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問題，59—61年甘肅通渭大規模餓死人事件被稱為「通渭問題」。65年7月通渭縣委報告稱：「全縣死亡60210人，死絕2168戶，1221個孩子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縣老幹部座談會上，親歷者說當年上報的數是縮小的，實際餓死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大量屍體沒人掩埋。
60年中南海標語事件，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劉桂陽在中南海北門外打出標語：「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懷萬歲!」。她隨即被帶走審訊，口供作為急件送北戴河，劉少奇閱批：「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交會議簡報組印發」。
革命與反革命，1944年騰衝戰役，國軍一部攻占高黎貢山，日軍被壓制後反攻未果，便驅使一當地村民某帶路，繞道山後攻擊國軍，國軍傷亡慘重。1950年鎮壓反革命，村民某被群眾揭發，押到批鬥現場後，村民某向上級領導大喊：「我帶日本人殺的都是國民黨啊」，領導聽後不語，不久，村民某榮升革命幹部!
此事絕非杜撰，在原中國遠征軍198師592團團長陶達綱將軍的回憶文章及鳳凰衛視相關紀錄片中都有記述。
1950年張愛玲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52年離開大陸赴香港，54年她發表了土改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她借文中人物之口說到：「老的地主清算光了，但共產黨是否已經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而且較前更貪婪，更有勢力」其敏銳的洞察力和預見性令人驚嘆!此後，張愛玲的作品在大陸長期被禁。
董時進，農業經濟學家，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任主席。兩年後，由於反對土地改革，農民黨被迫解散。
曾在49年致信毛澤東反對土改並預言大饑荒的發生。標題是《董時進上毛主席書》，自費鉛印，四處散發，提出「江南無封建」論，不贊成在江南進行土地改革。董時進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寧願租出土地;自己有勞力和經營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土改後，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
其實，董時進如此建言時，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於是悲哀地預言說，政權鞏固之後，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中共華東局統戰部隨後派人找董時進談話，提出批評，制止他這種違反《共同綱領》的行動。據說這封公開信散發到他的家鄉墊江縣武安鄉，也受到農會幹部和貧僱農的批評。嘲笑「董博士不了解實際情況」。
1950年4月，董時進去香港，旋去美國。他在《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中對土改政策有精闢的論述：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將富人的土地和生產工具等奪過來交給農民，叫他們利用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產。總而言之，共產黨是要用富人的錢和物，用貧民的力和命，去幫他們打天下。
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1998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萬里1977年曾任安徽省委書記)
老工人成反革命，68年毛的警衛團8341部隊進駐北京二七機車廠，對900多名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進行審查，200多人被定案，4人入獄，14人自殺。因該廠是毛親抓的「六廠二校」之一，其經驗做為樣板推廣，民國老工人成了全國工廠的清理重點，如甘肅玉門油礦揪出2000多老工人，整死17人，數百人被毒打致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