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朋友們在飯桌上談的熱門話題是中國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管敏鑫教授被浙江大學非正常解除該校生命科學學院院長職務的新聞。中國青年報對此事有過兩篇詳盡的報導，故事的梗概基本上是這樣的：
管敏鑫教授於2011年1月受聘為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任期四年，他是國家千人計劃專家，也作為首席科學家成功獲得國家「973」重大科研專項。歸國之前，管教授是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教授。根據管教授於2013年10月26發布的述職報告，他在浙大任期的近三年時間之中，在學科建設、引進高端人才、學院科研經費增長和科研成果產出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然而，在2013年11月他被突然中止院長職務。據報導，他突然去職是由於學院部分人向上級遞交了「舉報信」並推動非正常程序，這部分人似乎在管教授擔任院長的這幾年有被邊緣化的跡象。
從目前管教授的非正常去職，大家又談到了2009年從美國西北大學回國、加入浙江大學任教的塗序新博士自殺的事件，在座「海歸」「海鷗」們的不安全感顯著升高。一位海歸學者說：這種有明確聘書的國家級專家與學校的契約都不算數，那麼一般人的權利就無法保障了。一位目前在中國和美國都任職的「海鷗」說：本來我還在考慮是不是全職回國，眼見發生這種事，我肯定不會回來了，準備回國的人要慎之又慎，回國前要把後路留好了，萬一被耍了，還可以「歸海」。還有一位與管教授熟悉的「千人計劃」教授說，管教授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回國後在團隊建設和科研方面做得很出色，浙江大學在這個事件中表現出的傲慢和不公正讓人心寒。
我就此事打電話詢問了新聞主角管敏鑫教授，他所陳述的該事件始末與中國青年報所報導的內容差不多。他還說，學校相關領導對他這幾年的工作成果是肯定的，校方解釋說這個去職決定是為了維持學院「穩定」，而無關「是非」。這種做法和邏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一方面他認為學校的正式聘書應該是一份法定合約，但居然一文不值;二是高校里居然有人靠「鬧」就可以讓一個機構癱瘓，而上級卻被這些鬧騰的人牽著鼻子走，把做實事的人無情地趕走。
一位歸國超過十年、目前在高校擔任行政職務的學者(他不認識管教授)認為，事情演化到這個局面與新海歸水土不服也有關係，歸國不久的人對中國複雜的人事關係缺少了解，如果立刻擔任行政職務，大部分人都可能力不從心。他說，中國高校的院長、系主任權力比國外的高校要大，同時上級、下級和同事對他的期望也更高，再加上那些在這個交替過程中權力旁落或利益失去者的不斷挑戰，日子不好過。一些海歸的誤區是太注重硬指標，而忽略與同事的溝通，急於推動國際化而忽略原有規章制度背後各方的利益牽制以及人們的心裡承受力。國內每個地方都是圈子裡有圈子，錯綜複雜，要改變很難，一不小心就捅了馬蜂窩。學校比較明智的辦法應該是為新團隊搭建新平台，而不應該讓新老幾撥人混在一起纏鬥不休，耽誤大事。
這個故事使得幾個似乎不太相干的關鍵詞在我的腦子裡反覆激盪：「契約」、「科學」、「革命」和「政變」。
契約是訂約雙方(或多方)在自由意志下約定的交易條款，也許是一份完整的合同，也許是一份簡單的聘書，甚至可以是一個口頭承諾。「契約精神」是西方現代社會運轉的基石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規則和體制以保障契約的執行。如果發生違約的情況而雙方協商不妥，在西方，當事人會迅速尋求法律系統的幫助，如果違約者是勢力強大的機構，法律系統不僅不會姑息包庇他們，而且會讓大機構付出沉重的代價。而中國社會的信任基礎是血緣和圈子，雖然也曾有「一諾千金」的美談。現在契約也在逐漸深入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但違約成本很低。特別是大機構和個人之間的合約，雙方實力極不對稱，弱勢一方從契約得到的保護很少，因此需要時時與對手機構搞好關係，以期合約得到順利執行。
科學對於中國來說也是「西學東漸」之物，起點是17世紀初利瑪竇和徐光啟合作翻譯的《幾何原本》問世之時。科學史學者庫恩發現科學進步有其結構，他認為新舊科學範式交替的過程和社會政治革命有很多相似之處，舊的範式往往和權力、意識形態等融為一體，對新思維進行排擠、甚至迫害，他把這個過程稱為「科學革命」。「革命」往往帶有理想色彩和嶄新的理念，儘管「革命」的過程也可能夾帶著世俗的醜惡，但「革命」完成之後，人類文明會因此前進一大步。中國沒有發生過內生的科學革命，也可以說，科學進入中國的整個過程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未完成的革命。
「政變」僅僅是權力鬥爭和易手，往往伴隨著醜陋、暴力甚至血腥，其間沒有新理念和新知識產生，也沒有新體制創新，當然也不會推動社會進步。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的政變頻繁，各種陰謀故事世代流傳、婦孺皆知，知識分子對這些故事和遊戲規則精通的人自然也不少。最近發生在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故事，看著就像是一場微型「政變」。
「那您現在打算怎麼辦呢?」我問電話那頭的管教授。「我從美國連根拔起回到中國，這事發生後讓我對這些人的任何承諾都不敢再信，現在還沒想好怎麼辦……」他的聲音低沉得幾乎聽不見，透過短暫寂靜的無線電波，我感受到一份茫然和沉重。管教授加入浙江大學不是單純的職業聘用，是一位懷著報答母校之情的校友的回歸。學子們對母校的情感類似「初戀」，帶著純情和衝動去愛校園、愛老師，愛曾經的小夥伴們以及已經逝去的青春歲月，而渾然不覺物是人非，因此這樣的事發生也格外令他們震驚和受傷。
放下電話，我在想：中國能否從圈子社會過渡到契約社會?科學的幽靈已經來到中國幾百年了，它會真正在中國紮根常駐嗎?我們的科學家除了接著玩祖傳的權力鬥爭遊戲，能否也掀起一場真正的科學革命推動人類進步呢?
(本文作者董潔林博士是蘇州大學商學院特聘教授，蘇州大學企業創新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她於1988年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文中所述僅代表她的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