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網上有兩張照片，第一張我放在下面，「穿旗袍的張愛玲，正緊跟著挑夫狂奔」；第二張照片也有文字：「1952年，深圳，羅湖橋頭，草叢中」。作者似乎在營造一種「乘桴浮於海」的情勢，可那大概只是小河溝，然而四九至五二年的深圳羅湖橋下，實乃「大陸變色」的楚河漢界，跨過這道鴻溝者，寥寥無幾，而張愛玲之傲世孤立，又遭世道譏諷，說她讀爛紅樓、錯嫁男人、棄世遺立，她在當代中國，僅一人而已，此非歷史現象，毋寧就是思想史。
穿旗袍的張愛玲，正緊跟著挑夫狂奔
一、陰暗而深刻
一九九五年秋﹐報上刊出張愛玲去世的消息﹐中文媒體議論紛紛﹐有稱「孤絕之美」﹑「遺世獨立」的﹐也有人說這是「瘋狂和天才的臨界點」﹐還有人說她「幾十年過的非常狹窄﹑陰暗﹐但很深刻」。總之沒有人知道這位絕世之才的晚年心境﹐這是最神秘的。
而我卻在想﹐對生的淡泊﹐這種境界是迷人的﹐但不靠什麼信仰的外力﹐張晚年的孤絕靠什麼支撐﹖不信永生與不朽﹐難道是一個女人的獨特發現嗎﹖人們議論她，獨立﹑自主，但不快樂。我則弄不懂：一種對生命的不是絕望﹑不是厭世的看淡﹐對世間不是仇視不是蔑視的冷漠﹐對一個活到七十四歲的人來說﹐時間是怎麼被熬掉的﹖我只是覺得難熬得很﹐而她內心再未有過衝動嗎﹖最後﹐她一直不走是在等什麼呢﹖她難道只活在當年的孤島上海﹖
她最後一次見胡適在紐約﹐在嚴冬站在街上看河看怔了﹐「……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時代沒有站在這兩個純中國文人的一邊。張的封筆﹐可能就始於那年嚴冬在曼哈頓河畔，而胡適，我們這代人難免低估這個開荒者﹐在中國知識傳統上﹐他是他一類的最後生還者，前有古人，但後不見來者。
後來我又讀了一本司馬新著『張愛玲與賴雅』﹐讀她晚年棄世孤居的景況﹐不寒而慄，她竟為避虱子而在洛杉磯的汽車旅館輾轉住了三年半﹐隨身多年的家具只有一隻鋼製的檯燈。
張愛玲其實只在二三十歲時寫出好東西﹐後來的世道已不給她創作的條件﹐她還是苦苦掙扎﹐但無用。才華並不決定一切。心和情緒的適應外界占了很大的分量。作為女子她也是最悲劇的﹐愛過的兩個男人都不值得﹐而令她付出極巨﹐耗盡生命。她自己卻從未寫到這一層。
我終於明白她的棄世。這個世道是不值得人對它抱樂觀主義﹑希望﹑幻想以及理想的﹐樂觀無非是自我安慰﹐而理想基本上是幼稚﹑無知甚而殘忍。無力改變外界以保護自己﹐則只有棄世。張的小說是很世俗的﹐棄世使她無法再去臨摹人世﹐尤其是對人情之絕望﹐讓她那支婉約之筆失去魔力。她的英文寫得極好﹐卻不能靠英文創作成功﹐或許也是一種與現代社會的格格不入。由此觀之﹐文字乃生命之流露﹐源頭傷盡或可有傷感文字但也可能絕盡。
二、不動聲色寫人性之微妙
從普大東亞系葛思德圖書館借了張愛玲的《流言》。她是天生的作家，自稱九歲就開始寫小說，也是從模仿《隋唐演義》、張資平似的新文藝爛腔、張恨水的鴛鴦蝴蝶派等開始的，還寫過一篇章回的《摩登紅樓夢》。
她說，小說不是想寫就可以寫的，「譬如說我現在得到了兩篇小說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與人物的輪廓，連對白都齊備，可是背景在內地，所以我暫時不能寫。到那裡去一趟也沒有用，那樣的匆匆一瞥等於新聞記者的訪問。走馬看花固然無用，即使去住兩三個月，放眼搜索地方色彩，也無用，因為生活空氣的沁潤感染，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中的，不能先有個存心。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著，然後，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
她是說的小說不能硬寫、靠材料來寫，只能寫生活里的瑣事，如她自己最擅長的戀愛結婚、家庭衝突、生老病死，那不是太專門的，生活里平平常常的人情世故而已。這也是中國傳統話本的題材，不過古人有時候是專門去搜集民間傳說、口頭故事來加工，如馮夢龍之輩。至於張愛玲的技術處理，那是她讀古典小說讀來的，如把《紅樓夢》讀得那樣爛熟，是把語言和技巧都讀出來了，另外，她有一種古典的審美，滲透在文字裡。
又借到《海上花列傳》的張愛玲國語轉譯本，她改為《海上花開》與《海上花落》兩冊。繁瑣平庸的晚清狎邪小說，如今去讀真是不耐煩，唯有張愛玲的文字還是好，從中可見她流亡美國嘗試英文寫作失敗之餘，還是鍾情於中國傳統小說之技法，竟耗費精力去把這部吳語方言的小說全部翻譯出來，出版時附有一篇《譯後記》，是很好的文章，對小說技法頗多議論。中國傳統小說，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技法，就是在日常的吃喝玩樂之中，不動聲色刻劃人性的微妙處、幽暗處，《海上花》也只寫清末民初一群閒人在上海妓院裡如何喝花酒、調情、解悶而已，填寫了百年前人生的一個空白。
張愛玲說，《紅樓夢》是一個高峰，而高峰成了斷隘。但是一百年後倒居然又出了個《海上花》。《海上花》兩次悄悄的自生自滅之後，有點什麼東西死了。死了什麼？她沒有說。可能是指那種含蓄，那種在繁瑣平庸中不動聲色寫人性之複雜微妙的技法，而且一定要寫得讓後人去考據才肯罷休。
又讀《儒林外史》，讀得極有興味。書中寫出至少清末的世態，下層文人儒士與佛道的關係極密切，窮教書匠大凡是在廟裡開館，靠和尚供奉；第七回講兩個童生鄉試出來，就到觀音庵擺酒，和尚迎接，先拜佛，再向和尚施禮；廟裡也供著中舉人的牌位；又寫此二人考中後，一個道士便來行騙，作扶乩，二人需設壇、焚香、默祝，任道士沙盤乩筆，算出富貴、窮通、貧賤、壽夭來。這些細節很關鍵，是故事的襯底。現代中國的此類襯底是什麼？
很奇怪，到讀《海上花列傳》，才讀出《儒林外史》的好處，主要是覺得那種文字，更適合男人的味道，不像《海》甚至《紅》，乃是男人寫女性寫得好，女性反而從來沒有寫出過，只到張愛玲才欣賞得了，於是模仿《紅》，成現代文學一個源頭之一，反而《儒》的風采失傳了。《儒》是老辣、幽默、世故的，刻意不在風月場，而在男人的功名場；中國文化底下，寫男人不沾風月方能成全男子氣，一沾風月就是污穢不堪，乃至獸性大發。傳統小說愛寫男女風情，卻永遠是意淫，永遠是男性中心，於是今日你不可能再套用那種技法，那技法只在刻劃卿卿我我之中爐火純青，否則沒有味道，不是小說；《儒》則迴避了這個泥潭，可以把男人寫得豐滿一些，不是只在胭脂氣里顯身段。
三、她寫出了中國古典的悲愴落幕
張愛玲不是學者，也沒讀過什麼比較文學，但她的品味，好得並世無兩，不僅是第一流的紅學家，也是後人不敢望其項背的文學史家。
她說讀《海上花》：「我十三四歲第一次看這書，看完了沒得看了，才又倒過來看前面的序……此後二十年，直到出國，每隔幾年再看一遍《紅樓夢》《金瓶梅》，只有《海上花》就我們家從前那一部亞東本，看了《胡適文存》上的《海上花》序去買來的，別處從來沒有。」這篇《譯後記》洋洋灑灑萬言，津津樂道於青樓迷幻的戀情，以及小說技法，又旁及『紅樓夢』，勝似閒筆，卻一點不比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遜色，或也可視為對她上一代的五四巨子們文學觀作結，更仿佛寫了一曲中國古典的悲愴落幕。
對古典小說，她幾個字就說透了：「舊小說好的不多，就是幾個長篇小說。」「《水滸傳》被腰斬，《金瓶梅》是禁書，《紅樓夢》沒寫完，《海上花》沒人知道。此外就只有《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書倒有兩本是歷史神話傳說，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謂『通常的人生的回聲』，似乎實在太貧乏了點。」她比胡適更看深了一層。胡適欣賞《老殘遊記》，她則衷情這本《海上花》。
通篇看去，張愛玲真是一個曹雪芹的來世轉生，「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詮釋「戀愛的定義之一，我想是誇張一個異性與其他一切異性的分別」；「雖然沒這麼理想，妓女從良至少比良家婦女有自決權。嫁過去雖然家裡有正室，不是戀愛結合的，又不同些」；「盲婚的夫婦也有婚後發生愛情的，但是先有性再有愛，缺少緊張懸疑、憧憬與神秘感，就不是戀愛，雖然可能是最珍貴的感情。戀愛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這髒亂的角落裡還許有機會。再就只有聊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直到民初也還是這樣。北伐後，婚姻自主、廢妾、離婚才有法律上的保障。戀愛婚姻流行了，寫妓院的小說忽然過了時，一掃而空，該不是偶然的巧合。」
她讀爛了「才子佳人書」，才讀出一點訣竅。「本來此書已經夠簡略的了。《金瓶梅》《紅樓夢》一脈相傳，儘管長江大河滔滔泊泊，而能放能收，含蓄的地方非常含蓄，以致引起後世許多誤解與爭論。《海上花》承繼了這傳統而走極端，是否太隱晦了？沒有人嫌李商隱的詩或是英格瑪•柏格曼的影片太晦。」
她責備現代人枉負了古典文學描摹的愛情，「『爸爸，我愛你』，『孩子，我也愛你』只能是譯文。惟有在小說里我們呼天搶地，耳提面命誨人不倦。」「前幾年有報刊舉行過一次民意測驗，對《紅樓夢》裡印象最深的十件事除了黛玉葬花與鳳姐的兩段，其他七項都是續書內的！如果說這種民意測驗不大靠得住，光從常見的關於《紅樓夢》的文字上——有些大概是中文系大學生的論文，拿去發表的——也看得出一般較感興趣的不外鳳姐的淫行與臨終冤鬼索命；妙玉走火入魔；二尤——是改良尤三姐；黛玉歸天與『掉包』同時進行，黛玉向紫鵑宣稱『我的身子是清白的』，就像連紫鵑都疑心她與寶玉有染。」
她也有極好的歷史感：「拋開《紅樓夢》的好處不談，它是第一部以愛情為主題的長篇小說，而我們是一個愛情荒蕪的國家。它空前絕後的成功不會完全與這無關。自從十八世紀末印行以來，它在中國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沒有任何小說可比。」「百廿回《紅樓夢》對小說的影響大到無法估計。等到十九世紀末《海上花》出版的時候，閱讀趣味早已形成了，唯一的標準是傳奇化的情節，寫實的細節。迄今就連大陸的傷痕文學也都還是這樣，比大陸外更明顯，因為多年封閉隔絕，西方的影響消失了。當然，由於壓制迫害，作家第一要有膽氣，有犧牲精神，寫實方面就不能苛求了。只要看上去是在這一類的單位待過，不是完全閉門造車就是了。但也還有無比珍貴的材料，不可磨滅的片段印象，如收工後一個女孩單獨蹲在黃昏的曠野里繼續操作，周圍一圈大山的黑影。但是整個的看來，令人驚異的是一旦擺脫了外來的影響與中共一部分的禁條，露出的本來面目這樣稚嫩，仿佛我們沒有過去，至少過去沒有小說。」
她的時空穿越沒人寫得出來：「中國文化古老而且有連續性，沒中斷過，所以滲透得特別深遠，連見聞最不廣的中國人也都不太天真。獨有小說的薪傳中斷過不止一次。所以這方面我們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國人不但談戀愛『含情脈脈』，就連親情友情也都有約制。」「上世紀末葉久已是這樣了。微妙的平淡無奇的《海上花》自然使人嘴裡談出鳥來。它第二次出現，正當五四運動進入高潮。認真愛好文藝的人拿它跟西方名著一比，南轅北轍，《海上花》把傳統發展到極端，比任何古典小說都更不像西方長篇小說——更散漫，更簡略，只有個姓名的人物更多……當時的新文藝，小說另起爐灶，已經是它歷史上的第二次中斷了。第一次是發展到《紅樓夢》是個高峰，而高峰成了斷崖。但是一百年後倒居然又出了個《海上花》。《海上花》兩次悄悄的自生自滅之後，有點什麼東西死了。」
四、張愛玲隻身逃亡海外
協和醫院割錯了一隻腎而使梁啓超死在五十五歲英年，這個細節難道是薇爾瑪•費正清寫的傳記第一次提到的嗎？當時協和醫院還給隱瞞下來，錯割乃因護士以碘酒標位標錯，而手術醫生沒有double check，這麼一絲疏忽便斷送了中國呼喚現代的第一支如椽大筆，人生恰如飲冰室主人晚期眷慕佛教所言之無常，而最早進入傳統中國的西醫及其系統可以秘而不宣的行政技術，真是叫人驚嘆！
西醫也耽誤了任公長子思成摔斷的腿，令其一生跛足。任公愛惜教誨乃至操切安頓愛子一切的苦心，在中國曖昧如晦的現代前夜，是何等感人而又辛酸，從安排學業、留洋直至婚姻，他的擇媳眼光之犀利亦可謂空前——原來思成醉心建築學暨中國古建築樣式研究，到底還是受了才女徽因的影響，這也是薇爾瑪第一手史料、首次透露？可見林徽因乃第一流人才，喜好藝術如詩歌、戲劇、美術，在賓大以美術學士畢業（雖然讀的還是建築），又去耶魯讀舞台布景，建築學於她只是次等的興趣；又可見她與徐志摩之間也是第一等人才的相慕，不必一定是男女之情，她以女流須得先屈服現實，認領梁家婚約，把志摩閃失得離婚後倉皇攆回中國、又跌進下一個「成熟女人」的泥淖中，以為替代，還不能屈服現實，須以「追求自由」之堂皇高調來掩飾，所以現代文學史早期最美的散文，是一個失戀的第一等人才的流涕，不過借了西化「自由」的桂冠而已，胡適等人對他的辯解自然蒼白，而任公的道德責難亦流於自私。思成以西洋建築理論解構中國古建築樣式之謎，完成一樁堪稱曠古之業，榮獲普林斯頓榮譽博士，又稱「大師」於中國大陸，到底不過是匠術，而才女林徽因只留下了幾首小詩，和這個世界對她的驚羨，如此而已。
徐志摩「沒心沒肺」，他想從王賡那裡奪愛陸小曼，又怕「軍閥」勢力威逼，獨自逃往歐洲避禍，卻又去找張幼儀，還要前妻陪他去看被他拋棄而夭折的兒子彼得之骨骸，還寫了一篇散文，父親做到這一份兒，大概在傳統和現代都不可思議。他與幼儀離婚，其實是愛慕林徽因，陸小曼不過他的一個『紅紛知己』，卻被「五四」時代贊為追求愛情的傳世佳話，真有些可笑。大量知名人士在此事上大事宣染，包括胡適在內，均因徐志摩的詩寫得太好。而王賡黯然退出，不以其權勢干預此「奪妻之恨」，實乃他是一個西方教育出來的人。王賡被淹沒是很徹底的，至今不僅早已被中國人遺忘，想找一點有關他身世的資料也是大海撈針一般。價值破碎下的人格破碎，其所謂「曖昧如晦」，不只是「夾在中間」那麼簡單，風俗還是舊的，新潮誘人但是也殺人，因為人言可恤，張幼儀就處處忌憚人言，父母公婆甚至弟兄兒子；林徽因「一九三四年硤石車站」，她那篇散文的詠嘆，誰又寫得出來？她一生仿佛都處在這微妙卻殘酷的caught in the middle﹙夾在中間﹚，而凌叔華何嘗不是？
林徽因此人，真是民初中國一位罕見才女，悲劇性的深刻也是群芳之冠，庶出於林長民之妾，一生為母拖累；愛幕神交於徐志摩，但不願嫁給他；與思成的感情如何不得而知，但有建築分心，可是她最傑出的設計「故都的項鍊」（北京城牆改公園）付之東流，而後她可能傷感而死。她的天賦在藝術的多方面，真正一個絕代佳人，要涵蓋了四九後的命運之逆轉，才更顯悲劇性。
八十年代我接觸梁思成題材，對他如此屈服於專制的顢頇很詫異，與他對中國古建築的醉心不協調，一種性格上的軟弱，只有對自己「洗腦」一個向度，絲毫沒有反抗，還在反右中入了黨，不可思議。從薇爾瑪的書中可以看出，這是梁啓超對這個兒子早期嚴厲的壓迫式教育的後果，使思成沒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意識，二十年代在費城留學所受西方之教育對他影響不大。
我曾為梁思成寫了一篇《最後的故都》，偶然看到一個資料，說四八年中共圍困北平時，曾到清華園找梁思成詢問攻城打炮需要避忌哪些古建築，令梁林極為感動；但江山到手後，大肆毀滅古城，為建天安門廣場先拆金水橋前三座門、正陽門牌樓，後為交通又拆東西四牌樓、北海「金鰲玉東」橋，急得梁林直哭。梁林曾飽受日本侵華戰爭之苦，顛沛流離大西南特別是李莊那九年，對他們是一個徹底的幻滅，所以抗戰後對國民黨打內戰深惡痛絕，其實他們不知道是共產黨非打不可；這個時期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一邊倒是普遍性的；後來在共產黨極權下是更徹底的毀滅，可是沒有資料顯示他們有過再次的幻滅，梁思成從精神上被征服是明顯的，那麼林徽因呢？看不到資料。他們那個兒子梁從誡有篇回憶，竟刻意突出母親「思想改造」的一些資料，尤其是林給梁的兩封信說她如何被史達林所感召，以及如何對自己「改造」，讀了令我有一夜竟不能成眠。只有第一次幻滅，此後在更劇烈的精神奴役下連第二次幻滅的能力都沒有，這是非常悲劇性的，尤其在林徽因的個案上，她是一個具有叛逆性格而又不極端的極有教養學識的天才，竟也是這種結局，這是我難過的地方。也許她的早死才能解釋。同情他們的費正清夫婦則要到八九年天安門屠殺後才有所醒悟，也是一個悲劇。從梁啓超到其孫子，真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縮影。梁從誡對其母之墓碑文革中被毀毫無憤怒。
至於胡適，五四新文化之大纛，鼓吹「全盤西化」，卻厭惡基督教之「傳教」，難道不是一種「失根」的西化？如此說來，胡適反傳統即挖「中國之根」，亦厭惡「西洋之根」，所以他一生盛名，乃是向中國輸入了一個「無根的現代化」，難怪日後中國的墮落無底。《胡適日記》中還有他對英美在華教會教育的看法，如1921年某次東興樓飯局，他認為基督教不過是「迷信」而已，雖然他們很羨慕西方近世文明如醫學、學校、貧民窟居留等等，這是民初基督教在華傳教的寶貴資料。那時有所謂「非基化」運動，當今教會人士皆認為與「五四」思潮有關，看胡適日記果然不錯。難道因此也使得中國現代前夜曖昧如晦？
王國維預知而自沉昆明湖、陳寅恪看盡興亡目失明、張愛玲隻身逃亡海外，果然中國後來「亡天下」，成了一個地蠻天荒世界，大知識分子一邊倒的阿諛新政權，毛澤東肆無忌憚地侮辱文人、調教幹部、戲弄民眾，而無人敢出一聲，出聲的都割掉喉嚨，槍斃的還要你付子彈費，由此任他鬧饑荒鬧文革，以致發生慘絕人寰之「七仙女」被剖腹；「紅太陽」民族主義交替凌遲人性，人倫及生態一路崩解至盡頭，連達賴喇嘛也逃離西藏高原，西方再此恐懼「黃禍」……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沉浸在民初人物之中，陸續寫了王賡、林徽因、徐志摩、賽珍珠等，民初真是一個群星燦爛的時代：
1、詩人：有點李白古風，仙魔而贛大；
2、才媛：冰雪聰明，卻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3、建築師：天才而自卑；
4、哲學家：透徹而圓滑；
5、維新大蠹，卻仍然「包辦婚姻」；
6、新文化旗手，二重人格；
7、雜文鬼手，自卑而陰暗。
其他如林語堂、郁達夫、冰心、丁玲、沉從文、陳衡哲……
我有時候會納悶，這樣的時代，為什麼只會星光一閃就寂滅了？
五、「我是從羅湖橋走出大陸的」
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簽子，接206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里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裡，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眾六四流亡者被那常青藤名校接納，落腳普鎮，我也忝列其間。大家在東亞系弄出一個流亡項目，有一次請歷史學家余英時講講什麼是歷史。他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則是另一回事情，你須先知道前人說過什麼，然後才知道你能說什麼。當時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貫耳的角色，且剛剛逃出一個血腥歷史，然而「創造歷史的人」竟是寫不來歷史的，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則非但沒有寫成什麼史，反而跌入一場「離魂歷劫」的個人災難史，流亡項目散了，我卻滯留下來又多年。
我孤寂中讀了余先生寫的陳寅恪身世後，又一次同他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練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裡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粱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啓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後續幾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陳淑平的引領下，從普林斯頓「1915級的優秀生」王賡開始，一路寫了張幼儀、徐志摩、陸小曼、林徽因、賽珍珠等一個「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國東岸被暴風雪襲擊的那些苦寒日子裡，用小紙條貼滿書的精彩處，再去圖書館找其他參考書。我的英文也是那時候才讀通的，寫林徽因時參考一本英文傳記，有耶魯史景遷的一篇序，寫得大氣磅礴（余在耶魯任教時，陳淑平是史景遷的中文助手），我翻不出來去請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從意思而不是從詞句上翻譯這類英文，最後還是他親自潤色的。（後來台灣出版這書中譯本時，譯者很欣賞我譯的這幾句，全搬過去了，還付我幾百美金。）那時余先生見我沉浸在徐志摩的往事裡，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給我，我是頗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寫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個世紀初的這些巨靈才媛，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卻哪一個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五四人物」練筆，其實是我的一個「書寫復甦」，不久我便應楊澤之邀，在時報《人間》副刊寫起一年「三老四少」，最後由季季編輯成書《離魂歷劫自序》，這個書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討來的。這本書寫到結尾時，屋後出現鬱金香，開得正盛。余先生暮色里悄悄來看過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叢林中，小徑狹窄而坑凹不平。那時余先生還在教書，府上門可羅雀，余太太照料著他的飲食起居，大西洋颶風或暴風雪會刮斷樹枝電線，掩埋道路，他們一直到退休後還住在那裡。
2001春天普大有一場「中國的過去與將來」國際學術會議，其實余先生的榮退典禮，我去聽了兩天他的弟子們發言，覺得他們是被「余老師」訓練得可以做學問了，都是從很小很專門的一點出發去研究，如王梵森談明清盜版問題，羅志田則談民初的《山海經》熱，羅是唯一從大陸趕來的，變得很俏皮，說余先生在大陸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從海外回國捎來一本書到處炫耀：「這本《土與中國文化》最暢銷。」
余英時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國版的韋伯「新教倫理」，講的都是一種正派商業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國生活感受很深的一點，也是這個東西，美國人人炒股，天上掉餡兒餅的大有人在，豪宅名車卻遊手好閒的人約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視其為當然，沒有嫉妒兩個字，自己依然老老實實賺辛苦錢，一分是一分，我周圍都是這樣的人，小康而快樂。中國大概要恢復到這種境地，才是正道。
大體來說，市場經濟之下，必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法制形成過程、銀行系體完備過程、保險制度完備過程、必要適量的福利制度完備過程等等，才可能把傳統的權力交換徹底轉換為市場交換，其間無數的社會化細節大概要費百年歲月，才能漸進完成，而且還必須在一個風調雨順、安定的百年裡。由此而見，中國的一切，最終還是歸結到不能激進，余英時的歷史觀在此便尤其顯出深刻。
浩瀚的中國典籍，是沒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門，也無處問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時這樣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沒剩幾個了，他從耶魯走後，那裡的中國研究，就只剩下史景漢這個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輩子給洋人寫中國古典故事的牛津漢了。往下美國學界還會不會產生一個余英時，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漢學的危機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國學界如果懂行，似應在普林斯頓或耶魯，讓余英時這樣的碩果僅存者，從中國找幾個幼童來，關在校園裡，不碰英語，專門辦私塾，也許還可以一脈香火傳承。
余先生也常說「對中國這個民族失望」。2000年法國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大早就有電話來採訪，我說這是他個人的榮譽，跟中國和中國現代文學無關，台北的楊澤一聽就笑起來說「真是怪人怪語」。其實瑞典煞費苦心，還是嘲弄了 中共當局和中國現代文學，余英時說他很高興這種選擇，但也怪我說得太極端。高之獲獎，至少是一個常識，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義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質下跌，通俗占據主流，陽春白雪已成絕響，種種下里巴人的說書、童話、言情、武俠、連環畫洶湧澎湃；相反則是，在中文世界之外，卻可養育孤獨的中文精華。後來高行健的演說詞出來，我立刻傳真給余府，余先生隨之來電話說「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並移用蘇東波句，稍改兩字贈高：「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當。
2006年底余英時獲克魯格獎。余英時的眼光，實非眼下一般中國學人所能比肩者，在於他視此獎為「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這種虛懷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對中國傳統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國傳統是「轉軸時代的原創超越」；第二、在與早期印度佛學和晚近西學的比較中認識中國傳統，擯棄「中國中心主義」；第三、中國的「朝代循環」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價值的重疊、共識多於對抗。這麼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國學人中無第二人可為，其支撐不僅在學養，更在心胸氣度，即一種態度，從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種態度。
從這裡也可窺見余的學養何以圍繞、尊崇兩人：陳寅恪和胡適，前者長於印度佛學東漸中土的學識，後者則慧識於晚近西學東漸，此相距兩個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國傳統應對變局、順應大勢，皆依據內在感悟到的人類共通價值，而這也是余英時堅守人權、人道、民主價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變局，則是傳統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餘年中土應對變局唯有激進之道，終於是耗儘自我精萃而又未得普世真道，兩廂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時潔身自好，凜然拒斥一切誘惑。他一直講兩個字：「骨氣」。
然而，從普大退休的這位講座教授，後來自願給自由亞洲電台做「特約評論員」。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電話來問，紐約時報稱香港歌劇《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網上說中共忌諱紀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溫，於是找了有關信息傳真過去，他要準備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講講，接連打了三次電話找不到我，我出去採購了。晚上陳淑平來電話才講出原委，原來余先生日前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欲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發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證「所有歷史皆當今史」，不從當下出發說歷史則無異於空談妄說。余英時滿腹經綸，把玩古今於談笑之間，卻不沾一絲迂腐或高深，當今一人而已，學問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2000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余英時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分子被「先鋒隊」視為「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1953年的詩句復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麼？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被子彈打死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要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節後余先生來電話：「告訴你一件奇聞，這次見了張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來是丁關根的太太，也就是說，這個丁關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過我完全記不得張先玲下面還有一個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這事只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傳出去啊。」秋天他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麼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
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起初我想沖洗出來，寄給普鎮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裡的設備偏偏壞了，我也沒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則一再勸阻我：「你去打擾余先生幹啥？他已經死了回家的念頭。」據捎來照片的人講，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御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曾跟我說，1978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發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記得1993年秋我們在水牛城出了車禍，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車趕來，我把余先生從病房拉到外面，哭著說「我想帶傅莉回國去」，他很詫異我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共產黨會那麼仁慈嗎？」整整二十後，2003年春我父親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絕給我回國簽證。這個時間長度，顯示了一種洞穿力，至今中國人中極少具備它。
「我是從羅湖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說。1950年，他可說是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
2026-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