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財經訊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官方網站今晨發布消息稱，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去世，享年102歲。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產權理論的奠基人，其理論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影響深遠，科斯生前曾對中國發出十大忠告：
一、必須去除所有加諸國企的特權，讓私企得以自由競爭
只要有自由競爭的環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應對這些交易費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戰是，他們仍然遭受著種類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視。他們很難進入資本市場，因為資本市場主要是由國有銀行所控制。
要拋開為私企設置的種種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業)是依法營運，就該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經濟行為體不遵守市場原則，市場經濟就不會成功。必須去除所有加諸國企的特權，讓私企得以自由競爭。
二、政府參與土地交易導致腐敗猖獗，必須將其自身排除在市場之外
科斯：只要交易雙方可以自由討價還價並達成交易，那麼市場行為就可以發生。中國的情況是，政府宣稱了對土地的擁有權。國家必須允許土地的事實所有者——多數情況都是農民——進入市場。這樣，國家可以通過收稅在土地交易中獲得很大利益;同時，為了自身利益，就必須將其自身排除在市場之外。
中國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為，應該叫做單方面獲取。這顯然並不是市場行為。
政府參與土地交易導致腐敗猖獗，帶來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這在中國已經被廣泛報導。
三、中國應打造一個自由的土地市場
問：深圳發布了一個土地雙軌制文件，允許深圳農村變賣集體所有的工業用地。你認為，這是否為中國土地政策提供了一個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顯然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中國是一個遼闊而多元化的國家。一種方法或許在一個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應該鼓勵地方政府大膽嘗試不同方法，打造一個自由的土地市場。
四、在中國，教育和稅收兩項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科斯：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場經濟中都不可避免。考慮到中國的龐大以及地區多樣性，基尼係數高也在預料之中。爭議的核心在於，導致不平等問題出現的中國市場經濟，其深層問題是什麼。
比如教育和稅收制度，在最已開發國家都發揮著強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國，兩項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會流動的大門是打開的，處於社會結構底層的人對自己的未來、自己孩子的未來有希望，那麼不平等本身就並不是問題。
五、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顯然開錯了藥方，需要反思
科斯：在已開發國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設置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個孩子。長遠來看，獨生子女政策並不可持續。另外，保證政策的實施過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滿暴力的。隨著一個國家的富裕，女性也趨向於自願降低生育率。今天沒有必要來強制執行如此嚴苛的政策了。
獨生子女政策不僅削弱了中國勞動力數量，還降低了其質量。研究已經表明，獨生子女政策實行之後出生的中國兒童，其社會技能被迫變低。當然，其影響也在經濟之外有所體現。它在基本社會結構上，也嚴重削弱了家庭。
六、「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發生的令人矚目的市場轉型。然而，不是中共政府，而是我們稱之為的「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
饑荒中的農民發明了承包製;鄉鎮企業引進了農村工業化;個體戶打開了城市私營經濟之門;經濟特區吸納外商直接投資，開啟勞動力市場。與國有企業相比，所有這些都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邊緣力量」
七、中國經濟學者要從黑板經濟學回到真實世界
科斯：我相信經濟增長的秘訣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須考察真實世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在呼籲我的同行們從黑板經濟學回到真實世界。不過沒有什麼效果，我的同行們似乎不大願意聽我的勸告。中國有那麼多優秀的年輕人，那麼多優秀的經濟學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關心真實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產的制度結構，就一定會改變經濟學。我始終對中國寄予厚望!
八、中國必須讓其政治權力服從於法治
科斯：人類社會到處都存在著腐敗。過去50年間，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聽到市政官員的腐敗新聞。伊利諾州的兩任州長現在都身陷牢獄。我的同胞、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公爵解釋得很清楚：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如果政治體制是透明的，如果權力由法律來約束，如果任何權力的濫用都可以追溯責任(自由媒體和獨立司法體制，因而是需要的)，那麼腐敗就不會威脅到秩序和穩定。
科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還是體制重建，叫法無所謂，中國必須讓其政治權力服從於法治。
九、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
「具備批判思想、願意挑戰權威，而又寬容、虛懷若谷的公眾，是自由思想市場發展的沃土」
中國沒有理由比韓國、日本或美國缺少創意。只要中國開放思想市場，允許大學獨立、自治，給私企以與國企同等的待遇，中國就會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層樓。
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我收到過許多中國讀者的來信。經常被問的是，「科斯教授，為什麼沒有中國科學家被授予諾貝爾獎?」對此，我真的無法回答。
中國已故的物理學家錢學森也許提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答案，在與溫家寶總理會面時，錢學森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的大學在1949年後沒有產生一個世界級的原創性思想家或有創見的科學家?」
錢學森之問幫我回答了中國讀者向我提出的問題。而就錢先生的問題，我卻有個答案，那是因為中國缺乏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
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不能防止錯誤思想或邪惡信念的產生。但歷史已經表明，就這一方面來說，壓制思想市場會遭致更壞的結果。
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培育寬容，這是一服有效的對偏見和自負的解毒劑。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錯誤的思想很少能侵蝕社會的根基,威脅社會穩定。
「錢學森之問」清晰表明，一個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不僅是學術卓越的一個先決條件，也是開放社會和自由經濟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識基礎，沒有這樣的思想市場，人才的多樣性必將枯竭。
十、中國的奮鬥就是全人類的奮鬥！
我是一個出生於1910年的老人，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和許多事情，深知中國前途遠大，深知中國的奮鬥就是全人類的奮鬥!中國的經驗對全人類非常重要!
「我今年98歲，垂垂老矣，不知道還能夠活多久，隨時都可能離你們而去。希望在你們，希望在中國。我相信你們是不會讓我失望的!」(2008年7月14~18日，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科斯教授以98歲高齡，親自倡議並主持召開「中國經濟制度變革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