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剛剛聽了一場「範疇再見」追思會，這位大俠留下一句醒世之言：「這次台灣大選，不是選白宮，就是選中南海」；當下「藍白合」破局，其根本含義，乃是沒有「白」的生存空間，柯文哲自負的聰明、投機、中性，在藍綠對決中，被徹底「玩兒完」，他的黨最終也會被棄保；「藍綠」不容「白」的存在，旁邊卻有一個「紅」在操盤，這麼殘酷的遊戲，因為背後是中美對決；甚至連當年的「統獨」爭議，也演化成「親美」還是「親中」。
習近平最近已將「武統」改為「和統」，其緣故不止經濟崩潰、實力銳減、軍方消極，還在於中共看到「和統」的可能性已在島內生成，習的歷史經驗也來自毛澤東，此梟雄當年曾說，奪取台灣主要靠內應及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則把握更大。
空軍和制空權有關，到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內應就是代理人或同路人，或在廣義上包含所有可以達到瓦解台灣民心士氣的島上資源。而廣義上的"內應"，達到一定強度時，往往能夠以非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相較於動武，毛澤東更看重內應——什麼是"內應"，如今中美都看得很清楚。二〇一九年先是香港的抗爭與沉淪，接下來便是二〇二〇年初台灣大選，藍綠兩營皆有「亡國感」，我當時留下一則文字，頗可與當下對照。】
四九後大陸淪陷，台灣也在蔣家軍政之下，中國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個孤島嗎？這個孤島才有牟宗三、徐復觀、錢穆、余英時……。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實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說"美國無力無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軍奮戰，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會的"犧牲"。
亡國感
黎智英接受《財訊》訪問，對台灣人苦口婆心：你們要是選郭台銘、韓國瑜這樣的人，台灣人不會死嗎？
他當然指的是台灣總統選舉，誰都知道，韓國瑜、郭台銘可以接受「一國兩制」，經香港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送中」，郭台銘表面上改口了，而韓國瑜反應遲鈍，還說「我不知道啊」，民調大跌。香港效應在台灣發酵，最大受益人是蔡英文，因為她對中國最強硬。
轉眼七月，台灣大選鏖戰，藍綠對決已然是一場美中"代理人"戰爭了。我先聽到一個高分貝的字眼"亡國感"，忍不住也去議論，台灣"亡國感"大行其道，卻是不一樣的兩種"亡國"危機。綠營之亡，乃民主制度有被對岸專制吞噬之危；藍營則有"中華民國"壽終正寢之危。"兩危"激盪2020大選，又在於台北已經出現"中共代理人"，而且民意度極高（有的民調甚至是最高）——此民意的背後，積澱著外面人不易解讀的恐懼和訴求，而且非常情緒化，卻是最棒的選舉資源。
綠營的"亡國感"，除了對岸"大國崛起"的霸凌，更大的背景，反而是美國重返亞太的強勢，蔡英文的"維持現狀"已勢不可能，兩強對決，逼她必須選邊站，自然不可能站到專制那一邊，雖然是"同文同種"；弔詭的是，藍營難道可以選擇站到習近平那一邊去嗎？那就是被關進"一國兩制"囚籠中，香港的苦苦掙扎與覆亡，就在眼前！
相對而言，"藍亡"迷思偏重一點，因為其中暗含著"偏安"誤區，那自然是七十年積澱下來的；甚至"偏安"思維，就是一種中國傳統，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臨安，趙宋小朝廷的苟且偷生，就不要說它了，那時的中原文人，對丟了北方半壁江山，痛心疾首，心心念念於北伐，到死都是"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這種亡國情懷，錘鍊出許多大詩人，但是政治上毫不可取，最終氣數盡在崖山。時至今日，藍營中人乃不能看清今日北京就是當年的蒙古人，還存僥倖，豈不怪哉！
至於"綠亡"之誤，僅在執政包袱。強敵之下，一水之隔，哪裡來的許多空間讓你揮灑？"轉型正義"也好、回饋選民也好，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原是辦不了太大的事情，也容不得擠壓政敵太甚，「中華民國」之殼非要毀掉嗎？藍綠基本盤相當，輸贏全在中間選民的好惡，每年政黨輪替的意義，已經扭曲。我在大洋對岸，何敢妄言？這點感覺還是2018年底赴台觀選"九合一"得來的，當時民進黨"雪崩式慘敗"，跌破眾人眼鏡，我聽到內行解讀，肇因乃"年金改革有侵犯財產權之虞、追討黨產有政治清算之嫌、轉型正義有違憲濫權之虞、前瞻計劃有違憲之嫌"，當然也包括"拔管"之類，綠營領袖被權力迷惑，可見一斑。
那次觀選，還讓我領略了台灣的"造神"傾向，前所未有。甫抵台北即聞聽"蔣中正還魂"，正在坊間盛傳，我不知所以，待看到"韓流"現象才明白，它令我想起中國六十年代的文革，然而當年老蔣也沒有這麼大"魅力"，反而有點毛澤東在台灣還魂，這個現象就是"奇理斯瑪"嘛，藍營為奪回政權，而尋得一個"奇理斯瑪"式人物，非常危險，還好民間、特別是年輕人，讀出其中的巫魅，大舉"返鄉投票"，扭轉局勢。東方社會的選舉，會不由自主的哄抬"巫魅"，這次在台灣才看到。其實不止藍營，綠營也不遑相讓，那個陳水扁，"台灣之子"，不是一樣很民粹嗎？至於今日大獲全勝的蔡英文，其實已經滿身輝煌，離"成聖"、"成鳯"很近了，更加巧合的是，台灣的本土神祗媽祖，恰是一個女性，因而土壤非常配合。我還沒有看到台灣有人擔憂，而把這個韋伯論說傳到中文裡的第一人，正是從台灣出來的林毓生教授！
綠營領袖沒有進步的話，對付藍營不在話下，可如何應付對岸的蒙古人？
西北來的征服者
這"蒙古人"是三十年前的舊概念。八九六四後流亡海外，我第一次訪台，貿然說了一句"台北有如當年南宋臨安"，那確是走在夜雨中滿地霓虹燈碎片的忠孝東路上我的一閃念，來自兒時的故鄉杭州，遭批"以中原心態看台灣"，其實背後襯托的南宋人那首七絕"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何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是何等的迷離……。
這裡"蒙古人"只是一種象徵概念，泛指中國歷史上的胡漢之爭，不過余英時教授分析胡漢之爭，更延伸到向海洋發展的新命題：中國的文明，為什麼呈現了一種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擴展，又向海外擴展這麼一個長達一兩千年的態勢？這就是因為受到了北方遊牧民族的擠壓。大家都知道這個基本的歷史常識。從漢朝時，北方就有匈奴人，南北朝的「五胡亂華」，北方的遊牧民族，一直擠壓黃河流域以及後來的長江流域的農耕民族——漢民族，長達一兩千年，將中國文明往南、往東擠壓。來自北方的壓力，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稱得上是個「永恆的壓力」，就是在將來也還會遇到。余教授寫道：
『非常概略地講，政治史的背景是內陸亞細亞的少數民族（中國史上所謂「胡人」）從漢末以來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漢族政權施壓力，把北方的中國人不斷推向東南沿海地區。東晉和南宋的兩次所謂「南渡」便對中國人口從北向南遷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灣新竹的饒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東晉初年從北方南渡到福建，成為閩林的一世始祖，後來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遷至潮州饒平。林氏後代最後在乾隆年間渡海來台。（見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四年）舉此一例，即可見台灣的發展史並不真的是從十七世紀初年才開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須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
所以我在普林斯頓遇到余教授，他對我說：「你說中國文化沒有海洋文明，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余教授說得很客氣，「但是我很贊成你提出的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矛盾。」他認為，中國文明是從黃河流域發源的，南北朝以後重心移向長江流域。我們一般談中國文明談到這裡，就不往下談了。他說，宋以後，特別是明清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進行發展和開拓，但本土的中國人談得很少。整個南洋的開發，以及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海外社會的發展有關。中國宋代以後，向太平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國人自己不談它，只談長江、黃河，這是一種陸地思維；同樣的，而今在台灣，如果只談中國的長城、「四大發明」、地大物博、通商盈利，而不理南洋、亞太、海洋、全球，便意味著還陷在陸地思維，即便在一個海島上也沒有看到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