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國著名報導文學作家蘇曉康，曾以電視片《河殤》蜚聲中外，也是六四中被中共重點通緝的流亡者。2009年香港《開放》雜誌編輯金鐘對蘇曉康先生進行了專訪，在其撰寫的《告別中國二十年》中詳細記錄了蘇曉康在訪問中回顧八九年經歷的文學與政治的衝突、逃亡的經過和來到西方後的不幸遭遇。有不為人知的內幕，坦誠的內心自白，情理交融，娓娓道來。是追求自由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一份真實記錄。全文如下。
一、《河殤》事件與趙紫陽
問：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際，很高興有機會訪問你。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有一個七名知識份子的通緝名單：嚴家祺、包遵信、陳一咨、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你居第五，也是唯一的被通緝作家，究竟你是憑甚麼「晉升」到這個名單之中？
蘇曉康：這個名單是當時政治局常委所定，「八老」有幾位出席會議。這是繼通緝方勵之夫婦、二十一名學生、三名工人之後的一份秘密通緝名單，發到縣級公安、機場、碼頭等地。我是王震點名而上名單的。八八年九月，王震讓他的大秘書唐玉向人民日報老總譚文瑞傳達對電視片《河殤》的批評，其中有一句「他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譚即以內參發政治局。廣電部找我和夏駿傳達王震的批評。我聽後馬上調查《河殤》劇組，是否有人父親被鎮壓？一個也沒有。後來，到了海外，我才知道，王震指的是趙紫陽。趙父是否被殺？我不清楚，反正是死在共產黨手裡。
問：最近公布的趙紫陽錄音回憶錄中，有提到趙與《河殤》。在八八年十月三中全會上，王震突然攻擊《河殤》，要求中共正式批判，趙沒有理會。李先念說「鮑彤是支持《河殤》的無賴」。趙說「王震沒說的比說了的更多。李先念提及鮑彤實際上在說我，暗示我支持《河殤》。」趙和鮑彤是不是支持你拍《河殤》？
蘇曉康：這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一個新細節。過去我們一直以為王震罵《河殤》是受秘書唐玉的挑撥，趙在中央全會上打斷王震發言，說今天不討論《河殤》，王震的意見只代表個人不代表中央，當眾掃了王震的面子，王震恨趙。中央台八七年第一次播《河殤》時，四個中央領導趙紫陽、李鵬、楊尚昆、李先念來調片子看。中央台得到的反饋是：趙說「幹嗎罵老祖宗呢？」楊尚昆大加讚賞，說「全體幹部、戰士都要看，解放思想嘛」，李鵬、李先念沒有回音。趙的態度是不欣賞《河殤》，鮑彤的態度，我不知道。但從和《新觀察》戈揚的接觸中可以感到他們是保護我和《河殤》的。（但）正如趙紫陽錄音所說，說他和鮑彤下令製作，發到全國，「完全是虛構」。從趙紫陽與宗鳳鳴談話中也可以看到，趙要撇清和《河殤》的關係，他不同意批判傳統。這甚至使我吃驚。
問：你怎麼知道鮑彤是保護你的？
蘇曉康：戈揚（新觀察主編）告訴我一事。在《河殤》之後，我寫了《烏托邦祭》，是關於廬山會議的，二十五萬字。江西出版後不准發行，全部封存，打成紙漿。戈揚知道後，要我給她一個十萬字的書稿，在《新觀察》上一次發表。我給了，戈揚在發排前一分鐘，給鮑彤打電話，鮑說，《河殤》已使他們焦頭爛額了，還要發《烏托邦祭》，我們就保護不了他了。還有一件事，趙紫陽在當眾抵擋王震後，見新加坡李光耀時，送了一套《河殤》給他。趙說，「聽說你們弘揚傳統文化，我們這裡出了一個電視片批判傳統，送給你看看。」此事上了「動態清樣」，給政治局委員看的，大新聞單位有，我看到了這一段。傳說是趙對王震的反駁。
問：《河殤》引起巨大轟動，又被政治化，當時我們在香港也很關注，緣由何在？
蘇曉康：說說由來，可以看到沒有政治背景。事情和當時的「河流片熱」有關。《話說長江》一片收視率奇高，使中央台大賺。那時日本NHK要買黃河的拍攝權，出一百萬美金，沒人敢拍板，最後由鄧朴方拍板，賣了。但由中央台與NHK合作，從河源到河口各拍一套。電視片的靈魂人物是劇作者，解說詞很重要。中央台的黃河片由負責紀錄片的副台長陳漢元負責，他認為拍得失敗，沒有競爭力。後期製作下游解說詞由我寫，我建議從文化角度切入，導演害怕太敏感。在我們爭論時，年輕的夏駿支持我，他看出我的心意。陳同意讓我出六集的方案，於是我編劇，夏駿導演的《河殤》就這樣出籠了，放在五十集《黃河》之後推出。可見《河殤》製作，純為票房，與趙紫陽完全無關。
問：那麼，《河殤》究竟有甚麼敏感之處？蘇曉康：我的構思是，要找到黃河在中國文化中的符號與象徵意義。黃河和長江並列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可是她更具中國文化的性格，雖滋潤中國幾千年，但又暴烈、任性、泛濫成災。我形容她是「狂暴的巨龍」、「母親變成暴君」，猶如「東方專制主義」。這些意念要從黃河的具象中提煉出來，而又要和改革形勢相配合，提出黃河走向大海……片子出來，各省電視台都轉播，總共有上億的觀眾，反應熱烈。各大報都登了《河殤》解說詞。不幸片子的成功竟和高層權力鬥爭掛上了?胡啟立由《河殤》事件發出指示：「中央以後不評定一部文藝作品是香花還是毒草，由文藝和評論部門自己去討論。」
問：我當年讀過《河殤》劇本後，感覺這是一部「政論片」，論述氣勢磅礴，含有很深的批判性，和對西方文明（藍色文明）的嚮往，引起麻煩，勢在難免。
蘇曉康：爭議是正常的。但被老人幫拿來攻擊趙紫陽支持自由化，那是沒有根據的羅織罪名。趙回憶錄指《河殤》成為倒趙運動的藉口。因此《河殤》事件是一個文化迫害事件。和文革中借文藝批判來打倒政敵的做法沒有區別。我只是一個寫作者，和政界也沒關係，不說趙紫陽，連鮑彤、陳一咨都沒有見過。
三、定居西方，從車禍中甦醒
問：讓我們再回到你的故事上來。你到香港，我們有所聽聞，十分保密吧？
蘇曉康：在香港躲了兩個星期，和孔捷生、遠志明及那位偵察科長住在跑馬地一個高層單位。老鬼也住在那座大廈，他擅自跑來找我們，被朱牧師發現，便將我一人轉移到一位女記者家中住了幾天。然後，就把我交給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家，住一夜，第二天由港府政治部派員送我上機場，用假護照，走後門，登機飛巴黎，那是九月二十日。在香港期間，規定不見記者，不露面，為了安全。但有兩次例外，支聯會張文光安排一位美聯社記者湯姆Tom，要在電話上和我說兩句話，因為在大陸認識他，我答應了。湯姆藉此發了新聞，說已證實蘇曉康逃出大陸。為此，張文光據說「犯了錯誤」。另一次在法國副總領事家的那晚，和領事兩口子聊天，有一位女士在座也和我聊了一陣。後來到巴黎，和聯合報記者薛曉光談起，才知道那女士就是中時記者江素惠，可見台灣兩報挖新聞，爭得很激烈。我在港消息走漏，是我短期逗留，提早去法國的原因之一。另外還有專上學聯負責人見過一次，為他們支援我們同行的十萬元偷渡費簽字。
問：《河殤》案涉及到趙紫陽，非同小可，受迫害牽連的親友多不多？那位夏駿呢？
蘇曉康：《河殤》撰稿人還有王魯湘、謝選駿、張鋼、遠志明等，張鋼本沒寫甚麼，掛了名，害了他，逃到台灣；謝選駿去了美國；遠志明後來成了傳教士；王魯湘現在是鳳凰衛視的一個主持人。跟我合作較多的年輕人夏駿，先是停了導演職務，後離開CCTV，不知所終。他沒有監牢之災。我的家人，父親沒事，母親受了很大驚嚇，非常怕我被打死，天天哭泣，找人要求放過我。她是光明日報老記者，那時，六十五歲退休，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街旁跌倒，腦溢血去世。我太太傅莉在醫院工作，上下對她很客氣。也找她談過話，她真不知道我在哪裡。也抄過家，拿走了一些東西。
問：記得二○○三年你回北京奔喪一次？
蘇曉康：父親二○○三年三月病危，肝癌轉移。我弟要我回去見父一面，我向紐約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等候、拖延好久，回說要父親申請。於是我弟填好申請，讓父親簽字。不幸簽完幾天後，父親走了。我才獲准回國奔喪，有三個條件：一、不見記者；二、不發表言論；三、不接觸敏感人物。我無權拒絕。和太太回北京。遺體告別在八寶山，因父親同僚都來，不能見我，讓我一人在外面，不參加儀式。那種荒唐的感覺，真是不可形容！人走光了，讓我獨自進去和父親告別。原來想跪下去三叩頭，但在那種受辱的氛圍下，心情不允許。向父親行了三鞠躬。原說可以活三個月，終於沒讓我見到他。喪禮後，本想多留些時間，給傅莉看醫生，卻不獲批准，要我按時離境，又遇非典，五月初，就逃回了美國。這樣，父母先後都走了，我在中國沒有家了，再沒有甚麼牽掛。
問：「祖國」的觀念還存在嗎？
蘇曉康：流亡當初，還有幻覺，以為不久會回去。九三年發生車禍後，就斷了回家的念頭。二○○一年我入籍美國，未來將在海外落葉歸根。余英時先生說得好：「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在哪裡。」二十年，看淡了。祖國的觀念，我是沒有了。祖國已被糟踏得一塌煳塗。
問：你爸也算是文化高幹吧？他對你的影響怎樣？父子間的互動如何？
蘇曉康：父親蘇沛，早先是浙江日報編輯，一九六○年調紅旗雜誌，陳伯達手下，文革下五七幹校，七五年起跟鄧力群，文革後到了書記處政治研究室。觀念上是左的，對我在報導文學上的成功還是相當高興、自豪，但我不斷惹麻煩之後，他擔心了。勸我不要太天真，要考慮自己的安全。對於《河殤》的事，他相信與趙紫陽有關，要我不要和趙紫陽搞在一起。他知道高層鬥爭的殘酷與隱秘。似乎他對國家的問題也很清楚，表露「說也沒用」的情緒。對於我流亡在外，他的看法和母親不同，說「回來幹甚麼！」他堅決反對我屈服式地回去。政治上，和父親沒甚麼交集，他在那個圈子裡幾十年，性格已很深沉，不動聲色。一肚子學問，一手好文章，看他在幹校給我們的信，真是一種享受。他一生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心裏面很看不上胡喬木那些大秀才。
問：曉康，你也在西方消磨了二十年。比起你在中國的八十年代，創作了那麼多出名的作品，會不會感到這二十年的可惜和失落？
蘇曉康：八九年我四十歲，正是創作的高峰時期。八十年代那確是我難忘的十年。在西方這二十年，我和其他人有一點不同，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和傅莉在水牛城附近遭遇一場嚴重車禍。在那之前，我的狀況可以說是「飄飄然」。初到巴黎、美國，到處演講、開會，到處是鮮花、掌聲。那吾爾開希、柴玲就更是不得了。沒有失落感，不覺得完了。劉賓雁當時估計五年中共垮台，被人罵盲目樂觀，其實，我們所有人都是這樣看的。和大陸逃亡時在一間屋子裡躲三十多天的困厄相比，我們受到的歡迎，只是令人陶醉，心裡亂糟糟地，當然寫不了東西。沒想到我在大陸的知名度，比不上在海外。尤其在台灣受到的追捧，使我忘乎所以。普大的中國學社簡直成了一個「流亡渡假村」，周末Party喝酒、唱歌，唱的都是文革歌、大陸歌，大家都廢了武功，無所事事。傅莉九一年出來，見到我那種浮躁的生活，非常憤怒。她要我去讀書，多家名牌大學都會接收我。我就是不去。一場車禍徹底打碎了我的「飄飄然」，比好多人更早地回到現實中來，考慮個人家庭的前途，面對嚴酷的命運。
問：那是一個非常悲慘的遭遇。
蘇曉康：車禍後，傅莉癱瘓，我雖早復原，五年中處於昏沉沉的狀態，好像看到了黑洞。太太那種狀況，讓我一年後才哭得出來。醫院當時已判定傅莉是植物人，但沒有告訴我，怕我受不了、垮掉。我醒來後，曾走到高速公路想自殺，一個信念戰勝了我：要盡一切可能救她、治好她。真要感謝余英時先生的慈悲心腸，讓我在普大多待了幾年，為太太的醫療方便。經過各種各樣的治療，傅莉終於恢復了大部分生活能力。這過程也是自我治療的過程。經過好幾年的耽誤，我開始給台灣兩大報寫專欄，回到我安身立命之地，在寫作的快樂中克服內心的憂鬱症。懂得了許多車禍前不懂的事。我沒有宗教信仰，只有咬緊牙活下來。
我是六四的倖存者，又是六四後一場災難的倖存者，每想到那些為了我們而付出沉重代價的朋友和不相識的人們，為六四而至今惡夢連連乃至家庭破碎的友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他們有香港人、大陸人、美國人、有的已經長眠，有的還在默默地做抗拒遺忘的工作。
蘇曉康主要作品
（作品名、出版時間、類別）
1、東方佛雕 1983-10 報導文學
（1983年全國優秀報導文學獎）
2、洪荒啟示錄 1986-2 報導文學
3、陰陽大裂變 1986-5 報導文學
（1985年全國優秀報導文學獎）
4、自由備忘錄 1987-9 報導文學
5、神聖憂思錄 1987-9 報導文學
6、最後的古都 1987-6 報導文學
7、河殤 1988-7 CCTV電視片
8、烏托邦祭 1988-8 長篇紀實
蘇曉康是中國八十年代紀實文學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學活動開始於1981年，任中央台駐河南記者，1985年任北京廣播學院講師，央視記者。作品觸及尖銳的社會問題，具廣泛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