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之弟周作人在抗戰結束後，1945年12月於北京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1949年初獲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作人從事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文革中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81歲的周作人兩次向派出所遞交「呈文」懇請恩准他服用安眠藥，進行「安樂死」。周作人最終如何結束自己的生命，香港黨媒《鳳凰大視野》文字實錄：
陳曉楠：各位好，這裡是《鳳凰大視野》，周作人1917年到北大，教授歐洲文學史等等課程，他清新淡雅的白話文曾經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當中呢更發表了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1945年周作人因抗戰期間擔任偽職，被中華民國最高法院審判，以漢奸罪判入獄十年，1949年1月，解放軍進軍長江北岸，南京危在旦夕。根據國民黨的綏靖區疏散條例，戰爭危險地區要疏散監獄，有期徒刑犯人可以擔保釋放，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被保釋出獄了。
解說：1949年的1月26號是臘月二十八，兩天後就是農曆新年了，在滿街的鞭炮聲中，周作人走出了被他視作閉關1150天的南京老虎橋監獄。
張鐵榮(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從南京監獄出來先到上海，因為北京還不知道(情況)怎麼樣?在上海期間呢住在一個叫尤炳奇的一個他的崇拜者，也算是學生的家。
解說：剛剛出獄的周作人，就此開始了寄人籬下的生活，而更令周作人躊躇的是自己今後的去留出路問題，此時老友胡適也從解放軍重兵包圍下的北平，輾轉來到了上海。
張菊香(《周作人年譜》作者)：胡適曾經托人想跟他見面，他婉辭謝絕了，後來呢胡適呢又曾經托人請周作人和他一起到另外一個朋友家去，說呢不管你到香港還是到台灣，都可以有教授的職位。
解說：胡適希望周作人離開大陸，而周作人的回覆卻出乎胡適的意料。
耿傅明(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他希望胡適呢能留下來，不要出國，他認為這是他報答當年胡適勸他，不要附逆的一個人情。
解說：附逆這個詞的意思就是變節投敵，這裡是指在抗戰期間，周作人留在北平，給日本人擔任偽職的那段歷史，胡適在抗戰之初，周作人去留難斷時，也曾經有過出於友情，勸他選擇離開的經歷。
止庵：胡適曾經給他寫過一首詩，就說這個這詩的意思就說，其中提到智者識的重與輕，就是說你是個智者，你知道走的這個輕重，留在北京照顧你家人這個是輕，你離開這到大後方去是重。
解說：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京的高校開始大規模西遷，看到同事們扶老攜幼，紛紛離開北平，周作人思想上也一度猶豫過，然而周母魯瑞不願南行，再加上魯迅的前妻和周建人的前妻子女都在周家，婦孺家眷眾多，南下的確困難，平安無事一動不如一靜，這是周作人的結論，倒也暗合他的天性。
耿傅明：喜歡這麼一種安穩這麼一種平靜的生活，不願意過那麼一種動盪的逃難的生活有關係，也可以說是貪圖安逸的這麼一個人。
張鐵榮：嚴格的說呢他還是比較軟弱的人，比較那個喜歡書齋的乾淨，生活的安逸的人。
止庵：生活比較規律，比較單調比較，就是一個學者型的人，所以有時候說他是像這個古廟裡的老僧似的。
解說：然而這個看似老僧的學者在民國初興之時，參與的新文化運動中也曾經是不可或缺的主將，他站在文學革命的前沿，有主張人的文學，到呼喚思想革命，指出「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胡適說周作人「用最平實偉大的宣言，概括了中國新文化理念的兩個中心思想」即「活的文學」和「人的文學」。
日據時期，周作人把自己的書齋改名為苦住庵，然而即使是老僧，仍要為了庵里的老小出門化齋，隨著局勢的惡化，留駐北平教授的津貼被終止了。
張菊香：所以很快的他就把燕京大學的教授，客座教授的職位辭了，然後呢就出任了北大文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這些偽職，甚至於後來還當了偽國民政府的政府委員。
解說：抗戰時期的附逆是周作人一生中的重大轉折，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最高法院宣判，周作人通謀敵國，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公權十年。幾年之後，面對國民政府大勢已去的時局，又是一個去留兩難的關頭，周作人與胡適這兩位結交了30餘年的老友，在這人生的重要時刻他們將如何做出自己的選擇呢?
胡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胡適他要走，因為他這個他，不僅僅是他幾十年對自己的一個政治行為，政治言論的一個總結性的判斷，而且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在奪取了中國政權，在北京掌了權以後，他會採取的意識形態的政策，會採取的文化政策對高校對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他是很了解。
解說：對於另一方面的周作人來說，在戰後被民國法院以「漢奸」的罪名判處入獄的經歷，以及長期以來對於民國政府的反感都使得他，難以跟隨民國政府的陣營。
耿傅明：他覺得他留在國內呢是最好的選擇，因為他的這種社會理想，就是當年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給共產黨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他認為是重合的是一致的，因為他是新文化陣營的人，所以他覺得他留在大陸，他在這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生活比在台灣要好得多。
解說：周作人感到他擔任過偽職，新政權將如何對自己，是否會出現自己擔憂的「對個人的壓制」都未可知。1949年7月4號，周作人親筆寫信給周恩來，希望求得新政權的諒解。
止庵(學者)：主要是從這個婦女問題，這個立場這個角度切入，他對共產主義加以認同，包括他自己對自己的這個附逆的這個解釋，他認為他認為這個是，如果說是這個背叛名節他承認，背叛國家他不承認。
解說：給周恩來的信沒有收到明確答覆，周作人1949年8月回到北平，再次托人探聽人民政府態度如何，不久得到消息，毛澤東說，他應該公開檢討他的錯誤，又說只要不亂說亂動，人民政府就對他寬大了，10月18號下午，周作人在兒子的陪同下，回到了闊別三年的八道灣。
陳曉楠：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文學史上開始了頌歌時代，郭沫若寫下了《新華頌》，胡風寫下了《時間開始了》等等長篇政治抒情詩，這似乎是一個歡樂的時代，苦雨齋中閒適超脫的氣息和氛圍已經蕩然無存，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時代氛圍中，64歲的周作人也開始了他的新時代生活。
解說：周作人回到八道灣後，故舊門生陸續來訪，他的學生俞平伯送來兩本自己的著作請他指正，另一學生廢名，不時在經濟上資助周作人。
耿傅明：他往來的朋友呢主要的也是跟他同命運的，同境遇的一些人，所以當時有人在周作人家裡面見到過這個錢稻孫，這個錢稻孫呢是到了五幾年，那還穿著那麼一種馬褂，在當時已經很少見了，有點文化遺老的味道。
解說：1951年1月22號，周作人在日記中記「起草信稿」，他又一次寫信剖白自己，「我的意思是不願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說成是通謀敵國反抗本國的人，以前在國民黨時代，是非顛倒的一塌煳塗，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現今相信政府最講情理，自己的事可以被了解。
胡喬木對此的報告是「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現在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毛澤東批示，照辦。
止庵：他寫的檢討不能通過，因為他認為自己沒錯，所以結果就說的，你就不能用周作人這個名字發表作品了。
解說：幾個月後，一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全國拉開帷幕。毛澤東將思想改造列為三大中心任務之一，從1951年9月30號至1952年12月26號，《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主要報刊發表了大量著名知識分子寫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文章，其中包括馮友蘭、梁漱溟、金岳霖、沈從文等人。
止庵：楊絳寫過一個小說叫做《洗澡》，就講這個思想改造，這一系列所有包括朱光潛，當時他為了要改造思想他自己改學俄語，他要從語言上改造自己思想，因為他過去他會的是英語，因為他覺得這思維我要改成俄語，因為要跟著，要跟蘇聯人想法一致。
解說：1954年周作人的學生俞平伯，因為紅樓夢研究被大規模批判，從十月到年底的的1個多月里，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批判會不下百場，見報的批判文章達500多篇。
止庵：這個批判呢是全國性的批判，這是在1954年的事情，山東的兩個學生就是李希凡和藍翎，寫這文章以後，毛澤東就批示表示支持。
耿傅明：周作人對俞平伯還是給予很大的這麼一種同情理解，或者說是這麼一種安慰的(做法)。
解說：五十年代文藝界，政治批判不斷，從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先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清宮秘史》，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以後又有「批判胡適思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到了1957年就是反右運動。
止庵：當時的這個領導各級，認為整個知識分子這個隊伍，尤其是從國統區來的，這個知識分子這撥人是完全是不可靠的，所以呢你甭管你是什麼人，你原來是左派還是右派，你整個這撥人是需要改造思想，是不可靠的。
解說：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很多學者作家廢去文章拿起譯筆，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塊壘，周作人也不例外，他在《知堂回想錄》中說，「那麼估量自己的力量，到底可以幹些什麼工作呢?想來想去，勉強說還是翻譯吧，我所覺得喜歡也願意譯的，是古希臘和日本的有些作品」。
耿傅明：那是他最想譯的東西，因為從這些東西裡面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志業所在，他的基本的這麼一種，人生的這麼一個價值觀，他的這麼一種這個理想訴求，在這個古希臘羅馬文化裡面，文學裡面都有所體現。
止庵：日本方面他譯了《枕草子》，譯了《古事記》，譯了這個《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狂言選》。
耿傅明：他認為呢就是說，日本像這個《浮士澡堂》，《浮士理髮店》這些作品，代表了日本文學中一種很特殊的一種東西，就是一種滑稽，但是這種滑稽呢他認為對中國來說是很有好處的，因為中國被道學害得太厲害了，人哪這種道學氣太重，就容不了滑稽幽默的東西。
止庵：1949年時候周作人是64歲，到1966年是81歲，這個17年裡面他一共翻譯了400萬字，一共寫作了200萬字，這個600萬字呢在他的同代人和下一代作家裡面是絕無僅有的。
張菊香：毛主席就有一個批示，說文化漢奸嗎，也沒有殺人放火，他懂得希臘文，現在懂得希臘文的人不多了，所以叫他，可以叫他搞些翻譯，將來給出版。
解說：1953年十二月，還是因漢奸的歷史問題，法院判決剝奪周作人政治權利，自此以後他成了管制對象，駐地派出所不時傳問。1956年春夏之際，周作人的命運似乎忽然有了轉機。
耿傅明：1956年所謂這個「小陽春氣侯」，政治上的小陽春氣侯，當時費孝通不寫過文章嘛，就是叫做春天到了脫掉棉襖吧，也就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開始發生一些變化。
解說：時逢魯迅逝世二十周年，《中國青年報》《新華日報》等報刊，約周作人撰寫紀念文章，結集為《魯迅的青年時代》一書，他又將從前寫的《關於魯迅》和《關於魯迅之二》略作修改。
止庵：到了魯迅去世以後，周作人寫了《關於魯迅》、《關於魯迅之二》，這兩篇文章之後，他這個態度就變了，他對於魯迅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核心的就是魯迅是人不是神。
耿傅明：因為周作人他一貫的態度就認為你把魯迅當成神來看待，當成偶像來看待，這本身就是對魯迅最大的侮弄，最大的嘲笑諷刺。
解說：借著這場政治上的小陽春，周作人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論所謂的毒草思想，說「現在提倡百花齊放，卻又嚷嚷有毒草不許放，好像預先有人承認自己是毒草，便不開放似的，天下有這種事嗎?既然齊放，也總讓他放了出來」。在這之後不久，就發生了反右運動，不僅毒草被剷除，而且萬物凋零。
陳曉楠：1951年周作人將滿68歲虛歲的時候，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不知今日為可祝耶可詛耶，莊子述堯對封人之言，壽則多辱，我以為這是很對的，80歲的時候，「壽則多辱」這四個字甚至被他刻成一方閒章，每每出現在信頭信尾，起能夠解讀的箇中況味，深切可感，魯迅因為早亡，成為了革命聖人，而周作人的長壽竟不幸印證了這句古語。
解說：政治上的小陽春氣侯到了1957年，急轉直下變為肅殺，寬鬆的輿論環境，隨著緊接著的反右運動轉變了，大鳴大放變為了噤若寒蟬，1960年《文藝報》第2期發表了《周作人有無產階級思想嗎》一文，「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內容上無甚可取之處，後期作品更是極端反動。於是周作人再度沉默，八道灣的苦雨齋，重又出現門前車馬稀的冷落與淒清。
耿傅明：這對周作人應該來說是打擊很大的，因為他自以為他唯一的價值，就在他在文化思想上還是進步的，這要說他一無可取，基本不可取，那就是說否定了他的文化上的努力。
解說：由於政治上的冷落，文章發不出去，不但被迫輟筆，經濟上也頓感困窘，這時候正是三年困難時期，物資供應的緊張，更對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了威脅。
張菊香：到了後來他又給康生寫了封信，大概是1964年的時候，六幾年的時候給康生寫了封信，因為他的生活確實是比較拮据。
張鐵榮：所以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家庭問題，促使他寫了兩次，大概寫了兩次給周恩來毛澤東一封，給康生一封，《人民文學》就跟他談，讓他自己提你要多少錢?他說我要400塊，就給了400塊。
解說：國內這些援助仍不能滿足，周作人於是頻頻向香港友人寫信求助。
張鐵榮：他要日本的那個醬啊，日本的這個燒烤啊，日本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因為他老婆是日本人啊，這個鮑耀明都滿足給他寄，他呢用自己的手稿，自己的那些解答問題啊，自己的書信啊還有自己存的那個有點值錢的東西，也寄給鮑耀明來回答著。
解說：如此哀哀求助，如周作人自己所說，真是乞食為生了，然而沉重的家累和夫人羽太信子的舊病不愈，令周家支出甚巨，從1961年年底開始，甚至把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記》也拿出來拍賣了，他在給魯迅博物館的信中寫道，如果賣不出去他將「托缽於市矣」，日記中周氏哀嘆道「回顧一生，受損害侮辱徒為人作犧牲，恐至死才能結束也」。
處於這樣的別人難以理解的痛苦中，唯一使周作人感到欣慰的仍是他的寫作，1962年6月18號，周作人開始著手翻譯希臘作家路吉阿諾斯的對話集，這也是他50多年的夙願。
耿傅明：那是他最想譯的東西，因為從這些東西裡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志業所在，它的基本的這麼一種人生的價值觀。
止庵：他對整個的古希臘文明，他採取了一個批判的態度，對其中的很多可笑的，荒唐的，荒謬的這種虛假的東西加以嘲諷，那麼周作人在他為翻譯這書寫的一篇文章里，提出這是一本「非聖無法」的著作，周作人自己的一生的思想，其實就是「非聖無法」這幾個字。
譯完這本書後，他基本上認為他一生算完成了，他在他後來80歲時候寫的這個遺囑的時候，他說餘一生文字不足道，只有這暮年所譯的《希臘神話》讀者當自珍之。
解說：1965年周作人已是年屆八旬的老人，四月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寫遺囑已有數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謂人死消聲滅跡，最是理想」。
耿傅明：周作人對文革呢他是沒有任何預見預感的，甚至在文革都起來之後，他因為這個津貼沒有收到，還要去追問津貼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寄來，他不知道這個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都已經被關進牛棚了，挨批鬥了。
解說：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時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那些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人，紅衛兵進行揪鬥抄家，大批學者，知識分子被衝擊，8月22號，一群紅衛兵小將衝進了八道灣，砸爛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母親的牌位。
耿傅明：衝到這個周作人家，讓他罰跪，批鬥之後呢就不讓他在屋裡面住了，就是在屋檐下面站了三天三夜，後來實在是站不住了，就臥倒在那個地上了，後來通過向紅衛兵求情呢，讓他就是在一個這個，他家的日式的那個澡堂裡面住。
解說：81歲的周作人兩次向派出所遞交「呈文」懇請恩准他服用安眠藥，進行「安樂死」，早點結束對他來說是痛苦不堪的生命，當然無人會理睬他的「卑微」的要求。1967年5月6日，節氣立夏，那天中午，周作人吃了碗玉米粥，下午兩點多鐘，鄰居隔船發現他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極不自然，家人被叫回來後，發現周作人已經渾身冰涼，沒有了氣息。
止庵：他把他的書房命名為苦雨齋，雖然他一生有很多的波折，有好多我們說毀譽參半的事情，但是歸根結底這人是一個讀書人，那這個讀書人呢，他的讀書的地方就是苦雨齋，所以我覺得這個苦雨齋就可以說是他的一個精神象徵。
陳曉楠：1919年魯迅買下八道灣這套住宅，一家人住進來的時候周作人是34歲，在這裡他前後度過了40多年的時光，這裡是他們一大家子人三世同堂天倫樂融的地方，也許他與兄長反目成仇分道揚鑣，乃至終老也未能再複合的地方，這裡是他在城池淪陷也未舍離棄，終使得他淪為罪人的地方，而這裡也最終成為目送他離別這個塵世的地方，周作人也是我們追憶的5位新文化運動旗手當中最後辭世的一位，從我們站立的這個時間坐標點，向民國誕生之初的那些先知們所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回望，我們已經跨越了將近100年的時光。
