道,我是吃炊事班飯長大的,別說吃過,見都沒見過這種美味,難怪它又鮮又好吃,可情把它當“粉條”了。我們吃喝說笑時,三妹當然陪同在座。

當時三妹其實正閑居甚至困守在他們家,她是辭了原文工團的工作,到北京來報考蘇聯舞蹈家執教的“中央舞訓班”的,由於全國報考競爭者太多,更由於三妹本來基礎較差,特別是文化不高,自然被涮下了,她不好意思再回原單位,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幹的姐姐、姐夫家,每天不免無聊和困頓。恰巧我那時正熱衷於油畫人像寫生,她們姐妹就成了我的最佳“模特兒”,不僅為她們一人畫了一幅半身肖像,還根據她們已逝母親的照片,另畫了一幅油畫像和一幅粉彩像,使這位烈士也“音容宛在”了。應該說她們的媽媽確是一位美人,可情她們姐妹幾個只有二姐獨得其母真傳,美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大姐不必說了,這位三妹卻是青出於藍反而遜於藍,僅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整體及其氣質大有差別,尤其是她那略帶沙啞的嗓音,幸虧跳舞用不著開口出聲,不然就會露怯了。

三妹進鐵道兵文工團

當我知道軍長夫婦對我的這番美意後,一面不免“受寵若驚”,一面又感到遲疑甚至為難,因為這位三妹有時並不可愛,且不說其文化修養不足,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尤其是倚仗其姐夫、姐姐的“高幹子弟”派頭和勁頭,與我這“小兵臘子”特別是平民百姓出身,常常很不合拍。但我沒有也不能拂軍長夫婦的好意,還是甘願甚至樂意地與她們不斷交往看,說穿了是因為二姐太美,與三妹也多少有點“情分”,我們互相都有興趣和需要,就常去看望她們,陪三妹聊聊天,看看演出和展覽,暫時充當了她的“候補情人”角色。後來她的工作問題,由軍里的陳政委通過老上級老戰友的關係,調去了鐵道兵文工團,使她終於又有了“歸宿”單位,她二姐和姐夫家後來又遷出北京,我和她也失去了見面地點,離開美院上班後,就減少甚至中止了與她的交往。若干年後,我有了自己的愛人,與三妹的這段“情緣”宣告完全結束,但是我們間的故事卻沒有完。其實我與三妹也是老相識了,早在一九四八年春,我們部隊正在黃河北面休整,著名的“新旅歌舞團”來慰問演出,我們文工團派我和幾個人去他們那裡學習,

我主要跟王德威、蕭鋒等學畫幻燈片,同時也學學打腰鼓和一些歌舞節目。

我們在“新旅”呆了一兩個月,與許多人都熟悉了,曾常見一個很小的小丫頭,穿著齊膝的過大軍衣,下面還打著松垮垮的綁腿,一頭黃毛亂髮上,扎著兩根很少梳理的小辮,雖是單眼皮,膚色卻特白,只是有時拖著兩條鼻涕,常在流過嘴唇時,或是使勁吸回,或是用袖口擦去,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總是油乎乎髒兮兮的。她很少上台演出,只是跟著團里行動,自己學著打打腰鼓甚麼的,她有個哥哥也在“新旅”,但由一些較大的女同志帶著她。後來知道,她和哥哥都是烈士子女,一九四五年就來到新四軍,她當時才八九歲,等於是“寄存”在部隊文工團。幾年以後在我們軍長家又見到他們,才知他們與二姐原是一家,又知其兄弟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編導,主要作品有舞劇《寶蓮燈》、《小刀會》等,我們都為在戰爭年代相識、現在又重逢而高興。他們的三妹後來也出息了,不只當了不小的“官”,更成了個通“天”的人物,最後竟與我共過一段事。但我和她相處時,總是忍不住揭她的“老底”,說她當年的黃毛小辮,拖著鼻涕的“光輝形象”。只是我每次說此舊事,她都不搭理我,似乎怨我毫不顧及她的面子和現在身份。但是她當年的形象對我印象太深了,與她後來的尊容又反差極大,使我憋不住不提此事,雖然這可能惹她不太痛快。

三妹到鐵道兵文工團後,我只在大歌舞《東方紅》中見過她,偶爾遇到也只打打招呼寒喧幾句而己,這時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她卻還是“單幹戶”。我知道她心氣很高,不是門當戶對的“白馬王子”決不出閣。不料她後來的老公竟是我的一個“鐵哥們”,他是我早已相識相熟的部隊知名畫家。當我得知他們兩人正談“戀愛”時,我曾警告我那“鐵哥們”道:那“小姑奶奶”可惹不起,你千萬別找她!哪知他不聽“老人”言,還是與“小姑奶奶”結了婚。因為我曾企圖破壞這門婚姻,他們的婚禮請了我,自己卻不敢去,怕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為他們牽線搭橋促成良緣的人我也認識,事成後得意地問我道:這兩口子真是門當戶對,十分匹配吧?我心想就等著瞧吧!沒想到真被我料中了,在他們都有了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後,竟打離婚徹底分手了。這是後話,以後再說。卻說她在鐵道兵文工團時,團里有項額外的特殊任務,即在周末到中南海去,給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伴舞。她是部隊文工團舞蹈隊的,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幹子弟,不僅業務熟練,政治尤為可靠,就常常去執行這一“光榮任務”,結果為此不僅改寫了她自己後半生的歷史,還影響到了她周圍的人,此事由來及後來情況如下:

三妹關“宮”享受恩寵

有一次,鐵道兵文工團又奉命進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趕上跟偉大領袖跳。她本來就會“來事”,如此天賜良機,當然乘機大顯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興趣。由於她是單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楊開慧也是單眼皮,老人家竟說她有點像楊開慧。楊的小名叫“霞姑”,偉大領袖就賜她以御名為“李霞”。他們在舞中閑聊時,老人家問她明天是星期天,你們都去哪兒玩哪?她說沒有甚麼地方可去。老人家順口道,到我這兒來嘛!J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衛室不讓她進,她說是主席讓我來的。警衛室打電話報告請示,又一直捅到偉大領袖處,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說過這話,既然來了就讓她進來吧!於是龍顏芳心一齊大悅,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見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們一老一少相談甚歡時,中南海警衛室一個電話打到鐵道兵文工團,批評他們怎麼沒管好自己的團員,居然讓她闖到偉大領袖身邊來了。警衛室讓文工團團長、政委馬上趕到中南海來,準備等“私闖後宮”的已成為老人家身邊人的“李霞”出來時帶回團去,給予必要的批評教育。

幾個小時以後,也許“日理萬機”正“為國操勞”的偉大領袖確實另有公務,三妹這才戀戀不捨地“退朝出宮”,一到中南海門口,就由自己的團長、政委帶了回去。不過團里誰也不敢怎麼對待她,因為她已有了“尚方寶劍”,說是毛主席讓她以後隨時可以再去,並且留了相互聯繫的辦法,使她從此享受了“聖上恩寵”,並且成了誰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後,她就被調出鐵道兵,“奉旨”安插到離老人家更近的北京衛戌區,又進了甚麼公安學校。據說老人家非常關心她,讓她“脫產”學習特別是學外語,說要將她培養為貼身秘書,並且不論何時,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進“宮”侍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時,她也得陪“駕”護“輩”,一時成了偉大領袖身邊不可或缺的人,至於是“寵臣”還是“寵妃”就說不清了。

也就在此期間,即一九六五年秋,我那“鐵哥們”畫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電,如給岳飛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務。他一頭霧水地趕回京城,卻見已為他布置好了的新房,立即“奉旨”與三妹完婚大吉,並且籌辦喜事全部用費,皆由偉大領袖處支付。為他們操持一應婚禮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這是執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這一“重大任務”的。這使我那“鐵哥們”畫家,又驚又喜又難以置信,沒做夢就娶上了媳婦。他們婚後,相繼有了一兒一女,越長越大後竟沒一個像他們的爸,即我那“鐵哥們”畫家。好在當爹的並不計較,當時也沒DNA檢查,也就由它去了。

三妹成北京草委會文教組副組長

到“文革”時期,三妹和畫家夫婦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婦兩人各走一極,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會的文教組副組長,其官職和權力至少相當於省市的文化廳局長。當時她經常拋頭露面,對下屬的各個文化單位和文藝團體等等下命令作指示,還曾領著樣板戲女演員,隨她進“宮”參見人們夢寐難求的偉大領袖,既使他們親耳聆聽了凡人未聞的“最高指示”,又為當今“聖上”當面恭唱了“堂會”折子戲,都使女演員們獲得了此生的最高榮譽。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左”派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廣大革命群眾,原是文工團員的三妹竟手抱語錄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統帥”和“偉大旗手”之間,簡直也成了他們的“親密戰友”,不只豪氣衝天,並且牛氣逼人!只是這時她那老公,即我那“鐵哥們”畫家,不僅沒有如此風光,反而成了所在單位掌權造反派的對立面和階下囚,因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奪權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氣,使那畫家受了很多罪。在兩派鬥爭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不過是反面的,“堅決打倒”和“歡呼揪出”他的大標語,刷到了天安門城牆上,比他作為畫家的名氣,大得怎麼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當年的三妹,有時運用權力和關係,拉他或幫他一把,卻又常常顧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對立面批門關押和刑訊逼供,因此我那畫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頭,與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個如上天堂、一個進地獄,他們夫婦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時分時合,鬧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

好在不論別人怎麼折騰,三妹身後自有最大後台,使她“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照當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組長。可別小看這個“副組長”,其能量和威風卻大得令人目炫,許多上層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曾與二妹同行的劉慶棠(也就是人稱“長征兩萬五,不如跳個芭蕾舞”的那個舞蹈演員),北京衛戌區司令吳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門前老是停著作為高級幹部標誌的紅旗轎車,原是我們軍長的二姐她丈夫,對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來,時時來討教和請示她這事那車、.....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條,即她能通“天”,全國八億人口,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見偉大領袖的人之一連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辦公廳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即現在主府井南口北京飯店西側“貴賓樓”的原址。不只如此,家裡還安了部搖把電話機,那頭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隨時傳喚她進“宮”,電話鈴響後,紅旗轎車就到門口,馬上將她接進“宮”去。可憐我那“鐵哥們”畫家,雖是她的老公,卻成了她家男僕,吳德、吳忠和劉慶棠等一到,因為都是夫人的高官貴賓,他就得在一邊遞茶倒水侍候客人,夫人儼然是黨國要人,老公只剩了喊“渣”應“諾”的份兒了,他們家只有“母雞”會“打鳴”了&help;&help;

黨和國家的“絕對機密”

蘇聯有部關於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個頗有姿色的使女,其實是他養的小情婦,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歡,卻被使女迎面給了一記耳光,原來她已被皇上“寵幸”過了,身份已由原來的使女變為未來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將自己的小情婦拱手讓給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這樣,三妹,由一個普通的文工團員,突然成為一個權傾一時的高宮,其原因只是她不僅成為偉大領袖身邊的人,更已受到當今“皇上”的“恩寵”,她的身分地位已是一位“寵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語了。不過此事絕對不能亂說,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隱私,更事關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追究起來將罪責難逃。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事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我不僅逐漸得知一些真情實況,又已有書為證。

嫂子被退貨二姐被留宿三夜

“文革”以後若平年,國內秘傳著一部禁書,即在國外寫作並在境外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緩回憶錄。我早已風聞此書,但沒有特殊關係的人,是很難看到的。有回我們老軍長和二姐的兒子來我家,說到此書時,他說他已看過,並且不無炫耀地說,那書里寫了我三姨,連我媽都寫進去了。後來我終於找到此書,讀後發現其果然多處寫到三妹,也寫到了二姐。原來三妹自從進“宮”,被老人家欽定像楊開慧後,真的繼承了“烈士遺志”,並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職責,不斷被偉大領袖“寵幸”。她發現老人家雖然“日理萬機”,卻又有此一好,實為日理萬“姬”,她就以身相許,努力為其服務,更為求其歡心,再為老人家引進別人,好讓他換換口味。她陪“駕”伴“君”到上海時,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領來朝拜“聖上”。哪知“龍心”不為所動,因為她嫂子雖也有幾分姿色,卻沒有被老人家看中,當天就將其打發走了。

後來她又跟老人家到了無錫,當時仍當軍長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無錫,她就領著二姐夫婦一起來參拜“皇上”。這時二姐雖然已近中年,卻仍姿色出眾,尤其是那雍容華貴的氣質,老人家一見立即龍心大悅,先留他們夫婦兩人共進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飯後卻讓當軍長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將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幾天“龍恩”。雖然三妹這時已當了“拉皮條”的角色,他們姐妹二人共享了“皇上”恩澤,凡人哪有這等福氣呢?當時正隨“駕”的中辦副主任汪東興和李志餒醫生,指著三妹悄悄說,她媽媽要在的話,她也會領來孝敬“皇上”的。

書中又寫到,李志緩醫生髮現偉大領袖沾上了“滴蟲病”,這是從別的有此病的女性處得的,但對男性無妨,只是在他再與另一女性干那事時,又會將病菌傳給下一個。李醫生稟告“皇上”說,這病會傳給江青的。偉大領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沒那事了,要有的話正好在她那襄頭“洗一洗”。後來我知道,那滴蟲病就是三妹“獻”給偉大領袖的,因為我那“鐵哥們”畫家,也沾過三妹這光。李志緩的這部回憶錄,雖然在國外境外公開發行廣為流傳,在我國大陸卻是“黨和國家絕對機密”,嚴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傳播。但是其中寫到三妹的事,卻由我那“鐵哥們”畫家證實了,他說自己在“文革”中因為受迫害,關押揪斗叉上過刑,放出來後身體很虛弱,回家後夜裡與三妹干那事時,那玩兒怎麼也硬不起來,好不容易勃起了,卻一進去就“疲軟”,使三妹有近水卻解不了近渴,氣得她罵道,你都不如個七八十歲老頭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後他們夫婦分手的“種子”。

我得知此事後對我那畫家朋友說,你老兄也夠“幸福”了,居然與偉大領袖“共飲一江水”。他惱火得把頭上的軍帽一摔道,我這頂“綠帽子”算是戴定了!不過這話是在“文革”結束多年後才說的,當年我還未見上述那部“醫生回憶錄”,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聖上寵妃”(嚴格地說應是“之一”,因為“宮”中“寵妃”不止她一個)。所以在“文革”後期,我為了“躲風”,藉口學習領會毛主席革命路線,去紅軍長征路線訪問寫生,正趕上我的“鐵哥們”和三妹在鬧離婚。因為我與他們兩人都有多年友誼,更不知他們要離的主要原因,勸說他們“和為貴”,由於離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訪了她的大姐,讓她也幫助勸說三妹。那大姐卻小聲對我說,你不知道,他(即我那畫家朋友)那東西不行了,我三妹正來勁,他卻罷了工,夫妻生活沒法過,再加上別的事,他們是非離不可了。

我想這其實是種病,可以治好的,還打聽到一種葯,叫“肉蓯蓉”,專治“陽萎”,曾託人去買,以為只要治好這病,能夠滿足三妹所需,他們就可以不離婚了。但是當時三妹他們正劍拔弩張地較著勁,我“鐵哥們”的病也不能馬上治好,不如暫避鋒芒,先退避三舍,讓他和我一起到長征路線寫生去,他欣然答應馬上與我同去“長征”了。我們在貴州和雲南等地轉了三個來月,我因為家裡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卻又去了西雙版納,住進僚族村案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著要和他離婚,等他馬上回來辦手續,可就是怎麼也找不到他。三妹著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著著急,他們知道即將成為三妹前夫的畫家,是由我領著“逃跑”出去的,就氣不打一處來,對於我這“忘恩負義”之舉,非常生氣發起火來,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我怎麼對他們“忘恩負義”了?

關於我的“忘恩負義”,另有一段我與他們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氣活現時,我在本單位因為得罪了“副統帥”和“江女皇”一夥的人,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並被開除黨籍軍籍,押回原籍勞動改造。兩年後發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台。當初定案處理我的正是林彪死黨黃吳李邱等,我在勞改中聽到此事後,就蠢蠢欲動想回京翻案,但是因為久居鄉下,不了解外頭情況,就寫信給我那“鐵哥們”夫婦,請教他們怎麼辦好,他們很快覆信支持我回京參加反對“林陳反黨集團”的第十次路線鬥爭。

我還是沒有把握,正好我那老軍長已調任為江蘇省軍區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鎮江,我就從江北鄉下偷跑到鎮江,找到他們家見到了二姐。老軍長沒在,說是外出開會了,也許因為我還戴著“帽子”,他為了避嫌,故意不見我。二姐聽了我的陳述,她說已從三妹夫婦處知道了我的事,給我講了林彪一夥垮台和“文革”中的許多事,認為我的問題完全可以平反,根據我的出身歷史和一貫表現,不會有什麼問題,支持我回京找原單位去,也可以直接找總政甚至軍委上告。二姐說我可以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費。我說還不行,這次我是從生產隊偷跑出來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還有個老母親,也得安頓一下才能走,又說路費可以自己籌,回鄉時曾給我幾百元安家費,借給生產隊買牛了,現在能夠還我一些,正好用它當路費,屆時我將從鄉下直接回北京。二姐說這樣也好,就拿出一批關於“文革”和林彪問題的文件材料,讓我了解外頭形勢和上頭精神。

當天晚了,我不敢到外頭住旅館,因為沒有任何證件,萬一被“文攻武衛”查出我是潛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脫層皮。二姐毅然決定“窩藏”我這“反革命”,讓我住在她家,這襄是省軍區政委家,誰也不能隨便進來,躲在這裡最保險,就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來最為安穩和舒適的一覺。從白天到夜裡,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裡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別二姐回到鄉下,臨走前她囑我到京後就去找三妹夫婦,讓他們把北京的鬥爭情況告訴我,還要我有什麼事就隨時與她聯繫,最後又說:一聽說你也當了反革命,我從來就不相信,我們看著你和三妹一樣,在革命隊伍中長大,忠心耿耿為黨為國,怎麼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們都支持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著你的好消息!

(未完待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于飛 來源:前哨雜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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